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关于批判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道德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既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优秀文化资源，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容忽视的文化垃圾。就传统的道德文化而言亦是如此。因此，如何肃清封建主义道德文化的遗毒，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以及对在封建社会产生并为之服务、但又可以为今天所用并为现实服务的道德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的改造和转化，就是邓小平关于批判、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肃清封建主义道德文化的遗毒，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表现在思想、政治、道德等各个领域。对此，邓小平一直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早在1980年8 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讲话时就指出：“我们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1 〕邓小平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种种表现。他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这些现象与封建主义道德相互影响、 相互缠绕，甚至这些现象就是封建主义腐朽道德的表现。
官僚主义现象，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遇到权力互相争夺”等等〔3〕。 官僚主义的这些表现不仅是政治和制度上的表现，而且是道德上的表现，同时，这些官僚主义的现象还严重败坏和毒化了社会道德风气。
权力过分集中，“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4〕。而封建的政治伦理又加强了这种封建专制主义。 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伦理强调万民尚同于臣，臣尚同于天子的逐级绝对服从的政治——道德关系，这种政治——道德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导致了封建主义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家长制现象除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不断滋长。不仅如此，家长制现象还必然导致封建的人际伦理关系，“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5〕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6〕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封建社会选拔用人制度的弊端。 在封建社会，虽然有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如科举），但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发现擢拔”。皇帝可以任意钦定或钦赐官爵，即使是科举及第，也得最终由皇帝以至各级官吏加以封赐，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举孝廉”乃至卖官鬻爵去谋取一官半职了。为了消除干部领导职务任用上的封建主义影响，邓小平指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7〕
“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8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灾难。当前，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是看作人民的主人，搞特权和特殊化。特权现象的发展和蔓延，“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9〕邓小平说：“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 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10〕在法律和制度之外寻求和享有与之相违背的特殊权利的现象，最终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本身来加以解决，但正因为它在法律和制度之外，因此还必须辅之以社会舆论（监督）和个人信念等道德手段加以消除。
邓小平指出，为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管理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其次，广大干部和群众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提高社会主义道德觉悟，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再次，要把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干部和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在原则上区别开来，由此决定了不能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左”的办法，而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11〕。
（二）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
第一，中华民族的尚德传统。
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都是法制和道德并行，且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为用的社会。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此曾作过十分有益的探讨。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2〕荀子亦认为赏罚等法律手段要以道德和舆论为基础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韩非子虽然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但他也提出了“赏誉同轨，非诛俱行”〔13〕的原则，认为赏罚要有一定的道德来配合。中国文化中高度重视道德作用的传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
我们所要继承的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传统表现在许多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提倡人伦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重视修养践履，强调道德的主体能动作用等〔14〕。
第二，中华民族尚德育的传统。
基于对道德作用的重视，中华民族极力强调道德教育的功能。因为尚德的道德文化必须以道德教育（化）和道德践履为其活的行为载体。此外，德育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的或终极的宗旨。中国传统的教育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就是道德教育，并且形成了一整套道德教育的方法。当然，中国传统的德育内容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我们所要继承的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尚德育的形式，而对其内容要进行辩证的改造。
邓小平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巨大作用，把德育放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首位。他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尚德育的形式，强调德育教育和人生观教育的极其重要性，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当代的实际替换传统德育的封建内容。此外，在当代中国，在继承中国道德文化尚德育的传统的同时，邓小平十分注意使道德教育不停留于过去那种形式主义，在道德教育的运作上真正使之落实在实处，这就要求使道德教育做到：从飘浮虚空到脚踏实地，力戒道德教育的抽象化、空洞化；从高扬“天理”到落实“人欲”，将道德教育与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力戒道德教育的义利脱节；从道德说到寓教于乐，把德育寓于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之中，力戒道德教育的说教化；从浮游其表到深入其里，不能风过无痕，而应润物无声，力戒道德教育的表面化、情绪化。
第三、中华民族尚德风的传统。
这里所谓德风即指社会道德风俗（风尚、风气）。重视道德和道德教育，必然要求有良好的道德风俗；而良好道德风俗的形成，又有助于人们培植高尚而自觉的道德精神，进行顺利而有效的道德教育。高度重视道德风俗是中华民族又一优秀道德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把道德风俗看作是天下的大事，“风俗者，天下之大事”。荀子就提出“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15〕的要求。顾炎武认为，“易姓改号”为“亡国”。因此保国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之类道德风俗的败坏则是“亡天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存责焉”。据此他认为“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16〕“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仅是一种政治使命，也是一种道德责任。很多思想家把道德风俗的好坏看作是影响社会治乱安危的极其重要的因素，认为“俗美则世治安，俗颓则世危乱。……天下之安危系乎风俗”〔17〕。道德风俗还影响个人的道德修养，“风俗美则小人勉慕于仁义，风俗恶则君子亦宛转于世尚之中，而无以自异”〔18〕。此外，认为社会道德风俗的形成和转变依赖于一二人率风气之先，是几乎所有思想家们的共识。曾国藩对此有一总结性的说明：“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不敢逆。”〔19〕据此认识，曾国藩把“以一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作为自己的道德使命。封建士大夫们企图以一二人的“行己有耻”来维系或改变社会道德风俗，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和道德觉悟，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的“舍我其谁”的殉道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则是我们应该加以继承的中国优秀的道德文化传统。
邓小平非常重视社会道德风气的养成。他指出，社会风气（包括军风、民风等）的好坏，关键在党风；他十分赞同陈云所说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社会风气是影响社会是否稳定，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形成良好的党风、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内容之一；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社会模范人物的率先垂范对于形成良好的党风、社会风气具有极大的教育、引导作用。
（三）对于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一体两面”的精华与糟粕要进行具体分析、改造和创造性的转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面临着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人们对此在重新审视传统道德的作用。一些人指出了传统道德阻碍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种种表现；一些人则指出了传统道德促进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另外种种表现。二者都有一定的根据和理由。但是，这种二分法只看到了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要指出的是，除此之外，传统道德文化对市场经济的作用还具有“一体两面”性，即传统道德对市场经济的阻碍和促进作用共存于其一身之中。因此，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把传统道德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看它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提出的，它们的作用和功能究竟何在。以此为基础，对传统道德进行改造和创造性的转化，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1）在义与利的关系上， 传统道德确实有将义与利抽象对立起来因而有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传统道德并不无条件地强调二者的对立。例如，在先秦，虽然还不具备出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但人们对见利忘义的行为已不陌生，因此儒家提出“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道德准则，以匡正见利忘义的行为。传统道德也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在孔子等人那里有明确论述，但传统道德反对把私利、小利、不义之利放在公利、大利、义之利之上，因而提出“仁而富”、“义而富”、“义然后取”的道德原则。因此，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义利关系加以改造，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邓小平也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承认物质利益”、“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这“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20〕，因此，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21〕。在这里，邓小平是肯定“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等传统道德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
（2）在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传统道德确实有忽视个体、 抑制个体能动性、片面强调整体至上性因而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传统道德在“人之生不能无群”的前提下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整体主义道德原则。在批判片面强调整体湮灭个人的极端时不能走向为了个体而抛弃整体的另一个极端。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仍然是我们的道德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在强调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22〕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对传统道德中的集体主义原则加以改造，无疑对于我们坚持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具有借鉴意义。
（3）在竞争与息争的关系上， 传统道德确实有主张息争反对竞争因而阻碍市场发展的一面，但是，传统道德主要是从人际和谐为出发点来审视竞争行为的，它反对不以“和为贵”为前提的竞争，更反对“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利，杀人而自生，亡人而自有”的竞争。这样的竞争无疑也应是社会主义市场竞争原则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的现象”〔23〕，反对“资产阶级的互相倾轧的竞争”〔24〕。由此看来，虽然传统道德因剥削的竞争具破坏人际和谐的不道德的一面而得出息争的结论是因噎废食，但它从实现人际和谐的角度来规范竞争行为，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讨市场竞争与人际和谐的关系，对市场经济如何体现社会主义人道价值和道德精神则是不无意义的。
（4）在劳酬分配与平均主义的关系上， 传统道德确实有主张“均平”分配最终导致平均主义因而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面，但传统道德是从反对不均、维护社会稳定出发而提出“均平”理想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命题体现了人们对“不均”可能导致“不安”的恐惧心态，其主要方面是消极的，但把分配制度与社会安定结合起来考虑，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必须反对平均主义，实行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这并不是要导致两极分化，而是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就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注释：
〔1〕〔2〕〔3〕〔4〕〔5〕〔6〕〔7〕〔8〕〔9〕〔10〕〔11 〕〔20〕〔21〕〔22〕〔23〕〔24〕《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327、327—328、329、331、331、331、332、332、332、334—335、337、369、337、168、267页。
〔12〕《论语·为政》。
〔13〕《韩非子·八经》。
〔14〕参见罗国杰《什么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人民日报》1994年3月23日。
〔15〕《荀子·儒效》。 〔16〕《日知录》卷十三。
〔17〕管同《因寄轩集初集·卷四言风俗书》。
〔18〕沈垚：《风俗篇》。
〔19〕《曾文正公集·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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