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九届年会综述
瀚 青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于2018年11月2至4日在南京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史专家学者500多人聚集一堂，就本次年会的主题“跨学科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讨。经过研讨大家更明确了，教育史学科将来的发展一定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法和研究范式，以促进教育史学科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九届年会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于2018年11月2至4日在南京隆重召开，年会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教育史专家学者就年会主题“跨学科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韩国也有学者参加了研讨。围绕年会主题，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必将对教育史学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5.语感具有流畅性。语感具有流畅性。人们之所以能够自如流畅地表达依靠的是语感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自发性而不需要“想好了再说”。
一、 大会概况
2018年11月3日上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九届学术年会在南京华东饭店报告厅隆重召开，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会秘书长徐勇先生主持，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缪建东致欢迎词。接下来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致辞，他说这次会议恰逢其时，适得其所，适得其人，希望大家就会议主题认真研讨，发表各自的真知灼见，以推动教育史学科的长足发展。开幕式上还进行了优秀博士论文颁奖，有两位博士获得优秀论文奖，一名获得优秀论文提名奖，旨在鼓励博士写出高水平的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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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进行了大会发言，由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主持，共有7位学者进行了大会报告。首先上台进行学术交流的是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他以“鸦片战争前后一位乡村塾师的生活世界——《管庭芬日记》阅读札记”为题进行了交流。认为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9世纪中叶先后发生的西方列强入侵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卷入了近代，开启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大幕。浙江海宁乡村塾师管庭芬的日记告诉我们，鸦片战争带给他的观感，不是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艳羡，也不是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向往，而是对殖民主义者的仇恨、鄙视和排斥。太平天国严重地冲击了清政府的社会基础，作为一名乡村塾师，管庭芬在战乱中受尽了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痛苦，这激起了他对圣恩之下享受平静生活的期盼和向往。面对19世纪中期社会的大变动，面对中国步入近代大门的现状，管庭芬和他的塾师朋友们依然在既有的轨道上踯躅前行。《管庭芬日记》为我们加深理解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起步时期乡村塾师的生活世界、进而为理解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起步维艰和步履蹒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第二位发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杜成宪教授，他以“童子凭什么读‘四书’”为题，探讨了古代“小学终，至四书”的课程设计缘由。他指出古时童子在经过识字启蒙教育环节后，为何就能顺利学习“四书”？当今中小学生读“四书”的可能性又何在？通过识字量、知识点和课程设置三方面的探究发现：童子在读完“三百千”后便基本上克服了学习“四书”的文字障碍，“三百千”与“四书”知识点的重合在30处以上，两个轮次的“四书”课程设置分别规定了以克服文字障碍为主和以理解思想旨趣为主的分层课程目标，这就为古时童子识字启蒙后就学习“四书”创造了条件。经比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三百千”的识字量，发现在第二学段(3至4年级)结束时，小学的识字量超过了“三百千”的识字量，鉴于小学生相关知识准备的不足，如要读“四书”似在第三学段(5至6年级)为宜，顺序也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宜。这一发现对当今小学的国学教育普及具有非常强的借鉴价值。
华中师范大学余子侠教授以《大学法》修正为例对台湾地区研究生教育管理简政放权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认为法规松绑、给大学更多自主权，是我国台湾地区近些年来办理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大学法》是台湾推进包括研究生培养在内的高教事业的重要法律依据，从1948年首次制定至今，因多种因素进行过多次修订。其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研究所设置条件；研究所所长出任资格、产生方式及任期；研究生的入学条件。余教授在梳理该法修正历程基础上，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这一过程加以评析，由是管窥其对研究生教育简政放权的历史影响。
第三位发言的是韩国学者李相武，他对韩国各年级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教育的内容进行考察，归纳出其教育特点是：首先，有关教育的内容不太充分，主要侧重于事实的传达而没有深入分析；其次，有关教育事实的解释，是从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教育的角度解释的，这是因为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基本是从政治观点来叙述的；第三，教育的叙述中几乎没有朝鲜后期教育的描述，因此很难掌握朝鲜后期教育发展状况。虽然许多教育史研究表明，朝鲜后期的教育与前期明显不同，但这些研究成果没有很好地反映在教科书中。历史教科书不是教育史教材，没有必要以教育为主进行叙述。但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教育部分的叙述是大学生学习教育史重要的背景知识，教育史研究者有必要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大学任教的教育史教师，应先了解学生对教育史的背景知识的掌握程度，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第四位发言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孙益教授，她对集体传记法与教育史研究的可能性及可行性进行了交流。她认为集体传记法是学术界日趋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最早被运用于西方古代政治史的研究中，以探讨社会政治行动的根源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20世纪历史学家开始尝试将其延伸到社会史、科学史、宗教史、经济史等各个研究领域。通过梳理集体传记法的内涵与发展历程，了解不同研究领域对集体传记法的使用情况，尝试对这一方法在教育史领域运用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进行初步的探讨。
第五位发言的是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王彦力研究员，他对教育史研究的人学进行了探索。他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教育学从根本上说是人学，作为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教育史学研究对象是人，研究的主体是人，研究的目的是人，人是教育史学研究所追寻的最终目标。
河南大学杨捷教授对当代英国教育史的转型做了研究。指出英国教育史学是世界教育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多次变革，渐进式的发展使英国教育史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危机，英国教育史学者开始进行学科反思并努力推动教育史学科进行转型，使学科在2000年之后逐步走出学科危机。从英国教育史学科转型前遇到的学科困境和学术危机出发，分析影响学科转型的内部和外部推动因素，探讨转型过程中秉持的价值取向和特点，能够为我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提供参考。
第七位发言的是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诗，她以“教育记忆史——研究教育史的新视角”为题作了报告。认为教育记忆史研究教育记忆的历史，从人对教育历史的接受入手，关注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为研究教育史提供了新视角。教育记忆史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获得人和教育史关系的认识，另一方面能觉察一些“看不见的手”，从而获得对外部世界与人教育记忆的关系的认识。它是教育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以其它教育史研究为基础，又和其它教育史研究互相印证，在历史理解和历史事实两方面共同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面貌。教育记忆史的研究特色在于它对时间和空间的特殊关注，以及它将各种形式的记忆作为史料并纳入到历史叙述之中，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新兴研究领域。
大会报告之后，大家进行了互动。学者们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向大会报告人提出了质疑问难，报告人进行了或详或略的解答，体现了教育史学界一贯良好的会风。
最后发言的是韩国友人禹贤贞和郑汉谟，她们对19世纪下半叶朝鲜汉语学校的建立以及官方汉语学校的过渡和关闭进行了考察。认为朝鲜的汉语学校开始于1891年建立的汉语学堂，因1894年7月的甲午战争和朝鲜半岛社会的政治变化而暂停，1894年10月改为官方汉语学校再次开放，1895年又被废除。在甲午改革时，朝鲜政府试图将现有的英语学校、日语学校和汉语学校改为官方外国语学校。这项工作导致1894年10月官方英语学校、官方日语学校和官方汉语学校的开放，并成为1895年政府官方语言学校官制颁布的背景。
第二位作报告的是武汉大学程斯辉教授，他对民国时期政府管理国立大学的政策文本作了量化分析。认为民国时期政府对国立大学的管理政策在国立大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他基于政策的工具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政府管理国立大学政策的量化研究结果显示：民国时期政府管理国立大学的各类政策工具使用不均。以命令性工具为主导，但政策涉及的管理要素比较全面。总的来说，政策工具组合和管理要素分布体现出较强的时代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政策工具的选择较好地兼顾了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特点、手段与目标的适切程度和具体的情境。启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不仅需要针对具体问题选择适合的政策工具，还要考虑多重因素，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最大程度地发挥教育政策的工具价值，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目标。
第三位作报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施克灿教授，他对中国传统的教师权威及其流变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天、地、君、亲、师”并列，教师普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传统中国教师权威包括三方面：一是儒家道统赋予教师的权威，尊师即是重道，重道必须树立教师的权威，所谓“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二是社会制度和法律法规等因素赋予教师的权威。政教合一、官师一体使传统教师的权威拥有制度上的保障，体现了一种官威。三是来源于教师个体的权威，包括教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等个体因素。近代中国，由于受到社会政治背景及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传统教师的三种权威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教师权威逐渐走向弱化。
虽说我国已经实施了很多的发展策略，包括：丝路基金、亚投行等，但就实际情况而言，并未完全覆盖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在保障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我国金融机构应当积极探索全新的融资模式，不断吸引各项资本的参加，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强化PPP模式的应用，联合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部门应当强化各类形式合作模式的鼓励。
杭州师范大学熊贤君教授对民国时期褒奖捐资兴学政策与实效做了研究。认为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空前拮据，而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义务教育推行在即。各级政府采取褒奖捐资兴学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好善乐施人士积极慷慨解囊。这一褒奖政策根据捐资数目确定所颁发奖章、奖牌或匾额的等级和颁奖者级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人们捐资兴学的积极性，募集到可观的教育经费，缓解了教育的困难，有助于教育的发展。
东北师范大学王凌皓教授对中国古代师道观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研究。指出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师者作为人之模范，古人对其提出了诸多规范性的要求。其中，“德行高妙，为人师表”“通达国体，温故知新”“循循善诱，教亦多术”“尊严而惮，内外兼修”等皆是古代师道观形成中不变的核心内容。系统梳理中国古代师道观的历史变迁过程，有助于丰富教师核心素养、提高教师教育质量，为当今教师教育工作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借鉴。
第二场大会主题报告于4日上午进行，由宁波大学贺国庆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王保星教授，他就“历史时间”与外国教育史研究作了报告。认为历史学是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脱离特定的时间，任何历史现象都难以得到理解。“历史时间”的变迁历程见证了“历史时间”历史学意义的彰显。西方“历史时间”的变迁主要经历了自古希腊、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历史时间”的确立等主要历史过程。其间，年鉴学派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时间”概念的提出以及历史制度主义时间观对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人类教育活动主题范围的扩大，新型教育史学科框架和方法体系的构建，均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支持和必要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主题报告之外，大会安排了十个分会场，进行充分的小组学术交流。每组安排了主题发言人，与会人员可根据小组发言的具体情况自由选择参会的小组。这样更有利于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每一个参会人员都能根据兴趣自由选择会场，对所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
大会闭幕式由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主持，首先进行的是自由发言，让没被安排作大会报告的学者自由上台演讲，这充分体现了大会组织者民主自由的意识，也是对与会学者的尊重。高谦民、黄书光、曲铁华、赵国权等学者就自己关心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然后进行了硕士研究生优秀论文颁奖仪式，共有22位硕士研究生获得该项奖励。最后，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肖朗教授做大会总结，学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就下个年度学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第十九届年会在完成了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还行。就是有点——”哥们儿朝洛蒙想说就是卧室缺只窗子，有点暗。但话还没有说完，烧烤店老板就把话抢过去。“就是有点贵！其实那房子根本不值那么多票子。这里没法跟城里比。郊区偏远，房子又破又烂，冬天也没能供暖。”他俯下身，压低声音说，“在你来之前，有很多人都看了那房子，但不知是哪个原因，都没有租成。快签合同了，后来都反悔了喽……”
二、 中国教育史研究
中国教育史研究向来是教育史研究的重头戏，这次年会也不例外，共收到有关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论文246篇，其中教师125篇，研究生121篇。对其中有新意的论文介绍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孙邦华教授对北京国立八校在“改大运动”中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民初在北京地区以北大为中心，建立了以大学、高师、高专为主体的国立八校。北大与这些学校关系密切，它们地理位置相近、利益相关，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地缘、利益关系网。1917年后，随着“高专改大”蓝图的制定、“研究性取向”确立和八校协商机制的形成，八校组织的协作愈加深入。但由于经费短缺、学潮冲击以及师法对象的转移，八校在学制改革中产生了“综合大学”与“高专改大”的路径分歧，并由此产生了北大、高师与高专的派系分野。八校组织合作的矛盾背后是八校参与政治斗争及政治势力渗入到八校中。“综合大学”与“高专改大”的两种路径在实践上都不算成功，原因在于政学交织下的北京教育界矛盾日益加深，难以形成真正良性的大学合作组织。
第五位发言的是江苏师范大学周棉教授，他主要介绍了2011年民国留学生资料的整理和2015年清代留学史料的整理情况。这是两个国家级重大项目课题，分别整理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大批留学教育资料，编辑了900万字的民国留学史料(20册)和500多件(25册)清代留学档案，为这两个时期留学教育研究做了扎实的资料准备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对教育生活史的旨趣与重构进行了研究。认为日常世界是教育生活史的主要研究内容，从世俗世界的生活中，寻找基于教师、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普通生活，并于平凡中建构它的意义世界。“见微而知著”是教育生活史研究的旨趣与价值指向。以此为基础，通过身体、情感、心态等维度，呈现它的生活图景与意义世界，并对现实世界形成某种启迪与关照。
本研究参照相关的改良技术规范文件，综合胶东半岛地区耕地的具体情况，选取pH值、有机质、有效磷（P2O5）、速效钾（K2O）等 8种因子作为胶东半岛地区耕地地力的限制性因素，并划分各限制因子标准（表8），结合各因素统计分析结果（表5和表7），对胶东半岛地区耕地地力等级的限制因素进行分析。
西北师范大学张学强教授对庄子的身体技术观及其教育蕴含做了探讨。指出庄子发现了人的身体，赋予了身体在人之所以作为真实存在的基础性地位。庄子对身体技术的论述非常丰富，在对身体技术进行了明确价值区分的基础上，以合理的身体技术为达成以“通”为核心的个体整全存在的重要方式。在对身体技术的想象中，庄子阐述了其独具一格的自然主义教育主张，即顺性守正、循理而通的教育的运作机制，“积”而“化”、“化”而“独”的个体成长过程，“全”而“虚”、“虚”而“一”的个体存在方式。
河南大学赵国权教授对新时代书院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认为书院作为轴心后时代重要的教育文化遗存、传统文化的特殊载体，以其自身独特的书院精神不仅影响着一千余年中国的文化教育生态，且还辐射到周边诸多国家，至今仍彰显出巨大的生命力。对书院的研究虽已硕果累累，但在“书院精神”的挖掘及“书院学”的理论建构方面还略显不足，急需与时俱进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沈阳师范大学王雷教授对文物视野下教育文物的价值与教育学关怀做了分析。认为教育文物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教育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和教育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教育文物具有历史教育价值、科学教育价值、艺术教育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我国教育文物主要有：教育遗迹遗址类、教育实物类、教育文献类、教育证章类和教育艺术品类等。教育文物具有德智体美的教育要素，具有促进人类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促进文化发展以及促进教育发展的教育学价值。教育文物检测教育成果，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经得住文化遗产的考验。
湖南师范大学易红郡教授对民国时期实验法的实验与评价作了研讨。认为测验法发端于近代欧美国家，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在一些教育家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智力测验和各科测验在20世纪30年代盛极一时。测验法旨在测定学生的智能及学业成绩，为学级分班、升级留级、入学考试及教学诊断等提供参考。测验法对民国时期教育及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国情及自身的不足，在中国并没有被长期采用。尽管如此，测验法对于今天的教学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第四位发言的是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他对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的通识课程及其影响做了分析。认为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移植西方自由教育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以中国近代基督教大学为例，分析其办学理念和课程目标，考察和总结其课程结构、教学管理的特点和作用，分析其教学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通识教育课程目标上，普遍认同培养“完整的人”的教育理念。通过基础性的人文、自然数理课程训练学生的智慧与道德，以形成广博的知识与良好的性格。在课程结构方面，开设以文理基础的共同必修课作为通识教育的主体，发挥通识教育的功能；以选修课程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部分，因材施教，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在教学管理方式上，教会大学主要采取文理交叉的课程制度，打通文理各科，又各有侧重；建立规范课程考评制度，严格教学管理，达到良好的教学成效。教会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对于塑造完整人格，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黄书光教授对立人兴邦——强国的教育动力做了研究，指出教育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动力。近代“教育救国”的种种努力推动了中国教育和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教育兴国”“科教兴国”的战略定位不仅是世界强国崛起的奥秘，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高层决策领导的主动选择。全球化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人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进而深刻影响中国教育的深层变革，呼唤“教育强国”的多维创新。
㉗参见李艳艳《马克思在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上的认识误区与反思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
学校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是学校当中各相关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通过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人工管理工作，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通常都会发生核算不精准、不规范甚至出现其他混乱现象的产生，从而发生学校对于固定资产进行清产核资工作时经常出现漏查、产生错误数据等各种情况，从而导致学校固定资产出现流失，学校出现财产损失的情况。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妹夫就向我征求意见，想要给妹妹买一串蒂凡尼的项链当作结婚纪念日的礼物。在我看来，只要是男人的真心相待便是不可估量的难得。你无法比较一串筹备已久的项链和一场盛大的婚礼哪个更值钱，因为它们带来的幸福感是无法计算的。
三、 外国教育史研究
外国教育史研究沿袭了以往的态势，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无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同日而语。这次年会收到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论文共计100篇，其中教师45篇，研究生55篇。对其中比较有创新意义的论文综述如下。
第六位发言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丁永为教授，他讲述了全球史视域中实用主义教育学衰落的问题。他认为实用主义教育学是一种以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教育学说。实用主义教育学在性质上是一种“全球”学说。它既是在与欧洲争夺教育学话语权的语境下产生的，也是在全球教育学的对话和交流的学术场域中发展、衰落乃至复兴的。他把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衰落放在全球史的宏大视野下，考察实用主义教育学在1928—1958年间在世界范围内是如何被批评，如何回应批评，以及实用主义教育学在走向衰落时，又接受了什么样的话语，他的论敌又经历了何种变化以及上述变化与今日教育学的内在关联。当前我国教育学正处在与欧美教育学竞争话语权的关键期。正确认识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衰落史，有利于洋为中用，吸取教训，不走弯路，更好更快地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话语体系。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岩溶干旱灾害主要发生在区内东部、东南部一带的加芳、古零、古寨，西南部的周鹿、桥利及东北部的里当乡等地。
湖南师范大学刘黎明教授对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目的观的历史演变做了探讨。认为西方自然主义教育家在推进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建构了内容丰富的教育目的观。其演变历程是：萌芽时期的教育目的观、客观化教育目的观、主观化教育目的观、心理化教育目的观、生长论教育目的观。观察和探析每个时期的自然主义的教育目的观，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整个自然主义教育目的观的意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高层管理者的战略支撑。将平衡计分卡方案成功融入到企业战略管理中，使企业战略、可量化指标战略、考核指标清晰可操作，以相关指标的考核为基础从而对企业的创新战略执行情况达到全面掌握，进而实现企业的创新驱动战略目标。正确的战略行动方案的制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获得高层管理者的支持，可以向员工传达出一种信息——该行动方案很重要，因此才获得高层管理者的支持。我国的企业家文化核心是人的文化，高层管理者在组织文化的重塑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高层管理者的首当其冲使得企业上下各级都能明确组织战略目标，从而为更大的政治利益超过个人利益。
合肥师范学院朱镜人教授对杜威的教育史课程计划进行了研究。杜威认为，学习教育史的目的在于洞察教育的现实，学习教育史对所有的人而言具有普遍的文化价值，对教师而言具有特殊的价值；学习教育史对学生应当提出明确的要求；教育史教学要联系社会的历史背景；要为学生提供权威的教育史著作作为必读课本和泛读材料。研读杜威的教育史课程计划可以启示我们：教育史课程具有师范类学生通识教育的价值，应当重视研读权威的教育史著作，重视培养学生教育史的探究意识。
天津师范大学郭志明教授对以色列社会教育中律法规则嬗变作了探讨。指出在公元前586年消失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民族，在1700年之后的1948年复国，其社会教育在民族存亡之际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纪年开始之前，律法教育是犹太民族约束个人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固本安邦的重要内容；在公元纪元开始之后的新约时代，律法不再是写在石板上的行为规约，而是写在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律例。这些律法规条和道德精神是以色列民族形成、发展的文化基因。
天津教科院李剑萍研究员以书信和日记为资料研究了杜威来中国的原因及相关问题。他运用胡适、蒋梦麟、蔡元培、陶行知等人的书信和日记，考证杜威来华原因和相关问题，以期还原历史细节和本相，得出若干新结论。认为杜威来华纯属偶然，并很快由最初设想的短期旅行转变为长期讲学。在此过程中，胡适、蒋梦麟、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主体作用逐渐凸显。杜威在华的主要工作是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学，主要身份则是北京大学聘请的外国专家，此中透露出了蔡元培与范源廉的关系，显示了他们在这期间所起的作用。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邬春芹教授对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做了探析。指出美国的城市教育史学是美国教育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该流派主要是在城市的背景下探讨美国城市学校教育的产生、发展与变革的历史。自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城市教育史学创立以来，该流派经历了定型期和转向期。在发展过程中，美国城市教育史学主要采用了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的不断转换，是美国教育史学者为适应学术环境所做出的调整，为美国教育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科学地认识和理解美国城市教育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推进我国教育史学的创新与变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浙江师范大学吴子颜教授对索尔斯坦·凡勃伦的大学观及其现代意义做了探讨。认为索尔斯坦·凡勃伦是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同时他也密切关注高等教育领域的问题。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高等教育的观察与思考体现了其独特的大学观。他认为大学的本质是探索高深学问的研究机构，大学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科学与学术研究。他对当时大学存在的过度商业化、金钱化、行政化和伪科学化的特征进行了批判，这对现代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齐鲁师范学院金传宝教授对巴格莱教师教育思想作了研讨。指出巴格莱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极为关注教师和教师准备问题。其师范教育思想对美国师范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主要包括：教师是学校的本质和灵魂，但美国给教师的地位不高；师范教育应该培养教师—学者，即学者型教师，其基本途径是教学内容专业化；大学教育系的教育学教师(教授)应该成为教育领袖，并为教育领袖的形成贡献力量。
广西师范学院李倩文教授探讨了美国课程史研究的史观问题。指出在美国课程史研究过程中，课程史学界大概有三种课程史观。坦纳夫妇的单线进步史观，将美国课程史描述成进步教育战胜传统教育而不断走向胜利的单一战斗历程。“钟摆现象”表现的是课程变迁的二元循环史观，认为美国课程改革不断地在传统派与进步派之间如闹钟钟摆来回摆动。克里巴德持多元混重史观，认为四大利益集团在相互冲突与妥协中，共同推动着进步主义教育时代的课程向前发展。课程史观是课程史家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对课程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Review of the 19th Annual Symposium of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Sub -commission of CSE
HAN Q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Abstract : The 19th Annual Symposium of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Sub-commission of CS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was held in Nanjing from November 2nd to 4th, 2018. More than 500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gathered together.They discussed and studied the theme of this annual symposium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e”thoroughly and extensively. After the discussion, it was more clear to attendees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history of education must drew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paradigms of other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history of education.
Keywords :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History Sub-commission; 19th Annual Symposium
标签：中国教育学会论文; 教育史分会论文; 第十九届年会论文;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