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
南 晨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市内中山路用卡车、骡马车、自行车，以及儿童车等装载抢劫的财物
一、北平沦陷后的文物劫难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所到之处，上至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下至私人藏室，均无一例外遭到野蛮洗劫与破坏。
北平（今北京）沦陷后，最先被洗劫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故宫所存大量珍贵文物虽于“七七事变”前避敌南迁，但仍有一批珍贵文物没来得及转移，只有总务处长张庭济奉命留守。1937年8月，日军闯入故宫和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
目睹当时情况的美国汉学家珍妮特、沈大伟说：“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
本实验中，设定K-Means算法的聚类个数为10.由表2可以看出，在聚类评价指标ACC和Purity上，IOCAP算法的各项指标优于其他算法，但在NMI指标上，要差于Spectral算法.K-Means算法和Spectral算法需要事先指定聚类个数，且由于K-Means聚类过程中有较大的波动，导致算法很不稳定，因此存在一定的限制.因此，IOCAP算法在Digits数据集上的聚类效果较好.
事实上，日伪并没有善罢甘休。1938年6月，宪警两次借口查禁抗日宣传资料，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大批图书资料，据统计有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1942年8月，日伪当局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
不久，献铜运动再次把故宫博物院拖入泥潭。1945年3月，侵华日军致函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官民“献纳各自存有之一切铜类，以资直接增强战力”。这个运动波及千家万户，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幸免。
为探寻提高杂质铅脱除较为合理、有效的工艺控制条件和解决办法，首先对闪速吹炼工艺中铅的分布进行了系统分析。中原冶炼厂铜闪速吹炼过程杂质铅的走向与分布见表2。
1938年夏秋，日本关东军命令被抓来的中国劳工拆古北口长城，并将完整的城砖装上了火车。拆城地段大都在蟠龙山上，长约5华里。城砖装上火车，向长城外伪满洲国方向开去，共运走3车皮。据统计，抗战时期日军共损毁长城45公里，敌楼197座，瓮城2座。
日军方面，战时日本士兵的日记有许多记述表明，占领南京后，“征发”（外出掠夺物资）成为日军活动的重要内容。日军在南京分散的抢劫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揭露道，某报记者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时就怀抱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工艺品。1995年5月，南京战时日军第十六师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伍长山田仁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去过难民区，那里有很多中国人。我们出去征发，盯上了城里的‘石狮子’，偷来后捆包起来送往日本，是送给某个大人物的。”
最终，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的铜缸铜炮等2095斤交了出去。但日军对此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
二、南京的“文化大屠杀”
此外，松本一行还对南京古物保存所进行了洗劫。古物保存所1915年建立于南京明故宫旧址，是中国较早建立的博物馆之一。日军占领南京后，保存所可以拿走的文物全被人盗走，剩下的是堆积如山的陶器碎片和二楼散落一地的纸片拓本。尽管如此，松本等人还是不肯放过，他们将这些残存的文物全部移至历史语言研究所，如数劫归。其中最珍贵的当数梁萧秀墓葬石胭顶盘上的天禄兽。
按该报告书，松本信广等人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先后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报告书中附有“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戒，如临大敌。
《江南踏查》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
一楼东侧考古学标本整理室保存着城子崖、日照两城，河南安阳、安徽寿县等地出土的陶器、石器标本。其中包括4500多年前的陶器——高柄镂空蛋壳陶杯，以及20多处秦汉遗址的出土文物。这些文物连同隔壁古史学家董作宾研究室里存放着的手稿，一起被松本等人劫走。三楼西侧为人类学研究室，分类保存着包括殷墟出土的各个时代的约130个中国人头盖骨，和140块下颚骨以及许多四肢骨。顷刻之间落入日寇的手中。
除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中央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所也没能幸免于难。位于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北处的地质研究所，里面存放的化石矿物标本也被日本人如数劫走。
鉴于编辑部里有好几个来自川渝的编编。夏虫不敢自诩很能吃辣，但虫子绝对是来自大西北的一枚“辣丫儿”无疑。吃面前在碗里加一勺辣椒，是我面对生活的最后一点儿尊严。而麻辣烫、酸辣粉、辣条、鸭脖……一切跟辣有关系的食物，可以说是激励夏虫在冬天继续维持生活的大半部分动力了。当我知道这次聚餐跟其他编编一起吃火锅时，面对桌前一半清汤一半辣汤的锅底，理智告诉我要少吃辣，但手一定会不听使唤地又一次伸向辣锅……哎，暴露了。
在陶瓷试验工场里，日本人还发现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十几张设计图和存放在这里的考古标本、工程模型标本、清朝历代殿试策、动物剥制标本，以及数量可观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年在安阳等地发掘出来的文物。这些都被松本一行装进箱子，数量达460箱，加上历史语言所和地质研究所收集的文物，总数达740箱之多。
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了一份名叫《江南踏查》的报告书，著者为松本信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址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学向中国派出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就拿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说，因为该所此前取得了骄人成绩，所以首当其冲地成了日本人觊觎的目标。松本一行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跟随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城新藏，首先对该所文物进行了“整理”。
“大谷探险队”满载盗获的文物离开中国西北地区
三、战火下的无耻掠夺
在故宫外，日军更是到处破坏北京的名胜古迹。“七七事变”后，位于房山区的元代建筑永寿禅寺多次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了几座居室。
粗锡或焊锡中的锡和所含杂质具有不同的沸点，控制温度在锡的沸点以下，在杂质的沸点以上，可使杂质挥发除去。各元素的沸点见表1。
凡是能得手的文物，日军都要劫走。甚至连朝天宫屋脊上的建筑装饰物“吻鸱”也被拆运日本。
日本随军记者、《读卖新闻》特派员小俣行男写道，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翌日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被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一位联络员告诉他：“走进蒋介石的家里，我也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留作纪念。”
小俣行男还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了日军将唐玄奘顶骨舍利盗回日本的事件。1941年11月，日军在南京中华门外修建神社时发现了唐玄奘的“佛骨”。当时日军为欺骗中国民众，“制造”对日本的好感，表示要将唐玄奘的“佛骨”全部移交汪伪政权，并举行了移交逢迎仪式。事实上，日军暗中将部分顶骨盗往日本。
1996年1月，泛海系作为股东之一的民生银行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注册资金为13.8亿元。
小俣行男对此写道——
许诺并没打算占丁小慧家的便宜，但他结婚后，确实感受到了她家里资金雄厚的好处。至少，丁小慧不像其他姑娘那样，急吼吼地盼着他赶紧功成名就，买大房子、换好车。这一切丁小慧家都有，她的家境让她并不急着催他振作，而是非常有底气地说：“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把玄奘三藏法师的舍利盗回日本的事件，军界说是从战火中保护舍利。也许不能把这与“战利品”等同起来，但对中国方面来说，毕竟是难以容忍的掘墓盗运回日本的行为吧!日本埼玉县岩规市有座慈恩寺，因它同西安那座与三藏法师渊源颇深的慈恩寺同名，就把舍利收藏到那里去了。由于舍利是擅自拿走的，战后中国方面有权予以索还，后由佛教界有关人士将它送往台湾了。送归台湾时，分下一部分舍利，供在为它建造的石塔中，以此来祭祀分骨的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的舍利，在藏入慈恩寺以前，一部分被装入瓶中悄悄地带走了。拿走的人是在北京和南京有名的被称为“大陆浪人”的水野梅晓。他把这些舍利和中国的文献带回到麹町三番町自己的家中。后来由于空袭紧张，他把这些东西疏散到位于埼玉县饭能市名果村字鸟居的平沼弥太郎府中。平沼那时是饭能银行的总经理。
水野梅晓死后，舍利和文献都收藏在平沼府上的一间屋中。战后，我去平沼府，他请我看了舍利和文献。10张榻榻米大小的室内展开了满满一屋的贵重书籍。据说这一件件都是（中国）宋、唐的书。这些文献收藏在模仿正仓院建造的校仓型建筑屋内，玄奘三藏法师的舍利祭祀在白云山中的祠堂里。
从实验结果来看，相对于line1和line2，以SVM方式获得的数据存在过拟合现象；line1与line2相比，前者在减轻过拟合风险的同时，产生的“脏”点更少；而Tomek则比ENN更加容易保持真实的样本特点。此外，通过整合数据的方法，在更大的数据集中训练，获得的模型效果最佳。
1946年秋，上海著名作家黄裳南京之行后感慨道：“南京有什么‘文化’呢?干脆地说，我找不到什么。在这‘劫’余的首都，民生凋敝，文物荡然。夫子庙成了杂耍场，这已经是‘古已如斯’的事了，状元境、三山街一带，几乎成了妓女的大本营，跑旧书铺的结果是空了两手灰尘回来。”
按照抗战胜利后“清损会”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各地被日军劫掠和毁坏历史古迹741处，书画类15000多件，古器物类16000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籍类300万册，杂件类60多万件。
此外，“清损会”还组织赴日调查团，调查中国在日各项文物。在1947年4月的《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结束报告》中称这次追索“盟军驻日总部对收回文物规定甚严，而国内各方对于被劫之证件多不具备，致交涉每感困难”。而文物专家王世襄1947年从日本帝国大学等处追回被劫夺的古籍106箱，被看作是不多的胜利。在战争中被掠走的其他大量珍贵文物，如今依然未能回到祖国怀抱。
(摘自《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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