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发展与收入增长源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泉论文,民间论文,资本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01)04-0001-07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明显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特征，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都处于90年代以来的低谷，失业增加，因而有关扩大需求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研究成为热点。在这些研究中，倾向于重点扩张消费需求的观点较为普遍，那么消费需求缘何得以扩张？增加居民收入成为首要选择，但居民收入又如何得以增长？从目前看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靠政府财政支出来提高工资和增加转移性支付；二是靠生产经营单位提高工资及各种收入。但若进一步思考政府和生产经营者用来增加居民收入的经费又从何而来？即收入增长基础源泉究竟在哪里？研究近乎陷入一种难以求解的境地。事实上在经济处于下滑和低谷阶段，将收入、消费的增长与民间资本发展（民间投资）割裂开来研究扩张居民消费需求的收入增长源泉，并偏重于政府财政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功能，是导致此研究难以求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收入结构障碍制约着消费需求扩张的空间
从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收入因素看，关键问题不在于收入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根本在于收入结构、储蓄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占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居民拥有收入份额过低，使得消费需求扩张空间极其狭小，所以提高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以增加消费成为必然的选择。
从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看，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贫富悬殊不断加深，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不仅甚于发达国家，甚至也重于东亚其它国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资料显示，1999年在我国城镇居民中，占人口60%的中低收入户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平均水平（5854.02元），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147.82元，而占全国人口70%的、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其人均纯收入只有2210.34元（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据估计，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万人进入最富有阶层，他们虽不到人口的3%，但私人存款却占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1999年为59621.8亿元）的40%（注：陶一桃，“消费的成本”《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6期第12～19页.）。这表明对于占总人口97%、仅拥有60%的储蓄存款的居民，其人均储蓄按储蓄存款总额计算仅有两千余元，应该说真正制约消费增长的仅是拥有大量储蓄的高收入者。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消费倾向越低，因为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消费增长的比重越来越小，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1999年底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中20%的低收入户的家庭，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达90%以上。其中10%的最低收入户，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96%，而5%的最困难户，可支配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对于人均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户，其消费倾向仅为68%，另外10%的高收入户，消费倾向只有75%（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由于这部分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大大低于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水平，却又占有全社会收入的较大份额，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消费需求的增长。在这种畸形的收入、储蓄结构下，单纯地刺激消费、降低储蓄不会有更大的扩张余地，因为，占人口绝大份额的中低收入家庭，原本收入水平、储蓄水平极低，消费增长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占有整个社会收入较大份额的少数富有者，或者因其消费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而使得增加消费的欲望相对较小，或者因为其灰色收入的性质而难以将收入转化为现实的消费。
正是这一特定的收入、储蓄结构，决定了在实施必要的税收政策以进行收入分配调节的同时，必须提高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包括城镇、农村在内的已形成的近两亿失业人口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注：钟朋荣，“如何看待投资与储蓄”经济参考报，2000-08-30(5).），才能使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具有坚实的基础。
二、运用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效果分析
近年来政府的确下了很大力量，运用财政支出政策增加居民收入，既包括直接增加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增加城镇下岗、失业人员等的生活保障费，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产品以稳定农业生产者的收入，也包括通过各项公共工程建设及政府购买提供间接收入等。无疑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必须看到，其政策效果是有限的。
1、依靠财政支出提高居民收入，其收入增长总量规模极其有限。财政支出源于财政收入，没有雄厚的国家财政收入基础，必然制约财政支出的规模，进而制约着依靠财政支出增加居民收入的规模。从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情况看，其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24.8%逐年下降到1998年的14.2%，1999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虽有所上升，也仅有15.9%，且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得更为严重，从1978年的31.2%降至1999年的14.0%（该比重远远低于国外水平）。1999年我国政府所能支配的财政收入只有11444.08亿元，还不及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5，对于我们这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即使政府将全部财政收入都用来增加居民收入，人均收入增加额也不过800余元。1998年9月政府拿出540亿元增加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的工资，此数额与当年存款大于贷款之差9173.8亿元相比，仅及该数额的5.6%，至于公共福利支出和其它转移支付，由于政府财政收入规模较小，所以政府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则是微乎其微，1999年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只有179.88亿元。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57%，即使加上政策性补贴的转移支付697.6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仅为7.67%（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更重要的是，提高工资或增加社会保障并不能直接使70%的收入很低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得到增长。
2、通过政府转移性支付增加居民收入，减小了财政支出引起的国民总收入增加的乘数。由财政支出提高工资、增加社会保障、政策性补贴等，有一共同性质，就是单纯将一部分收入从政府转移到消费者手中，亦称转移支付。在对国民收入增加量的影响上，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小于政府购买乘数。若Kg表示政府购买乘数，Ktr表示转移支付乘数，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则：
Kg=1/1-β，而Ktr=β/1-β
假设边际消费倾向为80%（其它条件一定），该原理表明，此时政府购买乘数Kg=5，而Ktr=4，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直接购买或政府直接消费，1元支出最终可使国民总收入增加5元，但转移支付只能使政府1元支出增加4元总收入。当然，必要的社会福利支出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是不可少的，但若将政府财政收入直接用来增加部分社会成员的工资（且是平均收入水平已经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倒不如政府直接购买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效果更大。
3、政府直接投资难以形成“再生性”居民收入增长源泉。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自1998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断增大政府投资，政府投资的增加为相关部门及政府投资项目承担者间接提供一部分收入增量。但由于财政投资主要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产业链较短，与各部门的关联度较小，加之政府投资的效果普遍较差，从而带动总收入增长的乘数效应偏小，特别是这些投资不能为劳动者提供永久的就业机会，不能形成人们获得源源不断的“再生性”收入的源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近年来政府强有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比较有效地阻止了GDP增长率的下降和物价的进一步下滑，却没有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明显上升。
4、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一味依赖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居民收入，不利于扩张收入增长源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则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和企业应减少员工和工资，以减少企业税负和增加企业利润，进而促进企业增加投资。相反，若此时用财政提高工资，必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如果再靠增加税收来弥补，会进一步抑制企业和其它经营者的投资，并且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若企业给职工增加工资，同样会因成本的加大而减弱投资能力。生产经营者的投资受到抑制，最终会影响就业、经济增长，即收缩收入增长的基础源泉。
由上述分析可见，在我们承认财政政策对收入影响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正视它的另一面，即财政本身并不是扩张消费需求的收入增长的基础源泉。
三、民间资本的发展与收入增长
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主要是劳动收入而不是财产收入，为要增加他们的收入，重要的是必须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使其能够拥有获得收入的基本前提。同时还须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稳定的不断提高，使其能够实现收入的稳步增长。对于广大中低收入者而言，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是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并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1、这里的民间资本发展是指除政府投资以外的广义的民间投资的增长。通常意义的总投资，指增加和更换资本资产的支出，由净投资和重置投资即固定资本更新构成。净投资意味着资本存量规模的不断扩大，新资本的形成，但必须指出的是，净投资决不仅仅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增加投资，应包括对所有领域的资本投入。固定资本更新作为总投资的构成部分，在产品周期越来越短的现阶段，其作用更加重要，当然更新资本，绝不是对原有机器设备的简单替代，它总是伴随着对生产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的生产设备的使用。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民间资本的发展还应包括各种形式的私人资本产权的形成（如通过直接融资方式将节余购买力转化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从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看，大规模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民间而不是政府，即使对于国有经济来说，其固定资产投资依赖于政府财政预算内的份额也非常小，1999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5947.76亿元，而国家预算内资金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额只有1852.14亿元，占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1.6%。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1999年与1981年比较，来源于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的比重从28.1%降至6.2%，来源于国内贷款的比重从12.7%提高到19.2%，来源于自筹和其它资金的比重从55.4%提高到67.8%（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2、构成国内总需求的个人消费C（基于收入）、民间投资I、政府支出G之间的相互影响。在目前讨论中，人们更多注意的是政府支出对居民收入进而对消费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府支出对拉动民间投资的影响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民间投资对居民收入、消费以及政府支出乃至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这里我们看重分析民间投资对收入进而对消费的影响。
宏观经济学关于均衡国民收入决定的理论，有一重要定理，即新增国民收入ΔY=Ki×ΔI（两部门为条件，其它因素一定）。Ki为投资乘数，它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边际消费倾向，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使人们更多地关注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越大，而投资乘数越大，在投资增量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增长越多这一结论。实际上此公式还包涵着另外两个结论：其一，当投资乘数Ki为一定值时，投资增量ΔI越大，国民收入增加的越多；其二，若投资增量为0，即使投资乘数再大，ΔY仍为0。这在理论上证明了民间投资对收入增长具有的重要作用。那种认为储蓄率高、消费率低必定导致总需求不足的观点是难以服人的。诚然，当全社会的收入一定时，储蓄多了，用于消费的必然就少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储蓄高一定导致总需求不足，经济衰退，实际上当漏出的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重新注入到经济运行中，仍然可以实现总供求的平衡。一国储蓄率的高低本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储蓄率高低究竟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作用，取决于该国特定的经济形势和是否有效地运用储蓄。就我国目前现实状况看，如何促使少数高收入者将大量的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恰恰是特别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3、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投资拉动是经济走出低谷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早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研究中，提出了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当经济衰退而进入低谷后，物价低落、商业萎缩，此时厂商为了尽快摆脱困境，并争取在竞争中站住脚，必须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因此开始更新固定资本，采用先进技术，使用新的机器、设备等。这就推动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发展，随着就业与收入的增长，影响和扩大消费资料的市场，于是推动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发展，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生产的逐步恢复与发展。从投资与国民收入之间的乘数、加速数关系分析经济周期波动，也表明当经济下跌至底谷时，由于对整个经济来说，用于工厂和设备的总投资不可能是负数，所以为投资的跌落设置了下限，一旦投资碰到了下限，它必然停止下降。在这一点，厂商可能需要某种更新投资，随着投资的上升，以乘数作用引起收入多倍的增长，收入的上升又加速度地带来投资的更大增加，经济进入新的繁荣阶段。
固定资本更新是总投资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不仅关系着企业的稳定发展，进而提供相对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还能够通过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本下降以及新产品的开发，对消费需求形成新的诱导，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
4、投资、收入、GDP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对13个不同发展状况的国家在约一个世纪之中的经济增长情况作一比较，资料如下：
各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情况（实际GNP按1985年美元衡量）
期初人均 期末人均 增长率
国别 时期
实际GDP实际GDP
（每年，%）
（美元） （美元）
日本1890～1990
842
16144
3.00
巴西1900～1987
436
3417
2.39
加拿大
1870～1990
1330 17070
2.15
联邦德国
1870～1990
1223 14288
2.07
美国1870～1990
2244 18258
1.76
中国1900～1987
401 1748
1.71
墨西哥
1900～1987
649 2667
1.64
英国1987～1990
2693 13589
1.36
阿根廷
1900～1987
1284 3302
1.09
印度尼西亚 1900～1987
499
1200
1.01
巴基斯坦
1900～1987
413
885
0.88
印度1900～1987
378
662
0.65
孟加拉国
1900～1987
349
375
0.08
资料来源：曼昆（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下）第144页（统计口径未有说明）。
我国1991～1999年投资、居民收入、GDP增长率（比上年增长%）
全社会固定
GDP
农村居民家
城镇居民家庭
年份
资产投资增长
庭人均纯收人均可支配收
增长速度速度
人增长速度 人增长速度
1991
23.9 9.23.2512.60
1992
44.4 14.210.64
19.17
1993
61.8 13.517.55
27.18
1994
30.4 12.632.49
35.65
1995
17.5 10.529.21
22.50
1996
14.8 9.6 22.08
12.98
1997
8.8
8.8 8.51
6.64
1998
13.9 7.8 3.445.13
1999
5.1
7.1 2.237.9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9。
资料显示，日本是百年来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而导致各国增长状况与生活水平差别巨大的原因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生产率。那么哪些政府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呢？在长期中，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会引起高水平的生产率和收入（但不意味着增长率越来越高）。日本恰恰一直是储蓄率、投资率非常高的国家。
其次，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投资、收入、GDP增长同样具有正向相关关系。
从资料中可以看到，从1991年到199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比较高，GDP、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比较高，而民间投资在这一时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这一时期较高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速度主要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支撑的，1992年、1993年集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达到94.8%和70.5%，1994年，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33.5%，而除国有、集体、个体经济以外的其他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竟达到99.4%。自1995年开始，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GDP、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大幅下跌，1999年尽管政府大规模扩大财政支出，以至使得用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国家预算内资金比上年增长了54.68%，但由于民间投资不足，最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仅有5.1%（因国家预算内资金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非常小，1999年只有6.2%）（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2000年上半年投资需求仍然是政府投资唱独角戏，国家增发国债带动投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虽然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投资增长率达到12.1%，但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增幅仅为7.9%，相应的居民收入也未出现明显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8.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反而进一步下降至1.5%（注：黄萍、王付轩，“有效需求不足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消费经济》，2000年第6期第3～6页.）。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投入对总产出的推动作用已超过其他要素总和，达到53.6%，预计在未来10～20年中，资本贡献率将超过60%，成为支持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注：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第29～38页.）。而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中，投资增长率低于储蓄增长率，投资不足恰是被掩盖了的事实。武剑先生通过经济增长因素计量分析方法，得到同样结论：资本形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不断上升趋势。
显然，投资的增长不仅由于自身就是总需求的构成部分而拉动需求和经济增长，还在于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生产率，这既是劳动者也是政府获得不断增长的收入的基础源泉，没有资本的形成，便没有经济的增长，也就没有居民收入的增长，自然难以实现消费的增长。特别是在经济运行处于低谷时期，促进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四、促进民间资本发展的政策调整
虽然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3年来收到一定效果，但由于民间投资迟迟未能启动，结构调整、体制改革还未最后完成，新的消费热点仍未形成，所以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依然不足，对于启动民间投资，不仅需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政府投资予以拉动，还须采取多方面政策措施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以利于形成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1、出台并实施旨在促进企业加速固定资本更新的相关政策。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产品的生命周期急剧缩短，如90年代之前，美国产品的生命周期平均为3年，到1995年这一周期已经缩短到不足两年，以汽车为例，90年代前从概念设计到批量生产一般需要6年时间，而现在只需2年（注：李正信，“美国新经济的规律和规模”《经济世界》，2000年第5期第4～7页.）。这就要求生产者必须不断围绕新技术而调整，加速固定资本更新，采用最新的生产手段和技术生产出最新的产品。然而从我国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的民间经济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发展，其资本存量主要分布在农村、低技术、低资本装备、小规模等经济系统内的低“平台”上，虽然经历了10多年发展，多数企业仍未根本改变这种状态。整个社会用于固定资本更新的投资增长率从1994年开始一路下跌，1999年竟为-0.7%，1999年更新改造投资总额4485.08亿元，仅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5%（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这种状态不可避免地使企业逐步陷入高成本、低效率、弱竞争力的境地，直至最后衰落，如曾经对国民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在近两年减少300万个，从业人员减少近2000万人（注：许经勇，“我国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消费需求力度”《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12期第32～35页.）。为此，政府应通过税收、信贷、投资补贴等多种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加速资本折旧，加快资本更新。
2、实施多种经济成分的行业调整，大力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实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使非国有经济即民间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多种经济成分的行业发展很不平衡。我国的非国有经济大多被限制在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领域，以及第三产业中的商业、公路运输和一般服务业，如90年代以来，城乡集体经济有60%在工业，第三产业只有近30%（注：黄萍、王付轩，“有效需求不足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消费经济》，2000年第6期第3～6页.），金融、教育等行业中非国有经济比重更是微乎其微。预期利润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对非公有经济的排斥，必然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使得民间储蓄难以转化为民间投资。更重要的是民间投资始终面临融资的巨大障碍，虽然非国有经济目前在工业增加值中占到70%以上，提供着95%的新增就业机会和80%的经济增长率（注：闫革、王广深、曹平，“经济增长的需求分析与政策选择”《广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6～34页.），尤其在为人们提供收入增量上，非公有制经济发挥着突出作用，但却很难获得银行提供的贷款。1999年，在各金融机构全部短期贷款中，乡镇企业贷款所占比重为9.64%，私营企业和个体贷款所占比重仅为0.91%，三资企业贷款所占比重为4.67%（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缺乏资金支持，加之管理与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制约，民间的投资不足已成自然。对此，一方面要大力度进行多种经济成分的行业调整，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收缩，对于教育、科技、金融以及预期利润率较高的一些行业，减少或取消非国有经济进入壁垒，对保留国有经济性质的企业实施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策略，吸入民间资本；另一方面切实实施能够促进非国有经济快速发展的税费管理、法律保障、资金支持等政策制度，积极扶持非国有经济发展，例如：消除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的政策障碍、对向中西部投资、跨国投资及风险投资、技术创新的非国有经济主体给予政策上和资金上的优惠、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扩大对非国有经济的贷款规模，真正达到贷款不唯“成分”而唯效益等，使民间经济能够获得实现快速持续发展的良好经济环境。
3、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完成中小国有企业向民间资本的“放”。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国企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国企改革应抓紧对中小企业的“放”，以拉动投资快速增长。多数中小国有企业长期经营不善，政府按现有财力已无力继续注资，而且，国有企业不能包罗万象，遍布各行各业，必须从恶性竞争行业中退出来，将一部分中小国有企业“放”给民间资本，可促使一部分高收入者将其拥有的巨额财富转化为资本，形成投资，而政府亦可把收回的资本进行再投资。即使以低价位或0价位出售那些亏损严重、无法继续经营的国有企业，私人经营者接收后，为安置就业，组织转产经营，也必然进行投资。尽快完成中小国有企业的“放”，也有利于政府将投资集中于经济效率高、国民经济重要部门、高科技等领域，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不仅自身资本再投入与职工收入都会更快增长，通过连带效应，还能够进一步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
4、改革证券市场管理与经营机制，实现证券市场操作的真正市场化，促进居民储蓄向投资的直接转化。证券市场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直接融资渠道，但是由于长期采取由政府机构审批确定上市对象的行政化操作，不免导致有些地方把上市作为向社会、向股民卸包袱的一种措施，将一些效益较差、包袱很重的企业优先推向股市。股民投向证券市场的资本运营效率低下，将使股民对证券投资的保值增殖的本性和能力丧失信心，进而抑制证券市场的发展。1999年全国股票发行额共107.93亿股，比1997年的267.63亿股减少159.70亿股，1999年股票筹资额944.56亿元，比1997年的1293.82亿元减少了27%（注：中国统计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为了加快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个人储蓄资本化，必须深化证券市场管理与经营机制的改革，其一，对不同经济成分给予相同的上市条件，大幅度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在股票一级市场形成由投资者确定选择权而不是由政府控制的供大于求的局面，使经营最好的企业能够优先上市；其二，建立证券市场运行中的淘汰机制，堵住变股票市场为吸食资本的“黑洞”，逐步形成通过惩罚“犯规者”使市场有序运转的良好环境，也使投资者形成良好的收益预期；其三，统一性与区域性证券市场发展相结合，适量发展规模较小的区域性证券市场，使那些在当地业绩颇佳、管理规范、回报率较高、当地投资者信赖但融资困难的民营企业在区域性市场上市，吸收本区域内投资者投资；其四，在股票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可增加企业债券发行，对一些已经上市的公司，采取用发债增资代替配股增资，因债券必须到期偿还，所以对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约束经营者和大股东行为有着重要作用。
5、建立和完善私人资本产权形成和发展的激励与保护机制。民间资本的发展，意味着居民收入将向多元化发展，为要积极发展民间投资，必须在法律、政策、管理等方面建立起有利于私人资本产权形成、发展、保护及有效监督管理的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收稿日期：200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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