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农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关性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化与论文,农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正面临着城市化和结构调整的双重机遇。城市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城市的量的扩张，一方面加速农业和农村人口的转移，缓解农业发展面临的人口压力，另一方面提高非农产业比重，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农业结构调整，则是在相关政策措施的引导下，实现农业内部不同产业要素间质的联系和量的比例的转换，以便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与增加农民加入。城市化与农业结构调整，不是相互独立的两种发展进程，而是相互依从的一个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本文拟就城市化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决定性影响作出初步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低城市化水平上农业结构的调整效应
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城市化水平1999年只有30.9％，农村人口比重高达近70％。假设城市化水平和农村人口比重维持基本不变，那么，农业结构调整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呢？
农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趋势是，适应国民收入增长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高收入弹性产品对低收入弹性产品的替代。与低收入弹性产品相比，高收入弹性产品具有价格高和市场需求份额大的特点，这一替代必然给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农业结构调整，是农业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传统行业、传统产品的生产向边际生产率高的新型行业、新型产品生产的转移，这一转移无疑可以改善农业资源进而改善全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加速农业增长和国民经济增长。农业结构调整收入效应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调整后由价格提高和市场需求量增加而形成的新产品边际收益提高的幅度，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大，收入效应越高，相反则小；同时，与调整后新产品生产占用的农业资源份额的大小也相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产品生产占用农业资源份额越大，收入效应越高，反之则相反。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预示着农业自身的增长潜力。
在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无法实现较大幅度向外转移的条件下，农业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农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很幸运，随着收入增长需求迅速扩大的那些农产品，大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最重要的例子是牛奶和蔬菜。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农民提供了市场以扩大牛奶和蔬菜的生产，这样的每英亩土地可以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获得更多的产量，这又为闲置劳动力提供了生产性出路。”[1]对于土地资源稀缺，非农业就业机会增长缓慢，大量农业劳动力被迫闲置的我国来说，农业结构调整的这种就业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在高农业人口比重得不到明显改善的前提下，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将是十分有限的。第一，农产品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受到城市非农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限制；第二，由于大量农业人口存在形成的农业企业的超小规模经营，其资本积累能力和技术更新能力较低，长期来看，生产无成本和价格优势，产品的国际市场拓展能力必然较弱；第三，农业资源的内部调整和农外转移相比，前者的收入效应一般低于后者；第四，根据恩格尔定律，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是逆减的，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时，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几乎为零。[2]这说明，没有城市化而带来的产业结构的相应转换，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不可能持续地大幅度地提高农民收入，不可能平衡我国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
同样，没有城市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大量增长，农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因为，没有一种经济的现代化是在如此之高的农业人口比重基础上建成的。还必须注意到，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提高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机会成本，从农业内部强化了人口城市化的难度。
二、城市化水平提高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1.经验考察
从截面资料来看，凡城市化水平较高亦即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比重较低的国家，农业内部结构中，高收入弹性产品的份额较大，而低收入弹性产品的份额则较小。比如：90年代初，农业就业比重不足6％的丹麦，农业中畜牧业占居主导地位，其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90％，谷物生产在国内的主要用途是饲料（520万吨左右），食用只占很小一部分（46.5万吨）。谷物种植业主要是为畜牧业服务的。1994年，荷兰农业就业比重为4％，畜牧业和园艺业产值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56.9％、28.4％，而大田作物产值仅占14.7％。凡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农业中高收入弹性产品的份额相对较小，而低收入弹性产品的比重则相对较大。泰国、印尼和我国这些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发展中国家，1990年，粮食作物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高达75％、60.9％和64.7％，畜牧业产值比重仅为12％、10.6％和25.7％。[3]
从时间序列资料来看，伴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的动态过程，农业结构也在发生转变，低收入弹性产品在逐渐减少其比重，而高收入弹性产品比重则趋于不断提高。1961—1994年，在世界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比重以年均0.9％的速度下降的同时，世界人均肉类占有量却以超过世界人均谷物占有量0.95％的年均速度增长。[4]1987—1998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由70.2％下降到约46％，种植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80％下降到56.2％，而林牧渔业产值所占比重由20％提升到44.8％；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在农作物总面积中所占比重由80.3％下降为73.1％，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则由19.3％上升为26.9％。
在截面资料和时间序列资料的综合考察中可以发现，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农业结构的转换速度逐渐趋缓。如下表所示，美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均肉类产量的增长幅度与人均谷物产量的增大幅度基本接近，甚至前者略低于后者。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结构的转换则较为明显。同期，巴西、印度、越南和我国，人均肉类产量的增长幅度均高于人均谷物产量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农业结构转换主要发生在农业人口比重和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最为显著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
不同城市化进程国家农业结构转变幅度比较（单位：千克/人·年）
国家 农业结构*
1961年1994年 增长倍数 增长倍数差
美国人均谷物产量891.3
1369.91.54
-0.05
人均肉类产量84.8 126.3
1.49
加拿大 人均谷物产量 944.4
1612.9 1.71
-0.36
人均肉类产量76.1 102.9
1.35
法国人均谷物产量 456.5 932.2 2.05
-0.5
人均肉类产量 68.7 106.3 1.55
澳大利亚人均谷物产量 872.4 1419.2** 1.63
-0.17
人均肉类产量 136.8 190.5 1.46
越南人均谷物产量 254.3
329.1
1.29
0.73
人均肉类产量8.8
17.82.02
印度人均谷物产量 192.3
231.8
1.21
1.29
人均肉类产量1.8
4.5 2.50
巴西人均谷物产量 200.5
289.1
1.44
0.42
人均肉类产量27.4 50.91.86
中国人均谷物产量163.4 328.4
2.01
10.78
人均肉类产量2.9
37.112.79
世界人均谷物产量287.8 346.5
1.20
0.44
人均肉类产量21.1 34.61.64
说明：*以人均谷物产量和人均肉类产量表示农业结构是粗略的。谷物产量增长的主要部分是饲料作物产量的增长，而饲料产量增长与肉类产量增长具有一致性。**为1992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农业部国外农业调研组《国外农业发展研究》表1—5、表1—7中有关数据列出，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
2.理论分析
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农业劳动力以及农业人口比重下降的过程，是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传统产业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新兴产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食物结构发生改变，优质食物的需求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低质食物随着收入的增长则减少了其需求份额。食物结构的这一变动，成为决定农业资源配置方向的基本市场信号，诱导了农业内部低收入弹性产品比重下降和高收入弹性产品比重上升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农业劳动力以及农业人口比重的快速下降，与就业弹性较大的轻工业的快速发展是相适应的，轻工业部门的发展会对农业原材料产业旺盛的需求，因而促成农业内部由粮食作物向原料作物的转换。
农业结构的现实转变，不仅取决于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且与农业自身的商业化程度相关。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农业不会太多地去关注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只有在商品化因素提高之后，农业才会跟随市场需求变化调整生产结构。以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为核心内容的人口的城市化，是农业实现商业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农业劳动力、农业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才会有可用于交易的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产生；只有农业劳动力、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和城市二、三产业的不断扩张，才会有农产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结构的转换；只有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向城市非农产业不断分流，才会改变人地比例的紧张关系，实现农地资源规模经营和整体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只有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非农转移，才能实现农业由产量目标向利润目标转变的企业化经营。
农业劳动力、农业人口比重的下降以及相应的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为农业产业内部结构的转变提供了所需的技术创新条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能力获得提高，使农产品品种改良、品质提高成为可能。
三、结论与建议
现阶段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既是对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的主动适应，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业内部就业压力的一种现实途径。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工业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性和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一般规律的内在要求，同时又对农业结构调整产生着决定性影响，成为农业结构有效转换不可或缺的依赖条件。在我国经济面临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农业结构调整双重机遇的新的发展阶段，应当把这两种重要的发展进程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应当以加速城市化作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在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实现农业结构的有效调整。
在近70％农业人口、8亿多农民和城市就业形势严峻的条件下，我国城市化战略必须从三个方面同时推进：（1）现有大城市通过吸纳部分农村人口实现人口规模的扩张；（2）通过农村人口向现有中、小城市（镇）的较大规模转移，扩大现有中、小城市（镇）规模，并使部分中、小城市（镇）发展成为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在农村地区建立新兴城市。虽然不能否认第一个层面的城市化对于缓解我国农村人口压力的积极意义，但以此作为转移农业人口的主渠道，我国城市化进程那将会是十分漫长的，农业内部结构转换以至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将是非常渺茫的。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只能放在第二和第三两个层面，即农业和农村人口转移的主要出路，是新兴城市的建立和现有中、小城市的扩张。
人口城市化以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为前提。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就业出路是：（1）两大产业一个重点。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来看，工业化程度很高，工业部门的就业扩张空间相对较小；第三产业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同等程度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着相当差距，其发展空间相对较大。因而，在城市两大产业中，第三产业是城市化人口的主要就业出路。（2）三类企业两个重点。在城市大、中、小三类企业中，大型企业由于技术不断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就业机会的增长率很低，对低技术技能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几乎不存在需求。因此，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就业空间将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就业空间的大小主要是由中、小企业决定的。英、德、日三国目前65％、71％和81％的劳动力分别在200人、500人和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就业。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新增劳动力的90％在50人以下的小企业就业。日本650万个企业中，90％是小企业，平均10个劳动力拥有一个中小企业。（3）经济增长与就业空间拓展。在一个停滞和低增长的经济中，即使在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新就业机会的创造也将是缓慢的，就业机会的不断扩张只有在经济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