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伟人和中国经济学发展之路——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之路论文,中国论文,江泽民同志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个站在历史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150 余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概括。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根本经济问题，始终是发展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面对着拥有以大工业为主体的现代生产力的强大西方国家，备受侵略、掠夺。最初，人们只看到中国军事落后，后来逐渐认识到：西方军事力量强大，是有发达的、现代化的经济作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现代化的经济，以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现代国防就建立不起来，建立起来了，也维持不下去。于是，人们的认识前进了一步。少数先进人士提出了“先富而后强”〔1〕的口号， 认为要使国家独立、强盛，不受外来侵略、欺凌，就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发展经济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要害。由此开始，发展问题就成了中国研讨经济问题的中心，中国人士所提出的各种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其实都是环绕这一中心展开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途径，二是创设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根本政治前提。
首先看发展途径问题。鸦片战争以前两千余年，中国的生产一直是以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方式进行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生产，每年的生产规模基本上差不多，一般不增加投资，不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革。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人们对生产的要求一直是丰衣足食，维持原来的生产水平。生产的剩余，均被地主及封建国家所榨取并用在非生产的用途上；即使少量能够存储下来，也只是用作预备天灾人祸的储备，而不是用作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事实上不存在发展的问题。在鸦片战争前两、三千年，经济发展的问题可以说一直是处于经济研究的视线以外的。
鸦片战争后的情况不同：中国根本不可能在过去的生产方式和方法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而必须采用西方的生产方法，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自己。这就意味着在生产方式和投入产出方式方面实现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变革。这可说就是中国在发展途径方面的实质所在。
其次看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解决自己发展的政治前提：英、法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日本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都是如此。不解决发展的根本前提，发展就会受到严重阻碍而难以实现。
中国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问题特别严重，解决起来也特别艰巨。中国是受封建统治两千多年的国家，封建势力特别强大，而且根深蒂固。中国的革命，单从反封建的任务来说，其艰巨性就非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能相比。不止如此，在中国的发展开始成为中国的根本经济问题时，中国已经沦为列强共同掠夺和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列强不仅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压迫中国，还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统治中国人民，压制中国人民的发展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不存在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孙中山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中国人民已为解决这两个问题以改变中国贫穷和衰弱的状况进行了许多次前仆后继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先进人士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也逐渐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说来，对这两个问题都还没能形成完整、明确的概念，更谈不上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找到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道路。
（二）
对于孙中山，我们总是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如果把“革命”二字理解为既进行自下而上的推翻反动统治势力的斗争，又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除旧立新的深刻改造，这种评价当然是全面的，准确的；如果只从进行推翻反动统治势力的斗争来理解，那就还意犹未尽。事实上，孙中山自走上历史舞台开始，直到他喊着“和平，奋斗，救中国”结束自己的最后一息，他一直是既要进行推翻反动统治势力的斗争，又要把一个落后的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先进的中国。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方面，他都注意到了。
孙中山的发展思想，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的意义
孙中山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关系中国自身的兴衰存亡的大事，不仅是中国“存亡之关键”，〔2〕“兴国之要图”，〔3〕也是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起来了，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对维护世界和平，将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他驳斥了当时一些外国侵略分子所散布的中国发展和强大将造成“黄祸”的谬论，指出：中国发展了，资源得到开发，人民生活变富裕了，将会成为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市场，世界各国都会由此得到好处，这不仅不会成为“黄祸”，而且“还可以变成黄福！”〔4〕
2.发展的目标
孙中山为中国的发展指出了两大目标：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和救贫防不均。
孙中山指出：中国发展要采用西方的最新方法，就可以避免西方走过的老路，大大加快发展速度，从而在二十年、十年乃至三、五年内和欧美国家“并驾齐驱”，甚至“驾欧洲而上之”。〔5〕
孙中山认为中国可在这么短的时间发展起来，赶上并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当然是超越实际的主观愿望。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西方走过的路，应该有更高的速度，这当然是对的。他的急于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激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救贫防不均的目标，是针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造成了贫富严重不均和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激化而提出的。孙中山认为：在这方面中国也应避开西方的老路，要在努力发展经济以救贫的情况下，采取措施防止严重贫富不均现象的出现。
孙中山认为中国当时还不存在严重的贫富不均，只有当将来经济发展了，才会如此，所以在当时还不应纠正不均，而只应着手防止未来的不均。他认为当时的贫富不均还不严重，还不是现实问题，自然是不对的。但是，他认为经济发展会使贫富差距拉大，因而在发展中必须及早注意此问题，这却无疑是正确的。
3.发展的模式
孙中山要学习西方，但又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满意，认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6 〕于是就想寻求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他建议的模式，叫做民生主义的发展模式。
民生主义的发展模式是要通过经济发展来改善民生，防止发展成果为少数人所垄断。民生主义包括两方面内容：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前者是主张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以防止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地租及地价的迅猛增长所产生的利益落于少数人之手；后者是主张国家在工商业发展中采取措施防止形成私人垄断，其具体措施包括发达国家资本和用累进所得税、工厂立法之类的措施节制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措施中，主要内容是发达国家资本，即对有垄断性的大企业由国家投资经营，以防私人资本操纵国民经济命脉。
孙中山把他的民生主义发展模式看成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根本不同的，而且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模式，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7〕
在孙中山以前，谈中国发展问题的人都是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的榜样，孙中山实际上也是如此。他的平均地权解决了封建土地制度对发展的阻碍，节制资本靠国家集中力量建立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都可以大大加快资本的发展。但他一再表示对西方的发展道路不能满意，并且表示了寻求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愿望。所以，列宁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为“主观社会主义”。〔8〕
4.发展的战略
孙中山不但重视发展问题，还为中国的发展制订了发展战略。他写的一部专书《实业计划》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的发展战略是：从交通、原材料、能源、港口、市街等基础设施及衣、食、住、行等民生日用品的生产这两个方面着手，带动中国经济建设“万端齐发”，〔9〕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基础设施的建设由国家进行，以利于支持全国的经济发展并防止私人垄断；衣、食、住、行等民生日用品的生产经营，则允许和鼓励私人经营：“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10〕
5.发展的条件
中国的发展需要各种新技术、新设备，需要大量资本和大批人才，这就是发展条件问题。这些条件从何而来？孙中山认为：只靠中国内部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从外部想办法：“凡是我们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的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1〕为此，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从近代世界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孙中山深深认识到：对外开放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式的“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止可利用其资本、人才，而主权万不可授之于外人”，〔12〕“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13〕
6.发展问题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
对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方面，孙中山都注意到了。不论是在革命较顺利发展的时期，或是遭遇严重挫折，处于低潮的时期，他都是既坚持革命，又积极宣扬发展。对这两个方面，他都是抓住不放，而且对两方面的联系，已经有所认识。在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他曾谈到：一个国家“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则贫。以前为满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14〕这表明：他所以进行推翻清朝的革命，就是要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
孙中山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思想初步具有了自己的完整体系的表现，它包含着很多值得珍视的思想遗产：他同时注意了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方面；他第一个为中国的发展制订了全盘战略；他重视农业问题，把平均地权看作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他提出了靠国家和个人两方面力量来发展经济的主张；他强调发展应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论证了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以至今后的相当时期，仍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但是，孙中山对中国发展的两个方面，一个也未能解决。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但到临终还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发展计划，在他生时更只能是空中楼阁，没有实现的可能。他不满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愿望，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怎样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是认识不到的。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5〕中国发展的路是修远的，一代伟人孙中山未能解决的任务，其接力棒传给了继起的伟大人物——毛泽东。
（三）
毛泽东在中国发展问题上所做出的贡献，主要在于：
1.对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应集中力量解决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
孙中山已有了推翻旧政权为中国发展创造政治前提的认识，但他的这种认识还是不够明显和一贯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处于分裂、内战的极其混乱的时期写出《实业计划》，呼吁全国以及国际资本共同从事中国的大规模实业建设，就说明他对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的认识不足。
毛泽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他一方面把对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为判别“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16〕的根本尺度，另一方面又强调：“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求得国家的富强”，〔17〕结果只能是一个归于幻灭的梦。要求得中国的发展，首先要集中力量解决发展的政治前提问题。他并且提出：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根本政治前提的，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制订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
2.找到了通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的路。
孙中山就希望中国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但这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在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8〕但是，对于这种可能性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列宁没有指出。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无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9〕
3.指出并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将是一种包括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多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和作用不是齐一的，而是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所以必要，是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既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经济成分以发展生产力，又要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条件。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毛泽东回答说：“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20〕
4.中国的发展，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路，又要避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很注意研究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经验和存在的缺点、错误，明确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种可能。”〔21〕
毛泽东对苏联建设经验及缺点、错误的认识，自然也难免有其局限，但重要的是，他为找到一条更适合中国的建设、发展之路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5.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且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了两步走的设想。
这一设想的大致内容是：“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22〕
6.他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完全适合”的错误观点，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新观点。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3〕不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24〕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曾力图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已经提出了一列系十分宝贵的认识。但他没能像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那样最终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晚年，他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犯了许多错误，在理论也提出了一些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同他自己的上述正确认识也相背离的观点和论断。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同意以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而是坚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违背了自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建设长期性的认识，急于求成，提出了大跃进的主张；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中，他离开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急于在生产关系变革中求快、求高、求纯、求大等。
毛泽东未能最终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位伟大人物邓小平接过了接力棒，为中国找到了完满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四）
孙中山提出了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方面；毛泽东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根本政治前提问题，并指出了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的路；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解决了怎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中国的问题。
邓小平关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中国的思想，主要内容为：
1.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的论点。
邓小平在论述革命和发展生产力的相互关系时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25〕他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断言：“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26〕
在此思想指导下，邓小平领导全党重新明确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中心，并制订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2.从中国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
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为起点，如果对实际情况没有正确的估计，制定发展规划就缺乏切实可靠的基础。针对此点，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7〕
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的提出，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28〕
3.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要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即从1980年起，用十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然后再用十年再翻一番，“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9〕
4.批评和纠正了生产关系改革中一味求快、求高、求纯、求大的错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主张。
邓小平批评了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不从实际生产力水平出发一味追求速度和形式的倾向，他以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指出：“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30〕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生产力水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主张。
5.解决了共同富裕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本质特点，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一贯坚持这一点，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1〕“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32〕但是，中国国大、人多、各地方情况很不平衡，如果要强使一切人、一切地区同步达到共同富裕，势必会使一些条件有利的人和地区无法利用优越的条件求得发展，挫伤他们及它们的积极性，也会因而使全国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难以实现。邓小平辩证地解决了这一矛盾，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他说：“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
6.提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的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开始，就一直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本质事物，而把市场经济看作同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不相容的，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34〕
但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证明：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源和信息的充分合理的利用，是必要的，不可少的；而计划经济虽在社会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起过重要作用，但一个全面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并不适合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的要求。于是，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日益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改型的问题。但如果计划经济是同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事物而市场经济相反，那么，这种改革就将意味着要么束缚生产力发展，要么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这样的两难局面。
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5〕
（五）
经济思想是社会经济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经济发展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思想、理论方面的落后。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从十六世纪起，中国经济日益落后于西方，中国在经济思想方面也开始落后。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在经济学领域，同西方的差距就更其巨大了。中国既有在经济发展方面赶上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有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改变落后状况的任务。中国将怎样在经济研究领域迎头赶上呢？在这一领域中应在什么地方实现突破呢？中国近现代的根本经济问题既然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自然也最有可能在发展经济学方面首先进入世界前列。
发展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支，它最先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问题早已不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学者研究这一对自己国家没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不免有隔岸观火的情况；而且，在掌握材料上也会受到严重局限，不能够掌握和体会来自亿万人民的最生动、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这种限制就为发展国家提供了在发展经济学领域首先先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可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任务最为艰巨。中国人民为解决发展的任务，前仆后继，奋斗牺牲，付出了极大代价；一个半世纪以来，积累下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和资料；先进的中国人为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而千辛万苦地上下求索，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大伟人对中国发展问题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近、现代中国人民在此问题上的最高智慧的结晶。今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将持续半个世纪左右，中国人民在发展方面还将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智慧贡献于世人。
注释：
〔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外合力防俄》。
〔2〕〔3〕《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卷，第248页。
〔4〕《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4页。
〔5〕同上书，第15页。
〔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卷，第765页。
〔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1卷，第429页。
〔9〕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3集，第293页。
〔1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53页。
〔1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
〔12〕同上书，第5卷，第623页。
〔13〕同上书，第6卷，第248页。
〔14〕同上书，第2卷，第322页。
〔15〕屈原：《离骚》。
〔16〕《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 第1079页。
〔17〕同上书，第1080页。
〔1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9卷，第147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20〕同上书，第1卷，第160页。
〔21〕同上书，第5卷，第267页。
〔22〕《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23〕〔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28〕《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6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3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07—308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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