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转变”与马克思的“新哲学”、“新世界观”——兼与王东、姚顺良教授等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两次论文,世界观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1-0031-06
一、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两次转变”的史实和马克思的“新哲学”
对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转变过程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在较长时期内，中国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解读模式是一种“两次转变论”。
姚顺良、汤建龙认为，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变论”这一基本观点首先是由南京大学已故教授孙伯鍨提出的，并认为“青年马克思是经过两次思想转变，即从黑格尔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再转向实践（辩证一历史）的唯物主义，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哲学革命”①。
而王东、林锋则对“两次转变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上述‘两次转变论’、‘费尔巴哈阶段论’的观点貌似创新，实际上是退回到了苏联哲学界由普列汉诺夫、梁赞诺夫等人首倡的传统解读模式。普列汉诺夫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黑格尔主义阶段、费尔巴哈阶段（‘反黑格尔阶段’）、唯物史观阶段。……梁赞诺夫等苏联学者附和了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说法”②。
这里，我们且不管孙伯鍨教授的“两次转变论”与普列汉诺夫的“两次转变论”有无亲缘关系，也不管孙伯鍨教授的“两次转变论”是否“退回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两次转变论”。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无“两次转变”的史实？姚顺良教授等的答辩已提供了与此相关的文本依据，并进行了一定的论证，用于说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确有“两次转变”的史实。王东教授等的质疑则否定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两次转变”的史实。
关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两次转变”的史实，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于1932年被公开发表以后，就已全面披露，当时在西方社会还形成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关系之争，并延续至今，目前甚至还深刻影响着中国整个学术思想界。王东教授等如果愿意深入考察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转变过程的话，那就应当正视“两次转变”的史实。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提到过自己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变”。例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这样说过，当1845年春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③。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是指他和恩格斯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唯物主义历史观，既是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也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正是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尽管当时未能及时出版），才表明了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所说的“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既包括对“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也包括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正是借助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继承，才把黑格尔的合理的辩证法贯彻到了唯物主义基础上，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正如王东教授等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哲学，他重点吸收了其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关系）上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原则和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并用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因素克服费尔巴哈存在论的消极直观性质”。然而，王东教授等虽然已肯定马克思是“走哲学综合创新之路”，但是却说不出马克思综合创出的是什么“新哲学”？
其实，对于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两次转变”，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四十年后，专门撰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予以阐述。恩格斯在文中指出，马克思“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④。通览恩格斯全文可以肯定，说马克思在同黑格尔哲学分离时“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所指的就是马克思曾返回到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史实。
从王东教授等的质疑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把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在概念上误当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理解的，因此，就不再着意考察和研究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究竟是什么了。这便是王东教授等否定“两次转变论”、否定“费尔巴哈阶段论”的根本原因。王东教授等应该知道，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自己的新哲学”在现实社会中应用的结果，已不再是原来的“新哲学”了。
在姚顺良教授等的答辩中还有一个有趣的雷同的问题，即他们同样是把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在概念上误当作“唯物主义历史观”来理解，因此也不再着意研究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究竟是什么了。这便是姚顺良教授等肯定“两次转变论”、肯定“费尔巴哈论”的根本原因。
王东教授等的质疑和姚顺良教授等的答辩都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即马克思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前，有没有形成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或者说，马克思在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时，是以自己的什么“新哲学”为基础呢？可以说，弄清楚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是什么，已经成为确认马克思哲学思想“两次转变”的关键。
王东、姚顺良教授等均回避对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的考察，甚至都错把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在概念上当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对待，这是为什么呢？
姚顺良教授等的答辩中曾经指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其中也涉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合理解读，而且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质的判定。”姚教授等这里说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质的判定”，使笔者觉得有必要谈一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看法。以往，我们都是依据传统教科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教科书中所讲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早已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了。王东、姚顺良教授等都错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混为一谈，究其原因，显然是受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影响。
因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主要是由恩格斯揭示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是由马克思揭示和阐发，并且还因为传统教科书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直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直接叫做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在当今的学术界就形成了把恩格斯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状。这样，无形中就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共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给遮蔽了。
二、关于对“费尔巴哈阶段”的界说和对“第一次转变”的认识
姚顺良教授等的答辩在肯定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时，所提供的文本依据主要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样，王东教授等的质疑在否定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时，所使用的文本依据主要也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已成为考察和研究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基本依据。
姚顺良教授等在文中指出：“确认马克思想发展存在一个‘费尔巴哈式的阶段’，也不表明马克思此时仅受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而没有其他的思想来源，只是说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框架下接受其他影响的。”事实的确如此。马克思正是在接受了费尔巴哈“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或“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⑤ 这种基本观点，在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⑥ 的基础上，才成为“唯物主义者”的。从形式上看，马克思“是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框架下接受其他影响的”；从实质上说，马克思正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接受其他影响的。马克思早已说过，“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⑦。姚顺良教授等恰恰是忽略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建立的基础，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正是“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框架下”返回到唯物主义的。
王东教授等也指出马克思重点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原则和以人为本位的思想”，然而却未能肯定马克思是以人本主义的形式接受唯物主义的。他否定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有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同样也是忽略了马克思哲学思想建立的基础，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与黑格尔分离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主要的并不是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正如王东教授等在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推动马克思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更强大、更直接的因素，还是现实实践的触动。”“正是实践触动导致的马克思的思想动摇，才使费尔巴哈的影响得以顺利进入马克思思想并真正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就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批判地接受。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向我们表明，当时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模式是实践人本主义。实践人本主义就是原汁原味的原创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表征。马克思正是借助实践，才把黑格尔的最合理的辩证法方法论，加在了费尔巴哈的最基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从而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自己独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才使德国古典的独立存在的哲学归于终结。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哲学，预示着它必须被贯彻到对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的研究，才能显示其科学性。从此，哲学再也不能作为“科学的科学”而凌驾于其他一切实证科学之上了。
只要深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便会得知，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比较，实践人本主义已经把“绝对精神”理解为人的能动意识；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相比较，实践人本主义已经把人由自然的物质实体理解为能动的行为主体。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都前进了一大步，但尚未成为切实的科学思想。
实践人本主义的不科学之处，集中起来说就在于它把“生命活动的性质”视作区分人与动物的客观依据，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⑧。那时，马克思仅仅看出了人不同于动物的“类特征”、“类本质”，并不能阐明人的社会性。那时的马克思虽然已经把工人视为人的“社会的总代表”⑨，但是却把工人在社会中培养而成的劳动机能和自觉能动性，理解成人本身的固有的“类本质”。正如姚顺良教授等所指出的：“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都为‘人’设定了一个先验的本质，并用这个先验的本质来批判现有的现实，而得出一个‘应有’和‘现有’的关系：即应有的不存在，现有的不应有；真正的人不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不是真正的人。这明显是一种费尔巴哈式的思维方式。”同时，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来解释人的生成的“历史必然性”：人从劳动物化、外化（本质验证、肯定）——到劳动异化（本质丧失、否定）——再到劳动自由化（本质复归、否定的否定）。这显然又带有着黑格尔的纯思辨性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实践”概念，最根本上是指人所能动进行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活动。用这种实践活动来解释人本身的唯物主义，才被称之为实践人本主义。但是，实践人本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相同，是以人本身的自然存在为依据，仅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且还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⑩，过分夸大了实践的作用，把人由社会意义上的有限度的行为主体不自觉地表述成了自然意义上的无限度的行为主体。结果是，既不能正确地对待自然，又不能合理地解释人。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表征的实践人本主义（例如《手稿》）本身即已表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要在纯思辨领域正确运用已成为不可能的了。
对于实践人本主义所包含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作了概括性总结(11)。在《提纲》中，马克思既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也扬弃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提纲》中，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就是指“能动的”“感性的人的活动”。“能动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是最现实的并深深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马克思正是借助“实践”，借助“能动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加在了它永久性的唯物主义基础上，使传统的思辨哲学归于终结。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哲学，从根本上说，就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也可叫作“唯物辩证法”哲学。
马克思称自己的哲学思想是“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说“新”就是新在强调“实践”上，说强调“实践”就是强调唯物地贯彻辩证法。一旦把辩证法贯彻到它永久性的唯物主义基础上，那么谁也不能再在纯思辨领域中谈论哲学了。哲学因“实践”而必须走向现实、进入现实，并成为切实的科学。哲学在纯思辨领域被消灭的结果，是哲学在现实科学中的重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自然科学中的重现，被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亦称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重现，被称之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亦称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地阐明自然和历史，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原则。
正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哲学，所以马克思也就从未称“自己的新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意在“消灭哲学”，而不在“发展”哲学。所谓“消灭哲学”，也就是要在现实中使哲学切实重现。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研究，可以认定，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就是指马克思形成“自己的新哲学”的阶段，就是指马克思形成以实践人本主义为表征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阶段。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哲学，只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再像姚顺良教授等那样不适当地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界说为“费尔巴哈阶段”，而应合乎实际地称作马克思形成自己独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实践人本主义阶段”。关于“实践人本主义阶段”的界说，既包含着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颠倒，亦包含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最科学的思维方法——辩证法，一旦被马克思贯彻到最现实最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那么也就使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随之转变成关于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的学说了。为了不与传统教科书中的说法相混淆，我们也可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简要叫作“唯物辩证法”哲学。
三、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界说和对“第二次转变”的认识
由于受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制约，直接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的范式，这是王东、姚顺良教授等在概念认识上的共同特点。然而，尽管这样，在王东教授等的质疑中和在姚顺良教授等的答辩中，所阐述的实际上还仅仅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新哲学”。对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在实际阐述时则很少论及。
例如，在王东教授等的质疑中，口头上是否定“两次转变论”，否定“费尔巴哈阶段论”，但在实际阐述时，所论及的史实和提供的文本依据，基本上都属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论域，而对于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重要著作，王东教授等在文中则很少提及。他们使用的文本依据主要是《手稿》，谈论最多的其实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的形成过程，即恰好是被王东教授等所质疑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他们在表述中已经说明：“正是《批判》、《手稿》等早期著作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确立了唯物主义，才为唯物辩证法的诞生创造了根本前提；并且在继承、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唯物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资本论》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这可以说是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结论解答了自己提出的质疑。但是，根本问题还不在这里。根本问题是在于王东教授等把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直接说成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误认为“马克思自从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之后，走的就一直是哲学综合创新之路，直至他创立唯物史观，完成哲学革命”。他不知道，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是要“消灭哲学”，反而说成是“完成哲学革命”。
再如，姚顺良教授虽然说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对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和最后划界问题，曾经进行过认真研讨(12)。但是，在“学术对话”中，由于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第一次转变”的史实和结果尚未真正澄清，所以，张一兵、姚顺良、唐正东三位教授在关于马克思新世界观创立和划界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其中，姚教授所讲述的内容和这次答辩的内容，基本上都属“第一次转变”的论域，“我认为，不仅是我们过去的观点，包括孙老师、张老师的书稿，甚至连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都过低。恩格斯认为，《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第一个’概括得很好，但‘萌芽’就太低了。《提纲》就是一个新世界观的基本范式、基本要点、逻辑框架的基本文件，相当于‘关于未来哲学宣言’这样一种东西”。姚教授说《提纲》相当于“关于未来哲学宣言”这样一种东西是对的，然而不应该说“《提纲》就是一个新世界观的基本范式”。
姚教授没有弄清楚，恩格斯说《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指《提纲》所包含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姚教授说“《提纲》就是一个新世界观的基本范式”，其实是把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混为一谈。《提纲》只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基本范式，其中是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姚教授认为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太低”，自己则不适当地过高评价《提纲》，说“《提纲》就是一个新世界观的基本范式”，这恰好表明姚教授是把马克思“第一次转变”所形成的“新哲学”的基本范式，误当作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基本范式”对待了。
在“学术对话”中，张一兵教授倒是把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和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视作两个不同范式对待的。他谈道：“实践概念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哲学的最重要基础，但这只是一个形上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在1845年为了解决自己哲学新视界的基础，为界划自身与过去哲学不同之处而确认的新范式。……马克思此处之所以强调实践，在于说明自己新哲学的特点，并且公开宣布新哲学的目标旨趣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实践本身一进入历史就会分化。实践是有不同结构层级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观念，他称为历史科学。……从这一历史出发，解释历史性的具体实践，解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一般原理。”姚教授应该按照张教授的思路，把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视作两个不同层次的“范式”或“模型”来考察和研究才对。
从根本上说，实践与物质生产，其实就是马克思“自己的新哲学”——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种不同层次哲学思想范式的立论基础。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应该说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较为系统地提出的。在《手稿》中，马克思是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出发解释人，人的实践仅仅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在《形态》中，马克思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解释人，人的实践才正是“能动的”“感性的人的活动”。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而不再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出发，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从实践人本主义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点，这预示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将形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不再依据“生命活动的性质”区分人和动物，而是依据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来区分人和动物。这样就把对人的解释和认识切实地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了。从人所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出发考察人，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所提供的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用“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来解释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所提供的研究方法。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概括性总结(13)。凡读过这篇文章的的人都会知道，马克思所概括的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他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社会生产”确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起点，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视作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矛盾，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视作贯穿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规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概括，标志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范式的创立。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及其以后的著作，应当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切实贯彻、运用和进一步发展完善了。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研究，可以认定，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就是马克思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阶段，就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阶段。“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把其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用于研究人的社会存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所得出的结果，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以新的高一级的形式切实重现。因此，我们不能再像姚顺良教授等那样含糊其辞地把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变”界说为“转向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阶段，而应直截了当地称作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阶段。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已经为我们系统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提供了切实的科学依据。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对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切实贯彻。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并未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要发展和完善“唯物主义历史观”，还需要后人作出努力和贡献。这里特别需要提请研读者注意分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唯之“物”和“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所唯之“物”，已经不是同一层次同一性质的“物”。“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既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两次转变”所形成的“新哲学”，也是其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基本范式。
注释：
① 姚顺良、汤建龙：《“两次转变论”的文本依据及其方法论意义——兼答王东教授等》，载《学术月刊》，2007(4)。以下不再注明。
② 王东、林锋；《马克思哲学存在一个“费尔巴哈阶段”吗？——“两次转变论”质疑》，载《学术月刊》，2007(4)。以下不再注明。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8—579页。
⑧⑨⑩(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12、45、54—57页。
(12) 参见《实践与物质生产——析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本质》（载《学术月刊》，2006年7月号）一文，它是根据有关马克思新世界观创立和划界问题的学术对话的原貌整理，参加这次学术对话的有张一兵、姚顺良、唐正东三位教授。以下简称“学术对话”。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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