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的专业分工问题（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社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专业分工形成的历史与客观条件
出版社专业分工，是我国出版工作实行宏观管理的一项行之有效的重要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特征之一。从我国长期实践的经验表明，出版工作要满足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就有必要对出版社专业分工进行定位和管理，并在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形成布局比较合理、完整和全方位的出版体系。
“各专一类”的建社原则之确立。早在建国之初，我国出版界领导人在总结我国出版事业的历史经验，思考和酝酿我国出版管理体制时，就提出出版须分别部门“各专一类”的设想。1950年10月28日《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为了便于提高出版物的质量，专营出版工作的出版社，首先是公营出版社，应当按出版物的性质而逐步实行大致的分工，……以克服出版工作中的盲目竞争和重复浪费现象。”同日，出版总署《关于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五次决议的通知》的第二部分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中，又规定：“计划中应拟定专业化的方向”，“出版机构应主动地按照一定的方向联系作家，组织稿件。”
我国出版社的创建，在“各专一类”的原则指导下，就确立了以学科（如政治、文学、经济、科学等）或以读者对象（如青年、少儿、工人、妇女、部队等）、不同文种（如外文、民族、盲文等）划分为各个门类的专业出版社。后两类出版社就其出书内容来说，又是综合的。属于中央一级全国性的出版社，大都是由各部、委、局主办并为各个部门的事业发展服务的，其专业特点比较明显。另一类是各省、市、自治区一级出版社，80年代以来虽然已经从综合性人民出版社发展为具有一定格局的专业出版社，但其专业性仍有限定，如科技、少儿等只是从读者对象方面带有分工特点，但就其内容方面看仍是综合的、多方面的。
专业分工是对出版社权利资格的确定。出版社专业分工这一制度曾于1980年由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制订、中宣部转发的《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中作了规定：“不同性质的出版社，按照各自的分工和特点，确定出书范围。专业出版社应出版有关本专业的图书”。直至1983年6月6日，专业分工问题又被写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社工作的决定》中，“决定”除重申“条例”的规定之外，还特别强调：“各类专业出版社，要集中力量出好有关本专业的图书，各大学出版社，要根据各自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安排出书，各出版社都不得越出确定的出书范围。”尽管随着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以及技术的专门化和综合化的发展，对科技出版社出书范围进行“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调整，但在近十多年来，出版行政领导机关在制定的有关法规性文件和颁发的通知、通报中，仍一再重申坚持、贯彻专业分工的原则。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对专业分工和出书范围的限定，是对出版单位的权利资格和行为资格的确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中外出版专业发展的历史看专业化的趋向。我国传统的出版业虽然没有实行像我们那样可以运用行政力量和指令计划做到明确的分工，但在长期办社过程中，形成其专长、特色和优势，是依靠各社自己的特有力量与外界的环境交流、融合而成的。如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除编印学校课本和编纂工具书作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于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和我国古籍文献的整理；中华书局以其自身历史悠久的特点，着重印行工具书、学术专著和学术读物；开明书店也规定以中等教育程度的学生、知识青年为自己服务对象，出版文史知识和青年修养读物，曾影响一代青年人的成长。
台湾的出版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一般也比较注重追求自己的个性。如传记文学出版社以“熔史学与文学于一炉”为旗帜，先后出版了传记文学的丛刊、丛书、集刊及文学传记史料等400多种。纯文学、大地、尔雅等出版社多出纯文学读物。照明出版社多出科幻读物，一心要成为“孕育科幻文学的温室”。汉声杂志社则以弘扬民族文化、出版民俗文物读物为职志。星光出版社投下大批人力、物力致力于古籍文学的翻译出版。
国外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版业虽然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和明确分工，但出版社为创立自己的牌子，也大都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出版社内外部人才资源、编辑力量，确定自己的出书方向，并在某一学科或专业方面有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以至于自然形成不同类型的出版社。美国出版界认为，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而在组织读物上作出调整是有困难的，大多数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着战前那种以产品类型分设部门的出版社。
国外和旧中国的出版业，在长期出版实践甚至代代相传的过程中，经历漫长的、痛苦的、激烈的自由竞争，才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专业特色。但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版不仅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带有种种病态。早在40年代，我国出版界有识之士有就曾提出建立专业分工的设想，说“出版界的自由竞争，往往浪费了许多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因为竞争，于是力量分散；因为抢先，于是无暇详审，循此结果，所出书报虽多，但是精密完善的却是很少。因此笔者认为出版界应组织起来加以编制，予以调整，竭力免除竞争，而使各自发挥其特征，尤其在资本都很有限的中国出版界，最好每一出版家都认定一个部门，出版其专门的书报……这样就不致有互相冲突之虞，而可免竞争之弊了。”作者对出版专业分工虽有良好的愿望，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也只能是感叹而已。
专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专业化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这种分工尽管也有科学交叉的存在，但总的趋向是越来越细，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向更高层次推进。出版社的专业分工，使整个出版生产在宏观调控的基础上达到平衡协调的发展，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进步总趋势的。出版作为物化的精神生产，是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发展相适应的。出版社专业分工，也是出版业社会化发展和出版工作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我们这个出版大国精神产品生产进行总体规划与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我国出版社的建立，一开始就是实行条块结合、双重领导的出版体制，各社都归属国务院部委局和团体，而这些部门又有各自的明确任务和分工范围。因此，从出版社建立之日起，也就自然形成了分工。这种对众多的出版社组织合理的、有序的分工，是分散的、无序的、出书随意性很大的出版社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无法比拟的。
专业分工有利于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出版社实行专业分工这一制度，有利于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以质取胜；有利于优化选题和合理调整图书结构，提高图书质量，搞好长远规划，扩展出书门类，填补出书缺门；有利于培养专业编辑人才，各尽其能，发挥所长，提高队伍素质；有利于团结和稳定一支专业的编著译者队伍，建立长期联系和合作的关系；有利于加强领导和宏观管理，更好地贯彻出版方针和办社宗旨；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物资的综合利用，加强经营管理，发挥出版社的整体效益。
二、专业分工制度贯彻的情况和问题
绝大多数出版社对专业分工持积极的态度。出版社专业分工执行情况总的是好的，绝大多数出版社都能自觉地、坚定地贯彻执行。我国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与实行专业分工这一制度是分不开的。除中央一级出版社从建社开始就确定专业分工范围，并有新的扩展外，地方出版社则从1979年起，由群众化、通俗化、地方化的“三化”方针，改变为“立足地方，面向全国”的方针，一般都由原来的一省一个综合出版社分解或转变为科技、少儿、教育、文艺、美术、古籍等专业性的出版社。这是我国出版事业的一种进步。通过这一变革，有力地增强了地方出版社活力，出书品种拓宽增多，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基本形成了多学科、多门类、多层次的作者群，编辑力量也得到了相应的成长。随着地方出版事业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促进了编、印、发、供各个环节的同步发展，形成了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一条龙格局，地方出版社成为异军突起的一支有生气和活力的方面军，与中央、上海出版工作相得益彰地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突破专业分工导致出版秩序的混乱。这几年由于出版社发展过快，有些出版社发育不够，队伍的生长和素质的提高都跟不上事业飞速的发展，同时，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一些人受到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不顾专业分工的规定，追求有经济效益的热门书，什么书赚钱，就争出什么书，打破了专业分工，导致出书品种盲目膨胀，内容大量重复，质量滑坡，结构失衡，造成出版工作无序和混乱。一些出版社甚至铤而走险，铸成大错。
经济收益上的差异与专业分工虽有联系但并非必然。在坚持专业分工上遇到的另一个困扰就是出版社之间经济效益的差异，即不同类的图书投入的劳动所得效益差别过大，经济上苦乐不均。这种状况日益明显，以致成了一些出版社打破分工的内驱力。如何看待？一方面要看到由于专业分工而造成社与社之间存在经济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所有苦乐不均都归于专业分工。确有一些出版社在自己的分工范围内加强市场调查，面向读者需要，努力开拓选题，强化经营管理，既形成了出书特色，又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地方古籍出版社一般在经济上都较困难，但承担地方古籍出版任务的湖南岳麓书社自1982年建社以来，在国家没有任何补贴的情况下，奋斗10年，走出了一条以书养书的路子，成为在全省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较好的出版社之一。再如，同样地方科技出版社，安徽科技社年利220万元，人均创利5.26万元，大大高出别的科技社。他们之所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主要是着力抓优化选题，提高质量，得益于加强经营管理，扩大自办发行。经济效益差异大，与专业分工虽有一定关系，但出书范围不是影响经济效益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决定的是选题开拓。在任何出书范围内，开拓优、特、新选题，都可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待续）
注释：
① 见扬寿清著《中国出版界简史》，1946年8月上海永祥印书馆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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