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２１世纪社会科学改革与创新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社会科学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地方社科院改革思路的思考
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机构体制改革的推进，地方社科院的改革与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最近，市委书记、市长贾庆林同志在北京社科院建院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重视搞好哲学社会科学的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并使这种改革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他还指出：“历史经验证明，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不可能的。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实现对社会的自觉认识和科学管理是不可想象的。在迈向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党和人民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党和政府的心目中，社会科学事业、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着崇高的地位和作用，关键是能否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身处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牌文科高校的研究机构、中央党校的研究机构）和“方面军”（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的研究机构）包围之中的北京社科院对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感受尤为深刻。如何在夹缝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求得生存、求得温饱、求得发展，一直萦绕在北京社科院领导干部、科研人员、行政后勤人员的心头。在经历了埋怨市里不重视、等待市里给予更多的关心之后，终于自己反问“我们究竟拿出了什么引起市领导关心和重视的科研成果？”自己不“重”怎么能埋怨人家不“视”？于是逐渐调整了自己的办院方针，明确提出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推动科研工作走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使社科院成为市委、市政府‘用得上、信得过、离不开’的科研机构”的响亮口号。经过多年的试验、争论、磨合，北京社科院的广大职工终于在建院20周年的时候赢得了市委、市政府关于北京社科院是“为市委、市政府决策和社会需求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的一支重要力量”是“立足基本国情和北京市情，……为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服务首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高度评价。
地方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在办院方针和科研任务的确定上，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有一致的共同性任务，也有分工不同、侧重点不同，党和政府的要求不同的方面。我不赞成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社科院都办成“小中国社科院”，中国社科院有什么学科地方社科院也都要有什么学科，除了带有浓郁地方色彩和已经形成优长的基础学科外，不必追求大而全或小而全，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为省、市、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战略规划和政策导向的研究上来。只有“用得上”了，才能引起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只有“信得过、离不开”了，才能赢得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当然我也不赞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有学科都把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提到不适当的高度，中国社科院毕竟只有一个，他代表着国家水平和最高的学术水平，应该把学科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面当然包含着社会科学。建国以来，我们曾一度或几度出现过，不理解或者曲解社会科学的现象。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和现象的科学。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既需要自然科学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特别是我们面临着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只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携起手来才能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我们需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变化，所以从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上看，应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承担的是同一历史使命。在国家制订的知识创新体系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担负着重要责任。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将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在于科研队伍的素质。如果我们的科研队伍还只是沉湎于以往取得的较为单一的、单向的科研成果的喜悦中，而感受不到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其它行为方式都将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研究必然会落后于时代，依然只是几十年来没有太大变化的旧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能够换取的也只是寂寞和失落。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需要一支具有什么样素质的研究队伍，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和讨论，以利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事业。
关于社会科学的反省与建议
我是一位即将退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这些年来，常常回顾自己走过的科研道路，也常常思考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问题。我深切地感到，我们的社会科学不仅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也滞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了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起成为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第一生产力”，很有必要加快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现代的社会科学是戊戌维新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的基础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那一套与工业化的需求相适应的学科分类；管理体制的基础则是沿袭着前苏联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模式，方法论上既有前苏联研究模式的影响，也有西方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同时也沿用了一些中国传统的治学方式。
在整个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不受重视的年代里，我国社会科学滞后的矛盾，不可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做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但当时的人们更多地把这一论断中的“科学”的内涵偏重到了自然科学一面，因此，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能够象我国的自然科学与科技那样贴近时代、取得长足的发展并初步显示了“第一生产力”的伟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社会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提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今天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的时代，或曰一个新的文明的时代。有人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也有人把它称做“开发文化的时代”。尽管人们所使用的概念不同，各自强调的角度也有不同，但先觉者们都已共同地感悟出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变得和工业化时代很不一样了。其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信息”、“知识”、“文化”一类要素对世界的发展显得越来越加重要了，它们已逐渐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转移到了“中心地位”。正如海蒂·托夫勒最近在《为信息时代的冲突作好准备》一文（载美国《未来学家》1998年6—7月号）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新的时代里，知识已成了“无形资产”，“想法、创新、价值、想象、符号和形象都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重大的变化。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次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都可能改变世界的格局。如工业革命的浪潮掀动的变化就使欧美大陆在近几百年内成了世界的中心。应当说，在那一轮的世界格局的重组中，中国是落后了。历史又创造了一次有可能调整世界格局的机会，中国应当争取在这一轮的变化中，实现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为之追索与奋斗的中国的复兴。
目前，我们正在探索着前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也就是一条要使中国复兴的道路。这是一条前人尚未走过的道路。没有现存的轨迹可循，也没有明确的路标存在，每前进一步都要我们去回答一些新问题、设计一些新方案，实在是一条需要有很强大的创新精神支撑才能走下去的道路。而作为缔造创新精神的基础，就是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为目标的科学，特别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科学。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很需要社会科学的时代，也是社会科学最有可能在世界发展的抉择、国家发展的抉择及人类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上发挥其巨大潜能的时代。
但由于我国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局限、管理机制的局限和方法论上的局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些观念惯势的局限，妨碍了社会科学以主要的注意力去关注当今世界的变化和当今中国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去回答关系当今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中所提出的各色各样的新课题，并在这些回答中提出新的观点、新的对策、形成新的理论，创造出新的知识以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应当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供求关系”是失调了。也就是供求之间不对路了。其结果，一方面是社会建设的实践（包括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课题，在社会科学中得不到及时而有力的回应，从而造成了实践对理论的饥渴；另一方面则是一大批不对路的“社会科学成果”（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所谓的炒他人的冷饭的东西）无人愿意为之出版，即使出版了也很少有人问津，社会科学无形中变成了社会科学圈子内的科学，于是人们就开始慨叹“社会科学边缘化”了。
在一个社会发展热切地需要社会科学的时代，在一个社会实践中存在着理论饥渴的时代，社会科学反而边缘化了，应当说，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反映出社会科学的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在这一对矛盾中事实上已经规定了解决的方向，只能以调整“生产”来满足“需求”。因此，我不认为“安于边缘化”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更不赞同社会科学本来就应当边缘化的说法。我们的社会科学应当顺应时代的需要，从“边缘地带”回归到时代给它定位的“中心位置”去，与全人类正在从事的新的文明的创造实践相结合，与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创造实践相结合，真正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巨大动力。
为了实现这一调整，我想提出几点建议：
（一）着重解决三个认识问题
（1）联系世界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重新学习和全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认清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的生产力要素中的位置，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确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并以此基本观念来重新思考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问题。
（2）科学的本质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即有所创新。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就是要体现这一本质。因此，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切政策与措施，都应有利于激励“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科研行为，并能遏制那些无所发现、无所发明、无所创造的“科研行为”。
（3）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 也是要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社会科学本来就应当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具有很强的社会服务功能。宋健同志在谈论自然科学的发展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份量很重的话，那就是：“让科技的恩惠洒满人间”。我认为，这是真正的科学的心声。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应当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天职，社会科学理应热情地关注人类的过去、关心人类的未来，更要关切人类的今天，为今天正在进行着的新的文明的创造的实践者提供丰富多采的精神食粮，提供抉择所需要的理论与依据，并为之发现新问题、回答新问题，与实践的创造者们一起推动社会的前进。因此，我主张把宋健同志的那句话移植到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来，并逐渐变成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心声，通过几代人的努力，“让社会科学的恩惠洒满人间”。
（二）根据社会科学生产与传输的流程，调整科研布局
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活动（包括行为与思维活动）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对历史素材与现实素材的研究（即分析、综合与概括），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形成新的知识、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并通过决策、通过教育及各种传输媒介使这些知识、观点、理论作用于当代与未来，这就是社会科学生产与传输的流程。
从这一流程中，可以看出，产生社会科学的知识、观点、理论的源头，都来自人类的历史活动与现实活动中。不研究历史与现实，不可能凭空创造出社会科学的新的理论来。
因此，我认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都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也都承担着生产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的任务。把现实研究（即对人类正在进行的创造实践所做的动态研究）排斥在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之外，一概视之为应用研究、对策研究，并加以轻视之，实在是我国社会科学的一大失误，也是影响我国社会科学关注现实的一大阻力。应当予以纠正。
也鉴于这种惯势的影响，现实研究的薄弱已成为一个事实。它已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的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供求关系的平衡，并成了危及我国社会科学生存的隐患。面对这一现实，我感到，在我国社会科学的两大基础研究中，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加强现实研究。同时，所谓的“现实”，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的人们在吸收了前人积累的知识、观点、理论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的实践，更新的知识、观点、理论正孕育于这一创造实践中。这一新的创造的实践也就成了扩大知识、发展理论的新的源泉。因此，从社会科学的知识与理论的发展，也有必要强化现实研究。
有了对路的生产而没有传输，也不可能使产品作用于社会。要使我国的社会科学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还需要解决成果的传输问题。成果的传输常常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如何将社会科学生产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形成新教材、形成各种媒体所需要的信息产品及各类决策（包括政府决策与企业决策）所需要的知识产品、形成与人们的生产及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项目，使其更直接、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也一直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薄弱环节，亦需要尽快得到强化。
为此，建议：
（1）明确将现实研究与历史研究定义为生产社会科学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论的两大基础研究，并将我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力量（包括人力和财力）部署到现实研究中，使强化现实研究的方针得到切实的落实。
（2）明确将社会科学的转化工程列为我国社会科学的工作任务，逐步探索与建立一个有利于转化进程的体制与机制。科技这一层面的出现和科技产业的形成使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社会科学要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也必须寻找到这样的转化途径。“决策科学化”命题的提出和文化产业的兴起，实际上已经为社会科学完成其成果的转化进程提供了一些良好的契机。社会科学应当抓住这些机遇，调整体制，部署力量，形成相应的成果转化型的研究层面，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其转化机制。以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研究的配套形成新的科研布局，理顺社会科学生产与传输的关系，开通社会科学作用于社会的渠道。
（三）根据实践的发展建立社会科学的开放的学科体系
近几年来，我以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北京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和文化产业的研究。这一研究迫使我从书斋走到了实践中，考察了北京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考察了国内外一些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了解了正在为这些城市的文化发展而努力工作的人们的一些思考，我一方面获得了一种“知识充电”的感觉，另一方面则切身地体会到了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渴求与珍视。这种渴求与珍视令我看清了社会对于社会科学的真实态度，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在现实给我们提出的新的课题面前，我们目前的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任何一门单一的学科都显得无能为力。因为当代文明的新的创造，并不是按照现有学科分类的规定动作进行的。在这一新的文明的创造历程中所提出的新课题，之所以成为“新课题”，也就在于它在现有社会科学的成果中还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或者是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研究才能解决，或者是需要创造新的知识、发明新的理论、形成新的学科才能解决。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和仍在发展中的事物，如果还固守一二百年前就形成的学科体系的框架，不大力发展新学科、促进多学科的交叉发展与综合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不可能真正地走向现实。
但目前，我国社会科学机构的设置、规划的安排以及各类权威性的裁决的分类，仍是以原有学科体系为框架的。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中，大多采用对号入座的办法。其结果，常常是使一些现实发展中提出的新课题，乃至已逐步成型的新学科，被排斥到了规划之外、评奖之外，得不到物质的支撑与精神的支持，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应当说，这种状况的存在，于我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十分不利。已到了必须打破原有的学科体系，重建社会科学的开放的学科体系的时候。
这个开放的学科体系，应大力提倡与鼓励社会科学根据人类的新的实践，特别是我国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实践提出新课题，大力支持多学科的合作（包括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及新学科的建立，并特别要支持与鼓励对人类正在进行中的创造实践做动态型的研究，以帮助实践中的创造者们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仍在发展中的现实，并有所准备地去迎接未来。
（四）设计我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工程，并把这一工程纳入国家创新体系
全民族创新意识的树立，不仅需要有自然科学的创新，也需要有社会科学的创新。富有创新性的自然科学和富有创新性的社会科学是我国得以持续发展、不断腾飞的两翼。一个翅膀强，一个翅膀弱，是飞不好的。必须两个翅膀都强壮有力，才可以自由翱翔。为了中国的今天与明天，我们应当尽快地设计好我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工程，并将其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从而使这一体系所生产的新知识更为全面，也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多方面的需求。
写过这篇“反省”与“建议”，我将很快退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但我仍愿游弋在社会科学的潮流中。我深信，总有一天会看到我国社会科学的恩惠洒满人间。
1998年10月30日夜于北京
社会科学研究也要讲求创新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学勤
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关于社会科学的发展地位和社科体制改革问题，是一个长期性、跨世纪发展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期，并在近期找不到答案。但是，有一个原则是要坚持的，那就是社会科学事业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体系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具体到社会科学怎样发展和繁荣，我认为在坚持这个原则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科学怎样和社会生活、自然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这是探索二十一世纪社科体系的关键。社会现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科学本身也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社科院自身要适应社会需要，必然要对原有的学科、体制进行某些调整，有些调整的力度可能很大，甚至是痛苦的，但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实践中的问题。
关于社科事业改革的方法问题。在知识经济大潮中，必须重视知识创新。自然科学要创新，社会科学也要讲创新，只有和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才能孵化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学科。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科院如何保持并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优势，并在这个基础上推陈出新，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只有这样社科工作才能走出困境。知识创新是必要的，但注意不要误入歧途，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不能违反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关于社科人才的问题。目前社会科学事业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人才培养周期长，难度大，而流失却非常容易。这是困难，也是对社科工作的挑战，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进一步意识到社科工作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通过改革，建立起一套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科学合理的人才机制。
北京市社科院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办院方向，北京社科院开展首都文化战略研究的方向必须给予肯定，北京市社科院一定要结合北京实际才能做好社会科学这篇文章。市社科院面临的困难要重视，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需要和各兄弟省市社科院进行交流，借鉴兄弟社科院的经验，以兄弟社科院为参照，然后反观自身，再结合自身的实际，了解社会变革的需要，确立自身的定位。北京社科院经济所景体华所长关于建立华北五省市社科院信息技术联网的提议是创新意识的具体体现。
社会科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马仲良
国家创新体系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世界各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不尽相同，其对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所起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大。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创新能力，是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和世界总格局中的地位的重要因素。中国科学院在1998年年初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2月4日就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相关的机构和组织构成的网络系统。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具体包括创新资源（人力、财力和信息资源等）的配置、创新活动的执行、创新制度的建设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大力促进和提高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水平、规模和效率是国家建设创新体系的基本任务。国家创新体系可分为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
中国科学院关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中没有专门说明社会科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最近说，知识经济需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携手推进。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包括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知识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社会化的技术手段，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不仅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变化，而且带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变化。这都给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例如，随着信息高速公路连通到千家万户，出现了网上犯罪问题，给伦理学、法律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与一批高科技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形成、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不仅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挑战，而且推动了管理学的新变革。一系列研究知识经济新特点、新规律的新的经济理论已经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当代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不仅要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当代人类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高度综合性质，决定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知识经济的发展是由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而引发的。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自然科学技术能力的范围。这些问题涉及到经济增长的方向和目的，涉及到经济和社会运行机制的变革和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只有综合运用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才能解决。自然科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需要通过社会机制。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不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缺少社会机制。社会科学的新任务就是研究如何通过经济机制、政治机制和文化机制使自然科学的创新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
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不能脱离它们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人类创造和发展了科学技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不仅缔造了科学本身，推动了技术发展，而且改变着人的认识能力，创造了现代文明。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的一种主要创造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内容、结构和形式都有着重大影响。现代科学技术崭新的思维方式使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鸿沟日趋消失。新的视觉化技术的发展将使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紧密结合起来，将使人的认识能力产生一次新的飞跃。科学技术的概念、方法和手段向社会科学的渗透，以及社会科学的价值、伦理观念和理论在科学技术中的广泛应用，引起了当代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当代富有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正是出现在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汇之处。当代综合性课题的研究成为科学知识跨学科的综合体。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一同携手，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从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式增长方式。科学研究的发展也需要这种转变。科学研究的集约化发展，是把更合理地使用科学研究力量，作为在科研领域内以及在社会实践中更有成效地发挥科学研究成果作用的途径。从理论上深入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的机制和途径，对我们在科学实践活动中组织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攻关协作，加强科技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的联盟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形成了共同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些课题具有高度综合和跨学科的性质，这些问题的解决所产生的社会经济作用在日益显著地提高。这些课题多数具有应用研究的特征，旨在发现对解决与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有用的新知识，并可开拓新的科学研究领域。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对于取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至关重要，不但可以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而且可以保证研究成果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例如，软科学是一门高度综合性的科学，它是帮助人更直接、有效、全面和系统地使用各类科学技术知识进行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的科学。它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的理论与方法，对现代经济、社会现象及各种相关因素综合研究，它利用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
首都经济的本质和方向是知识经济。首都具有发展知识经济的优越条件。如何充分利用首都科研和教育力量的优势发展首都经济，如何使首都知识经济的各种要素实现优化组合，这不仅是自然科学界的重要课题，而且是对首都社会科学界的新要求和新挑战，这同时也是首都社会科学工作发展的大好机遇。我们要研究社会科学创新体系，要研究社会科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研究社会科学工作者如何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学习有关知识经济的新知识，要关注知识经济的新发展，要联系知识经济的发展来研究本学科、本专业的新课题，要运用知识经济的新方法、新手段和新材料，开创本学科、本专业的新思路、新领域。要纠正和克服把知识经济的研究仅仅当作自然科学界的任务的片面性认识。在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携手共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问题上，首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走在前列。
走向开放的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对人的存在、人类彼此之间的结构关系、人类存在的精神力量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科技制度进行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的。由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思想方法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科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在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是，后现代知识境况中的社会科学的旧有范式日趋式微，而新的社会科学范式却尚未形成。以“后”为特征的表述方式，无论在西方还是在近年来的中国，都已成为我们时代社会科学典型的表述方式。诸如“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精神”、“后现代社会政策”、“后现代文学”等等，可谓应有尽有。这种现象显示，社会科学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
正如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科学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科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科学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
在日新月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后现代知识境况中，我以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去思考社会科学发展和调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视野：
其一，社会科学研究中“后范式”的出现，已经成为了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它是一种解构中的重构。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显示，社会科学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科学看作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科学是否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科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其二，“后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社会科学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后现代知识和后信息时代的知识特征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日新月异，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后工业社会和文化工业的知识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自然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社会科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人文科学的发展同时受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视。“后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
其三，“后范式”的出现表明，以往社会科学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范式和传统的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在过去，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科学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始终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科学充满发展的活力。
其四，后现代知识状况中的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个特征是，重视本土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的研究。“后范式”特征给社会科学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科学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社会科学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思想要立足于全球，行动要立足于本地”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总之，在后知识境况和后信息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并不是让社会科学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宽广的前景。
标签：科学论文; 知识经济时代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知识体系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