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律的生成——近四十年香港小说选之编选法则与身份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四十年论文,法则论文,身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种种错杂对峙的文学生产氛围，香港文学之“身世朦胧”其来有自。资深香港文学研究者小思（卢玮銮）在《香港故事》一文中起首即谓：“香港，一个身世十分朦胧的城市！”并总结了香港的文化个性：既接受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称誉，又承认了“文化沙漠”的恶名。① 然而所谓“文化沙漠”或“身世朦胧”，其实亦不妨看作多元并陈、众声喧哗。② 小思的观察是准确的，当中看到香港的“个性”确实不少：中西交汇、丰腴多彩、过境文人南来北往、朦胧、奇异园地、东方西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文化沙漠……言辞间的矛盾，反而坐实了所有香港文学研究者的潜意识——香港需要高度的个性与文化。
到底香港文化以至文学的个性为何？通常认识一地的文化，该地区的文学选本（anthology）是入门的不二之选，而小说选又在各个文类选本之中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因而出版数量亦最多。阅读这些香港小说选本，会发现香港文学的身世并不朦胧，起码不是单薄或荒芜。所谓朦胧之感，可能更是由各种作品与编者多元而分歧的定义和文学实验所造成的。本文拟从香港现存小说选看香港文学身份的建构过程、文学选本与社会政治状况的关系以及地区文学面临的挑战。
一、香港小说选概况分析
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目前所见以“香港小说”名义选辑的小选本，共得相关小说选57种凡1587篇次。③ 最早一部小说选集为1967年友联出版社出版的《新人小说选》，最近期的一部为2006年刘以鬯所编的《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横跨时间40年。搜集选本书目以卢玮銮之《卢玮銮教授捐赠香港文学书目》④ 所载“作品合集”一节之书目为蓝本，再加上后出之小说选，及搜寻香港公共图书馆及大专院校图书馆的目录增补而成。另有初步编目准则如下：第一，以香港短篇小说选为限，长篇及中篇小说选目只供参考。第二，以香港近4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选为限，换言之期间出版的小说选若收有1967年以前的小说，亦在收录之列。第三，以收录香港作品之小说选为限，香港作品的定义须符合作者生于香港、作者定居香港或作品于香港发表之任何一项。第四，所列选集须具备明显的编选意识，即以先在其他地方发表，复为编者收入选本的为限。至于仅属多人合著的新作、个别作家或作家群的自选集，以及文学奖得奖作品结集暂不在研究范围之内。⑤
值得留意的是，“小小说”与“女性小说”在香港小说选本中出现次数颇频繁，可能说明了香港文学予人轻巧短小或女性感性主导的既定印象。总括而言，本文以香港自1960年代本土意识建立以来的小说选集为研究对象，当中又以多人合集的已发表小说选为核心。至于首次发表的新作，由于没有“编选”的意识，所以不在小说选集研究范围之内。以下从出版时间、出版地、及编者／作者的角度，介绍40年来香港小说选的编选概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说明本文的前提：香港小说选集从来并非单以“客观”艺术原则编成，而是由一系列的社会目的和前人艺术标准的互动而生成的。
（一）出版时间
香港小说选集的出版数量其实颇丰，以一个经常号称阅读人口不足的文化沙漠而言更可说是出人意料。从1967年至2006年间，以“香港小说”为名义出版的小说选集共有57种，这里不包括以同人或机构名义出版或其他香港作家的合集选本。每年平均超过10种，可以说是一个对本土地区文学身份需求颇殷的现象。不过事实上的出版数量在不同年代的分布有明显的差异。整体而言，小说选集的数目与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大致相关。由1960年代的只见2种选集，至1970年代出现3种，1980年代升至10种，1990年代急升至30种，千禧以后暂得12种。香港一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为外界的重视程度，基本上与小说选出版量的轨迹相近，其中1990年代香港“97回归”亦明显促成大量小说选的出版。若仔细逐年查看，更可以清楚得知个别社会事件对小说选出版的可能影响。
香港小说选出版的兴盛期可说是1980年代末至1997年间，当中又有三个较明显的高峰，分别是1990年、1994年及1998年，每年出版的小说选分别有6种、6种及9种。我们未必能够为每个年份做出解释，但这里可以略作补充的是，第一，19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以后，香港前途问题基本确定，在政治上的新转向引来香港以外地区的关注，开始出现由内地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选。第二，1990年再次出现大批由内地出版的香港小说选，更有研究者身份的编者，说明1989年后内地学者对边缘地区文学出现的兴趣转向。第三，1990年代中，回归前夕的“香港热”令小说选的出版亦相对繁荣。第四，1997年回归肯定是小说选集出版的高峰，许多与香港文学相关的出版计划及成果亦在1998年推出。由此可见，当中两个高峰大致响应了1986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落实“一国两制”与1997年香港回归的两大历史日程。仅以香港为例，可见地区小说选本的数量与该地方的历史与身份的转变有正比例的关系。亦可见小说选的出版并非仅以美学考虑或随机出现，而是与整个地区的身份自觉与艺术自觉一起建立的。
（二）出版地
香港小说选的出版地大致分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其他出版地的香港小说选集尚未出现。综观三地出版香港小说选之情况，香港自然占有小说选出版市场之大多数共65％，内地占30％，台湾占5％。可见本地出版社及编者在制作小说选中仍具主导地位，而两岸地区中，内地对香港小说的情况更感兴趣。台湾虽然一直与香港在文学上互有影响和交流，但在出版小说选的数目上并不突出。不过值得留意，台湾早于1970年代末出版两种香港小说选《大拇指小说选》与《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较1980年首次由内地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小说选》更早。⑥ 按不同年代而言，亦可见1970年代台湾比香港本土所出小说选更多，而内地在1990年代对香港小说选的兴趣大增，但至2000年则大幅回落。不过总括而言，三地对香港小说的关注仍是突出的。
（三）编者／作者
香港小说选的编者身份可以分为学院工作者、专业编辑、作家及无注明者。其中学者、编辑与作家的身份虽可以重迭，但学院工作者的编者具有更强的正典化意味，专业编辑则更重视书籍整体的出版效果和读者反应，而身兼编者的作家在编选方面则更重视小说选的艺术性与同人性质。至于无注明编者的小说选，大多为早期小说选，亦有同人小说选以合集的形式出现，而选择不拟标示编者。整体编者身份分布中，文学编辑占36％、作家占32％、学者占21％，无注明编者的占11％。当中专业编辑所占比例最多，这亦合乎小说选的惯例。然而作家所占的比例亦不少，几乎与编辑同量，可见香港小说选的确颇具同人性质，由作家直接编选的情况也不少。总的来说，早期小说选较多由作家编选，而后期小说选则逐渐出现由学者编选的情况。
作家方面，入选作家的排名与分布亦是分析香港小说正典化的要点。从入选结果看，在40年间入选香港小说选的前20名作家依出现次数排列如下：刘以鬯、西西、海辛、也斯、舒巷城、颜纯钩、陶然、蓬草、辛其氏、陈宝珍、董启章、昆南、黄碧云、王璞、罗贵祥、吴煦斌、绿骑士、亦舒、钟晓阳及侣伦。出现次数最多的为34次。
对香港文学有认识的读者，大概也会觉得这个入选结果基本上合理，当中的刘以鬯、西西、也斯、海辛、舒巷城、昆南、董启章、黄碧云等，都是香港著名作家，可见小说选的编选结果有一定的客观性和代表性。以上前20名入选作家的作品所占整体小说选之比例为19％，而这些作家之人数占整体比例为4％。由半成作家占据两成之作品，这个比例可见经过40年间的发展，香港小说选已大致确立了核心作家群，而这些作家在后期的小说选中亦的确占有较稳定的位置。
香港小说选之出版实与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变迁有密切的关联，而小说选之出版相对香港的阅读人口而言可谓数量颇丰。编者背景方面，可以看到有专业化的趋势，较多的学院工作者参与小说选的编选工作。核心作家所占比例不算高，但作品所占比例较大，可见初步完成正典化的过程，但同时亦可见其他入选作家之间呈分散的状态，且不断有新作者出现。
二、编选法则
在编选法则方面，这40年间的小说选可以看到两个轨迹，一是从新人介绍到保留经典，二是从反映现实到实验艺术。
（一）从新人介绍到经典留存
介绍新人新作，展示一地文坛的新气象，为不少小说选的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小说选集的本质意义之一，观乎现代文学选集中的经典，如《中国新文学大系》里大部分都是当时笔龄不足十年的新人，后来才成为新经典以至真正的经典。香港小说选的正典化同样需要经历此一过程。强调“新人”的出现，同时标志着一地文学具有新旧交替的前景与演变潜力。这一类香港小说选在不同年代皆有出版，其中包括《新人小说选》（1967）、《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选》（1973）、《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1979）及《小城无故事——香港小说新生代》（1990）。⑦
1967年出版的第一部香港小说选《新人小说选》，从名字到内容都可为其中显例。这些标榜文坛“新人”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而且往往在表达对文坛现况的不满方面有更直接的表现。例如在《新人小说选》的代序《新人·新人》一文中，编者就认为：“今日我们的文坛，有太多的机械师在制造大量的情感复制品，太少的‘新人’在为他个人的艺术路向作不断尝试创新的努力。《新人小说选》的选稿原则，不重年资，不看字号，但为文学上的不断创新的‘新人’开路。”而且更进一步具体说明“新”的内涵，就是要追上“今日世界短篇小说创作的潮流”，并以欧文、莫泊桑、契诃夫、萨洛扬（W.Saroyan）为当时典范，呼唤“国际文坛的发展如彼，我们的文坛停滞如此，对比之下，不能不为我们的创作界的僵化落伍而惊呼：我们文坛的新人新作在哪里？”带出小说选与文学潮流宣言的关系，不只是内容上的反映论，更是美学上的追求。⑧《新人小说选》以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作品为来源，但所反映的文学走向在1960年代的香港仍有代表性。
此外这些介绍新人的小说选也有明显的指导性质，如《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选》的后记就对书中作品评论说：“个别作品对生活的挖掘未深，若干还存在着徘徊于生活边沿，抱持旁观者的态度，思想感情跟广大人群之间还摆着一段等待缩短的距离。个别篇章，结构可以更加紧密一些，素材的取舍可以更加严格一些，有些需要浓缩归纳，有些可以多添一点波澜文采。”
这是后来正典化小说选中不可能出现的态度与立场，突显了这类小说选的扶掖和指点功能。事实上，后来也斯编的《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杜良的《小城无故事——香港小说新生代》、关丽珊在1990年代中成立的普普工作坊所出版的一系列小说、钟伟民的爱情小说选（1994），⑨ 以及其他小说选皆不时提到的新人现象，都可见由新人的崛起带出对文坛现况不满及指导新的文学取向的痕迹。
在介绍新人这一功能以外，具时空代表性的年度／年代小说选则是正典化的最明确指标。这一类小说选表面上最为中性客观，多以一时（年份、年代）一地（香港）为限，从书名即可区别，因此作品的“代表性”通常是首要的原则。例如冯伟才所编的《香港短篇小说选（50—60年代）》的前言就提到：“我们几个热衷于文学的朋友，不约而同地希望为香港的文学史尽一点责任，给香港的文学发展留下一点痕迹。”这种客观且宏观的编选动机，与新人或同人小说选不同。此外这类小说选也会把一地文学放在较大的时空之中去定位和分析，刘以鬯为《香港短篇小说选（50—60年代）》写的序就说：“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之后的香港文学，精神与面貌都有很大的区别。”⑩ 直至过了20年后，2006年出版由刘以鬯所编的《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可谓此类时代性小说选的极致呈现。编者起首即强调“香港有文学”，并以大事纪的方式把香港文学与文学史和社会史联系起来，作为“百年精华”的铺垫：1935年许地山到香港大学；1940年萧红与端木来香港；1948年茅盾第三次定居香港；1950年朝鲜战争使香港作为美国文化宣传战地；1960年短篇小说数量增加；1970年后文学商业化情况严重；“进入八十年代后，中英谈判经过周密的商谈，为香港的将来作出妥当的铺设，香港文学因此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思想的分界与限制已被冲淡，短篇小说步入新阶段，佳作颇多。九十年代，由于大多数读者的接受水平越来越低……严肃文学再一次跌落低谷，引起各方面的关怀，香港当局与文艺团体，通过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征文比赛等活动，为严肃文学提供继续生存的条件。”(11) 刘氏以小说家、杂志主编、副刊主编、读者等不同身份亲历逾半个世纪香港文学嬗变，以上概括深具说服力。而作为《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的序言，更是正式地透过历史的重量与五四重要访港文人的足迹，把香港短篇小说的成就写定为正典。从新人引介到经典留存，可说是小说选发展的第一编选法则。
（二）反映现实与艺术唯尚
小说选的编者序言经常附有指示阅读角度的功能。综观本文所见57种香港小说选，大概可见两个现象：第一，反映现实是早期地区文学成形的主要标准；第二，强调艺术特质是成熟期文学的生成指标。换言之，早期小说选中强调所选作品之现实意义。如本文所见最早的一部香港中国笔会所编的《短篇小说选》序就提到：“文学作品，是人生和社会的反映，也是时代的反映。住在二十世纪的香港的人们，日常的生活，事物的接触，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学术和文化的陶融，自然和其它地方和其它时代的人们，多少有点分别。”(12) 而1983年由曾敏之受广州花城出版社委托编选《香港作家小说选》的“序”中所言小说选的功能就是：“通过完整的或片断的故事情节、环境布局，更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了香港的社会生活，不论是人物的悲欢离合、都市的风情、下层劳动人民的遭遇……都在小说中通过叙事与刻画作了反映，让我们看到了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所呈现的众生相。”(13) 这种“众生相”或“都市风情”的记录在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香港小说选》中有更尖锐和特定的“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这里收入了三十位香港作家的四十八篇作品，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写、反映了摩天高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笞了香港上层社会那些权贵们的虚伪和丑恶……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无可否认以上强调反映现实功能的小说选大部分为内地出版。19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以后，中国内地的确对香港产生急切的认识需要，而小说选亦自然带有观看东方之珠窗口之功能。但同时在1985年香港本土文学工作者冯伟才所编的《香港短篇小说选（50—60年代）》在编选法则上却刻意回避小说的意识形态，转而强调小说的“艺术效果”：“我们不论作者的知名度、稿龄及作品的多寡，基本上我们只考虑作者的文字、技巧，以及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是否能达到较完善的艺术效果。”(14) 强调艺术自主。至于1979年也斯与郑臻（郑树森）合编的《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中的《复印机与神话》更预早地对香港日趋普遍的“灯红酒绿”刻板印象提出反抗：“因为我在香港长大，所以对于香港的现实也有比较复杂的感受，觉得‘高楼大厦、灯红酒绿’一类的广告式形容词，说不出什么。对于文学与现实之间，亦期望能从不那么机械化的角度，看到它们之间复杂牵连的关系。”小说与现实的辩证关系首次在小说选的编选考虑中提出。有关香港小说的文学定位与现实意义亦以《复印机与神话》一文说得最为透彻，以下关于技巧与素材、学院与文艺路线，以及香港发表园地之间和而不同众声争鸣的状况，可算是当时难得的观察与感受：“开始对教条式划一写法的不满意；在内容上关怀现实时亦会考虑到技巧并不是一种无关的附加形式；不仅以强调历史素材为满足，亦想顾及素材如何在某时空下孕育衍生的内在肌理”；“香港小说从来没有过学院与非学院派的争辩，也不曾三年五年地讨论文艺路线”；“有一段时间我每天订好多份报纸，为了看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各自在不同的框框说话……我们有时吵架，有时共鸣，各自以自己以为对的方法创作”。(15)
总之，早期外地编者大多强调香港小说选作为现实教材的意义，唯本土编者更早地思考艺术性以及想象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后者的编选态度亦成为往后小说选的基本立足点，起码在序言中都提到以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为首要考虑。
三、身份建构
小说选可以建构香港文学的身份，其中可有两大方向：
（一）编选者身份的转变：论述的建立
综观近40年香港小说选的编者大概可分为编辑、作家与学者三类，(16) 历年参与编选的情况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1960年代的两部香港小说编选者皆为专业编辑；第二，1970年代的三部香港小说选编选者皆为作家；第三，1980年代共有10部香港小说选，当中作家任编者的占七部，其余三部编者为专业编辑；第四，1990年代出版的30部小说选中，学者为编辑的现象开始出现，与编辑同样各占其中的12部，其余6部的编者为作家；第五，2000年后，学者与专业编辑同样平分秋色，各占12部小说中的5部，其余两部的编者为作家。可见1990年代起，开始有既非专业编辑亦非作家的学者主编小说选，而且占有相当重要的比例。以作家身份兼任小说选编者的情况则渐次减少。
有关近年有学者加入编选小说选工作的现象，笔者曾就此请教出版界相关人士，他们猜测这跟保证小说选销路有关。因为在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的学者所编的小说选往往被学生认定为指定的小说读本，销量有一定保证。而另一方面，学者大多在平日研究工作中已大量接触各种小说，亦为专业文学评论者，先天具备充分的编选准备与条件。例如目前较为完整的两套香港小说选，三联书店的双年小说选系列与天地以十年为限的小说选，就有香港文学研究学者如许子东、黄子平、也斯（梁秉钧）的参与。其中自1994年起由许子东所编三联版《香港短篇小说选》至目前共计有5册，分别为《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香港短篇小说选（1996—1997）》、《香港短篇小说选（1998—1999）》、《香港短篇小说选（2000—2001）》、《香港短篇小说选（2002—2003）》。(17) 在每一册的序言里，编者都为每两年间所选的香港小说提供论述的方向，尽管背后的编选理念总是强调：“我在编选《香港短篇小说选》试图依据的标准有两条。一是‘好作品’……二是‘重要作品’……两条标准之中，前者是主要的标准。”(18) 在《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里提出的阅读线索是“流落异国”、“此地是他乡”、“爱情战争”，非常配合回归前香港人的身份焦虑与地域或情感经验。《香港短篇小说选（1996—1997）》提出的则是“九七心情”、“失城文学”。前者是不能逃避的身份认同议题，后者是借香港作家黄碧云小说《失城》之名而开展的香港都市论述。《香港短篇小说选（1998—1999）》则提出“城市异化”与“后殖民时期”，呈现回归后香港小说题材里暂时的异化与变迁，至于《香港短篇小说选（2000—2001）》则探讨香港小说进一步内化与自我循环的倾向而带出“自作多情的生产性”与“自己爱上自己”两个方向。(19) 从“九七心情”到“后殖民时期”，这些论述方向的建立直接影响香港小说以至香港文学的解读方向，同时透过选集中小说作品的互相发明，论述与作品就形成了互相巩固的关系，间接促成了香港文学身份正典化的过程。而这种具鲜明解读方向与论述倾向的小说选序文，在专业编辑或作家为编者的小说选中是较为少见的。
专业编辑多讲求作品在该年度出版界中的代表性，身兼作家编者往往较侧重艺术性及较有鲜明的同人性质。总之，越来越鲜明的宏观论述方向与作品解读体系的建立，是小说选与一地文学成熟发展的指标。
（二）作者身份的转变：边缘视野的融合
本文关于小说选与身份建构的最后一点观察，可说是一个未完成的阶段，尚有不少讨论空间。缘起于2003年至2005年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陶然编的《香港文学小说选》系列，至今共有4册，包括《伞：〈香港文学〉小说选（2000.9—2001.12）》、《Danny Boy：〈香港文学小说选〉（2002.1—2003.6）》、《垂杨柳：〈香港文学〉小说选（2003.7—2004.5）》，以及《鹫或羔羊：（香港文学）小说选（2004.6—2005.9）》。这个系列以出现于《香港文学》杂志上的小说为编选对象，然而在名称和体例上也有香港小说选本的意味。当中最为有趣的现象是首次有大量非香港本地作家出现于《香港文学小说选》之中，这些作家包括白先勇、苏童、刘心武、叶兆言、王安忆、格非、黄锦树、骆以军和虹影，亦有若干具南洋背景的马华文学作家在其中。当然这些非本地作家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其作品刊登于《香港文学》这本杂志之上，但毕竟这是首次以“发表园地”为编选准则的地方小说选。
这个现象不能轻易忽略的原因在于，它可能见证着从“中国文学”到“华文文学”到“华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视野转变。华语系文学的带出文学跨国、跨界与跨网旅行的可能，与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或“现代中文文学相对”，使文学不限于国界；同时亦与“华文文学”不同，不是一个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域外文学总称。华语系文学包括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就如王德威所言：“华语语系文学因此不是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翻版。它的版图始自海外，却理应扩及大陆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20)
王德威借着华语系文学提出海外中文文学对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版图并形式对话的可能，而一个把内地、香港、台湾及马华作家纳入其中的香港小说选本系列，是否也可以由华语系文学的概念中得到启发，开展不同的香港文学身份思考呢？非香港作者的加入，将会如何丰富香港文学的版图呢？相信这个由《香港文学小说选》系列引起的现象只是一个开端，往后的发展仍须进一步观察回归十周年后香港小说选本的出版情况，才能有更全面的讨论。
综观上文对近40年香港小说编选法则的描述与分析，可见香港文学透过小说选本的正典化过程可算基本完成。关注文学性、提高专业性与论述的建立均是其中重要的标志。至于小说选的编选情况与法则，则从来不是由纯粹的美学眼光而构成的，各种相对的社会动机和出版因素必然也产生不少的影响力。香港小说选本仍会继续出版，当中的变化亦未可料，其中的文学身份问题，还有待往后与其他周边地区文学的关系发展来进一步定义。
注释：
① 小思：《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2002年，第5—6页。
② 关于香港故事之难以言说以及香港城市之身世朦胧，现在几乎成为研究者的cliché，也几乎是总结香港文学整体面貌时不可或缺的结论之一。参见也斯：《香港的故事：为甚么这么难说？》，见也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艺术中心，1995年；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编：《否想香港：历史·文化·未来》，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
③ 有关小说选集目录及出版数据略，1587篇小说之篇目因篇幅关系未能具列，当中重复入选的不超过1％，详细情况在正文再作论述。
④ 卢玮銮：《卢玮銮教授捐赠香港文学书目》，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2002年。
⑤ 隐地曾就“个人自选集”不列入小说选集研究范围提出以下见解：“个人自选集，当然也属于‘小说选集’的范围，但这儿暂且将研究重点放在群体性的选集上，一般图书馆多半将它归入‘集体小说类’，它的特色是，可以比较各个作者不同的风格，读者可以从多种题材、布局中去探讨短篇小说的技巧和奥秘。”隐地：《关于〈近二十年短篇小说选集编目〉》，见《近二十年短篇小说选集编目》，台北：书评书目出版社，1975年，第3页。
⑥ 参见也斯等编：《大拇指小说选》，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也斯等编：《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台北：民众日报出版社，1979年；及无名氏编：《香港小说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里可以初步印证早期香港本土文学与台湾文学界的关系。香港土生土长作者如西西、钟晓阳、也斯均有台湾版作品出版，而台湾与香港的本土文学需求也有相近的口味与取向。
⑦ 参见亦舒等：《新人小说选》，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无名氏编：《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选》，香港：香港青年出版社，1973年；也斯、郑臻（郑树森）编：《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台北：民众日报出版社，1979年；杜良编：《小城无故事——香港小说新生代》，香港：创建出版公司，1990年。
⑧ 亦舒等：《新人小说选》，第1—4页。
⑨ 关丽珊编：《我们的故事——短篇小说新入选》，香港：普普工作坊，1999年；钟伟民编：《床——日落时期勃起的爱情故事》，香港：人间世制作公司，1994年。二书所收作品为首次发表的小说，所以不在本文的核心研究范围。然而二书的编选动机皆具备引介新人的意味，同时在编选过程中透露出较清晰的文学取向。关丽珊普普工作坊的成立及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书籍，事实上颇有另辟蹊径的用心，希望在高蹈的严肃文学与通俗的流行文学之间发掘能感动读者与具备个人色彩的作品，从选本名称《我们不是天使》、《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等可见其中的方向。钟伟民的选本《床——日落时期勃起的爱情故事》更是对香港严肃文学的彻底反拨，希望带动一批具有读者的流行作家出现。有关钟伟民作家定位的转变以及如何演化成“钟伟民现象”，已有王良和专文论及，这里旨在点出其小说选带有强烈的文学立场一点。
⑩ 冯伟才编：《香港短篇小说选（50—60年代）·前言》，香港：集力出版社，1985年，第1、5页。
(11) 刘以鬯编：《香港短篇小说百年精华》，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4页。
(12) 香港中国笔会编：《短篇小说选》（罗香林序），香港：香港中国笔会，1968年，第1—2页。
(13) 曾敏之：《香港作家小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1页。
(14) 冯伟才：《香港短篇小说选（50—60年代）》，第1页。
(15) 也斯、郑臻编：《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第218—223页。
(16) 关于学者的定义，本文以有学院教学背景的文学研究者为限，原因是希望藉以观察小说选与文学教育或院校研究所带来的正典化之关系。
(17) 三联的双年小说选系列暂时总共出版了8种，分别为冯伟才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84—1985》，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冯伟才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86—1989）》，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黎海华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90—1993）》，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年；许子东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许子东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96—1997）》，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许子东编：《香港短篇小说选（1998—1999）》，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许子东编：《香港短篇小说选（2000—2001）》，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许子东、黄子平编：《香港短篇小说选（2002—2003）》，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
(18) 许子东：《香港短篇小说选（1994—1995）》，第2页。
(19) 参见许子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小说与“香港意识”》，《清华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第36—41页。
(20) 有关“华语系文学”的论述，参见王德威：《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明报月刊》2006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