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现代：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时代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现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国的经济体制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或向这个方向发展，而在经济形态上，知识经济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梦想。现代经济表现出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的特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应该作出理性的回答，那就是在中国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如何使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良性地结合，形成一种经济合力，从而在经济体制动力和经济形态动力的双重结合中，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价值理念，把人类创造单纯的物质财富的热情，转化为创造知识和智慧的热情。在传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物质经济的增长，必然带来技术的积累，必然在大工业到来后使得技术作为单纯的经验积累已经远远不够了，于是，科学取代了技术，从而实现了人类生产序列的质变，即实现了“人——科学——技术——生产”。这是人类生产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这种飞跃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由物质资本的要求来决定的。对此，马克思曾经作出过著名的论断，他深刻地指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212页， 人民出版社1978年1月版。），“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展， 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注：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1月版。）
现在，时代的进步早已超越了马克思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充分发挥物质资本的作用，创造出巨大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生产力的同时，也承受着单纯的物质资本发展而带来的恶果，这种恶果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自然的掠夺导致环境的严重破坏从而受到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另一个就是在物欲横流的物质资本时代，人类的道德水准普遍的下降。所以，在物质资本发展到现在，其推动力已经由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以微电子为主导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发展从而带来的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利用等全新产业的出现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质的飞跃，即生产序列由“人——科学——技术——生产”转化为“人——知识——生产”。这个序列目前尚处于部分质变的过程中，全部质变的完成要到下个世纪中叶。这里绝不是用“知识”简单地替换了“科学——技术”，而是使人与生产之间的这个环节有了更加广泛的内容，科学与技术只是这个环节中的一个部分，是一个从属，因此上述生产序列更加展开一点就是：“人——知识生产——物质生产”。
所以，在这样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其知识的特殊性和知识生产的特殊性以及各生产要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必定是深刻而深远的，必定是全面的而非局部的。这就要求经济学理论能够给予具体的解释，从而指导在物质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后工业文明，较为顺畅地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这是时代给经济学提出的新课题，也是时代给中国经济学提出的光荣使命。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尚未全面完成工业化，尚处在工业化的加速期，在这个时候又必须面对新经济形态的挑战，必须在完成工业化的同时准备加速跟进，赶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潮头。这种双重的任务，是中国经济学所面临的特有的问题，能否创造性地实现中国经济学和物质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良好协调，就成为检验中国经济学真伪的“试金石”。
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学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从追求物质增长向追求知识增长转变，从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经济发展转变，从追求自然开发向追求人脑开发转变。
中国面临这一个特殊的时期，体制重建过程中交织着经济形态的转变，同时中国的经济现实又与新的知识经济时代有着一定的差距。如果不加速实现工业化，知识经济时代在中国就没有可以依托的基础，反过来，即使有了大量的知识也无法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所以，在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结合时代的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压力与机遇并存，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起独特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经济学应该既体现出市场经济的特点又关注知识经济的特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它存在的基础是市场机制可以创造出效率。各种经济要素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的引导进行最优化的配置，从而在利润的驱动下形成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市场经济中，检验配置效率的尺度非常简单，就是效益指标，或者说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或经济增长率。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只能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之所以存在，是由于物质资本已经无法再通过量的提高来创造更高的效率，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是如此，而知识经济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信息产业的发展，迅速而准确地传递信息，从而大大节约了信息获取成本，使每一个经济人能够及时决策，获取最大化的利益。知识经济还是主要依靠知识进步来促进经济进步的经济，这样，知识的经济化与经济的知识化就成为在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结合的时代的鲜明特征。这种特征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显示了时代的特点和二者结合的轨迹。
知识的经济化表明，知识已经不再是一种文人学者的专利，不再是书本上的死的教条，而是要使知识进入市场，通过市场的检验，从而使知识从一般性的理论或者经验总结转化为知识资本，以资本的特性来运作。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推动力量。
经济的知识化表明，经济已经不再仅仅依靠物质资本的大规模的投入，不再单纯地依赖于物质资源，而是给经济寻找新的支撑点，从而使经济增长中的“非物质生产力”即“精神生产力”成为主导，使得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主要依靠知识的增长，这样就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和价值标准，从而使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质”得到提升。这也正好与未来时代的另一个特征相一致，即工业文明后的新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时代。所以，经济的知识化应该是人类在探索社会经济进步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物质化之后的唯一的也是明智的选择。
中国经济学就要在这两点之间进行把握，从而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的价值标准。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面对中国经济的现实，即处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期和工业化的加速期这样一个变动体制转型期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期的事实，提供对于支持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合理的理论依据。
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这种曲折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对苏联模式的仿效以及对于经典社会主义认识的教条化；另一个就是与上述相联系的由于政治制度的集权化倾向而导致的“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对于苏联模式的仿效导致了不仅在经济的发展战略和重点上出现了趋同的趋势，而且必然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了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对于政治制度的集权化导致的十年“文革”，使得人民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无论是当时的受害者还是当时的害人者，都在思想意识中存在了较强的防范心理。这样，经济体制与模式的惯性和政治体制与潜意识里的“后怕”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十分模糊的概念，这种概念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顾己”思想，从而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结合起来，成为了一种缺乏社会理性的社会结合，这种结合有的时候比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更加可怕。因为，这种关系比之于金钱关系更加复杂。
所以，一旦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着一种物极必反的心态，而这种心态的普遍化就直接影响了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处于传统体制的惯性（这种惯性包括观念、心理、行为规范与模式、操作程序等等诸多的因素）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冲突之中。尽管在理论上可以说社会的冲突对于一种新的体制的建立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也仅仅是说明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这种体制以及由体制而带来的多方面的冲突，在现实中就成为新体制建立的障碍，甚至在许多时候使得新体制的建立困难重重，更有甚者使得新体制的建立发生变形。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在于，中国现代工业化的过程正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基本同步，这样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即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改革之初又需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从而弥补在长期的经济停滞期至少是收入的停滞期的潜在需求的压抑，从而使得工业化目标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与消费需求相冲突。同时，改革的现实表明，对于旧体制的改革绝不是简单的换一个名称或者给予一种新的说法，而要实实在在地改变旧体制下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行政和管理体制与模式，这样就必然会出现“政府改革，百姓花钱”的局面，从而造成公众对于改革的期望值下降。改革的热情被改革的成本所压抑，改革的一些政策得不到积极的响应，出现有些改革政策政府热衷而百姓冷淡的现象。
所以，工业化的加速期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期，上述的情况的存在使得工业化加速期所需要的社会资金支持和产业结构优化期的人员分流保障均难以实现，尴尬的局面的形成是必然的。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中国经济学就必须有自己的作为，从理论与实践的夹缝中，寻求一个新路，这种新路就是把理论、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就是政府政策的理论、实践的统一。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学必须实现理论到实践的转换机制的建立，从而使理论不仅能给现实以解释，而且能给现实以有效的指导，同时这种指导必须是福利最大化或次最大化的。所以，中国经济学不仅需要实现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作用，还要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应的机构和模式。
这种模式的建立就在于形成真正的理论转换机制，这种机制的转换就在于决策方式的转化。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理论就是理论，实践就是实践，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等于说明理论与实践的脱离，恰恰相反，理论与实践是在现实基础上的结合。其中的关键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的功能性作用，就是理论转化部门的作用。学术的自由是学者的事情，你来我往任方便，但是政府决策绝对不是依据某个人的说法而变化的。一种经济增长或发展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并不是依据某个经济学家或者某个社会学家的观点，而是需要经过一个理论转化机构，就是所谓的政策研究部门。这些政策研究部门根据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的对照，找出其可以结合的部分或结合点，然后提出对决策有利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这样再通过具体的包括理论、政策、实践部门人士的共同探讨，形成为政策，从而实现多方意见的理论性、实践性的结合。这样的理论到实践的转换程序就科学得多，从而也就有效得多。因为至少贯彻了一种“集体”的意见，减少了由于个人或某个学派成为主流、主导，甚至影响政策的独立性的危险。尽管这种方式也有其缺陷，比如政府中的一种倾向性问题的存在，或者道德风险的存在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是较为有利和有效的。
中国经济学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机制或模式。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权威的理论或模式。权威意味着不可改变性。这样就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权威正确，则实践兴盛；权威失误，则实践衰败。虽然是五五分成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把这种概率用在政府行为中就显得过于缺乏理性，从而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了。
新的中国经济学如何摆脱这样的状况呢？
第一，要给中国经济学以准确的定位，那就是中国经济学是一种适应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实践前瞻，还是一种政策模式。这两个方面定位的中国经济学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把中国经济学定位为“适应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总结和实践前瞻”，那么中国经济学及其研究人员就应该以较高的理性去对客观的经济现实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抽象，从而使中国经济学在理论高度上具有一定的超脱现实表象化东西的特征，这也就是一般而言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如果把中国经济学定位为一种“政策模式”，或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那么中国经济学就不成其为“经济学”，最多就是一种针对现象发表一些模棱两可意见的“高级侃学”了。
我们认为，既然中国经济学是一门经济科学，那么就应该按照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建立它，使它有较多的理性、理论思考。当然，在前面所述的情况下，即经济理论不经过一个理论转换部门的情况，与我们的人事制度和一些经济学家的独断专行是有着很大关系的。一个人可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未必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个好的领导者除了自身具有相应的素质外，更需要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科学的民主决策机构，这样才是相互吻合的。“一言堂”必将导致比一般的行政官僚还要大的失误，因为这些领导者冠有“经济学家”的头衔。所以，再也不能出现“一个经济学家说了算”的情况了，再著名的经济学家是由其学术水准而著名，但是学术与实践、与政策之间是有着较大差距的，学术上的建树或是抽象出新的理论，或是提出新的方法，也可能是提出了新的方案，但是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提出与现实吻合的具体操作程序的。因为实践中的多种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太多，利益关系过于复杂，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的限制等等，都导致了一种理论必须通过转换才能变成政策，而政策之下具体如何运作则又是更加实务的了。所以，恐怕在当今全球的经济学家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什么都行。所以，经济学家们或经济学界应该反省。这种反省有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健康成长和顺利建立，缺少了功利性，不等于没有了实际的刺激力。
第二，必须尽快建立起经济理论的政策转换机制，实现理论与实践之间联系的桥梁的构建，惟其如此，才可能摆脱理论高高在上或者仅仅以理论剪裁事实的倾向，同时也使得实践的材料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出来，从而为理论的进一步提升提供翔实的分析材料。
这种转换机制的建立需要三个条件：一个是经济学界提供出值得转换的理论，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学建立过程中的首要任务；二是政府提供一个中立的转换机构，客观地对理论进行综合评价和对实践进行分析，从而提供较为可信的政策指南；三是应该加快政府经济学的建立和研究，即主要研究政府行为的作用机理和效果评价体系，研究不同政府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系数，研究政府机构与经济现实之间的最佳的结合方式，研究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变化及其变化方向、程度、趋势等等。这种中国经济学中的政府经济学的研究与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经济学的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政府经济学实则就是财政、税收学的翻版，而中国经济学中的政府经济学应该跳出一般的财政政策的研究藩篱，探讨经济、政治、文化、习惯、传统等多因素制约下的政府行为模式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当前的工业化加速期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期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迫切性来源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庞杂的机构和一整套相应的运作规范（尽管效率低下），而且整个的经济运行及其管理体制已经定型，这样进行的改革虽然打破了一般的结构框架，但是形成的“计划经济情结”和“计划经济文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甚至不是一、两代人能够摆脱的。所以，政府经济学的多因素研究有助于透彻分析问题的症结，使得政府这样一个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组织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着眼于市场经济体制建成后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设计。
之所以探讨这个问题就在于，尽管在下个世纪初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正如市场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古典的市场经济和现代的市场经济一样，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使市场经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把它称作“新市场经济”。
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相联系的，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新市场经济”的前提，但是二者又必然有所不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都注重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都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公平。这三个方面是对古典市场经济的一场革命，体现了现代经济社会的背景，超越了古典的自由主义和静态认识。但是二者必将是有区别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基于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时期的经济体制，随着工业化的结束，现代市场经济必须进行新的改组，这种改组时期又出现了一场革命，即知识经济对物质经济的革命，于是相应地，一种对现代市场经济进行革命化改造的“新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由于知识经济时代刚刚初露端倪，所以，中国经济学对于“新市场经济”的认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为市场经济建成后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基本的判断可以包括以下的内容：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建成后，经济增长中的市场因素可能不是比现在多了，而是比现在少了。企业联合计划或社会计划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管理规范。这种判断的提出，是针对目前企业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经营的跨地区和跨国现象、以及由于信息技术的普及而出现的企业间经济联系的紧密。总之就是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会导致计划化而不是市场化，当然，这里的计划化是指得企业计划或“生产计划”，而不是行政计划。
其实，企业的这种计划化倾向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存在了，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两个表现时，其中一个就是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美国“红色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也曾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阶段后，出现了“计划企业”和“市场企业”，所谓的“计划企业”就是生产严格按照计划进行的大企业或大企业集团，所谓的“市场企业”就是受市场调节的中、小企业。大企业调节市场，中小企业受市场调节。随着经济时代的变化，大企业不仅要关注企业计划，而且还要适当地关注公众利益，这样就使得这种计划的社会性加大了。而且，企业规模越大，涉及的行业越多，其计划覆盖社会的范围也就越大，从而形成计划程度比市场程度大的趋势。当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企业计划从本质上讲是属于纯粹的经济计划的范畴，因此就具有调节性和可塑性，是基于市场变化的。
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就给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个似乎古老而又现实的课题，那就是计划问题。过去，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几乎事无大小都有严格的计划，尽管这种计划在实际中是残缺的，但是并不影响计划及其计划管理的存在。这样，就有许多人认为我国在计划方面是有着成功的以资骄傲的经验的。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我国的计划在早期如果说是对经济资源的一种集中使用的手段的话，那么后来就已经演变成不计成本只唯计划的“最高准则”了，这样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极其有害的，这些在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思考中已经作出了大量的结论，在此不再赘述。但是，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的计划性的提高的确是经济成熟的一种表现，因为有了市场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各种经济因素的流动和相互的认同、配合，就会形成一种默契，这种默契的结果就是资源的有序运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资源运动过程中的均衡状态，从而使经济要素的组合效率得到稳定的提高。经济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之后，经济计划就可以进一步提升效率，从而出现一种计划与市场良好结合的机制，一种新市场经济下的新机制。这绝不是原来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翻版，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其原因就在于计划和市场真正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手段，统一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下，并且这种手段作用是建立在信息的充分掌握的基础上的。
第二，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建成之后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设计必然是围绕着服务业的发展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介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媒介化生产成为同时存在的产业。完全的产业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特征。
之所以提出完全产业化的问题在于，目前我们常常说的产业化，主要的还是指得某种生产的系统化，但是在这种划分并没有体现出经济生活的全貌，因为相当多的生产还没有纳入产业化的范畴，尤其是关于精神生产问题还一直是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的，还不承认其为生产。这样的认识明显地带有物质经济的特征，而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合。
服务业是首先从与第一、二次产业相区别的角度提出的，但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的产业形式，成为弥补和联系其他产业的关键。这已经为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证实。发达国家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纷纷进入服务业的大发展时期，到世纪末，服务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扩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所以，对服务经济学的研究就成为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当然不是在以前的背景下，仅仅把服务业作为一个“边缘产业”或“剩余部门”来对待，而必须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它。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不能简单地看待服务业的发展及其服务业经济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必须从经济发展要素的一般性、特殊性与个别性之中，即从经济要素的大整合中看待服务业的发展，既不能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据，也不能陷入发展中国家的桎梏之中。
再次，中国经济学必须着力探讨知识经济时代的各种经济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从而为长期发展作出理论上的准备。
知识经济已经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幻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已经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因此，随着知识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客观的必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一，合作的加强与竞争的激烈将成为两个主要的方面，从而导致在生产领域呈现出一种既联合又竞争、既合作又分工的格局。知识经济把各种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提升到了“知识”的层次，这就不是传统的对资源的一般性加工或者一般的深加工，而是在知识层次上进行的“精加工”。其特征在于，依靠知识的发展可以极大地推动技术上的进步，从而不仅改变着所加工材料的外形，更可以改变所加工材料的性质，所谓的新材料就出现了。由于各种知识的细化以及掌握的不对称状态，使得知识经济时代的合作与物质经济时代的协作有了较大的不同，也就是说这种合作的领域呈现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向深度发展，从而在高精尖领域不断攀升；二是向广度扩展，大大超出了本部门所掌握的知识量，整合成为新的知识产品。这样，事实上就表明，知识经济时代的合作突出为科学技术合作，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合作，当然，最终为了生产而合作这是一个必然的前提。同时，竞争也就加剧了，如果说物质经济的竞争还是在产品本身，围绕产品进行的设计、装帧、功能、价格、营销等等进行的话，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则是在生产过程之前进行的科学研究的竞争，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科技含量的竞争，是在生产过程之后的产品升级换代的竞争，因此是围绕知识产品进行的全面竞争，这就大大扩展了竞争的领域以及竞争的力度，使得竞争变得日益的激烈、尖锐、白热化。
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强，并且与现在所谓的生产的社会化有较大的不同，因为知识的渗透与联结作用是任何生产线都不能比拟的。生产的社会化一般是指在产业构成中，各产业部门都已经超出了本产业的限制，而与其他产业部门相互联系，互相成为其生产的一个环节，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任何个人、任何企业都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成为了全社会的生产。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日益加强，并且这种生产的社会化越出了一国的界限，成为国际生产的社会化，即生产的国际化，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正如前所述，生产的社会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将与现在的生产社会化有了“质”的提高，这种社会化表现为通过信息网络联结各部门、各产业、各个国家的生产过程，而在这个联结的过程中，知识的变动会在最快捷的时间内传递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和角落，使得生产成为了“网络的生产”，仿佛产品不是在生产线上生产的，而是在互联网上或者在计算机里生产的。其实，这种情况在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生产中广泛采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以及已经拥有1 亿用户量的“因特网”就是一个现实的证据。
知识的产生和传播是十分特殊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知识就是对生活或生产经验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发现了一些可以重复的现象，于是经验积累起来成为最早的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的知识。当时的知识的传播是主要通过言传身教。直到文字的出现之后，尤其是有了文字和记载的材料：树皮、兽皮、龟甲、竹片等等之后，知识才得以以较为稳定的形式积累和传播。中国传统的四大发明之所以为世界所瞩目，为世人所称道，就是因为四大发明实现了对知识的记载和传播的革命（造纸和活字印刷术），而另外两项发明（指南针和火药）则是实现了对于自然的认识的加深，并且可以大大地应用到现实的生产中去，这些都是里程碑式的。如果说上述的四大发明代表了古代社会对于知识的产生和记载、传播的成就的话，那么，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就使得信息的传递可以超越了笔和纸，而通过电磁原理传输到世界各地。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进一步把对知识的产生、记录、传播提升到“数字化”的高度。知识本来就是没有国界的，知识的记录、传播在网络化时代实现的“质”的飞跃使知识可以迅速地被人们掌握和获得，而付出的成本较小。于是，生产就是在知识的支撑下的生产，生产水平的进步已经必须依赖于知识的快速更新，一切生产活动和生产过程都不过是知识的物质化过程。所以，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的社会化表现为知识的扩张和创新过程，从而与传统的生产社会化相区别。
第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在加强，同时差距也在加大，这两种趋势并存，成为未来社会关系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特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与人的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可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别，而是智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知识占有的差别上。著名哲学家培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知识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力量，知识是一种新的资本，是一种改变以及正在加速地改变着世界的能量。知识拥有量的大小不仅使不同的国家得以区别，也将极大地改变人与人之间已经形成的或正在形成的关系。对于中国来说，“脑体倒挂”的局面将逐渐改变，知识分子将成为未来新经济的主导力量。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开始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在无形资产的范畴中，无论是技术专利、技术诀窍、商标、著作权等等，都是知识资本的不同的形式，而这些知识资本的拥有者无疑是未来新经济中的最大的赢家。在未来的产业构成中，哪一个产业的知识含量高，哪一个产业的发展就越迅速，哪一个产业就越有前途。同样，知识首先是掌握在人的手中，谁的知识拥有量大，谁的知识更新速度快，谁就能把握住时机，谁就会取得成功。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经指出现在大型的“计划企业”中起作用的已经不是资本的所有者，而是“专家组合”，尽管他的“专家组合”概念是指得经营管理层的资本家的高级雇员们，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经济条件下，资产的经营者成为了真正有作用的人。资产所有制和资产经营者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样，在知识经济时代，掌握着大量知识的人，其知识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可以带来增值效力的资本。所以，从事知识的生产、利用知识进行生产、进行知识的加工与传播、对知识进行扩展的从业人员将成为未来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在知识的支撑下，物质经济将进行改造，将成为全新的物质经济，将成为“知识经济”。
在这种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体力上的差别被人与人之间脑力上的差别所取代。教育成为了新兴的产业，受教育的程度将和其收益的关系更加密切，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将大大超过所有其他投资的收益率。这样，拥有物质资本就不再是唯一值得炫耀的，而拥有知识资本才是长远的选择。
在这个时候，“资本家”概念的内涵将发生变化，拥有知识资本的人成为了“资本家”，传统的物质资本家或产业资本家将成为历史的遗迹而存在。物质资本不与知识资本结合，将失去资本的意义。这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正是物质资本的需要才使得科学成为独立的精神生产活动，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才改变了传统的“人——技术——生产”生产序列，而现在这种生产序列发生了改变，成为了“人——知识生产——物质生产”，从而不是物质资本支配科学，而是知识资本支配物质资本，这种变化是里程碑式的。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的这种变化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及其发展导致了这样的现象的出现，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就必然反过来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整个生产方式、整个生产体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最后，中国经济学应该本身就是一个变动的体系，而不是僵化的东西，所以，必须在建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学的时候，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反思，从而有的放矢地纠正传统“物质经济学”的缺陷。
“物质经济学”的缺陷在什么地方呢？
物质经济时代的“物质经济学”主要分为两大体系，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另一个是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它们的主要分歧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在物质生产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是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和剥削关系，资本家凭借其用血与火的暴力获得的资本的所有权对雇佣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无偿的掠夺和攫取，从而在现代社会中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劳动者三个主要的社会分层，前两个是有产阶级，后一个是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而成为世界的主人。而西方经济学则在资本主义制度是美妙的永恒的制度的前提下，致力于对于经济运行的内在要素的分析，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实现效率，可以实现经济要素的最大效率的组合，从而能够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最大化的福利。至于资本家和工人，西方经济学认为这是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合作关系，资本家提供资本，工人提供劳动力，即所谓的“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1929—1933年的大危机的出现，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政府开始以一个干预者的姿态介入了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从而宣告了微观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受到了挑战与更新，凯恩斯爵士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成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经典著作，萨伊的“生产自行创造它的需求”的自由主义信条被改写了。其后的西方经济学家们事实上接受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许多内容，比如制度分析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起点，数学方法成为数理经济学的先驱等等。这一方面表明马克思建立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成果和财富，而未必要贴上“马克思所有”的标签；另一方面则证明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因为马克思是把经济学放在经济历史、经济社会、经济制度的大结合中进行的，所以，才体现出经济学绝不是仅仅就经济现象发言的，而是基于对人类社会的基础进行的全面的考察和抽象。这样的认识对于在今天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者经济学的本土化至关重要。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来指出物质经济学的缺陷并不是认为物质经济及其物质经济学已经不重要，物质生产总是知识生产的现实基础，如果没有物质生产这样一个载体，知识生产的成果就不会起作用，知识经济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在这里指出物质经济学的缺陷只是表明，现代的经济学需要创新或根据实践的发展而需要进行反思的地方，从而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找出一些可以探索的路径。
第一，“物质经济学”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失误在于它的方法的缺陷上，而这样的缺陷是任何一门科学所不可避免而又不可原谅的，因为，方法的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方法的失误将导致一门科学成为谬误。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在经济学的发展之初，经济学的方法是二元的，即既关注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又关注于经济现象之间的纯经济联系，这种二元化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导致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成为一个矛盾的体系，为以后的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马克思在深刻理解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认识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科学因素——辩证法，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科学因素——唯物论，从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和方法论，在科学的层面上运用斯密的深入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探求现代社会对立和冲突的经济根源，从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上升时期，大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从现实的片面的现象中寻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路径。从此，经济学从大的框架中分野为马克思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在这里很容易产生一个误解，那就是马克思经济学就是探讨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从而陷于纯粹的抽象、思辨的范畴之中，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更加注重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从而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这也是为什么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在捍卫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理论的时候，常常违背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经济学是比较地强调抽象，但是，这种抽象的形成绝不是在自己的头脑中的“杜撰”，而是基于大量的经济现实，是对庞杂的经济现象进行细致的考察之后进行的抽象，这种抽象的前提是经济社会生活。比如，马克思在讨论商品的时候，只是就商品本身来讨论，排除了其他的任何影响因素，而在商品的讨论之后，加入了货币的时候，这时讨论的货币，就是包括了商品的交换的货币流通，而不是单一的货币，讨论的范围已经扩大了，及至讨论资本的时候，这时的资本是在商品和货币关系已经形成，并且扩展到社会的整个领域，连劳动力也成为商品的时候才进行的，规定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于是也就越来越接近现实。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正是通过对经济现实的准确的把握才使得马克思能够根据现实进行科学的抽象，从而找到了现代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为新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弊端，实现人的自由的发展。
所以，现在的“物质经济学”恰恰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一味地把简单的经济现实复杂化、神秘化、数理化，而对于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不屑、不愿、不敢、没有能力去研究，所以才出现了由这种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指导的实践或由此而形成的政策出现不彻底或不完善甚至于危害实践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时候，必须考虑方法论的复归与创新问题，否则，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盲人骑瞎马”的莽撞，这样的经济学体系建立起来了也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任何好处，相反会带来长期的问题和新的困难。
第二，与上述方法论上的问题相联系的，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战略以及策略上的失误，这种失误的根源就在于经济理论的不彻底性。
只关注于经济现象之间的表面的联系，必然导致对经济成长的判断采取单一的数量指标，即根据经济增长率来作为惟一的追求目的，从而割裂了经济数量指标之间的社会性因素，从而产生经济增长越快越好的认识。当然，没有人认为经济增长率低才是好的，既然提出经济增长的概念就是要测度经济成长过程中的正效益，但是，经济不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其中的阻碍、摩擦、各种不确定性的存在，使经济增长不可能只是正的增长，相反有许多时候增长是缓慢的甚至是负增长。在这样的时候，往往采取刺激经济的各种政策，比如增加货币投放、降低利率等货币政策以及降低税率、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等财政政策。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其原因就在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但是，增长率并不是反映经济的惟一指标，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以及负增长并不一定是经济运行出现了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并不一定是经济质量的绝对下降，而是一种经济运行的调整，是新的经济增长的起点。这与经济危机带来的强制调整从而带动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不同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伴随着各种经济要素的变化，其间的各种组合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不仅如此，经济要素的性质和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将发生变化，这样的逐渐的渐变过程，就会带来经济结构的渐次更新，于是，经济增长的强推动因素可能就逐渐地失效了，那么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就成为必然。这也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我们总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原因之一。
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寻找，我们在实践中又总是陷于一种盲目，认为只要有一个行业或某个产业的兴盛就可以逐渐使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使经济增长加速。一般而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所谓的经济增长点的选择是需要与宏观经济相联系的，是在宏观经济的框架之内进行的，同时也要与微观经济相衔接，与微观经济能够产生“蝴蝶效应”的，才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点。但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片面性，使得在战略选择上往往出现许多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单一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经常地出现在我们的决策之中。伴随这种战略的策略的简单化、单一化就更加严重。例如，在探讨沿海大循环的时候，注重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却忽视了东部经济增长对全国经济尤其是中西部经济的带动性，因为尽管这个战略在论证上是希望通过沿海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衔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带动作用是理论上的，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由于“地方经济”为主的地方利益的存在，这种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成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以中西部的经济下降为代价的，引起了中西部地区的不满。在策略上，由于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就产生了只要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利，就可以采取任何措施，任何对地区经济增长有利的都是允许的，在这样的模式下，东部许多地方开始了猖獗的走私活动，走私成为了沿海战略的副产品，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笔者无意指责沿海战略中的合理性和当时的紧迫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增长观，导致了战略效果以及策略措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避免或者减小的。
根源就在于经济理论的不彻底，就在于在缺乏科学方法论的前提下，片面地强调短期的利益，所以，这应该是在建立中国经济学，尤其是在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在建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所必须尽力避免的，因为，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反复了。“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5页， 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第三，物质经济学过于注重物的作用，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人的作用，导致见物不见人，使人主导物的经济成为了物指导人的经济。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在现代经济中进一步发展，以至于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时尚，使得人变得更加卑微，这种人的异化应该在知识经济时代得到扭转。
在物质经济中，人类进行生产必须依靠物质资源等劳动对象、生产工具等劳动资料和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经过生产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从而实现产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对更大的交换价值的追求，成为了在物质经济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同样，交换价值隐含于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之中，或严格地说是隐含在商品之中，这样，对于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追求就成为一种必然，追求物的占有是由于在物之中有价值的存在。马克思根据这样的现实抽象出“商品拜物教”的范畴，深刻揭示了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的现代经济活动中的物与人的关系的颠倒，这种异化在以货币及其货币的衍生物为主要的财富符号的时候是必然的。但是，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尽管我们知道知识仍然要通过物质才能发挥作用，但是，由于知识生产的过程与物质生产的过程的区别，使这种异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得到缓解。知识的生产同样需要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具有知识生产能力的个人，但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性质与内容发生了变化，需要加工的劳动对象是信息或者知识，劳动资料是进行信息分析或知识加工的科学仪器，具有知识加工能力的个人必须具备充足的知识储备和创新能力，其最终的产品是知识形态的无形商品。在这个知识生产过程中，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即使是生产加工出来的新的知识产品也需要通过交换实现它的价值。但是，知识是人脑加工的东西，劳动资料所起的只是辅助作用，知识可以储存在仪器中，也可以储存在人脑中，所以，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相比较，人在其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张扬应该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只有在个人的独立的发展中，才能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使知识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从而不断地改善生产水平，提高生产的档次，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2版。）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是这种自由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将使共产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多，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光明。
第四，物质经济学注重量的提高而忽视质的提升，是造成经济增长粗放经营的主要原因，无论有多少种理由来为这种经济增长提供借口和进行开脱，都不能掩盖物质经济学的内在的功利性的缺陷，都不能抹煞物质经济学短期行为的特性。所以，新中国经济学就必须多一些理性，少一些盲目性，从长远的发展进行考虑，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对中国经济学乃至对经济学的挑战已经开始，有志于创建新经济学的人士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迎接这世纪的挑战，从而摘取未来的、21世纪的经济学的桂冠！
收稿日期：1998—11—11
标签：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知识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