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我见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它是对“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反思的结果。二战后，它发展成为包括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多种流派在内，在当代西方颇具影响的理论思潮。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开始于80年代初。1982年徐崇温同志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较系统地评介了这股思潮的主要流派和理论观点。经过学术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①]，但总的看则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②]。本文将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谈一点浅见，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
我国学术界使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较为庞杂，用法各不相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交流的正常进行，而且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并未科学地反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因此，笔者认为：科学地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内涵是当前我们进一步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
我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徐崇温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定，主要表现为‘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③]，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的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世界观，而且还有相当的无政府成份”[④]。根据徐崇温同志自己所说，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在批判地改造佩里·安德森和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具体做法是：吸取了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范围上有所扩大的特点，又摒弃安德森只谈主题和关切的问题，不谈思想路线的缺陷；恢复了梅劳·宠蒂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来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做法，并且从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参考的需要出发，全面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对立[⑤]。那么，徐崇温同志通过借用或沿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看法而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否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呢？这就有必要考察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西方的演变过程。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最先由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提出。意指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西方革命道路的争论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主要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和他自己。他们三人或是各自共产党内的主要理论家，或是党的领导人。而争论主要是在他们和第二、三国际的“正统”理论家之间进行。科尔施将他自己代表的理论思潮称为“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实际上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西方革命的具体道路的不同意见而形成的争论。这是因为，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相继失败，说明俄式革命并不完全适应西欧。而苏联在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和革命模式强加给西方共产党，在理论上稍有不同，便被斥之为“异端”或“修正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共产党内的一些理论家的不满和反对，他们力图通过分析西方社会不同于俄国的特点，提出不同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理论和革命模式，这势必会引起一场理论争论，这场争论即是科尔施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可见，科尔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较如实地反映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实际。
科尔施的概念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的影响，使之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的是法国的梅劳·庞蒂。他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专设一章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梅劳·庞蒂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学”家，其理论目的并非要探索西方革命的道路，而是通过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赞扬青年马克思，否定成年马克思，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人道主义化。其手段从反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出发，通过抽象地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同青年马克思主义的一致，具体地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达到反列宁主义的目的，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梅劳·庞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提出后，获得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喝彩，并在西方开始流行。在他之后，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进一步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使用范围，着重从理论主题和关切问题的转移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几代人的更替，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来自西欧，且理论主题已从马、恩、列经典传统注重经济转移到注重哲学，特别是文化和艺术上。其代表人物既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一些资产阶级的激进学者，甚至包括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梅劳·庞蒂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已和科尔施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不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
那么，能否像梅劳·庞蒂那样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论述呢？笔者认为，应该看到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回答西欧革命道路的战略、策略，乃至理论的侧重点是不同于列宁的，但不应由此得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结论，并最终推至它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结论。这是因为，东、西方具体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势必会有所不同。事实上，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都高度评价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卢卡奇在《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一书中，对列宁主义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作了极高的评价。在历次围绕列宁主义的重大争议中，他一贯支持和维护列宁主义，直到晚年他还强调，当代马克思主义最迫切地需要具有列宁这样的政治天才人物来建立新的理论和策略，以适应时代和历史的需要[⑥]。葛兰西在谈论马克思和列宁在马哲史上的地位问题时认为：“马克思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者，但伊里奇（列宁）的地位如何？是否只是亦步亦趋祖述其说呢？说明就在既是科学又是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从空想到科学以及从科学到行动。建立领导阶级（即国家）同创造世界观有同等的价值。……他们代表着两个阶段：科学和行动。”[⑦]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也盛赞列宁关于革命的胜利需要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的理论[⑧]。可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是缺乏根据的。
二
徐崇温不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去总结、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而是直接借用不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实际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来建构带贬义的、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理论体系，其结果常常是：或者以先人为主的定性研究代替了具体的科学分析，或者是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符合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前者如在评价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时，徐崇温不是从卢卡奇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探索和重构的思想发展实际出发，而是抛开其后期代表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同《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的内在联系，着力凸现《历史和阶级意识》这部“学徒期”著作中的缺点，难以真实地揭示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实质。后者如徐崇温对葛兰西哲学思想的研究，正如一些学者早已指出，徐崇温为了保证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把葛兰西描绘成一个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者，完全抹杀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大贡献[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然谈不上什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也给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了思想混乱，一部分学者干脆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加以研究和论述[⑩]；还有些学者一方面主张具体、科学地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潜在地给“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如有些学者认为晚年卢卡奇属于马克思主义，而青年卢卡奇则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把晚年卢卡奇也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11)]；还有些学者认为卢卡奇、葛兰西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当徐崇温等人将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看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时，他们又认为这是歪曲、贬低卢卡奇、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12)]。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非科学性，已成为我们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阻碍。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对我们当然有借鉴意义，但决不是我们科学地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足点。真正的立足点应建立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具体思想和实际发展历程的考察上，不应先构造某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和理论体系，然后让“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适应这种先验的概念或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先入为主的评价和研究。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西欧按俄国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西方共产党以及党内的理论家、西方激进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西欧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同俄国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特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同俄国社会相比，市民社会比较发达，西方资产阶级不仅通过政治统治、经济剥削来维护其政权，而且还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来操纵工人、麻痹工人，使工人阶级政治意识、革命意识不断弱化。因此西方革命的道路应是包括文化、政治、经济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在哲学上他们也因此较强调对人的主体作用、实践、辩证法、总体观的研究。但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时，第三国际正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谁的革命模式和理论模式违背了苏联模式，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修正主义”。在这种教条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长期处于被批判、被排斥的地位也就不奇怪了。应该看到，由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加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各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各不相同，以及他们长期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探索过程中势必会出现若干弱点、乃至失误。但不应由于这些弱点和失误就否认其探索的价值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而恰恰是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结合西方具体现实，分析其产生失误的根源，由此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从而在当代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正是我们科学地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之所在。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广义上讲是指，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面对西方社会存在的严重社会危机，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着力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总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力图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道路的一般理论思潮和社会政治思潮。这股理论思潮的批判锋芒既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也批判当时苏联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凝固化、教条化的倾向，因而其理论在诸多方面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形成了在西方世界上颇具影响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西方共产党所奉行的理论和策略是其主流，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以及西方激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探索而形成的理论是其重要补充，他们共同构成了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后者是我国学术界通常所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为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三
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很难深入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在评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时，未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和客观的态度，因而不是把其理论观点同他们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予以科学的分析，而是把我们自己所信奉的，总结出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唯一正统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其它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并用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作简单的类比。这种脱离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抽象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先入之见的定性研究代替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笔者认为，要科学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西方革命的具体实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予以合理的评价。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突出特点在于：出现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自我分化和多样化格局。这一自我分化和多样化格局的特点的产生具有双重根源。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思想本身存在着先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历史时代思考问题的层次性有所不同，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和多样化格局提供了前提；另一重要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的实践性，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随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越来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开拓历史发展的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和各自的特色。按照单一化、模式化的思想来指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和运作方式，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规律。摆脱单一模式，寻求本国的道路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当代发展的重要特点。
正由于以上的原因，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看作是“马、恩、列、斯、毛”几个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一线单传”的历史，而应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源，与各国具体实践情况相结合，多形式、多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纵观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由于他们经受了实践的检验，理所当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而其它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欧洲共产主义等多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可以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要补充。只有从这种“一源多流”的发展观出发，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实面貌，才能避免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异端”地位加以研究和论述，才能使我们抱着平等的眼光来审视其它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审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我们当前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种“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独断做法，具体、科学、客观地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而从根本上推进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四
应该从什么立足点和参照系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关系到我们能否科学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国内学术界存在着广泛的争论[(13)]。笔者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不应该撇开实践，抽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几条原理，并将这几条原理凝固化、模式化、教条化，以此作为评价、衡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而应该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理来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从实践的观点看问题，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丰富性和当代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反映了在当代西方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于马、恩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西方革命实践的一种探索。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势必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而不能按照第二、三国际时期的传统方式去领会和解释。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模式和革命策略上不同于列宁，就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方法不是历史主义的科学方法。
要坚持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就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考察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时代问题、文化传统。特别是“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人的价值问题、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生产的一体化、整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要求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14)]，这就要求我们科学地揭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中予以研究，才能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以及它对我们在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意义，从而将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深入。而事实上我国学术界却很少追寻“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背后的深层原因，常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同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上的若干原理作简单的比较，这样自然难以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诸如：“文化心理革命”、“阶级意识的危机”、“消费异化”等论题，也得不出科学的研究结论。这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探索，这种时代背景就决定了其理论模式和理论阐述，势必会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因为某些具体理论主张的不同，就简单地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应该指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当代社会的一种探索，这种探索就决定了他们的理论必然会存在着若干缺陷，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受西方文化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较深，受个人主义影响较深，他们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份会因人而异，这就特别要求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西方现实，予以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从根本上推进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注释：
①参阅拙作：《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述评》，《社会科学动态》1996年第11期。
②参阅拙作：《略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家》1997年第4期。
③ ④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第23～25、5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第120—121页，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⑥参阅张翼星：《列宁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命运》第10章，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⑦《葛兰西文选》第459～460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⑧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7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⑨参见：张守正《再论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哲学》1994年第4期；拙作《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葛兰西哲学思想争论》，《新华文摘》1991年第12期。
⑩参阅曹玉文、陆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第2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12)洪镰德编：《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集》，杜章智文，台湾森大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
(13)张翼星：《关于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1994年第5期。
(14)参见拙作：《马尔库塞单向度理论及其美学救世主义》，《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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