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效率论文,因素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从现实国情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主要立足于低成本的劳动力投入和大规模的资本投入，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投入所带来的产出效率相对较低。随着拥有更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如印度、越南等)进入全球化市场，随着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正在减弱。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2006年我国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排放量分别为240亿吨和297亿吨，废水排放总量达到537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428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9万吨，居世界第一。全国七大水系38％的断面属于V类及劣V类水质，酸沉降、光化学烟雾、细颗粒物等已经在城市密集地区构成严重的区域性污染，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按照环保方式处理。世界上1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我国就占了6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05年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位居133位。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内在要求。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涵，就是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现有技术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效率，即在给定投入下获得更大的产出，或是给定产出水平下使用最小的投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也向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已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生产率进行了探讨，但较少考虑到环境因素，即污染的排放。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本文将以中国的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沿袭绿色GDP的视角，在考虑环境因素的前提下，分析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这种分析，不仅可以对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对效率做出评价，同时效率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也为提高我国工业的增长效率，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提供建议和参考，以实现在保持经济稳定高效增长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负向影响。
一、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效率主要是衡量一个行业或地区在等量要素投入条件下，其产出与最大产出之间的距离，距离越大，增长效率越低。其中最大产出代表的是一个行业或地区在最好的硬件和管理技术下所能达到的产出。最大产出所形成的曲线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缘起于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沿生产模型。因此，经济增长效率的文献往往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已有的研究分析分别从中国经济总量、省级区域、工业行业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涉及企业所有制、财政支出、企业规模、行业竞争、对外开放、区域差异等因素对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王志刚、龚六堂和陈玉宇(2006)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效率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分省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国有化程度和财政支出占GDP比值对增长效率存在负面的影响。Zheng和Hu(2004)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其中1995以后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低增长时期，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低生产率增长，具体特征为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技术效率有所下降。颜鹏飞和王兵(2004)使用DEA方法测度了中国省级单元的经济增长效率，他们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对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
除了从区域层面对经济总量的分析外，也有学者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进行了相应分析：涂正革和肖耿(2005)以中国两位数工业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为对象，认为前沿技术进步是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企业技术效率差距的扩大则严重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王争、郑京海和史晋川(2006)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性冲击促成了中国工业规模效率的提高，却导致了要素配置效率的短期下降，同时劳动力教育水平和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提高，则有利于促进工业技术进步、改善配置效率。沈能(2006)以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效率变化反而产生负面影响。
以上主要是从宏观视角的分析，从微观企业层面的代表性研究有：姚洋和章奇(2001)利用工业普查数据对影响企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研究机构和企业本身的R&D支出、FDI以及企业的所在地等都会对其技术效率产生影响。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高，大企业比中小企业的效率高，公共研究机构的R&D支出对企业效率有负向影响，但企业本身的R&D支出效应却相反。郑京海、刘小玄和Arne Bigsten(2002)的研究认为，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普遍偏低，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对新技术的投资，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另外，他们指出，浮动工资和教育对技术效率起到了极为积极的影响。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技术交流的增多，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和生产率产生影响：何枫和陈荣(2004)指出：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效率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相关规模增长1％，技术效率水平相应增长4.3％，而贸易依存度上升1个百分点，可以促进技术效率增长0.22％。何元庆(2007)将外资和外贸纳入同一实证模型中，全面考察了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认为，进口对生产效率有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和出口对效率的提高有正向作用。张海洋(2005)在控制了自主R&D的情况下，对外资活动对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
上述研究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效率进行了分析，但其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到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现实情况下，无论是对于一个企业，还是对于一个行业，以及某个区域，在实现“好”产出(Good Output)增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坏”产出(Bad Output)的增长，如废气、污水、废弃物等大量的排放，这些将直接影响到环境质量的下降。而环境污染并不是毫无代价的，它已经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给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带来较大的压力和负担，因此，在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时候有必要将环境因素纳入进来。但是，考虑环境问题，从效率角度研究中国工业行业增长的文献较少。
现有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如彭水军和包群(2006)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分析表明：一方面经济增长是影响我国污染排放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存在反向作用。于峰等(2006)则对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我国环境污染的最主要源泉，绝大多数的环境污染来自经济规模的扩大，而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则降低了我国环境污染。此外，张卫东和汪海(2007)分析了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事后治理为主环境政策的实施方式，并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增长加剧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污染抑制经济增长的总体关系。
中国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同时工业行业也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2006年工业增加值为91310.9亿元，占GDP总量的43.3％，而二氧化硫排放为2235万吨，占总排放量的86.3％。提高工业行业的增长质量，转变工业增长模式，减少工业行业增长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的研究即在考虑环境约束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工业行业的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给定投入条件下获得更多的工业增长的同时，减少污染排放提供政策建议。
二、研究模型
DEA是前沿生产函数中的一种非参数效率评估技术。前沿生产函数与传统生产函数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考虑了经济单元的无效率项，也就是说，前沿生产函数法认为，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基本单元在给定的投入条件下，受到外部不可控制因素的影响，会有一定的效率损失，因而可能达不到潜在的最大产出，而这一点也更符合实际情形，因为生产无效率是普遍存在的，而完全有效的经济运行是少见的。从产出视角来看，经济单元运行效率的提高，表现为在同样的要素投入条件下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在DEA模型中，一般将生产技术视为“黑箱”，利用经济单元的投入产出数据和线性规划的方法，计算出特定的经济单元相对于最佳实践者的效率水平。现代效率的测度开始于Farrell(1957)，他提出了拥有多种投入要素决策单元效率的测度方法。随后，有学者提出了可以使用数学规划的方法来估计用以计算效率的生产前沿面，但这种提法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提出DEA方法后，现代效率的测度和评价才开始被广泛地应用，并加以扩展。
1.普通DEA模型
我们参照Fare等(1994)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将每个行业作为一个生产决策单元。先确定出每一年各个行业的最佳实践者所构成的前沿面，再将每个行业同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到各个行业的生产效率。一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估计：一是基于投入的生产效率，即在一定的产出条件下，潜在的最小投入与实际投入之比来估计。另一个是基于产出的生产效率，即在一定的投入组合下，实际产出与潜在最大产出之比来估计。本文主要使用基于产出的生产效率。
2.考虑“坏”产出的DEA模型
已有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并不是毫无代价的，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但在现实的技术条件下，完全消除环境污染来实现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环境污染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
如何在给定投入要素条件下，得到最大产出的同时尽量地减少排放污染物，是环境约束下的经济效率评价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对好产品的产出和坏产品的产出区别对待。然而，在标准的基于产出的DEA模型中，无论是坏产品的产出还是好产品的产出，DEA都将其处理为尽可能的大，但坏产品产出的增长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对于此问题的解决，现有文献的做法之一是忽略污染排放这类坏产品产出，这是大多数针对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效率的现有研究所采用的做法；还有的研究将坏产品产出作为投入要素，这样在基于投入的DEA模型中，坏产品就和要素投入一样，被要求尽可能地缩小，但是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与真实的生产过程不符，因为污染等坏产品是被产出而不是被投入的。由于前面几种处理方法存在不妥，我们主要采用“逆产出(Reverse Output)”、“倒数法”和方向性距离函数三种模型。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将好产品产出(下文使用y[g]表示)和坏产品产出(下文使用y[b]表示)区别对待。
首先来看“逆产出”模型。其主要思想是；既然我们期望在增加好产品产出的同时，减少坏产品的产出，可以对坏产品产出向量乘以-1，这样就可以满足减少坏产品产出的要求。但DEA模型中要求产出向量不能为负值，因此在上述基础上，可以使用一个较大的数值加在已经变换的坏产品产出向量上，以保证产出向量为正。于是，每个行业生产效率的计算变为下面的线性规划：
第三种模型是方向性距离函数(Fare等，2005)。方向性距离函数是Shephard投入和产出距离函数的一般形式，可以在研究者采用的方向矢量所规定的路径上增加(减少)好的(坏的)产出。因此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对同时分析包含好产品产出和坏产品产出的生产效率，它不仅反映好产品与潜在最大值的差距，也反映坏产品与潜在最小值的差距。方向性距离函数得到的效率由下面的线性规划得到：
对坏产品的等式约束，表示在方向性距离函数中，坏产品的产出是弱可处置性。β表示与前沿生产面上最有效的单元相比，给定单元好产品(坏产品)可以扩大(缩小)的程度。如果β等于0，表示这个决策单元在前沿生产面上，也是最有效的。β数值越大，即该决策单元好产品可以继续增加的潜能较大，同时坏产品继续缩小的空间也较大，表明其效率越低。
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将同时采用“逆产出”、“倒数法”和方向性距离函数三种模型，分别计算出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增长效率，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变量设定和数据
文中主要涉及工业部门增长过程中的好产品产出，坏产品即环境污染物的产出，以及要素投入等变量。下面对其分别进行介绍。
好产品产出：主要以经济增长来衡量。关于经济增长指标，增加值和总产值的区别在于：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时包括了中间投入，而增加值则只考虑资本和劳动力。由于中间投入没有权威的统一数据，本文以资本和劳动力作为要素投入，以增加值作为经济增长产出。考虑到价格因素，使用各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当年价的增加值平减，使其成为2001年不变价。
坏产品产出：这里主要是指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对于如何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或行业污染物的排放，目前国际上尚未有统一的结论，国外相关文献多使用具体的污染指标来衡量，其中又以取SO[，2]的为多。当前中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等污染统计数据存在不妥，同时考虑到我国硫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文中选用工业行业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坏产品产出。
对于资本要素，主要使用固定资产净值来表示。具体测算方法为：首先将基年即2001年的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初始资本存量，然后根据相邻年份的固定资产净值的差值作为每年的新增固定资产，最后，使用价格指数对新增固定资产进行平减，并逐年累加得到各年的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净值已经考虑了资本的折旧，因此在计算过程中不再进行折旧)。而对于工业分行业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并没有权威的官方数据。文中采用各个行业出厂价格指数来平减每年的固定资本投资流量。
劳动力变量的选取较为简单，使用各行业年末从业人数来表示。
工业行业的选取：2002年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体系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调至农业大类中，同时去除了“其他矿采选业”。2003年以后的“其他制造业”拆分为“工业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为保持数据的统计口径和连续性，上述行业均没有考虑。最后共选取了36个工业行业，具体行业名单参见表1。
研究时间段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到2001年以后《中国统计年鉴》给出了按行业细分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统计指标，而2000年及以前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统计，没有给出二位数工业行业的具体指标，因此，研究时间段定为2001-2006年。
在文中讨论的工业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部分还包括了市场竞争、市场化水平、外资比例、自主研发强度、技术引进强度和技术改造强度等变量。
市场竞争：一般使用市场集中度反映市场竞争程度的高低，集中度越高，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低，但由于缺乏行业集中度的精确数据，作为次优选择，这里取各行业企业数表示该行业的竞争程度，企业数量越多，预示着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数量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行业进入壁垒的高低。
市场化水平：沿袭多数文献的做法，采用各行业非国有企业产值占该行业总产值的比例表示，此数值越高，表明行业内的市场化水平越高。
外资水平：衡量某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可以选择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占所在行业总就业人数的比率、外商投资企业资产占行业总资本的份额等，文中使用外资企业占行业总产值比例作为FDI进入该行业程度的指标。
自主研发强度、技术引进强度和技术改造强度分别使用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①、技术引进经费占产出比例、技术改造经费占产出比例表示。
四、综合效率实证结果
表1给出了2001-2006年36个工业行业在环境约束下经济增长的综合效率②。其中第二列、第三列、第三列分别为逆算法、倒数法和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得到的结果。为了保持与多数文献的一致，逆算法和倒数法给出的效率结果是式(3)中h的倒数，相应数值都大于零小于1，数值越大表示效率越高。方向性距离函数给出的是式(4)中的β值，数值越大表明效率越低。三种模型所得结果基本一致。以方向性距离函数为例，在2001-2006年间，所有行业的平均效率为0.68，表明在资本、劳动力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总产出可以增加68％，同时污染也可以减少68％。可见，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综合效率的改善还存在着较大空间，而提升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率，不仅可以减小经济发展对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且对于减轻环境污染，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36个行业中，烟草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综合效率最高。说明这些行业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好，在要素既定的情况下，产出最大而且污染的排放也最少。从原始数据来看，这些行业也是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小的行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基本小于1.5万吨。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两部门虽然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较小，仅有0.31万吨，但由于较低的产出带来生产效率的低下致使其综合效率并不高。可见，综合效率的评价更符合实际，也更具有合理性(涂正革，2008)。所有行业中，综合效率较低的行业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上述行业与综合效率较高行业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产出效率的低下，也表现在相对较多的环境污染排放量。
从各个行业之间综合效率的差异来看，在特定年份里，各个行业之间的综合效率差别明显，有的行业处于前沿生产面上，而有的行业综合效率仅有0.2。但行业间的差异随时间的变动不大，以离散系数(标准差/均值)来看，基本保持在0.5左右。从具体行业来看，2001-2006年间，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综合效率上升较快，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在2005-2006年间，在逆算法、倒数法和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中，都已经处于完全有效的前沿生产面上。
五、综合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考虑坏产品产出的DEA模型，得到了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率。但评估出各个行业的效率数值之后，我们更想知道，如何促进效率较低行业实现低消耗低污染的增长，这就需要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不同行业综合效率的高低。对综合效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为进一步提高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提供启发和参考。
本文重点考察了市场竞争(Com)、市场化水平(Market)、外资比例(FDI)、自主研发强度(Human)、技术引进强度(Imports)和技术改造强度(Renov)等变量对工业增长综合效率的影响。表2给出了以综合效率为因变量，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其中逆算法和倒数法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表明该变量对综合效率提升有积极作用，而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表明该变量对综合效率提升有积极作用。
1.市场竞争对综合效率的影响
我们使用行业内企业数量为市场竞争强度指标来考察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率。计量结果发现，行业内的企业数量与该行业的综合效率呈反比关系，即行业内的企业数量越多，该行业的综合效率反而越低。上述结论与冯根福等(2006)对中国工业行业研发活动的研究是一致的。
出现上述现象主要是由于行业内的过度竞争和企业规模偏小造成的：部分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企业间的竞争仍限于低端、低层次，企业没有精力和能力去自主研发，进而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而是追求产品短期竞争力和成本降低型的竞争优势，要素投入的使用效率并不高。而对于综合效率的提高，是要在给定的投入条件下得到最多好产品产出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小坏产品产出，这些都需要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配合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减污水平。但市场的低端过度竞争并没有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起到积极作用。
从企业规模来看，由于市场需求量一定，过多的企业数量造成多数企业规模较小，不能达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门槛，这不仅使企业无法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同时过多企业造成的市场竞争和过小的企业规模也无法支持企业积累足够的融资能力和研发能力进行创新活动，也就无法提高行业的综合效率水平。相关的研究表明，我国多数企业尚未达到最优规模。因此，在现阶段适当提高行业集中度，避免过度竞争，发展具有适度市场垄断能力的大规模企业是提高我国工业行业综合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上述研究结果只是平均而言，因此产业发展政策是更加开放还是有限度的集中，还要根据具体行业做进一步的分析。
另外，也许市场竞争对综合效率的决定作用可以更好地体现在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市场竞争变量在我们的模型中效果并不好，但由于缺乏要素的价格信息，这里不再分析配置效率的相关问题。
2.市场化对综合效率的影响
市场化水平和综合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这是由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行业，意味着市场经济比较活跃，同时政府的行政干预也比较少，行政性垄断对资源配置的扭曲能够大大降低；较高的市场化还可以降低行业的交易费用；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产权的界定就较为清晰和确定，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主体，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总之，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为行业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会促使企业建立适应市场要求的企业发展机制和经营机制，提高自身要素使用效率，促使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从而提高该行业增长的综合效率。
3.外商直接投资对综合效率的影响
从表2的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行业综合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综合效率的影响表现在技术溢出和环境污染两个方面。
首先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示范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等渠道影响东道国的生产效率。主要表现在：东道国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新的管理理念和销售策略等，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生产水平；东道国企业还通过与外资企业的研发人员交流活动等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国内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经济交往中，与其有上下游产业关联的外资企业发生后向和前向联系，获得技术溢出。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无疑对工业行业生产效率(即好产品的产出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发达国家较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导致跨国公司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可能会把污染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外高污染企业的进入会导致东道国环节质量的恶化，即所谓的“污染天堂”假说。从此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会对中国工业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提高会产生负向影响。从另一角度来看，就我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多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为了满足国际市场要求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利，这些外资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提高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保标准。外商企业自身较为先进的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环境管理思想和方法，以及通过技术溢出渠道对国内企业的传递，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内环境的改善。
由于我们的综合效率既考虑了生产因素，又考虑了环境因素，因此，表2的结果表明，综合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究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部分抵消了外资企业的污染效应，还是FDI带来技术溢出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对国内企业更加环保的生产技术和环境管理模式，还需要深入地探讨。
4.自主研发对综合效率的影响
表2的计量结果表明，自主研发对工业增长的综合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自主研发可以通过知识的积累和创造，促进技术进步，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由于自身研发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使得给定要素投入时获得更大的产出，同时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也促进了环保技术的提高和推广，减轻了环境污染，上述两方面都促进了工业部门经济增长综合效率的提高。
此外，自主研发具有提高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的两面性：自主研发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和信息，而且可以增强企业吸收现有知识和信息的能力。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一个地区和行业可以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自身技术进步，但所有的技术引进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地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消化吸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引进技术经费强度对综合效率的影响
表2的计量结果表明，单纯的引进技术，并不能促进综合效率的提高。在技术引进过程中，我国企业往往将主要精力和财力放在引进硬件设施和关键设备方面，而不注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因此引进技术经费强度对效率的影响并不大。同时，在资本量一定的情况下，引进技术经费的增加必然会挤占自主研发的费用，加上企业之间的低端竞争，使其没有机会和能力依靠自身研发，而是低水平地重复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陷入“引进—竞争—再引进—再竞争”以及“重引进轻消化”等怪圈，被俘获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引进的技术由于缺乏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造成引进费用使用的效率低下，出现引进技术经费强度越高，反而效率越低的现象。
6.技术改造经费强度对综合效率的影响
技术改造经费强度对综合效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此点与涂正革(200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研究时段内，工业行业的技术改造经费从2001年的1265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020亿元，增加了139％。2001-2006年的技术改造强度分别为4.46％、4.52％、4.52％、5.39％、3.87％和3.32％，近些年呈现下降趋势。对相关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显示，由于技术改造经费的支出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可以享受国家政策扶持的大型国有企业，而技术改造经费多是来自于国家的优惠贷款或财政拨款，往往受到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预，这些都决定了技术改造经费投资的低效益。
最后，由于我们沿袭多数文献的做法，使用行业自身的科技力量(文中是科技人员比例)表征自主研发，这样自主研发变量就与消化吸收经费强度变量有重合的意思：因为科研活动经费和科研人员是技术消化吸收的必要条件，其本身就涉及到吸收能力的概念，也就是说，企业或行业为了能成功吸收国外的技术知识需要具备一定类型的技术，它首先以科学技术类人力资本的形式存在(张海洋，2005)，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越多，消化吸收能力就越强。而且对原始数据考察后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较高。由于两变量内涵的重合以及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在考虑了自主研发变量后，没有再考察消化吸收经费强度对综合效率的影响。
六、结论
本文在考虑了环境因素的前提下，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探讨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综合效率的改善还存在着较大空间，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综合效率的提高，可以减小经济发展对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同时也可以减轻环境污染，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所分析的工业行业中，烟草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综合效率最高。这些行业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好，在要素既定的情况下，产出最大而且污染的排放也最少。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两部门较低的产出带来生产效率的低下使得其综合效率并不高。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率较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综合效率提高较快，近年来已处于完全有效的前沿生产面上。
对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由于行业的过度竞争和企业规模偏小，行业内企业数量与该行业的综合效率呈反比关系；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市场经济比较活跃，产权的界定就较为清晰和确定，企业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因此市场化水平和综合效率呈显著的正相关；从技术溢出和污染效应两方面综合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自主研发不仅可以促进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也促使了环保技术的提高和推广，减轻了环境污染，因此自主研发对工业增长的综合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引进技术经费的增加挤占了自主研发的费用，加上缺乏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没有有效地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出现引进技术经费强度越高，反而效率越低的现象；技术改造的效果并不明显，技术改造经费强度和综合效率呈现负相关。
注释：
①这里没有同时使用科技活动人员比例和科技活动经费比例表征自主研发，主要是考虑到二者较强的相关性，从而加重计量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②为了与不考虑环境因素得到的生产效率有所区别，后面将环境约束下所得到的经济增长效率称为综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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