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一种历史选择的斯大林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模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社会主义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没有比斯大林模式对我们的影响更大的了。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作过原则性的预测，列宁对于“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通往社会主义也有一定的设想，但是作为一种成型的、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国家形态，第一次由斯大林领导着变为现实。四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时候，正是斯大林模式代表着现实社会主义的荣誉形象，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吸引力。当然，斯大林模式远不是完善的，特别是当具体条件变化了而它却僵化和凝固化了的时候，必然给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伤害。实践证明，这种伤害是巨大的。此外，我们之所以重视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分析，还在于这一研究进一步涉及到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和发展趋势的理解与估价，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和理论信念。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容易的，但却不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从感情或者伦理标准出发评述历史，更是一种方法论错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曾经存在过各种不同的思路和方案。但最终斯大林的路线和方案获得了联共多数的支持。而其它的方案或被变易或在尖锐的斗争中被摒弃了。历史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斯大林？这不是仅仅用斯大林的个人品性或个人权谋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生自有它的历史原因。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把它们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之中，根据当时历史所具备的客观基础，根据当时人们所能够达到的认识水平去分析研究。时代条件不同，思想氛围必然不同，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和处理方式也必然不同。一般说来，我们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诞生条件时，比较注意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之上。在那个基础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科学地按照计划组织全社会的生产才是可能的。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文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不仅指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物质的富裕程度，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文明发达程度。比方经受过社会化大生产严格训练的人们的纪律性和责任心，对社会管理积极参与和为社会服务的自觉性，较高的文化科学素质等等。列宁在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非常强调要进行“文化革命”，这之中除了关注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快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基础之外，也强调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学做“文明商人”，“文明的合作社社员”，“学会管理”。在1922年为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准备政治提纲时，他甚至认为，当时的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能充分保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可能性，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同时列宁已经充分认识到，教条式的搬用马克思观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使用国家行政手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现实的。应该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采用群众特别是农民能够接受的方式（比方说逐步的合化社）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他多次表述过要实行“循序渐进”的过渡。认为在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之后，需要有一段很长的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它们的过程。我想这大约指需要有一个不仅是物质的也包括精神上的休整适应和生长期，这种“消化”是建设性的。两年多“新经济政策”的实践，逐渐使列宁感到对于“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过去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那种思想方式和斗争形式都是不适宜的。
研究列宁晚期的思想，使人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后来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异于列宁的思路，尽管人们无法确定假如列宁在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将是怎么样的。这种改变是如何出现的呢？难道仅仅是由于斯大林个人的意志吗？当然不！
苏联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实施社会主义转变的。这一落后的文明体现为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同时也体现为落后的群众文化素质。十月革命期间，俄国四分之三人口仍处于文盲状态。人们长期受制于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整体上说，社会缺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启蒙和熏染，缺乏开明自主的精神传统。同时，指导革命和变革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不成熟的政党。这种年轻和不成熟首先表现为大部分党员缺乏必要的理论素养。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从地下转入公开时仅有党员2.4万人，到1924年5月党的十三大时，正式党员和预备党员已有86万多人。这期间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吸收党员时期，比如刚转为公开时的1917年春夏、国内战争期间、列宁逝世之初，等等。可见，绝大部分党员是1917年以后涌入党内的，他们基本上是没有革命斗争经历，文化水平普遍很低的工农群众。他们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修养，整个理论水平是非常浅层次的。其次，这些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怀着热忱的革命献身精神，怀着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向往的布尔什维克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时期，第一次深刻地印象鲜明地体验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纯粹国有化，消费品的分配制度，按国家指令通过（军事）行政手段组织生产，义务劳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对敌对阶级的无情镇压和对违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的无情剥夺等等。这种体验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国内战争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提拔到省、市、区和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形成是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的。正是他们——尚未受到正确的列宁学说系统训练的党员、干部，后来成为斯大林集中控制模式的政治基础。其三，俄国党的年轻和不成熟还表现在，党的最高决策层——政治局成员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尚缺乏明确而清醒的共识。他们在列宁病重和逝世之时，思想上显然远未统一到列宁晚期对俄国社会主义的新的考虑之上。有的甚至并没有注意到列宁思想的新发展。其中斯大林显然也未发生如列宁那样的“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带有相当大的理想成分。对现实的俄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问题，存在深刻的意见分歧。
作为斯大林模式的代表人物，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理解和解决俄国社会实际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明晰的。期间有两次比较重要的契机或者关节点：第一次是1924年至1926年，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的论战中，确定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国社会主义”既然是苏联社会主义生长的特定格局，必然成为斯大林考虑国内和国际革命发展的战略的重要出发点，成为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核心内容。第二次大约是1928年至1929年，在解决因粮食收购危机而引发的困难以及与布哈林等人的重大政策分歧过程中，确定了实践中的激进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和农业化集体化方针，从而“抛开”了新经济政策，使苏联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最终建成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包括列宁在内，人们普遍期待和相信德国等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将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并认为落后的俄国只有在先进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援助下，与它们一起走向社会主义。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可能达到的对社会主义认识水平的。但是，这种预期的国际革命形势并没有出现，1924年以后，资本主义进入相对平稳期。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俄国将不得不面对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下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又由于192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成结论，如何分析和评价新经济政策下私有经济、商品经济的“复活”，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俄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等等同样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错综复杂的理论难题和实践困难交织在一起，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作出正确的诀择。而这时，俄国革命的掌舵人列宁又病重去世。从1923年秋季开始，到1927年底，俄共党内先后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托季联盟等派别，展开了激烈的党内斗争，其中“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是争论的最激烈的问题之一。
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在1920年以前，列宁确实持否定的看法。例如1918年3月5日，他在有关演说中还认为俄国何时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取决于真正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①]但是在苏俄取得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胜利后，列宁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以前谁也没有想到，俄国在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强国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竟能拖延三年之久”，因而即便在欧洲革命延期爆发的情况下，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目前的国际形势出现了一种“均势”，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化、以及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扩展，使帝国主义尽管势力比苏俄要强大得多，但却无力扼杀它，反而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因而对于俄国来说，重要的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认为，战胜国内资本主义成分的关键在于完成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找到了新经济政策这个便于宗法制度和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中间环节，因此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充分保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1923年列宁在他口述的最后几篇文章中，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并表明他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的不容置疑的信心。
列宁思想上的这个变化，显然十分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但是历史没能留下足够的时间让列宁继续完善和系统阐释这一思想。他的这一变化甚至未能引起俄共（布）多数领导人的了解和关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大量引用的是列宁1920年以前的有关论述。斯大林在与反对派的论争中，逐渐认识到并发掘提炼了列宁建成社会主义的有关思想。在列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他“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1924年12月，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批驳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俄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不住脚的说法，第一次明确提出，即使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直接援助，俄国单靠自身的力量也能建成社会主义。1925年1月斯大林在《给德——奥夫同志的信》中，将社会主义胜利划分为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一般胜利两个概念。5月，又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从分析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入手，明确表述了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两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以后，斯大林在《问题和答复》、《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著作中又继续阐释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
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牵涉到苏维埃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资本主义相对平稳，世界革命形势未能出现而国内经济开始恢复的事实面前，托洛茨基等反对派仍然固执地将希望寄托在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上，不承认俄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斯大林则认为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显然，第一，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更为准确地继承了列宁的有关思想；第二，更为符合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更具现实操作性；第三，更易为广大布尔什维克党员、干部和群众所接受。试想，当“成百成千个党的工作者、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共青团员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询问我们党：……我们为什么建设？”“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指望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土壤施肥、‘等待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②]当他们从斯大林那儿得到明确而肯定的答复“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③]时，这对于那些饱受战争和经济匮乏的苦难，热切期盼社会主义和平生活的人们，精神上该是具有多大的鼓舞和慰藉。在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等决定论战结果的会议上，反对派分别遭到绝对多数的否决。这绝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了在上述特定的历史时刻，斯大林得到了认可。党内斗争的结果，使斯大林不仅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也确立了他理论权威的地位，确立了他“列宁思想和事业的继承者”的形象。他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开始带上经典色彩，成为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教育的重要材料。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定情境，深刻地影响了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部署。毕竟，“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武装干涉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严峻威胁，时时使斯大林感到忧虑，担心在有限的“喘息”时期内来不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他总认为，苏联必须在下次严重的武装干涉之前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决定苏联生死存亡的最大问题。历史事实表明，他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这是斯大林后来推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工业化路线和设想以苏联为主导推进世界革命进程的主要依据。
斯大林的思想方式与列宁相比，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和简单化，这是导致后来他的理论和实践偏差的重要原因。在对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他的认识与列宁存在显著的距离。比如，列宁已经认识到过渡进程中“自愿的”、“和平的”、“经济的”因素的重要意义，强调根据群众（首先是农民）接受程度“循序渐进”，寻找“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衔接点，反对一切依靠行政命令。而斯大林仍继续按照革命与战争年代形成的思维习惯，用阶级斗争的观念考察新的社会矛盾，忽视自愿原则、利益关怀原则，过于相信行政力量的干预能力。在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上，斯大林实质上缺乏列宁那种“新经济政策和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自信，他始终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桥梁。尽管他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新经济政策必须的，并曾经在论战中维护新经济政策。对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和困难以及有重大争论的理论难题（例如新生资产阶级问题），他的评价也是消极的。这一点实际上与反对派的观点有共同之处。
此外，特别重要的还在于对待农民问题上的差别。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从初步实践中已逐渐认识到必须慎之又慎，要寻找适合农民心理习惯、能调动他们生产积极性的方式，“任何法令都不能使小生产转变为大生产”。[④]不能对小农搞暴力剥夺，不能“发号施令”，不能急于求成，要通过合作社逐渐将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在小农经济大量存在的情况下，还必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商业将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起来。列宁认为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是苏联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应该说斯大林也重视农民问题，但他往往从“派生的”、“从属的”角度看待农民问题，他反对“农民问题是列宁主义的首要问题”这样一个提法。不甚重视农民在社会主义经济事业中的主体性，在许多情况下，过于强调其落后性和对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阻滞作用。在工农业关系上，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对农业的“领导”，等等。当然，斯大林与列宁的距离在当时不可能为一般干部群众所了解。而其中已预伏着改变新经济政策的可能性。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新的矛盾和困难的出现，再加上国际背景中严重的不安全感的催化，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转入激进的、全面加速的轨道是势所必然的了。
1927年秋后，苏联发生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粮食缺口在1.5亿普特以上。这场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苏联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平衡所积累的问题的集中反映。因为尽管当时（1926年）农业产量已接近战前水平（91.1%），但其商品率仅有总产量13%，只及战前的一半。由于国家对工业投入的大量增加，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商品粮的需求业已成倍翻番。需求和供给能力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为了解决燃眉之急，1927年底和1928年初，斯大林以联共中央的名义，连续向地方党组织发去紧急指示，限期完成收购指标。在解决危机中重新使用了“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非常措施”，以制裁投机倒把的名义搜查、逮人、没收、强迫命令等。农村中矛盾和城乡矛盾又呈紧张状态。
应当说，限于二十年代的认识水平，即便是新经济政策的正常状态下，产品经济观念从战略上讲仍然具有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阶级斗争观念仍然是审视问题和矛盾的重要思想方式。比如1923年至1924年，在解决当时的“剪刀差”问题时，尽管考虑到有经济供需之间的问题，但仍将流转中的“私人中介”当作工农业产品比价严重不合理的主要因素之一，导致了国家私营工商业政策的急剧转变，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和排挤政策。
1925年年底，俄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既确认国民经济的恢复期基本结束，从1926年开始国家将进入“直接工业化”的时期。这虽然仍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为号召，但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意味着以往以农业发展的状况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路线转变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它反映了斯大林急于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的愿望和决心。斯大林认为，工业化的中心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也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它的目标是使苏联从输入机器设备的农业国变成能自己生产各种必需装备和机器的工业国，成为经济上不依赖其它国家、有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内市场的国家。他一再强调工业化建设必须是高速度的，国家必须尽最大可能对重工业进行投入，以尽快改变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最紧迫的意义，是能为苏联国家的防务安全提供必须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包围的背景下，对于一个始终具有严重忧患意识的苏维埃领袖，此种决策是符合特定情境的。同时斯大林也认为，工业化可以为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提供必需的技术装备，这是工农业结合，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
可是问题在于，直接的高速度的工业化路线，必然在实践中引起一系列的改变。在重工业以高速度向前发展时，要求其它领域的发展保持同步。这就必然加重原先就存在的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大幅度增加工业投资，也必然加重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这就可能脱离当时农业发展的现实基础。超过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在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中，经济矛盾容易政治化，而解决矛盾方式往往是阶级斗争、行政命令。因此，在1926年年底，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提法明显不同于以往，他说：“……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自己本国的即苏联的资产阶级。”[⑤]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斯大林看来，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业化的重要环节。
粮食危机爆发，是促使斯大林最终改变新经济政策方向的转折点。危机使他得出了两点结论：第一，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提供产品最少的经济。就其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而言，不可能有“迅速增长”的可能性，因而根本不可能指望它来适应和满足工业化的发展；第二，收购危机很重要的原因是富农的囤积粮食，这是农村资本主义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积聚了实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同样也根本不可能指望富农能自愿地将粮食提供给国家。粮食危机使斯大林丧失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和平地逐渐地实现小农经济与工业结合的信心。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⑥]将个体农民经济转变为集体的公共经济，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出路”。同时，必须毫不留情地向富农，“向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实行全线进攻。”[⑦]“苏维埃社会和其它社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关心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任何一种增长，而是能够保证战胜和排挤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那种增长。”[⑧]
但是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对于粮食危机原因的分析和热衷于使用“非常措施”。他们认为粮食收购危机主要由国家政策失误所引起：谷物收购价格太低、工业品投入量不足、农业税收太重，等等。还有，就是农村中确实没有太多的余粮。他们反对将“非常措施”作为主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认为“非常措施”与新经济政策不相符合，担心“非常措施”变成常规性措施，侵犯中农的利益，恶化工农关系。要求重新协调、平衡工农业的发展政策。在向资本主义成份的“进攻”上主张采用经济手段并限制在经济领域，并认为斯大林对于“富农”问题和农村阶级的形势的估计过严重。
事实上，这些分歧意见深刻地反映出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和战略的不同看法。布哈林等人主张继续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方向，在提高个体农民经济能力的基础上提高整个农业水平；主张把资金首先用于农业，在保证提高农业的条件上再实行加快工业化的路线；主张在涉及工人政权同农民关系方面的政策要非常谨慎，反对通过对农民征收“超额税”（贡税）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坚持列宁的合作化路线，即照顾农民的个人意愿，首先通过流通、消费性的作用社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并不是将重点放在集体农庄（合并生产资料、实行集体劳动）上。
斯大林绝对不能允许高速工业化的路线发生逆转。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民必须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缴纳类似“贡税”的东西，“剪刀差”是不可避免的，是农民为最终消除贫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集体化（主要指集体农庄的发展）是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转变的唯一道路。他指责布哈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是“保护富农”、“纵容城乡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他还认为：“……必须揭露有些人把新经济政策了解为退却而且仅仅了解为退却的那种错误。……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它同时又是为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举行新的坚决进攻作准备。”“人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⑨]
在1928年—1929年与布哈林等人的论争中，斯大林的路线最终获得了多数支持。多数中央委员不愿意为了向农民“让步”而缩减工业投资，放慢工业化速度。这场斗争的结局实际上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由列宁设想的“渐变”转为斯大林的“突变”，通过高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最终形成了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斯大林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斯大林的个人因素只是在历史的客观条件范围内发生作用。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模式，尽管其发展道路和内容与列宁设想的有所区别，但仍不能否认它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历史合理性。另外，同样不能因为它后来的弊端、僵滞及至消解而否定它曾经起过的重大历史进步作用，它代表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对它进行科学分析和恰当评价，将它转变为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见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②《问题和答复》，《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89页。
③《问题和答复》，《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90页。
④《列宁全集》第2版，35卷，第213页。
⑤《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10页。
⑥《论国家的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选集》下卷，第82页。
⑦《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72页。
⑧《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72页。
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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