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动价值理论说到资本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到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资本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深化劳动价值理论需要结合讨论资本理论
关于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讨论，已经进行一年多了。就笔者看，讨论总体上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是正确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或称重新认识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二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武器回答现实问题（或称如何结合新的实际研究和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有人认为，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处于新的低潮、中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界爆发的新一轮劳动价值理论的大论战（注：邱海平：《关于新一轮劳动价值理论的争论》，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依笔者看，这样的判断不太符合实际情况。
首先，这一讨论的兴起是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倡导的，意在引导人们展开更加开阔的视野，从而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跨世纪前进之路，以便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中赢得主动。而并非是经济学界因信仰危机所爆发的争论。从讨论的侧重点看，上述两条研究线索中属于后面一条线索的更多些，这也说明讨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与改革开放最初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的那些讨论相比，已经有了质的不同。就是说，这里本质上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思想僵化”那一类的问题，总的倾向是想把这一重大的现时理论问题搞得清楚些。
具体说到后一线索展开以后，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疑问，主要是4个方面：(1)是否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其他诸生产要素的关系如何？(2)科技工作者的劳动、管理劳动和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3)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者有什么新特点？(4)怎样理解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注：卫庶整理：《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部分来稿综述》，载于《人民日报》2002年2月28日。）
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的讨论，显然还有继续和深入进行的必要。
在笔者看来，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直接从“劳动”切入讨论，分析现阶段已经存在的劳动差别，产业结构变动中的价值创造与平均利润率形成，科学技术和科技工作者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开门见山，便于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与问题。而从现阶段组织劳动的特定生产方式出发来探讨价值形成与创造过程，即从“非劳动”出发，即从“劳动”的对立面来反观“劳动”，或许也是可供一试的研究途径。
马克思当年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时曾经将“劳动”表述为“非资本”，他指出，“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存在于资本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第231页。）。这样的分析方法强化了他要表达的思想内核，并把可能发生的歧义和误解完全排除在外。笔者在这里提出“非劳动”的命题，指的是现代经济包含的除了劳动力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劳动与非劳动关系的分析方法是便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运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
马克思之所以要用“非资本”对应地讲“劳动”，按照笔者的理解，是为了强调“货币转化为资本”与“资本雇佣劳动”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它们必须是同时存在和同时发生的。就资本最先总是以货币形式开始它的运动过程而言，这样的同时存在与同时发生一开始就体现为两种意义：一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来看，生产资料从此开始变成剩余价值的吸收器，劳动力从此开始变成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源泉；二是从产业资本运动来看，货币资本是产业资本运动的第一种形式，从货币在流通中用作购买手段和支持手段，购买到该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那一刻起，单纯的货币职能就转化为资本的一种职能，即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现在我们试着用这两种意义与中国目前的生产方式做比照：第一种，中国已经建立了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资料作为剩余价值的吸收器的功能，制度性的存在条件不再存在；第二种，我们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社会再生产仍然要依赖于商品货币交换形式来完成，因此，资本最先总是以货币形式开始运动的过程就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存在。就是说，产业资本的运动只能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从劳动力市场招聘劳动力为起点开始它的生产准备过程。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从制度上彻底根除了资本的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确立了平等劳动下的价值创造与分配关系，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劳动的另一面——“非劳动”中是存在着资本运动的，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资本对劳动的组织形式的，这既是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效率的一面，或许也正是产生一些现实问题与困惑，需要对劳动价值理论深化认识的一面。
以上分析的落脚点，就是笔者这篇论文选择论题的出发点。当论述过程结束时，如果能够证明笔者设定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事实上也就从资本理论那一面的研究针对着劳动理论这一面的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的线索。
具体地分析一下人们现在针对着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所产生的疑虑，会发现这些疑虑的产生根源大部分并不是因为“按劳分配”领域里的“劳动”引起的，而主要是在引入“按要素分配”以后发生的。笔者之所以在本文开篇就提出“深化劳动价值理论需要结合讨论资本理论”的观点，就是基于这样的实际出发的。这意味着，从资本理论那一面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表面看似乎是绕了一个圈子来谈劳动理论问题，实质上可能更深刻地触及了更为敏感的区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代表着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关系的生产方式，也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先进组织形式，我们今天可以将前者抛弃掉，而后者却由于生产力运动的规律还不能一概拒之门外。如果我们在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时，一开始就将资本的内容与形式看成一种静止的关系，将社会主义对资本组织效率的利用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生产关系完全等同，或者因此种认识而在讨论中将资本回避掉，这种机械的观点和孤立的观点都可能使我们的认识从起点上就进入了误区。笔者以为江总书记倡导开展这场讨论的用意并不是这样的，一年多以前他曾明确指出（注：江泽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也需要跟随改革开放而有所创新。开展这一讨论的目的，是为了结合新的实际，在深化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加以拓展和创新，并用于指导实践。
“新的实际”是什么？就国内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而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已经确立，需要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制度的含义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制度。就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而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越来越构成正负面影响相互交织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经济在笔者看来，虽然从内容上说，“劳动”仍然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劳动，而从它与“资本”发生联系的形式看，已经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至今还处在变化之中。当前中国所面临着的，事实上还不只是“资本”与“劳动”发生联系时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更具深刻性的，可能还有“资本”与“资本”发生联系时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以及这两个层面随时随地处在联系之中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将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讨论与关于资本的理论的讨论结合起来，怎么可能使这场讨论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呢？
二、研究资本应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入手
前些年在证券市场初兴、企业间兼并重组还是新生事物的背景下，曾经有过一阵“资本经营”的热潮，与这股热潮的兴起相适应，出现了一批用以指导实际操作的畅销书。因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经典定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在这类畅销书中，针对再也绕不过去的“资本”一词的定义，也就产生了不少新的说法。较为流行、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资本可以有“历史范畴”与“一般范畴”之分，或者称为“社会范畴”与“自然范畴”之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属于马克思的经典定义的，因为体现了人剥削人的阶级关系，就属于“历史”和“社会”的资本定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进行的资本经营活动，因为不体现人剥削人的阶级关系，“资本”就属于“一般”和“自然”的资本定义。但是，即使将资本体现为人剥削人的阶级关系回避掉了，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的本质总是回避不了的，“剩余价值”仍然可能引出谁取得了“价值剩余”的问题，还是会惹来“剥削”的麻烦。于是，在具体地针对“一般意义的资本／自然意义的资本”进行定义时，还需要将“剩余价值”这样的字眼也一并拿掉，最终得出的定义便是“资本是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
这种为实践探索而作的变通有利于跳出既有观念的束缚，但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加以审视，不妥之处也是明显的。“资本”代表着特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方式，无论从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或者是从它与产业革命背景下层层推进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考察，都只会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我们可以取“资本形式”在术语上将其称为“技术范畴的资本”，与此同时将“资本内容”在术语上将其称为“历史范畴的资本”，但资本始终还是“历史范畴”，而不可能归属于“一般范畴”或“自然范畴”。
换言之，这个世界上，过去从未存在过“一般范畴”或“自然范畴”的资本，现在不存在“一般范畴”或“自然范畴”的资本，未来也不可能出现“一般范畴”或“自然范畴”的资本。“资本”永远是归属于“历史范畴”而不可能归属于别的范畴的。因此，笔者对资本形式与内容的研究，首先是界定在历史范畴内而作的“历史范畴的内容”与“历史范畴的形式”的划分。
关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容”是一个范畴，“形式”也是一个范畴，但二者是同处在辩证法中的一对范畴。内容指内在要素的总和，形式指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容和形式，而且内容总是某种形式的内容，形式总是某种内容的形式。同一种内容在不同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同一种形式在不同条件下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内容。
唯物辩证法还认为，内容和形式的区分不是绝对的，作为一定内容的形式，可以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内容，反之亦然。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发展而改变。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影响到内容。形式适合于内容时就促进内容的发展，形式不适合内容时就阻碍内容的发展。为此必须首先注意事物的内容，根据内容来确定形式的取舍和改革创造；同时又要善于选择最适当的形式来促进内容的发展。对于旧的形式要作具体分析，已经腐朽的形式必须彻底抛弃，经过改造还可以为新内容服务的则加以利用。（注：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观点，采用了《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中的解释，详见该书第127～12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关于旧的形式经过改造还可以为新的内容服务的观点，列宁曾针对着某些误解进行过尖锐的评述：“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终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256页。）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与形式的观点来理解：(1)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资本目前的形式还是基于适合于它的内容的，它就必然会继续促进内容的发展。如果其形式不适合其内容的矛盾已积累到阻碍资本主义生产内容的发展，就会炸裂资本形式的“外壳”；(2)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足以采用“劳动券”替代商品货币交换的水平时，旧的资本形式也就推动了可利用的前提；既然社会主义条件的实践路径决定了在初级阶段要完成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就不能因为情感的憎恶将资本这种生产和组织形式简单地拒之门外；(3)资本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的内容有着制度性的区别，我们不能接受它；但从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资本形式的不断创新对推动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产生了重要作用的，面对这样的客观存在，对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由此可见，对资本选择如下的态度可能是比较适宜的：
其一，根据内容来确定形式的原则，应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加以全部过程的研究，对其发展动向进行跟踪研究，甚至组织某些超前性的研究。
其二，这样研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掌握资本运动的本质及其结果，以便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恰当地与它打交道；同时，也是为了从其内部进行剥离与改革，以便创造新的“资本形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其三，将旧的资本形式取舍、改革、创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适当形式，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内容的发展，增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水平的适应性，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富有效率地向它的高级阶段过渡。就此意义说，即使是利用资本的形式，也只具有特定历史阶段的适应性。
其四，在资本的问题上，因为其具有未来阶段的排斥性，就否定其现阶段取舍、改革、创新后的形式的可利用性，或者因为现阶段具有形式上利用的可能性，便认为它同时也具有内容上的适应性，都是不恰当的。这两种态度，皆与中国国情不符，从理论研究导向上应当提出批判。
从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属于经济学的“资本内容”和“资本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抛弃其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制度内容，利用其体现资本主义组织生产力效率机制的形式，应该是不存在违反唯物辩证法，也不存在逻辑漏洞的。
对上述观点简单归纳一下可以表述为：“资本内容”是归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形式”是归属于特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资本内容”是归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形式”是归属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资本内容”本质是归属于经济学制度论研究的范围的，“资本形式”的本质是归属于经济学机制论研究的范围。因此可以说，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要生产力的发展还未越过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阶段，资本运动的形式、资本组织的效率机制就可以采用，而资本的内容却可以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这个道理，正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样。
进一步讲，“资本内容”具有历史范畴的不可逆性，“资本形式”具有历史范畴的可递进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经济学制度论研究的范围对“资本内容”加以界定，可以取其“历史范畴的不可逆性”特征，将其规范地称为“历史范畴的资本”；从经济学机制论研究的范围对“资本形式”加以界定，可以取其“历史范畴的可递进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征，将其规范地称为“技术范畴的资本”。
研究资本应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入手这一观点的提出，或许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改进方面的意义。对政治决策和经济政策取向，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单就后者而言，其要点有三：
第一，体现为组织机制效率的资本形式被运用于市场经济，需要有“制度论”方面的设计作为其前提和保障。
第二，“技术范畴的资本”在特定时期会强烈表现其“历史范畴”倾向，不宜沿袭、限制传统对策，而应采取创新思路。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完善、健全的过程，在某种程度说，也就是对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形式加以取舍、改革、创造，用以创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
三、从西方关于资本定义的变化考察资本形式的演进
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的考证，“资本”一词的定义，最早见诸1678年出版的《凯奇·德佛雷斯词典》。该词典给资本下的定义是：资本，是能产生利息的“本钱”。庞巴维克本人也给资本下过一个定义：“资本是用作获利的生产出来的产品集合体。”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应该说是有相当深度的认识的。（注：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0～61页，第84页。）生活在1623～1687年间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其著作中，也曾表露过将流通中的货币理解为“资本”的意识。（注：威廉·配第：《政治算术》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7页。）
目前所见到的文献普遍认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重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杜尔哥(1727～1781)，是“资本”一词从日常生活用语到经济学术语这一转变的完成者。完成这一转变的标志，是他给资本下了如下的定义：资本，是“积累起来的流动的价值”（注：于光远主编：《经济学大辞典》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0页。）。
受早期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影响和启发，与杜尔哥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们，事实上或先或后地都已处在“资本”意识的觉醒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中的经济……背景下萌生的“资本”理念，历史地看是具有“与时俱进”的进步性质的。“资本”意识觉醒和“资本”理念的本身，并不是带有贬义的事物。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1723～1790)从促进劳动分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出发，明显地强调过资本积累的作用。只是从他的论述中感到，因为某种认识障碍，还不能精确地将“资本”的本质含义凝聚于一点，他有时将资本表述为提供收入的积蓄(stock)，有时又将资本表述为用来继续生产的利润的积蓄(capital)，但“资本”从何处来又必然往何处去，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样来回的运动，大体线索已经表述得十分清楚。（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3、310页。）
曾以“萨伊定律”在资本主义世界流行了一百多年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创始人萨伊(1767～1832)，在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分主次地并列为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得出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价值论和“三位一体”公式时，也对资本下过定义：资本，是产业上装备的已经存在的物品和价值。（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0页。）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以《人口原理》知名以后，涉足了政治经济学的广泛领域。马尔萨斯的研究角度是以他的地租论与实现论作为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础，即由他的价值论引申出利润来源于流通（实现论），又由他的价值论引申出地租来源于自然的恩赐（地租论），从而丢开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他给资本所下的定义，也就自然有特别之处：资本，是“积累的财富中被用来在未来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中谋取利润的特殊部分”（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9页。）。
继后，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马歇尔(1842～1924)把资本定义为：资本是“一个人从他的资产中期望获得的收入的那一部分……包括为营业目的所持有的一切东西在内”（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文版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7～98页。）。
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变动和发展过程的创新理论中，动态发展理论无疑是其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不是静止和固定不变的，而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和方法。不断从内部对经济结构进行技术革新从而破坏旧的经济结构所引起的“产业突变”，对于打破“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至关重要。引起这种产业突变的关键是企业家精神，而“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使用的一种手段或“杠杆”。为此，熊彼特给资本所下的定义也是特别耐人寻味的：资本，是“可以在任何时候交给企业家的一宗支付手段的数额”，是“交换经济中的一种要素”（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36～137页。）。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之一、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逊(1915～ )，在其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初给资本下的定义是：“资本一词通常被用来表示一般的资本品”（注：萨缪尔逊：《经济学》中文版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版，第73页。）。后来在历次再版中，逐步增添了新的内容，萨缪尔逊强调：“注意：资本在本质上意味着时间的耗费和间接的生产手段。事实上，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那些间接的或者说迂回的生产手段通常比直接的生产手段更加有效。”还强调：“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主要归私人所有，从资本中得到的收入也归个人所有。”（注：萨缪尔逊：《宏观经济学》（第16版）中文版上册，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同时代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自从他在美国经济学会1960年年会上以“人力资本投资”为题发表演说以来，就一直在执着地要求把“人”视为“资本”，以得到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使“人力资本”的研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热门的新兴领域。舒尔茨的著名论点是：“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而人力资本是“人为的投资的产物”（注：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文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几个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有了人力资本概念之后，这些不解之谜，便容易被解开了。
从以上简要的回述，不难看出：资本在西方经济学家眼里从来就不是容易被定义的。总的说来，资本的内涵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个别地看，则各有强调。这本身就意味着在事先确定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合理的研究前提、回避了历史范畴的“资本内容”之后，“资本形式”是丰富而变化的。资本这个事物，历史地规定了它是随产业革命而来，资本形式将始终与产业革命结伴而行。产业革命越是向前递进，体现为着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的资本形式，就越是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复杂结构。在此情况下，对资本形式的描述，也就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综观西方经济学家专注于资本形式的上述观察分析，尽管不可能有什么定论，但仍然可以从中归纳出一些要点来。
第一，资本是由积蓄而来的。这一点很早就被注意到了。
第二，资本是流动的价值。这一点也是被认识得比较早的。
第三，资本是用于在未来生产、分配中谋取利润的。指出这一点，要稍晚一些。
第四，资本是用货币计量的，是表现为产业装备物品之类的集合体。明确这一点，时间要稍晚一些。
第五，将资本期望获得收入与以营业者持有为形式之类的途径联系起来。大体与认识第三、第四点同时。
第六，资本可以体现为一种支付手段，不一定非得由资本积累者本身来使其增值，而是可以委托专人来完成的。指出这一点要更晚一些，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化大生产分工的发展进程中，此时已经出现了投资者与经营者分离的现象。
第七，资本在交换经济中，往往是采取间接和迂回方式发挥微妙作用的。指出这一点时，时间顺序已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来越显示出实体经济运行系统与虚拟经济运行系统独立运行的特征，这一点人们能够随时随地感受到。
第八，“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也是相当晚的。在此之前从资本形式给资本所下的定义中，没有一个直接说到人的，“渴望资本增值的人”始终躲藏在背后；更没有感觉到躲藏在背后的人含有“人力”的意思。“人力资本”这种研究角度，因此而具有进步性。但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并不标志着西方经济学家离开了“资本形式”的研究轨道。“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已经拥有了技术力量的人类群体，可以自信地这样来肯定资本；经济发展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已经居住在自然资源丰富、资本存量充足的国度的人类群体，可以自信地这样来肯定资本：“人力资本是人为的投资的产物”，这样来肯定资本显然也没有错，暗含的前提是必须先有经济实力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
透过西方经济学家从“资本形式”研究资本的发展线索，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始终是跟随着产业革命向前递进的时间顺序，而日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各个环节之中，表现出形式的多样性和层次性。这种层次性在国际间的资本竞争中，在高级资本形式通过各种规则、标准获取竞争优势，控制和掠夺低级资本形式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我们在利用资本形式为经济建设服务时，至少应该认识到这样几点：(1)并非只要利用了资本形式就会产生效率；(2)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资本形式是适宜的；(3)资本形式本身也有随生产力水平变化而升级、调整的要求；(4)在国际竞争中，如何选择有利于本国生产力发展的资本形式，同时又尽可能减小在竞争中被高级资本形式掠夺、处于被动地位的损失，是一项不容忽视的国策。
四、归属于制度论的资本与归属于机制论的资本
关于研究资本应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入手的观点，前面已作陈述，顺着这样的思路，本来就可以给出相关的定义，但为了保持论述过程的严密和完整性，笔者还想针对这两条研究线索划分的理论根据，再加以补充说明。（注：必须申明一点，以下的讨论中将引述前辈或同行的一些研究成果。引述中如果因为笔者的理解不当而发生了误会，属于笔者的责任。借助这些成果而使笔者的这项研究具有了建设性的意义，笔者将感谢向社会公开这些成果的前辈和同行们。）
首先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一部深刻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鸿篇巨制，又是一部深刻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鸿篇巨制。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精练而鲜明地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这里所涉及的不是鼓动性的词句，而是严密的科学结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1页。）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6页。）。
经历了1978年以来的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回过头来反思一下过去对《资本论》的理解，不能不承认是存在着按照“鼓动性的词句”理解多于按照“科学结论”理解的问题的。将《资本论》简单地归属于生产关系的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限定在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范围了。这种十分不恰当的限定，撇开它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和生产力实践缺乏指导不说，理论体系上首先就引起了混乱。至少在年轻一代事实上已经存在着这样的误会：你要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吗？就是讲怎么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你要问什么是西方经济学吗：就是讲怎么样发展生产力。接下来的逻辑顺序便是：你要闹革命吗，那就去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你要发展生产力吗，那就只有从西方经济学中去找答案了！即使是在年纪稍长、读过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人中间，困惑仍然是存在着的。因为在他们当年学习马列著作时，政治背景是阶级斗争为纲，经济环境是计划经济最好，努力的方向是以“劳动券”替代商品货币交换，从来不曾注意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就有不少可以指导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理、原则。
完整地理解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内容，不仅是现实经济增长和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更是站在新的起点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奠基和取得的进展相一致，经济学家们对于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也努力保持与时代同步，其中有些认识还相当有创见。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究竟只是生产关系还是包括生产力，历来是争论的焦点。焦点之一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的一句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背景材料请参见胡钧：《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载于《经济学家》1997年第2期。）长期以来，大多数人习惯于将这段话中的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关系，尽管这样解释明显地与后面的“生产关系”产生了语义反复。张薰华针对这种误解曾明确指出：“……这样的前言与后语的反复，显然是不对的。”其实，书中已经区分开了。在第330～331页就说过，“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改变……”，后来在1872年法文版中，马克思多处也将“生产方式”指为“生产（技术）方式”，这都明确指为生产力了。（注：张薰华：《〈资本论〉脉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的论述，事实上存在多义性，有些含义相同或接近，有些含义却不是这样。至于上面这句话中的“生产方式”，笔者倒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特定阶段的生产力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组织形式。这个共同的“载体”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出现时，马克思一边在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边也就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
另一位经济学者弓孟谦从《资本论》既研究了生产关系也研究了生产力的认识出发，直接指明《资本论》包含了“制度论”和“机制论”两个方面内容。《资本论》研究的对象是资本，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为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不仅对这种生产方式进行了制度分析，而且对它的运行机制也进行了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论”，而且也是这一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论”。这两种论述，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制度分析着重揭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剥削制度的本质、阶级对立和矛盾对抗，以及它的历史暂时性质。而运行机制的分析则在于阐明它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大生产，特别是作为一种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实现方式和运行方法。资本主义所以能战胜封建主义和各种陈旧的生产方式，正在于它创立了一整套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手段，发展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注：弓孟谦：《资本运行论析／〈资本论〉与市场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现在可以将回溯的过程归结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凝结着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制度内容，我们必须抛弃。但隐藏在“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08页；第1卷，第256页。），这种客观事实所体现的生产力的组织效率机制，我们是可以有条件地加以利用的。
从“体制论”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发达经济，并且通晓来自于那里的西方经济学，是为了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总的经济运行规律。
从“机制论”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发达经济，并且通晓来自那里的西方经济学，则可以剥去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存其商品生产、流通和分配理论，存其具体的生产组织规律，为我所用。
例如马克思指出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4页。）联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加以思考，会发现至今我们仍然在探索中。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定市场经济天生地就无法与公有制相结合，我们正在做的则是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基本原理，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先进部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结合，创立人类最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又如，马克思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话劳动的巨大浪费时，也指出它在注意节约不变资本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把流通过程和过度竞争撇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5页。）。抛开制度性的一面，对照思考一下我们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如何在机制上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仍然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再如，马克思在论述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个别资本家所有已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而出现的股份公司、跨国公司时，一方面指出它没有消除它们的资本属性，因而不可能消除资本关系同生产力社会化之间的冲突，同时又肯定“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318页。）。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反过来利用这些高度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讨论至此，关于将历史范畴资本分别归属于制度论和归属于机制论这样两条线索的论述，已经大体完成。总体上应该肯定“资本”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样的“资本”归属于马克思的经典定义：“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地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920页。）至于分别归属于“资本内容”——制度论的研究范围的“历史范畴的资本”与归属于“资本内容——机制论的研究范围的“技术范畴的资本”这一对称概念可作如下的定义：
“历史范畴的资本”：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作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工具，它是反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关系的经济范畴。（注：“历史范畴的资本”定义取材于光远主编《经济大辞典》对“资本”一词的解释，文字稍有改动。参见该辞典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0页。）
“技术范畴的资本”：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生产社会化而作为组织效率机制的价值工具，它是体现社会主义对旧的资本形式加以改革的经济范畴。
对比以上定义，不难看出共同之点，即同属于马克思所界定的“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或者本身就是归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或者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里承袭而来，尽管技术范畴的资本改变了原来的内容属性而只采用其形式，但终究带有不可磨灭的历史痕迹。
对比以上定义，更多的是看到二者的区别：(1)同是作为价值工具来用，一个注定要反映人剥削人的关系，另一个对这种关系的反映存在着限制前提；(2)同是作为价值工具来用，一个单独为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服务，另一个可以对这种单独占有加以约束；(3)同是作为价值工具来用，一个是旧的资本内容与资本形式的运用，另一个是新的制度内容驾驭旧的形式的改革与创造；(4)同是作为价值工具来用，一个是无论近期或长期来看都是资产阶级自己为实现自己所设计的利益关系格局而使用的工具，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基于无产阶级长远利益考虑而对近期利益关系格局采取主动协调而使用的工具；(5)同是作为价值工具来用，一个形式上可以不断翻新其内容不会改变，另一个随内容进步将逐步缩小旧形式利用的范围。
五、历史特征和现代特征的资本形式考察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内容总是反映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剥削关系的经济范畴，这一点始终不会改变。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外资企业到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投资办厂、开公司，无论合资或独资，这样的内容也不会改变。但是，它的形式一定会不断变化。尽管资本形式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了更好地为资本内容服务，但客观上所体现的意义不可能是单一的。就是说，它不能不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范围扩大和质量提升而努力改进其组织效率机制，否则就无法在相对改善劳动者生存条件的前提下仍然保持或提高资本所有者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因此，针对资本形式历史特征和现代特征的演进线索的考察，就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由于我们不是从制度论的角度考察资本形式的演进线索（从制度论研究将侧重于资本形式的改进如何为缓和阶级矛盾服务）而是从机制论角度考察，讨论的重点自然落脚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的组织效率机制改进方面。
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和产业革命向前递进的背景相联系的。产业革命持续而非连续地进步，引进了社会化大生产规模和质量持续而非连续的改变，资本形式对此所采取的适应性改进也就难免不具有相似的演进轨迹。只是需要注意到一点，资本形式的演进不是完全被动地去适应上述的改变的，在相当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是由于资本形式的演进，对产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反作用。
从18世纪80年代阿诺德·托因比把产业革命的实质定义为资本主义竞争取代曾一直管制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中世纪规定起，产业革命的定义一直注重于生产组织的具体形式，产业革命的定义就常常同工厂制度的采用联系在一起。（注：罗伯特·艾斯纳：《产业革命》；参见［美］道格拉斯·格林沃尔德主编：《经济学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工厂制度”就是当时的“资本形式”。对资本形式的系统考察已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三次社会大分工那样一种简单含义，而是体现为将新出现的分工凝固为某种形式化的定型组织。体现为一种“组织”，便具有了结构的性质，具有了结构的性质便会产生功能和效率。这就是资本形式将劳动组织到效率机制之中的规律所在。
第一次产业革命背景下，跟随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资本形式是工厂制度，在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背景下，跟随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凝固为某种形式化的定型组织，笔者以为仍然可以找到类似的代表性事物来说明资本形式的时代特征。概括地说，一个是“网络化组织的虚拟交易”，另一个是“网络化组织的跨国生产”。下面分别略加讨论。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英格兰银行是到了1844年才独占银行券的发行权并获得中央银行地位的；德国虽然在1875年就把原来的普鲁士银行改组为国家银行，但到20世纪初叶，它才转变为真正的中央银行；美国到1973年才确立中央银行制度。欧洲货币市场是1957年出现的；跨国股票总流量到20世纪后期还只有一亿多美元；芝加哥期权贸易市场建立于1992年。真正出现“我们沿着世界走，太阳从来不会在金融市场落下，在这里，任何买者或卖者都能够在任何时间，白天或黑夜进行交易”的情形，应该说是第二次产业革命后期成熟而到第三次产业革命时代才到达顶峰的。以上所表述的不只是一个事务性的时间推移过程，而且是一系列事件的逻辑演进过程。
撇开传统的银行制度的改进不论，仅从金融市场上非银行化扩张趋势所引起的巨额资本能量的快速运动的研究角度，考察国际股票与各国股票市场结合规模和深度、国际货币市场外汇交易流量、全球衍生品市场发育进展三个方面的数据变化，就可以印证以上的判断。
从国际股票与各国股票市场结合规模和深度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表明：1986年全球跨国股票净流量为40亿美元，到1994年增至119.6亿美元。国际股票发行在20世纪初还是微不足道的数量，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达到80亿美元以上，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则达到了每年400亿美元的发行规模了。
从国际货币市场外汇交易流量看，1979年外汇交易的年成交额为17.5亿美元，同年世界出口额为1.5亿美元，以世界出口额为1，外汇交易的年成交额与其之比例已经是1:12;1986年外汇交易的年成交额增至75亿美元，同年世界出口额为2亿美元，外汇交易的年成交额与其之比例扩大为1:38；而到了1995年，外汇交易的年成交额增至297.5亿美元，同年世界出口额为5亿美元，外汇交易的年成交额与其之比例扩大为1:60。
从全球衍生品市场发育进展看，1986年场内贸易工具的名义未偿数额仅6183亿美元；到1990年，场内贸易工具的名义未偿数额猛增至22904亿美元，还发生了场外交易名义未偿数额34503亿美元、交易工具成交额名义未偿数额928亿美元；到1996年，场内贸易工具的名义未偿数额增至98846亿美元，场外交易名义未偿数额242920亿美元，交易工具成交额名义未偿数额增至3217亿美元。据研究者估计，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国际衍生品交易热潮，在1992年芝加哥期权贸易市场建立之后迅猛发展，目前场外交易规模已是外汇交易市场规模的2倍。衍生品的名义未偿价值已经超过了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了。（注：资料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统计数据，转引自［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文版，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289页。）
以下讨论网络化组织的跨国生产组织。由于“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注：《资本论》第3卷，第126～127页。），跨国公司早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期就已普遍出现。但是今天人们所见到的跨国公司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规模扩大的意义，也不简单地体现为质量提升的意义，而是构成了一种将产业革命提供的“技术潜在效率的市场实现率→剩余价值创造力→最低成本组织模式生产环节效率→最高收益组织模式流通环节效率……”的组织形式，集约为“无限优化资源配置→获取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多种收益→提升总和系统效率和机制竞争力”，这样一种总体控制、高度灵活的巨型效率机制系统。具有以上特征的跨国公司，就不能不承认它是跟随着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向前递进过程中才产生的新事物了。早期西方国家乐于开发南方国家的内部市场，而现在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于把在南方国家组装或生产的产品重新出口到西方国家。
如果说第一次产业革命对于被蒸汽机带动起来的技术潜在效率的市场实现率的运用，是通过工厂制度被动地引入到固定地点而加以利用的；那么，在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已开始主动发掘技术潜在效率并加速地将其引入生产领域了。世界上第一批工业实验室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德国的合成染料生产企业组建；继1892年在美国成立的通用电气公司设立自己的研究实验室之后，1902年杜邦公司帕克—戴维斯制药公司建立了研究实验室，1911年贝尔系统正式建立了它的研究分支机构，1913年第一家光电研究所在伊斯特曼·柯达公司诞生……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出现，以及1950年杜邦公司总裁劳福德·H·格林沃尔特宣布“公司目前的规模成功得益于我们实验室中开发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等事实（注：［美］乔治·巴萨拉：《剑桥科学史丛书／技术发展简史》中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140页。），标明了这样的进程。
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对大型工业实验室的设立和运用，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出现的“工厂制度”形式的改进和完善，显然是一个具有变革意义的新事物。但是同时也应该注意到，这些大型实验室多半是跨国公司的附属物。
如果说是为了利用已经拥有的经济实力，主动向技术潜在效率发掘垄断利润，那么“风险投资—新经济”则是过剩资本逼近实验室和市场终端，推动未来市场实现率与技术潜在效率的双向实现，从而塑造新的跨国公司雏形的一种“资本形式”。微软等一批“信息产业王国”的快速崛起，就是典型的例子。
资料显示，跨国公司的海外业务量一般都超过公司总业务量的一半。1870年全球还只有7000家这样的跨国公司，到20世纪中期已经发展到4万家，旗下控制着20万家之多子公司，员工人数达7300万人。请注意7300万人这个数字，它虽然巨大，但是若与世界总人口相比，也只占其3%。请再注意3%这个比例的人口数量，他们所属的跨国公司1991年的预算超出了全世界商品和服务总出口额，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世界税收的1/3强，其中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垄断经济活动的1/4。有近33%的世界贸易是在相同公司的不同子公司之间进行，而不是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主要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了。（注：观点和数据来源于阿兰·伯努瓦发表于美国《泰洛斯》杂志1996年夏季号第108期《面向全球化》一文，转引自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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