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与发展观的再审视(七篇)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正确取向_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发展观与发展观的再审视(七篇)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正确取向_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重审发展和发展观”笔谈(七篇)——理性与价值的整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应有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取向论文,发展观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所 以社会发展在本质上不过是人的实践本身的发展。在今天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特定 语境下,立足于人的存在本性重新省思“现代化”,无疑将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的确立。

1.人的存在的悖谬在社会发展中表现为理性和价值的冲突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首先是经验的存在、肉体的存在物,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 自然律的决定和支配。人虽高于自然,但永远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母体”——自然,必 须不断地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才可维持自己生存与发展。因而,受 客观必然性制约,要遵循客观尺度,为此,就要以“理性”把握外部世界。然而,人作 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具有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把自我与一般自然物的存在意义区别开 来,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实现对理性的观念和现实的双重超越, 从而既把自己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又创造了适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世界,从而是 超越此在的“价值”存在。作为人的不同存在方式,理性与价值无疑各有其合法性。无 论是以理性消解价值,抑或以价值消解理性,均与人的存在的双重向度相悖。

在一定意义上,“理性就是人类在实证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方法揭示对象在实践历程中 表现出来的普遍必然的因果关系结构所采取的独特方式”。[2]理性是以有限的视野对 世界相对性的把握,从而昭示了人类活动的客观可能性空间,但它不能使人们在各种可 能性中做出选择。价值作为反思的力量和超越性的指向,对各种可能性进行评价与选择 ,并对理性进行范导。当然,超越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是立足于理性的超越,是植根于 现实并且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应然”。只有这样的“超越”才能具有现实性,否则就 只能是海市蜃楼。

作为主体人的生存方式,实践体现和贯穿了人类自身的二重性矛盾,涵泳着理性与价 值的分裂与整合。它首先是一种经验的、合规律性的、描述性活动,因而必须遵循理性 的原则,服从客观的自然历史尺度,同时又体现着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自主选择,在人的 本质对象化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此在,使主体自我得以生成与发展,获得存在的意义 。在实践中,理性规约价值,价值通过其超越性的追求与指向矫正、范导理性,并使之 趋于完善。因此,实践在其本性上就内蕴着理性与价值整合的可能性。

2.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困境及其实质

在当代,肇始于西方的“现代化”已波及全世界。人类在享受现代化“恩惠”的同时 ,又处于“失重”之态。整个自然界变成了一块任人随意涂抹的画布。人们面临着军备 竞赛、意识形态膨胀、大国沙文主义、民族纷争、宗教矛盾、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艾滋 病、暴力、吸毒、色情、青少年犯罪、伦理困境等每况愈下的社会生活危机。人类感受 到的不是“诗意地居住”,而是焦虑、彷徨、恐慌、绝望。面对现代化的危机与困境, 人们不得不反思,以寻找可能的路径与方向。

与其说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还不如说它是西方文化孕育的“硕果”。 西方文化以“爱智慧”为致思取向,予“理性”以无以复加的地位。苏格拉底提出的“ 美德即知识”,柏拉图对理念的追求与推崇,德谟克利特对因果普遍性的偏好,亚里士 多德所谓的“求知是人的本性”,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先河。近代西方文化秉承并宏扬 了理性传统,例如笛卡儿用“理性自我”之“利剑”宰杀了“价值的上帝”,明确划分 “主体—客体”二元结构,从理论上确立人的理性相对于客观事物的优先地位,彰扬理 性威力,价值得以贬抑。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宣告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自立于自然 。途经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谢林、费希特,直至黑格尔把近代理性主义 精神推到其极致。虽有浪漫主义的批判与反省,但“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 尺度”。[3]理性精神显现出主体的能动性和外向化,它征服自然,引发现代化的运动 。“理性精神作为整个西方文化传统的底蕴,决定了西方文化在总体上是主知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孕育出现代化历史运动和社会思潮”[4]。理性以科学技术的方 式得以高度发展,带来了经济的飞跃增长和物质的极大丰富。然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 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现代化不仅没带来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反而导致了物 对人的奴役。理性遮蔽了价值的存在,窒息着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造成了人类面临前 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与生存危机。

西方某些哲学家在反思现代化时,以个体的人的存在为对象,分析人的存在境遇,关 注人的生存前景。尼采的“上帝已死”,意味着宗教式微,信仰缺失,价值根基濒危。 海德格尔对人“诗意地居住”的深情呼唤,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揭示和痛斥,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都体现出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深度忧虑与关注。最 后,福柯不得不痛呼“人之消亡”。他们从人本立场出发,试图通过对现代性及其文化 传统的解构和颠覆,消除人的异化和本能的压抑,拯救人的“存在”。这些批判与思考 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体认,凸显出人的“价值”发展之必要。

理性和价值对于人类的生命活动都是重要的,但它们本身却不是唯一的和自足的。“ 现代化”及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所凸显的“理性”与“价值”的分裂,说明社会 发展的片面性。因此,弥合“理性”与“价值”的裂痕,成为社会良性发展之恰当取向 。

3.走出社会发展的“两难”:未来可能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曾为“理性”与“价值”的统一开出“良方”:在物质生产力高度 发展的基础上,“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 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6]消灭旧式分工,消灭不自主的劳动,真正实现“ 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7]无 疑,马克思的设想不具有当下的现实性,但理性与价值整合的运思应成为社会发展的原 则,昭示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当代意义。

当代中国以实现现代化为己任,又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深 刻的文化冲突:一方面,必须大力弘扬理性精神,走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之路,这 样才能迅速地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所达到的现代化程度;另一方面,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中又要尽力减轻或避免发达国家现代化之路的负面影响——理性对价值的遮蔽、“人生 价值的不在场”,铸造“现代化”内在缺憾的价值关怀之精神。这要在实践理念中整合 理性与价值,指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对理性与价值关系的现实重构,并不断以此 为尺度对社会发展加以衡量、反思、评价。为此,应该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反对“发展主义”。人衍生于自然,并以自然为生存 、发展的唯一之源。如果理性僭越使其自身由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从而不再受人的价 值取向的规约,将导致发展主义。发展主义仅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单纯追求经济指标 的增长,把GDP增长率和生产力水平作为唯一标准,忽视对自然的价值关怀,致使生态 遭到破坏,发展也就不可能持久,到头来必然会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因此,人类在谋求 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彻底摒弃发展主义的观念与方式,审慎地处理人与自然界的 关系,尊重自然规律,维护自然界的动态平衡,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反对“浪漫主义”。“人的尺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尺 度,人类必须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 ,真正依据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8]主体从自我出发,关注 客体对主体自身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寻求社 会发展的主体条件及途径,彰显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视角。因此,马克思指出,“凡 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9]但如果把人的价值绝对 化,将走向浪漫主义的玄思。浪漫主义拒斥理性,把价值尺度当作超越历史、脱离现实 的抽象目标,拒绝对社会发展实际进程的研究,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也不能探索 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这样一来,人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只能是乌托邦。

三是寻求历史与道德两种尺度的统一,反对“历史主义”。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历史 演变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 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 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 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10]因此,必须把社会发展置于历史境遇进行评判— —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把“历史尺度”绝对化,也将导致历史主义— —对历史进程未加批判地绝对认同,否定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社会发展不仅诉诸历史 必然性,还应诉求于道德的超越性对“历史尺度”评价与矫正,这是人类挣脱特定历史 局限性的内在根据。

四是积极融入“世界历史”的架构,反对“民粹主义”。由民族走向世界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趋势。民粹主义以偏狭的民族视野看待社会发展,从而走向自我价值绝对化、“ 自我中心主义”。在世界历史的架构中,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谋求自身的发展,就必须 打破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和封闭自守的政策,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世情”——世界历史 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国情”——本国的历史与现状的前提下,积极融入世界历史 的潮流,吸取世界文明成果,避免消极因素,使自身得以发展,并为世界整合为一个有 机整体提供可能性。

总之,我们应该把“理性与价值的整合”作为发展观的根本原则,“以人为本”,确 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11]实现“人类本身的和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维度上的良性互动。只有如此,才 能使理性与价值作为生存的向度由分裂之态不断整合,从而使人们走向对社会发展的“ 终极眷注”——人的全面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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