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与改革给中国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正带来价值倾向与道德失范的危机。无视这场危机是掩耳盗铃之举，是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渎职行为”。以自己的言论与创作去加深这场危机，正如有些人所作所为——是对民族和社会进步的背叛行为。一切思考社会主义在中国命运、思考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人们，都无法超越这个现实去思考问题。
描绘道德失范的现状已经有许多论文著作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认识今天这种现状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历史与现实的深层原因？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存在着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或“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后者实质上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提出建立在西方发达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当国家掌握政治领导权的时候，发达的市民社会却受制于自己的独立的系统。”葛兰西把当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咎于工人阶级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上的无能。当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勃兴已是不争的事实。具体地说，这是一个政权力量不容易达到的民间自足、自立的分层存在形态。中国的市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形成，其构成形态也日益复杂化。尽管马克思早在1843年德法年鉴时期就论述过市民社会问题，但在我们所知道的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关于这一点并没有成熟的研究话题。究其原因，一是建国以后的计划模式消除了人际交往中的中间地带，客观上没有提供研究这一文化——社会现象的基础，二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过了苏联模式的过滤，几十年间，几乎无暇顾及这样的“小问题”。
市场经济启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复苏。在政权与家庭所达到的边际地带，形成了所谓的“公共空间”。葛兰西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正是对这种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占领”。
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正以农村剩余劳动大军转化为“城市游民”，转化为无户口、无住所的“打工族”，正以私营企业的勃兴形成的体制外“上班族”，正以无数不能归类的“非体制”族群，构成一个庞大的民间社会。适应于这个民间社会，有大量的非法印刷品、小报、地下文艺、走私光盘、走私电影甚至“酒吧文化”、“废都文化”和形形色色的口头传承去满足这种市民需要。与国家持有的电视台、中央和政府报纸、出版物相比，这个民间社会的“文化消费”潜力巨大无比，而且影响巨大，按受众人口比，要大大高于“正统宣传”。这就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这也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引发的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我们能正视现实，市民社会所统括的人口是我们这个社会构成的主体（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如此），那么，一个执政力量的意识形态策略就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还没有人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力量与官方意识形态力量的冲突中去解释1989年的苏东变化。可以这样说，正是一些人对市民社会的文化力量教条主义式的、驼鸟式的长期蔑视，才导致一种类型的国家政权的解体。
市民社会的勃兴所颠覆的是政治化的人格和貌似全面的然而是无效的说教。“价值失范”所标志的是原有价值虚假性的失落。关于这一点，有的人焦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然而是不必要的。因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失衡关系不可能是历史的永恒状态，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失衡——平衡关系，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历史变动和预测社会发展的晴雨表。
让我们回到形成市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敏感话题上来：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卢卡奇曾将葛兰西的观点发挥成“阶级意识”，他明确地认为工人阶级意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很显然，他所说的“阶级意识”指的是对劳动群众的动员。事实上，他并没有意识到：市民社会在现代历史进程中比之“劳动阶级”范畴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掌握了市民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才真正掌握了国家。
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的资源来源不能是某种教义，而只能是生活实践。一切正义的社会运动的目的，无非是使生活实践本身更加合理化，使作为人的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更为合乎人的身心发展、创造力的发挥和扬弃人的自我异化。所以，运动本身不是目的，运动的目的才是目的。这种对意识形态形成机制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制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战略要面对“市民社会”，也就是面对文化结构中沉淀的一部分。忽视这一部分将造成重大的历史性错误。而目前，这一部分正在放任自流，在实践上造成危害极大。
极不完善的当代中国的市场发育，不会自发地产生公正和公平，也不会自发产生合乎理性的交往规范。而正是在这极不完善的市场发育过程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贪渎、掠夺、欺骗、权钱交易，权力异化，金钱拜物教，以及在这基础上滋生的黄色文化和黑社会的勃兴。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倡导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不受约束的自由以及倡导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不适当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将造成一种以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性、不公正性为其基础的市场文化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诚如马克思所说，私有观念剥去了自己温情脉脉的面纱而露出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本性。
抵抗市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庸俗性的，不是外来的加于其上的任何别的东西。肌体自身的抗病力只能从肌体自身去挖掘。在这种情况下，变革社会的进步力量如果放弃倡导，那么，将自食历史性的严重后果。
这一冲突和矛盾的现状，令我们不能不思考从政治层面上回复到文化的基本价值：真、善、美。市民社会——民间意识总是像大浪淘沙那样沉淀永恒的东西。如果今天的社会主义者漠视和放弃这一层面的建树，那么，自发的利己主义浪潮与在不健全的法制下引导的市场经济，将像洪水那样冲垮一个民族的心理堤坝，我们将付出几代人的代价去嚼尝这个文化失范的苦果。那些天真和富于想像的，一厢情愿的自由主义者忘记了即使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也从野蛮到文明规范了三百年。市场的相对公正和法律的尊严是在美国西部牛仔的刀光剑影和英格兰“羊吃人”的原始积累开始发展的。即使在今天，自由主义的漂亮口号也掩盖不住政治黑幕后的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美元的肮脏交易。历史已经如此无情地告诉我们；一切主义、任何主张都没有绝对的、固定的价值实现。我们只能回到生活，回到常识，回到关注当代中国的实实在在的进步，回到基本的道德建设，引导真善美的生长。
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文论，已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努力想让文学与批评回到“纯粹”立场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一厢情愿式的心态。让我们看看90年代以来的话题吧（不用说80年代）！人文精神的讨论触及的是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的议论，引起争议的小说《白鹿原》、《废都》、《丰乳肥臂》等等，都指向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深处。所谓的大众消费文化只不过暴露了当前民间社会的一个心理需要的侧面，而决不是今日中国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的主流。1997、1998年的政治理论读物热也颇可说明问题。完全靠市场行销的理论读物被全社会关注，颇有份量地说明了当下社会精神发展的状况。
与社会思想发展的尖锐性、丰富性相比，文学界的声音只不过是极端边缘化的余音而已。文学界，批评者，现在不少人倒是成了真正的“文人”，他们咀嚼着十几套惯用语去框架着并不太丰富的并不太深刻的创作，让文坛充满着有隔世之感的声音。我们都感到了文学批评和研究状况的无着落感，无依托感，无指向感。
其实，真正的危机是意识形态危机。在社会发展深刻变动时期，文学总是最敏感的。当代中国也不例外。2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及电视剧、电影，都与这个发生着深刻变化的社会有内在的深刻联系。作家们的敏感和良知触及着社会深层，揭示着一些令人深刻的东西。然而，批评和理论仍然乏力。不知所措的感觉弥漫着文坛。《废都》出现了，一些批评家把它当作黄色文化而加以指责，《白鹿原》也没有幸免，对细枝末节的关注掩盖了对真正问题的感觉。问题在于：我们对自己的理论原创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缺乏自信。贾府的焦大心态时时在颇为意气的场面中流露出来。今日文坛，好像不谈哈贝玛斯就不算文人，就像十年前不谈佛洛依德不算一个读书人一样。当理论的创造热点真正出现的时候（1992——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反而没有什么话要说，说了的话也引不起共鸣。有意思的是，一场颇可开掘的人文精神讨论，最后变成了东长西短式的“邻里纠纷”。中国文人的内心脆弱可见一斑。
其实，今天的批评家即使不是社会主义者，在精神上也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上文已提到：民间社会（市民社会）所真正需要的，不是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滋润。各种不同倾向的理论家和批评者可以拥有共同的文化立足点，可以在一些基本的价值上取得共识。无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何推进，这一点当无疑义之处。
数年前我论述过，文学理论的可能突破之处在于“意识形态批评”，这一点我迄今没有变化。社会的急速变化催发着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欲望，社会思想发展已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点。文学理论的技术层面，或内在的语言层面的建设固然重要，对表达的技巧研究固然重要，但这些仍掩盖不住精神需求的紧迫性。一些作家，你们写那些拉里拉杂的个人体验，写那些不着边际的随想，当代读者的反应是：不读你的与中国和中国人的当下生存无关痛痒的小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意识形态批评是回避不了的，不可躲开的。有的人不是想学哈贝玛斯吗？哈贝玛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研究的当代性是非常突出的。他的主题是：群众民主制、福利国家、群众媒体和群众文化、法制化的冲动……无可回避的当下性使哈贝玛斯赢得了声誉。
对文学这样一个学科，特别是批评与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边缘化是令人叹惜的事情。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或“黄金时代”是由一批意志坚定人格高尚的精神先行者构成的。我们开放发展20年了，在思想和社会要向深层发展的时候，热闹一时的文学毫无可怜惜之处地成为萎靡不振的一团。哪怕回顾一下80年代也好啊！那是躁动不安的批评和文学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白银时代”。然而，市场经济真的有那么大的魔力，令一些文学志士成了赤裸裸的逐利者了吗？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到鲁迅和李敖。鲁迅对中国知识界层的分析，对中国文人的分析和批评，今天仍然是我们的良药。而李敖的狂放不羁的喜笑怒骂，令我们的真实的“我”时时汗颜。担当不起道义，何来传世杰作？诚如康德所言，美是一种精神，一种内心的渴望。今天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不在于向外来者学习和模仿了多少，不在于构架一部著作、一篇文章采用了什么术语，不在于在社会上能说些什么套话，我们整体上仍缺少——精神。
市场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难题，中国人当下生存发生变化后的心态，价值重建中的左冲右突，人性中的善恶冲突……种种难点摆在批评者和理论家面前。历史会像五·四时期那样，会像19世纪俄罗斯文学那样，在新的一个世纪到来时，造就一批当代中国的真正的文学家、批评家和理论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