关于实行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54（2000）02－003－05
1998年以来，国家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价格水平连续下降等经济趋势，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同时促进出口，大力抓紧调整经济结构等政策措施，应该说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已经并且正在取得积极的效果。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方针，不仅是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实际困难之必需，而且是下世纪长远发展的需要。这是十分及时而明智的决策。
从50年代后期起四十多年来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高积累、低消费”、“重投资、轻消费”，以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在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上应该从以扩大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以扩大消费为主来拉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要把现在强调的扩大内需为主的方针提高到转变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来认识、来实行。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在要求。本文试图就这一命题作一探讨。
一、建国以来我国积累消费情况回顾
从1953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我国一直奉行“高积累、低消费”，“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据统计资料，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的积累额大部分年份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例为30%—35%，有的年份高达40%以上。这种“高积累”的政策，应当说对较快地建设我国工业化的基础起了较大的作用。但是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第一，由于积累率过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而投资的结构又不合理，国民经济发生多次失调，不得不进行多次调整，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第二，为了支持“高积累”，就得实行“低消费”，国家对各项工资进行严格的控制，特别是在调整经济中不得不冻结职工工资水平。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冻结职工工资，而且冻结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达十年之久，使人民群众的消费一直处于极低的水平，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1979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初期，我国曾经广泛探索过国民收入的使用分配问题。当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积累率决不能过高，应该保持在占国民收入的28%左右，以不超过30%为宜。因此，国家逐步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增加干部职工工资，以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并在工业生产中重视发展轻工业，增加消费品供应，以满足人民需要，从而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得到了一些调整，国民经济也得以比较协调地发展。但是从1984年下半年起在要求国民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政策推动和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权限逐步分散，银行信贷经常失控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热重新掀起，积累率重新拉高。据统计资料，1985年开始，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经常在36 %左右，1993年到1998年高达40%以上。应当说，在这十多年中由于投资的扩张，粗放式地拉动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确实比较高，城乡居民收入也有了较大幅度地提高。那么能不能说国家在采取“高积累”政策导向的同时，又很重视了消费呢？我认为从国家实际执行的政策导向来分析，不能这样看。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大，固然有国家在农业发展后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逐步提高，对企业放权让利，允许给职工发放奖金，提高福利的因素，但主要的是投资扩大后，企业增加，就业人数增多，以及在体制转轨中经济管理工作赶不上，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而出现寻租收入大量增加，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不断蔓延的结果。十多年来“投资饥饿症”、“短缺经济恐惧症”始终影响着各级政府的经济决策。一方面是全国多次叫喊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而实际上投资规模始终控制不住；另一方面对消费则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抑制。特别是由于寻租收入膨胀，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泛滥，形成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例不断下降，居民收入所占比例上升过多后，更是惧怕消费的膨胀。以致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干部、职工的正常收入一直没有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中那种“吃大锅饭”、严格控制管理的办法，对干部职工的工资调整次数很少，调整幅度也不大。上述那种在实际工作中“重积累、轻消费”，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为主的做法产生了许多问题。一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过滥，出现了大量的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导致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调。这几年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困难都是由此而形成的。二是对干部职工的工资收入制度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以致正常收入不能与国民经济增幅同步增加，而另一方面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却难以抑制，不断膨胀，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1985年增加5.5 倍， 农村居民人均总收入较1985年增加4.13倍，人均纯收入增加3.84倍，均低于同期GDP增加6.57倍的增幅。而据许多专家测算，1996年城乡居民实际总收入比1985年增加7.36倍，高于同期GDP增幅。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 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增加，所以从居民整体算帐，收入增幅很大，而实际消费倾向却下降。1996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45.12%，比1985年的52.19%下降了7.07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最终消费－政府消费）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国“重积累、轻消费”，以投资拉动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就，但是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现在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冲刺阶段，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真正把扩大国内消费作为主要着眼点，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许多矛盾可能会更加突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也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二、以消费拉动经济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要从理论上明确消费是投资、生产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划”一书中精辟地论述了生活和消费的关系。他说：“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第一，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第二，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从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可以理解，扩大投资，发展生产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扩大投资，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消费，如果没有消费，扩大投资，发展生产，就没有动力、没有意义。我们现在提出以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发展，就是从这个理论出发。以消费为主，并不是不重视投资，而是说扩大投资，发展生产要围绕消费这个目的来安排。投资的多少，投资的投向都要以消费的发展趋向来决定。过去我们许多问题的形成就是不根据市场消费需求来扩大投资，增加生产，不是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扩大投资，增加生产，结果产生了经济发展中的失调。
（二）要从理论上明确消费率和积累率的协调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马克思在论述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深刻地指出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生产之间互提要求、互供产品、互为市场、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关系。他提出扩大再生产得以实现的三个条件中一个条件是：第二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应当等于两大部类原有可变资本，加上新追加的可变资本，再加上剩余价值中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马克思论证的条件揭示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同样是适用的（马克思讲的“用于资本家个人消费部分”，目前其大部分可视为社会公共消费部分）。过去我们对于马克思的论证只重视第二部类产品不足的问题，经常怕商品匮乏，通货膨胀，对于产品过剩则很少注意到；只重视等式的前部分即供给部分，对于等式的后部分即需求部分则很少注意到，现在应当全面地观察。从马克思论述的等式看，解决产品过剩，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要缩减那些超过社会需要的产品，第二则要扩大个人消费和社会公共消费。这里要特别重视马克思关于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没有劳动力的再生产，整个社会再生产就无法进行的论述。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范围也将扩大。因此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不仅要保证原有的劳动者的消费总额水平，新增劳动者的消费额，而且要注意提高新老劳动者的消费水平，以求适应在科技不断发展中劳动者必需提高其素质和生活的需要。
（三）要在理论和实际上明确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持续发展经济，重视对外贸易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扩大国内需要。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增加很多，1997年我国出口依存度已达20.27%。这两年由于种种原因，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仍然不算低。最近我国争取较快地加入WTO，目的是使我国的出口额能够有所增长， 从而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这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扩大出口，带动GDP 增长的贡献率不能期望过高。第一，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看，许多人口较多的国家的外贸依存度远没有中国这样高（例如美国），他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有利于我国扩大出口，但是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中竞争也日趋激烈。随着我国国民收入逐步增加，我国出口的竞争的一些优势（例如劳动力成本低）可能要弱化。要大大提高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是困难的。第三，我国人口众多，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广大，发达国家都把眼睛盯住我国市场，我们本身更应该重视在加入WTO 后国内市场中与国外企业进行竞争，争取在国内市场中的较大份额。否则重视出口，忽视内需，可能得不偿失。
（四）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看，凡是国家重视提高消费率的时期，人民群众积极性高，经济发展比较协调，经济效率也较高。例如“一五”时期，国家既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水平，又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消费率平均达75.8%。这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很好。又如改革开放后纠正“洋跃进”， 控制投资的同时， 重视消费， 从1980 —1984年5月消费率平均为69.94%，这几年国民经济发展也较协调，经济效率也较高。
（五）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看，“高积累”中存在着极大的浪费，相当一部分投资非但没有效益，反而形成了以后经济发展的包袱。例如1958年后大跃进，带来了三年困难，在经济调整中许多项目被迫下马。70年代的“高积累”，建成了大批三线企业，也出现了大量浪费。80年代后期的“高积累”又造成了大量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现在经济结构失调，生产力过剩，大量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至今步履维艰，许多企业不得不破产。另外在我国历次经济超高速增长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存货，积压在仓库里，占用浪费了投资。这些情况都说明，我国如果加强对投资的管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投资配置的作用，降低一些积累率，相应地提高一些消费率，不仅无害而且是有利的。
三、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为主的对策研究
（一）把逐步适当提高最终消费率作为“十五”计划的重要指导方针，并作出具体安排。过去我们在制订计划中往往是重视投资，而疏于研究消费。“十五”计划要改变这种状况。建议“十五”计划内提出最终消费在GDP增长额中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58%，逐步提高到65 %以上的目标。为了提高最终消费所占比重，要深入研究各种促进引导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同时研究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政策措施，以求达到扩大消费和维持原有投资效果的双赢结果。
（二）逐步提高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群的收入。在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中提高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群的收入至关重要。一是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实际收入和收入预期的逐步提高，可以较快地促进消费的扩大。二是他们生活支出中恩格尔系数也比较高，收入提高后，能够促进农副产品卖得动，卖出好价，增加农民收入，改变这两年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局面。提高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群的收入，必须按照开正门、堵偏门邪道、实物分配、福利分配货币化的要求改革工资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第一，逐步提高公务员工资收入，进一步拉开级差，并加大反腐败力度，逐步达到高薪养廉。第二，逐步提高教师科技人员工资收入，使他们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羡慕的职业。第三，放开搞活国有企事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工资管理，建立与效益挂钩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支持效益好的企业经营者、事业管理人员以及职工得到较好的工资报酬。第四，在实行医疗、住房、机关后勤等改革的同时，对公务员和国有单位职工因此而增加的支出进行适当补贴，以减少各项改革对收入预期带来的影响。第五，较大幅度地提高离休人员的工资待遇，逐年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逐步提高失业、下岗人员的待遇，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在提高中低收入群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是财政能否负担。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财政是与经济息息相连的，内需扩大，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就可以持续增加，相反内需减少，经济萎缩，财政收入增加也就困难。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增加财政平衡的困难，但是随着收入分配合理制度的确立，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反腐败力度和效果的扩大，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些。
（三）积极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其重点：一是要帮助乡镇企业进行第二次创业。二是要扩大对农业科技收入，提高农副产品质量，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保证增产、增收。三是要继续做好扶贫工作，完成扶贫任务，巩固扶贫成绩，防止部分户返贷。
（四）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扩大就业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搞活经济，对扩大再就业面，增加居民收入至关重要。现在各方面已对此予以重视。要继续发挥财政货币信贷政策作用，支持各地广泛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风险投资体系，使中小企业获得较多的资金支持。当前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县（市）一级机构的定位问题。在国有商业银行一级法人、集中管理的体制下，现在基层行处基本上没有信贷处置权，而城乡信用社的资金力量又很有限，这对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十分不利。建议改进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制度，将其县（市）一级基层行（处）定位于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上，允许基层行（处）自主运用其大部分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人民银行也应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基层行处。
（五）积极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消费。1999年以来举办消费信贷，已初显作用，应当继续下力气推动住房、教育以及家用电脑等方面的消费信贷。为了积极推动消费信贷的发展，各大中城市国有和其他商业银行应当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个人消费信贷资信调查档案，并组织消费信贷银团，联合进行营销，以求较快地建立个人消费信贷制度，较快地推动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还可以设想，商业银行举办银团消费信贷后，可以在资金暂时短缺时向人民银行办理短期贴现。
（六）积极推动科技进步，帮助国内企业在扩大内需中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近一二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中用于技术改造部分呈停滞状态，需要引起高度警惕重视。现在我国即将加入WTO， 如果国内企业不及早进行技改，加快科技进步，势必削弱其将来的市场竞争力，即使国内需求扩大了，也很难把国内企业的生产搞上去。为此，应该高瞻远瞩，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安排一定的资金，增加国有企业进行大中型技术改造的资本金。（我认为只办贴息贷款是不够的）对上市公司发行股票和配股所获资金，也要引导他们主要用于科技进步。财政、银行要紧密配合，积极支持风险投资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增加科技进步的财政和信贷投入。建议及早建立高新技术企业上市的二板市场，以广泛吸引民间投资。
（七）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调节收入，降低基尼系数。最近国家开征利息税是调节收入、扩大内需的一项良好措施，但不少人对此理解不够，需要对市场运用个人所得税这个工具，调节收入分配，支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应该把这项工作抓好，并及早制度化、规范化。建议“十五”计划期内适时地实行储蓄实名制、个人收入申报制和按收入总额开征累进所得税的制度，以调整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这对扩大内需有利，对发展经济有利，对稳定社会也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