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尚巫习俗
方宝璋
摘 要 闽台民间尚巫习俗源于先秦古越族巫术。经历代演变发展，主要有跳童、乩童、法师、神姐、红姨、师公以及信巫治病、扶乩、驱邪招福之术等。人们企图通过巫术以预知祸福，取悦鬼神，祈福禳灾。巫觋和巫术本质上是愚弄百姓、骗取钱财，因此作为一种陋俗，历代遭到有识之士揭露、抨击和禁止。
关键词 闽台民俗 尚巫习俗 巫觋巫术
一、闽台历史上尚巫习俗
妈祖
古代闽越族人“信巫尚鬼、好淫祠”，特别迷恋超人力的巫术等。早在先秦时期，南方越族就以尚巫闻名于世。西汉武帝灭闽越国后，带走不少越巫，并在皇宫建越祝祠，令越巫为他祈求长生不老。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北方汉族人南下入闽，受到闽越族巫觋文化的影响很深。宋代，福建民间有许多女巫男觋。如“泉南古称佛国，华刹淫祠、山僧野觋，无处无之”［1］。福州“每一乡率巫妪十数家”［2］。人们企图通过巫觋以窥测天机，预知祸福，取悦鬼神，祈福禳灾，趋吉避凶。不少人对巫觋深信不疑，正如明代人谢肇淛指出：“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盛。闽中富贵之家，妇人女子，其敬信崇奉，无异天神。”［3］
明清时期，福建、广东两省渡海来台湾开拓的移民，绝大部分是文化层次很低的下层民众，故其信仰程度极低，近于迷信。他们到台后面临着瘴疠、毒蛇猛兽及“土番”的威胁。在这巨大的环境压力下，他们觉得依靠自身力量很难取得生存，故祈求超人力的巫术，躲避一切的灾厄，得到健康、平安与财富。因此，福建人的这种尚巫习俗随着明清时期移民带到台湾，而且愈演愈烈。正如何竟山在《台阳杂咏》中所云：“闽人信鬼世无俦，台郡巫风亦效尤。”［4］
闽台民间尚巫没有系统的教义教理，他们主要通过巫觋抽签占卜等方式来与神鬼沟通，来证实灵验。这不仅说明闽台民间尚巫信仰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而且显示出这是一种低级的信仰。在闽台民间尚巫信仰中，巫觋扮演着十分活跃的角色。巫觋作为神鬼与人沟通的中介，控制了民众的信仰世界。人们遇到疾病、伤害、旱涝等各种天灾人祸，都要通过巫觋向神鬼祷告，甚至仰仗巫觋驱逐恶魔疠鬼。巫觋作为神鬼与人沟通的中介，不少人生前因法术灵验而闻名遐迩，受人崇拜，死后更被人们奉为神灵。如著名的妈祖、临水夫人、吴夲、七娘妈等，原来都是唐宋时期福建的巫觋。妈祖原是“湄洲林氏女，为巫，能知人祸福，殁而人祠之”。［5］临水夫人陈靖姑“世巫……怀孕数月，会大旱，祈雨即应，术神而身已殒矣。临终诀云：吾死后不救世人产难，不神也……为立庙，祀于洞中”［6］。还有保生大帝吴夲，生前为闽南的一个巫医，殁后而被奉为神。
作为长江、黄河入海泥沙淤积而成的这片黄海滩涂，有据可考的成陆时间，只有五六百年。大约在一百年前，民国实业家张謇在此废灶兴垦，此地的生产才由盐业转为农业。在十多年之前，这里还是成片条田化的农田。金浪翻滚麦收时，银海无边采棉季。之后，随着全国性的旅游经济的兴起，这片地方不甘落后，征地筹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建成了这处以“春看桃花夏吃桃”为特色的旅游景点。像其他景点一样，为了增加其文化、历史的积淀，便广泛征集民间故事，搜寻与景点有关的人物掌故。前述文字，便是一位朋友应景点之约所写。
二、闽台跳童、乩童、法师
福建有所谓“跳童”“跳乩童”或“神汉”，宣称有法术使神灵附体，为人禳灾祈福。他们在驱邪、治病、释难解疑、判断吉凶时，多赤其上身，披头散发，手持刀斧自砍肩背，或爬刀梯、过刀桥，或赤足从火炭上走过，或伸手入沸腾油锅；甚至刺肩割舌，血流满面，作出种种恐怖幻术，以证明神灵附体，愚弄百姓。如民国《同安县志》卷22《礼俗》载：“扛菩萨之外，又有跳乩童。凡人有病，辄向神问吉凶。神每凭人而言，谓某鬼作祟，随口派牲醴、菜饭、冥镪祭送，可保无事。不验，仍归诸数。为乩童者，多系无赖恶少以此为业，裸体披发，红兜白裙，手执刀剑，自劙口背，血涔涔下，或割舌以血为符，或掷铁钉球，或翻钉床，或过刀梯，或过火炭、火炉、火城，非言朱刑李，即言池王爷、五显帝、中坛爷、二大使。屡经地方官严禁，而陋俗终不可除。”对此，清末吴增在《泉俗激刺篇·跳童》中揭露曰：“跳童，跳童，裸身颠倒如发狂，睅其目，披其发，挺剑自砍背，画符又割舌，不为国民甘流血。左手签刀右刺毬，咬牙忍痛跳不休，口中啾啾作鬼语，羞恶之心已尽死。似鬼非鬼恶形状，本来面目又尽丧。是何心，恶作剧，想是前世作孽来，今生过此活地狱。”
闽台民间还普遍存在着许多世俗道士，与民众混居，平时无特殊衣冠，一旦有宗教活动，才龙象云集。他们主要以符箓斋醮、扶乩祈梦、祷福禳灾、念咒驱鬼、画符降魔、超度亡灵、谢神保安等实用道术来作道场法事。于是乎，巫道难分，俗称“师公”“司公”“道代”“师爷”等。因为俗信家庭疾病灾厄频仍，乃妖邪作祟所致，须请师公作法驱避。如道光《厦门志》卷15《风俗》载：“别有巫觋一种，俗呼为师公，自署曰道坛，倡为作福度厄之说，以蛊惑人心。一切祷符、烧纸、喷油、栽花、步斗诸名目，率伪妄不经。愚妇人无识，为所簧鼓，花费尤多。书礼之家，亦所不禁。”“道士，台湾名曰‘师公’。不蓄全发，不持斋，大约即巫觋之类。就其家中设坛。凡民间有冲犯土煞者，请其到家作法，名曰‘起土收煞’。有命运不佳者，请到庙中祈祷作法，男人曰‘补运’，女人曰‘栽花换斗’。”［12］台湾世俗道士因为头饰和所作法事范围的不同，又分为“乌头师公”和“红头师公”两种。前者黑道冠黑巾裹头，以司凶丧事为主，也有为人建醮、谢平安、做三献等，法事仪式与龙虎山张天师较为接近，科仪也较完备。后者红道冠红巾裹头，脉承于福建闾山三奶派，以司喜事为主，也有为人驱邪压煞、安营补运等，不大讲究全套科仪，颇重传统巫术的神奇效应。
临水夫人
吴夲
法师还与乩童结合，共同作法。澎湖“有法师与乩童相结，欲神附乩，必请法师催咒。每赛神建醮，则乩童披发仗剑，跳跃而出，血流被面。或竖长梯，横排刀剑，法师猱而上，乩童随之。乡人有胆力者，亦随而上下。或堆柴爇火炽甚，跃而过之，妇女皆膜拜致敬焉”［9］。
台湾有所谓“法师”，又称“法官”，善符篆祈禳诸术。法师为请神明下降，于行法之时，戴头巾，披白衣，摇旗挥刀，擂金鼓，诵“请神咒”，即称神明降临。法师既召神，且用符水为人治病消灾云。正如《安平县杂记》云：“法官者，自谓能召神谴将，为人驱邪治病，作一切禳解诸法（其派有红头师、青头师之分，其弟子均名曰‘法仔’）。神佛出境、净油及踏火必用之，以请神焉（铺柴炭于庙前旷地，炽火极盛，执旗帜、锣鼓及扛神轿者——从炭上行过三次，名曰‘踏火’）。为人治病，亦时有应验。”［8］
三、闽台神姐、红姨、师公
闽台民间信巫不信医，如得疾病，轻则召巫或到宫庙乞符咒香灰治病，重则抬神寻药。如民国《同安县志》卷22《礼俗》载：“俗信巫鬼笃于信医。病家每雇两人，扛一菩萨——以扛保生大帝为多，一人鸣鼓随后，沿街游行。遇人家藏有药品，神停不行，名曰讨药。其家即拈香，低声念药品，视神进退，以定去取。神或旋绕奔突，则以筊掷之，得圣筊合、阴筊否。或到药铺，令药铺唱药名而筊决之。无论是否对症，或成方与否，均服之不疑，甚有因而致命者，竟以天命诿之。吁，亦愚矣！”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1《地志》亦载：“俗信巫鬼，病者乞药于神……亦漳、泉旧俗。”［13］
红姨绝大多数是女性，但偶尔也有为男性的。如《彰化县志》载：“又有寻神者，或男或女不等，到家排香烛金楮，其人以红帕复首掩面，少顷即作鬼语，若亡魂来附其身而言者。竟日数十次，费数百钱。妇女尤信而好之。”［11］
福建的仙姑、神姐，台湾称为红姨或尪姨。她们自称有法术作灵魂媒介，能为人牵亡、问神、换斗栽花、解厄等。如《新竹县志初稿》云：“有红姨焉，托名女佛，为人问鬼探神；虽远代祖先，能勾其魂附红姨以传言。大抵皆乘便取利，妇女尤为酷信，其心牢不可破。”［10］牵亡即上述让鬼魂附体，与问亡者对话。问神则是红姨俨然以神佛自居，指示求医方向，祈取何药，如何饮服，并言几日后病愈。换斗指红姨对孕妇任意断言其胎儿为男性或女性，常人多喜男，故红姨故意断言其为女性，孕妇求之用法术改换胎儿为男性，此谓之换斗。栽花则是红姨为石女弄法祈祷，使之怀孕。解厄顾名思义就是红姨为人消除病灾等。
3) 少穗竹竹笋的呈味氨基酸总量远高于四季竹，约是四季竹笋的1.4倍；其中少穗竹笋鲜味、甜味和芳香类氨基酸含量均高于四季竹；2种竹笋的苦味氨基酸含量差别不大。
跳童在台湾则称乩童，民间也十分盛行，其作法术的手段与福建如出一辙。“有为乩童者，披发露臂，手持刀剑剖额、刺肤以示神灵，妄示方药；又有扶乩出字，谓神下降，指示方药，并能作诗作文，事尤灵怪，不可深知”［7］。
2.发挥阵地作用，提升工作水平。切实发挥党校的培训作用，邀请外部专家和内部模范讲授课程，对党员、党员干部进行集中轮训和专题培训；成立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不断提高公司党建、政研工作水平，推进公司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高公司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水平。
部分藻类的油脂含量占干重的25% ～ 77%，明显高于富含油脂的陆生作物。脂肪酸链长为C15 ～ C22、不饱和水平较低的原料最适合生产生物柴油。生物柴油的制备方法包括物理法和化学法，其中物理法包括直接混合法、微乳化法，化学法包括热裂解法、酯化和酯交换法。酯交换法是制备生物柴油的常用方法，即天然油脂和醇（如甲醇）在催化剂（酸、碱、酶）作用下进行酯交换反应，生成脂肪酸酯（生物柴油）和甘油（图3）。
四、闽台信巫治病和扶乩
福建还有一种“神姐”或“仙姑”，宣称有法术使死者魂魄附于其体，并与死者家属对话，民间称为“问亡”“寻亡”“讨亡人”“勾亡魂”等。俗信人死后生活在阴间，活着的人想了解死去的亲人在阴间的生活情况，可到“神姐”或“仙姑”处问亡。问亡者先告以死者姓名、住址、生死年月等，然后“神姐”或“仙姑”烧香祷祝，伏在桌上，口中喃喃，报请阴府批准寻找所问亡魂。待亡魂附于其体后，即与问亡者对话，通常诉说亡者在阴间的生活情形，要求生者烧寄纸钱，供奉祭品，有的还会对生者提出预言或忠告。问亡者常信以为真，而受愚弄。清末吴增在《泉俗激刺篇·神姐》中对这种行骗进行斥责：“燃香火，焚金楮，神姐闭目坐。顷刻鬼来语，身摇手复摇。先说奈何桥，急泪坠潸潸。又说亡魂山，觅新亡，觅旧亡，真人假鬼哭一场。无人心，无人理，丑态堪冷齿。骗尽乡村痴妇人，将钱买得泪如水。如此伤风化，安得西门豹，投之浊流死无赦。”
扶乩在闽台始于何时，目前还难以确定。明代福州人谢肇淛云：“箕仙之卜，不知起于何时，自唐、宋以来，即有紫姑之说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师，即士人亦或能之。”［14］由于不少文人学士也参加扶乩活动，借鬼神之名，作文赋诗，因此，元明清三代福建出现不少乩诗、乩文。清代光绪末年，扶乩传入台湾。闽台不少地方还建有鸾堂、乩堂，奉祀紫姑、玄天上帝、王爷、张天师等，作为扶乩的活动场所。台湾迷信扶乩者还成立降笔会、扶鸾会。扶乩的欺骗性在历史上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清代郭篯龄就指出：“如世所传降鸾种种文字，以浅陋无识之文，托之仙佛鬼神，曰此神道设教也。愚者信之，智者亦噤不敢置诘，其害且及于天下万世”［15］。
七娘妈
闽台民间还流行扶乩，又称扶鸾、扶箕、降卜等。常见的扶乩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神案前置一桌子，桌上摆一撒沙和香灰的盘子，以一丁字形（或人字形）木架安放其中，架子下端绑一把笔或一根小木棒，由两人各扶架子的一端，在撒沙或香灰的盘子上写字。另一种把畚箕、饭箕、米筛之类的竹编倒扣过来，上面覆盖衣服，下面绑一把笔或小木棒，两人对面持畚箕或饭箕、米筛等在撒沙或香灰的盘上写字。由于扶乩者或经过专门训练，或由于神秘气氛的心理作用，手臂会不由自主地抖动，从而木架子在盘子上走动，沙或香灰上出现划出的痕迹。这些痕迹即被认为是神灵的乩示，经过辨认后，再作一番诠释。信者认为这是人与神灵通声气的一种重要手段。神灵通过乩示，或示人吉凶休咎，或为人开药方。如民国《同安县志》卷22《礼俗》载：扶乩法“取桃李之有两叉者，削其头如笔状，令两人各以一手持其柄，念动咒语请神，桃枝则跃跃动，书字书药，甚或抒写诗歌，朗朗可诵”。
五、闽台驱邪招福之术
驱邪招福、趋吉避凶实为一般民众的普遍心理，其在闽台民间尚巫信仰中也有种种的表现。闽台民居檐上常挂一面镜子，称倒镜或白虎镜，以倒照对方，解为化凶为吉。民居、商店或堂庙的正门如正当道路时，则必须于门头或梁木上画太极或八卦，盖信画此可驱邪也。俗信太极先天地而存在，为万物之本源；八卦则为伏羲氏之创造，此二物恶魔鬼神俱不敢犯。
闽台民间常于巷道或居家门边、桥头等立石，上刻“石敢当”，用于驱邪魔祈福等。据宋王象之《舆地碑日记》载：“兴化军有石敢当。”其注云：“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沽，得一石，铭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可见，立石敢当之俗在福建至迟唐代已出现。台湾石敢当还常刻“泰山石敢当”，据连横考证，“台有书‘泰山石敢当’者，或以泰山为其里居；盖以《三国志》管辂‘有泰山治鬼’之言，因而附会耳”［16］。据《台湾省通志》卷2《人民志·礼俗篇》载：“澎湖岛民以烈风卷飞土沙为一种煞气，怖之甚。因此于岛内澳乡各路头竖立‘石敢当’石碑以镇煞。澎湖此石碑之多，不特为全台之冠，即在大陆亦属罕见。”
对照组螺钉松动概率和并发症发生率明显超过观察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闽台民间招福的通常做法是在壁、柜、箱、橱、桶等贴上各种字体的福字、寿字，以招福寿。正月各户门头贴有画有人像红纸5片，此称为福禄全寿，以祝福贵繁荣，阖家平安、健康长寿。
六、闽台对尚巫陋俗的劝谕和禁止
扶乩
闽台巫觋和巫术千奇百怪，不一而足，但其本质是相同，即以所谓驱邪治病，祈福禳灾，来愚弄百姓，骗取钱财。尤其是以巫代医，为人治病，更无异于谋财害命。因此，其作为闽台陋俗之一，遭到历代地方政府的劝谕禁止和有识之士的揭露和抨击。其一揭露其欺骗性。如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土志·风俗考》云：“病必求医，事理之常。俗下有专祷于神及抬舁神像者出行采药，假托神灵。究之神何能为，惟抬舁神像者妄为之耳。服效归功于神，不效谓之寿算该尽。夫人子不知医比于不孝，庸医杀人，律有常宪。今概不求医药，而徒任之土偶木俑，付以生死之权，不亦大可哀哉！”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13《风俗》亦云：“俗尚巫，疾病辄令禳之。又有非僧非道名曰客子师，携一撮米往占病者，谓之‘米卦’，称说鬼神。乡人为其所愚，倩贴符、行法而祷于神，鼓角喧天，竟夜而罢。病未愈，费已三五金矣。”南宋陈宓在《惠民药局记》中更具体地揭露了淫巫与奸商勾结共同坑人骗钱的恶习：“俗信巫尚鬼，市绝无药；有则低价以贸州之滞腐不售者。贫人利其廉，间服不疗，则淫巫之说益信。于是，有病不药……病不求医命自活，呜呼，兽且有医，而忍吾赤子诞于巫、愚于贾哉！”［17］其二引导民间信医不信巫。早在北宋“蔡端明（蔡襄）学士治莆，谓莆人巫觋主病，宜痛断绝。因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18］。南宋，朱熹知泉州，为鼓励人们有病求医不求巫，对因贫穷无力请医服药者官府予以资助。其发布的告示规定：父母生病，“若贫之至甚，无力请医，许诣州自陈，当为遣医诊视。药石之资，官有常给”［19］。其三官府颁布法规予以禁止。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台湾地方官府曾下令禁止迎神赛会，其中的禁条之一是“不准迎神像赴家，藉词医病，骇人听闻”［20］。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土志·风俗考》载：“俗下祈报跳神，多用一种男觋，实恶少也。裸跣散发，持刀跳跃，毁裂头面，流血被体，村俗愚民，震慑鼓噪，服其神勇。此等凶恶之习，伤风败俗，宜力禁止。”但是，由于当时医学知识的局限性，对于许多疾病，尤其是许多可怕的传染病（即古代称之为瘟疫）无能为力，加上下层民众的愚昧无知，故对巫觋和巫术深信不疑，至死不悔。虽经劝谕严禁，但陋习积重难返，难以一时清除。如福建同安“扛菩萨之外，又有跳乩童……屡经地方官严禁，而陋俗终不可除”［21］。厦门“抬神求药，尤为可笑……至服药以死，则曰神不能救民也。即有奸徒，稍知一二药性，惯以抬神为业者；官虽劝谕之，终不悟也”［22］。
闽台民间尚巫陋俗是出于一种粗糙、模糊、功利、迷信的低层次信仰，对千奇百怪的巫觋和巫术盲目崇奉。这种民间尚巫信仰是古闽越族巫术的混合体，其中既有杂揉、融合的一面，又有自相矛盾、不相协调的一面。闽台巫觋和巫术其本质是以所谓驱邪治病、祈福禳灾，来愚弄百姓，骗取钱财。尤其是以巫术为人治病，更无异于谋财害命。因此，其作为一种陋俗，必然历代遭到揭露、抨击和禁止。
参考文献：
［1］乾隆《德化县志》卷8《祠宇》。
［2］梁克家：《三山志》卷9《公廨类三·诸县祠庙》。
［3］谢肇淛：《五杂俎》卷6《人部二》。
［4］《台湾杂咏合刻》，台湾文献丛刊本，第67页。
［5］宝佑《仙溪志》卷3。
［6］民国《古田县志》卷23《祠祀志》。
［7］《新竹县志初稿》卷5《风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86页。
［8］《安平县杂记·僧侣并道士》，光绪二十三年抄本。
［9］林豪：《澎湖厅志》卷9《风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327页。
［10］《新竹县志初稿》卷5《风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86页。
［11］周玺：《彰化县志》卷9《风俗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293页。
［12］《安平县杂记·僧侣并道士》，光绪二十三年抄本。
［13］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卷1《地志》，台湾文献丛刊本，第51页。
［14］谢肇淛：《五杂俎》卷15《事部三》。
［15］郭篯龄：《山民随笔》卷5《乩仙近事》，福建师大图书馆藏手抄本。
［16］连横：《雅言》，台湾文献丛刊本，第75页。
［17］嘉靖《安溪县志》卷7《文章类》。
［18］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土志·风俗考》。
［19］民国《泉州府志》卷20《风俗》。
［20］《台湾理蕃古文书·严禁迎神赛会》，见《中国方志丛书》台湾地区第62号，第135页。
［21］民国《同安县志》卷22《礼俗》。
［22］道光《厦门志》卷15《俗尚》。
作 者 方宝璋，原江西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莆田学院特聘教授（莆田 3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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