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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50周年之际，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断言：“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然而，10年过去了，情况又如何呢？现在看来，不是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而是新自由主义越来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凯恩斯主义不仅在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中逐渐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调，而且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微观基础和总供给—总需求的分析框架，这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愈来愈走进自由放任死胡同的新自由主义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凯恩斯主义再度成为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的基调
80年代是传统的自由经营思潮的昌盛时期，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决“滞胀”问题而退出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以反对凯恩斯主义起家，并伴随着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而成为“官方经济学”，一时名声大振。
现代货币主义是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的面目出现的，现代货币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自动调节的极好机制，经济的不稳定，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错误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凯恩斯主义的廉价货币政策造成了货币流通的极度混乱，正是这种混乱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
1979年5月，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后， 坚定不移地推行现代货币主义政策，以救治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一方面紧缩信贷，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不断削减公共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同时大力推行私有化。1980年里根在竞争美国总统时就宣称：“信奉供给经济学”。里根政府上台后，大力推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试图从增加供给上提高生产率，消除通货膨胀。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英美两国的推行，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疗效”，特别是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疗效”还比较显著。
但是，英美两国政府为取得这种“疗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经济紧缩政策的直接后果是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在80年代前期英国经济一直在衰退的泥潭中挣扎，复苏无力，经济增长率长期位居西欧诸工业国之末，同时失业率有增无减。面对这种严峻局面，1985年下半年，撒切尔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和“自然失业率”的教义，改而把解救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放在政府政策目标的首位。这种改变标志着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始背离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转而求助于凯恩斯主义救治失业的对策。它意味着现代货币主义在英国的痛苦试验的结束，凯恩斯主义再度成为经济政策的基调。
美国里根政府推行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结果导致美国有史以来的巨额的财政赤字，1981～1985年美国财政赤字分别为597亿、 1107 亿、1594亿、1753亿和2119亿美元，而战后至1980年美国历届政府的赤字总额也只有4484亿美元。供给学派鼓吹的减税可以引起生产和供给的增加进而弥补收入的减少、消除财政赤字的教义在实践中并不灵验，难怪里根总统在1984年2 月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减税并未引起投资、储蓄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加强。不仅如此，高赤字还带来了高利率、高国债及其相应的高美元汇率、高外贸逆差，使美国由过去的债权国沦为净债务国。里根政府意识到美国经济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在1984年底1985年初，美国经济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时，里根政府一反常态，采取增税、扩大政府开支的措施来渡过难关。这意味着里根政府开始背离供给学派的主张，转而拿起凯恩斯主义刺激经济增长的拐杖。实际上，从里根政府的第二个任期起，供给学派不得不逐渐退出“官方经济学”的宝座，而代之以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相混合的经济政策。特别是80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再度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再度成为困扰西方国家政府的首要问题，加之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剧，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对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1993年初，美国克林顿总统上台以后，采取了不同于前任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将减税改为增税，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增加对民用研究与开发的投资。虽然克林顿总统自称走的是介于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其实质是凯恩斯主义，是一种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
在理论上曾给予凯恩斯主义以沉重打击的是理性预期学派（或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微观经济学基础。凯恩斯在分析政府进行需求管理的必要性时，假定价格和工资刚性，但他又未能解释为什么价格和工资具有这种刚性。理性预期学派进而指出，如果价格和工资具有充分的伸缩性，那么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大厦就会倾覆。理性预期学派利用理性预期假说，坚持市场出清观点，得出“政策无效性”的命题。同时，他们还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证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呈正相关，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
面对理性预期学派的批判，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陷入困境。但在80代，凯恩斯主义阵营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坚持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同时又突破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旧框框，吸收和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特别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研究成果，接受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性预期假设，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纳入宏观经济研究。他们刻意求新，建立起复杂的数学模型，以一种严谨的形式，建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迎接理性预期学派的挑战。
工资和价格粘性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工资和价格粘性理论的意义在于：如果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则市场不能连续出清，市场机制失灵，因此需要国家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粘性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名义价格粘性理论；一类是实际价格粘性理论。
名义价格粘性是指名义价格不能按照名义需求的变化而迅速作出相应的变动。名义价格粘性理论包括菜单成本论、交错价格调整论和长期劳动合同论。菜单成本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垄断竞争厂商可以选择价格，但不能无成本地调整价格，厂商每次调整价格都要花费成本，比如研究和确定新价格，编印价目表，通知销售人员，更换价格标签等等，这类成本虽然类似于餐馆的打印新菜单所需成本，但由于小小菜单成本的存在，迫使厂商在调整价格时需要就成本和利润进行抉择，所以厂商不愿意经常地改变价格，因而价格具有粘性。交错价格调整论认为，厂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通常采取交错方式而不是同步方式调整价格，这种交错价格调整意味着即使单个厂商价格调整频繁，价格总水平仍然具有粘性。长期劳动合同论认为，由于存在长期的重迭的和时间错开的劳动合同，工资不能适应总需求的变化而作出迅速的调整，因而存在工资的名义粘性。
价格和工资的名义粘性，导致厂商对总需求变动的反应只能是调整产量和就业量，这就使总产量和就业量随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
实际价格粘性是指各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有粘性。实际价格粘性理论包括效率工资论、局内—局外人员论和协调失灵论。效率工资论认为，由于工资具有激励作用，厂商愿意支付较高的工资以保持效率。相对工资较高，工人积极性也高，不想跳槽，劳动生产率高，能吸引在职的熟练工人，减少培训费用。即使在存在失业时，厂商也并不愿意用低工资雇用失业者来代替在职工人，因此工资具有粘性，它不能迅速调整到市场出清水平。局内—局外人员论认为，有经验的在职雇员（局内人），由于受到行业工会的保护，在就业上比失业者（局外人）享有实际的优先权。由于劳动转换成本（比如雇用、训练、谈判、诉讼和解雇成本）的存在，厂商在雇用局外人员代替局内人员时，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加之新工人接受训练之后，往往要求更高的工资，因此，厂商通常不会用低工资雇用新工人来代替在职雇员。协调失灵论认为，由于单个经济人无力协调经济的整体行为，当经济处于低产出状态而出现失业时，单个经济人往往不愿意降低价格和工资使市场出清，经济在低产出和失业状态下继续运行，因此，只有借助国家干预，才能克服市场失灵，使经济趋近于较高效率的产出和就业状态。
实际价格和工资粘性，导致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劳动力市场不能自动出清，从而需要国家干预来减少非自愿失业。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证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并指出理性预期学派关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呈正相关的论断是在美国战后短期数据基础上作出的，因而它不能说明长期趋势，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实施紧缩货币的政策中，再次出现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替代现象，这说明菲利普斯曲线具有存在的现实性。
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取得新进展
80年代中期以来，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内，采取折衷的办法，吸收和容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并通过理论的内在逻辑，将凯恩斯主义与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新综合”是在新形势下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具体来讲，这种发展和创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新综合”吸收供给学派的观点，建立起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理论，并将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纳入到总供给—总需求的分析框架之内。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一种总需求的分析方法，其政策也是需求管理的政策。它假定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的直线，总需求的变动决定产出水平，这与供给学派所坚持的“供给可以自动创造它的需求”的萨伊定律是针锋相对的。“新综合”建立起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试图填平凯恩斯主义与萨伊定律之间的鸿沟。在“新综合”的总供给模型中，短期的总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而在长期，总供给曲线则是垂直的。原因在于，短期内厂商的许多成本是无弹性的，在成本刚性的条件下，厂商会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增加产出的供应。在长期，所有的工资和价格都是有弹性的，对于不同的需求水平，价格和工资会做出调整，从而使产出不受整体价格水平变化的影响。
其二，“新综合”吸收现代货币主义的观点，把货币政策放到与财政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提出“财政—货币政策混合”的需求管理政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往往只强调财政政策而忽视货币政策或者把财政政策放在主要的地位，而把货币政策放在从属的地位，现代货币主义则坚持“唯有货币要紧”，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认为财政政策由于“挤出效应”而变得无效。“新综合”既承认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反作用会在很大程度上抵销或挤出财政政策对投资的影响，但它同时指出，挤出的程度要受中央银行的态度和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因此，“新综合”认为，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需要同时使用货币政策，要将适应的总需求水平与最佳的财政—货币政策相结合。
其三，“新综合”采取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凯恩斯主义与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分岐协调起来。“新综合”认为，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许多重大分歧是由于各自政策的着眼点不同所致，凯恩斯主义关注短期经济稳定的目标，而新自由主义描述的却是经济的长期形态，因而，可以通过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的方法使两者和平相处，各得其所。比如在总供给分析中，把总供给曲线划分为两种状态，在短期总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而在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这样就将凯恩斯主义的原则和供给学派的主张协调起来。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上，既坚持在短期内，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替换关系，因而需要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措施加以调节，同时又承认，在长期内存在自然失业率的均衡状态，因此长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任何替换关系，这实际上是接受了现代货币主义的观点。“新综合”吸收理性预期学派信息不完全性和理性预期的假设，将理性预期学派关于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没被预料到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价格和利润的变化而影响产出水平的观点，纳入短期分析，而在长期，则承认理性预期学派自然率假说的存在，承认政府政策不会影响产量和就业量。
综上所述，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从根本上说，是适应了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因而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在现实经济中，西方国家政府不再固定皈依某一学派，在某一时期以某一学派的理论为主导，完全取决于一定时期所面对的不同问题。当然，凯恩斯主义理论比较接近现实，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80年代中期以来愈来愈走向自由放任的极端，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复兴，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复归，而是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改进和发展，尤其是吸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建立凯恩斯主义总供给理论和建立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但是，这些改造和发展还不系统，也不成熟，还存在许多缺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滞胀问题上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这说明凯恩斯主义并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缺陷的灵丹妙药。当前，虽然失业和经济停滞再度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但通货膨胀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头，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滞胀的危险，凯恩斯主义再也不可能象六、七十年代那样独领风骚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和交替仍将继续下去，但从发展趋势来看，这两种思潮将日益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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