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浅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历史观论文,价值观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3X(2006)01-0041-04
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实践经验的时候，人们会问：为什么邓小平能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答案是肯定的：这得益于他有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实践的成功，离不开理论的飞跃，也离不开方法的创新。邓小平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把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熔铸成观察、思考、处理问题的新的充满活力富于时代精神的哲学方法论。
一
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捍卫无产阶级利益和按历史规律行动，两者是相互交融、相互吸纳的互动关系。价值观决定主体的价值取向和选择，然而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选择不是纯主观的我行我素，而是基于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正确把握的科学选择。仅有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愿望，不按历史规律行动，不能为无产阶级带来真实的利益，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真谛。因此，只有站到科学历史观的高度，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精神实质。而历史观则涉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对无产阶级来说，社会规律不是纯客观的经虚涉旷，而是融入了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因素。在价值真空中不可能有社会的运行发展。不在历史活动中努力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也就抛弃了科学历史观的底蕴。可见，只有和一定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及其广大群众的现实追求相联系，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注入新鲜的、活生生的内涵。恩格斯说得好：“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1] (P258)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价值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在这里，“劳动发展史”属于历史观范畴，我们正是从这里找到了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锁钥；而“面向工人阶级”则属于价值观的范畴，我们正是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无产阶级伟大的解放事业中完美地统一起来了。这种统一实质上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历史客体和历史主体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一、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的统一、战略和策略的统一。所谓“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所谓“顺天应人”，正是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的优点和长处。
邓小平是深得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真髓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的基本原则，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并时时注意把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起来，这就使他既能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上来认识和把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能从保证社会发展的成果真正为广大群众切实享有的利益指向上推进历史的进步。特别是在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更是立足社会主义的发展全局，顺应时代主题的转换，把历史观与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两观统一的双重审视法，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新发展，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以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的哲学智慧的结晶。
二
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以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博大胸怀贴近现实，邓小平以极大的历史使命感关注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也正是在科学认识和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紧迫问题的基础上，邓小平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才获得了生长基点和用武之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两个凡是”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按照“两个凡是”，不可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可能理性地认识“文化革命”的错误，不可能使我们走出困境开辟新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恢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着手自己的思想发动工作的锐利武器，就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哲学方法论。
首先，邓小平启发我们用亲身体验的价值事实来认识“两个凡是”的危害，他说，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这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国地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很不相称的。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 (P128)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告诉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我们的一切价值追求都应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用“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来衡量。那么什么是当前我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呢？是像“两个凡是”那样形式主义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正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 (P128)这就是说政治领导的成果不是空的，而是实的，它具体表现在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邓小平的这个提法既抓住了唯物史观的精义，又抓住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实质，它告诉我们，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就是离开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离开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高价值。在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双重审视下，实现四个现代化既是合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客观要求，又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因此，“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衡量“有利还是有害”，这一般是指价值标准；衡量是非曲直，这一般是指认识标准，在有些人看来，这两类标准是双峰对峙、不可通约的，但在邓小平的视野里，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在它的聚焦点上，“两个凡是”的荒谬性原形毕露，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建立，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得以实现，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打碎“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姓社姓资”的疑虑，却像紧箍咒一样限制着人们的手脚，使改革举步维艰，改革者动辄得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像司芬克斯之谜一样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作出正确的解答，使我国的改革开放驰上快车道。邓小平用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课题。
邓小平的价值观使他对社会主义首先作出充分的肯定，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具有对资本主义的无比巨大的优越性：“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2] (P337)爱之深才能痛之切。正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的爱，才使他痛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长期以来未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是很不正常的。邓小平的价值观使他面向实际，体察民情，立足现实，注重实效。由于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作用，我们才能敏锐地发现过去习以为常的一套不合理、不完善、存在的弊端，才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更新社会主义的观念，寻找发展社会主义的新路。
然而仅有发现问题的价值意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这就有赖于科学历史观的功用。科学历史观使邓小平的反思涉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当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客观规律的角度进行考察，他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以前只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方面把握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失误。社会主义的胜利，应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谈论社会主义，其道无由。邓小平以科学历史观的理性视野，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基本条件，论证了发展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总之，邓小平的价值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科学历史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标准。在历史标准与价值标准相互作用的视域融合中，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基本特征、主要原则有了全新的认识。1992年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感到极为亲切和自然。这短短的28个字，五个分句，把决定历史发展基础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广大人民群众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和崇高理想结合起来，体现的正是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邓小平用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丰富性、全面性，也就为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相容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计划和市场历来被视为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怎样突破这个观念上的壁垒？在这里，没有价值观引导的价值体验，不可能发现既存的问题，而没有科学历史观指导的理性剖析，不可能认识原有的错误。事实上，早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已在考虑并着手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但他们最终未能实现观念上的突破，只在原有的框子里转圈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缺少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利器，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而邓小平则不同。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他三落三起、受尽磨难、重新复出伊始，就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第一个石破天惊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集他的理想、追求、意志于一身的价值观在这种思索活动中所起的提供价值导向的作用。
早在1979年11月我国改革开放刚起步的时候，邓小平就在题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谈话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首先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观，他指出，我们之所以闹革命、搞社会主义，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否则革命就是空的。“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2] (P231)用这个价值观反思我们走过的道路，衡量以往的政策、措施、办法，不难得出应有的结论。正是邓小平的价值观使他确信：必须追求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才有在价值标准上的根本转换，从而有了对市场经济的全新认识。
但仅有价值观的作用还不能充分论证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相容性，也不等于在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离不开邓小平的科学理性视野。邓小平的许多论述告诉我们，把市场经济作为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现代化大生产极为复杂，在生产和需要之间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这些联系靠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的”计划去建立，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充分发挥市场这个“天然计算机”的作用才能胜任。由于从客观规律的角度认识市场经济，把发展市场经济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不可逾越的阶段，邓小平才能那样高瞻远瞩，信念坚定，勇往直前，这里也体现了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作用。
可见，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到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到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无不渗透着邓小平从历史的角度和价值的角度双重审视的心力，显示了邓小平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的强大威力。
三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哲学方法论也是时代的产物。邓小平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合着时代的脉搏，打着时代的印记，同时，又影响时代，塑造时代，推动时代前进。
关于现时代的本质特征，邓小平有过深刻的阐述：“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3] (P105)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流要求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跟着改变。在价值取向上，它要求我们从凡事先问姓社姓资、一切与资本主义“对着干”的封闭僵化性，转为乐于接受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开放性。在目标模式的选择上，它要求我们从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切近目标的理想主义转为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切近目标的现实主义。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再是突进的、非常态的，而是渐进的、稳定的、常态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制定实现现代化的近期目标(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中期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全体中国人民对共同奋斗目标的追求，从大而无当的理想性转向脚踏实地的现实性。在取舍准则上，它要求我们从重形式、重原则转为重内容、重实效。在原有时代条件下，人们的言论行为往往以抽象的原则为取舍标准，带有一定的虚幻性。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取舍标准变得更加注重实效，更加合乎人性。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即要求我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要参照系，重新整合、衡量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在社会规范上，它要求我们从单维性转为多维性。当今时代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主体的需要也日趋多元化，出现了许多双向的或多向的利益关系，社会的广系列规范体系也明显地具有了多维、多层次的特点，只有承认和正视这一事实，才能使社会规范从政府的行为变为群众的共识，发挥自动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总之，时代的巨手像一个最权威的指挥，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断更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沃土上，邓小平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绽开了绚丽的思维之花。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领会邓小平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方法论，并在实践中努力运用这一方法论，对于我们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更好地理解时代的本质和人民的需要，胜利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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