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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落实“新东方政策”的意图、目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几经调整，最后确定推行以美欧为重点、紧紧抓住亚太的“双头鹰”外交。早在1992年初，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就讨论、制定了俄对外政策大纲《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明确提出要“制定一个独立自主的东方政策”，以便“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叶利钦总统语）。近两年来，俄罗斯明显加强了“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其主要考虑和目标：一是要显示俄罗斯欧亚大国的独特地位。俄罗斯官员一直强调俄是“一个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大国”，“它既是全球性大国，欧洲大国，也是亚太大国”，这是俄对外政策中必须考虑的“地缘战略因素”（俄副外长帕诺夫等）。二是利用亚太外交平衡西方外交。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中明确强调，加强东方外交，有利于“实现在同西方关系方面取得均衡的可能性”。俄《独立报》1995年7月21日也说， “为了使西方能真正地尊重俄罗斯，俄罗斯就得有更大的独立性，包括同东方建立起持久的联系”。三是重振其亚洲大国地位和影响。俄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杰尼索夫曾撰文宣称，俄有意在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以及在解决冲突局势方面，“起一种主要作用”。〔1〕它还表示希望加入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2〕在1996年3月亚欧首脑会议前夕，俄“递交了入会的正式申请”。四是为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创造条件。俄罗斯的新亚太政策明确提出，其“在亚太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为使俄罗斯、特别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积极加入地区一体化进程创造先决条件”，〔3〕“吸引外国实业界人士参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4〕。 五是确保和拓展在亚太的武器销售市场。亚洲有俄重要的传统武器市场。冷战结束后，俄除了继续是印度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外，还在积极开发东盟等新的武器市场，以赚取其紧缺的硬通货。
努力发展与主要国家的关系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几年，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举措来发展同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使因苏联解体而一度大大削弱的对亚太的影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一、俄美正从建立理想的战略伙伴关系，走向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务实的伙伴关系。俄一直把改善和发展对美关系摆在其对外政策的首位，美也把彻底西化俄罗斯定为其外交的首要目标。因此，苏联解体后，俄美两国好不亲热了一阵子，两国总统在1994年1月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中宣称，“俄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但两国重新调整政策以及近两年来俄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被称为对西方“强硬派”人物普里马科夫取代“亲西方”的科济列夫出任俄新外长，均表明俄美之间的“蜜月期”已成过去。目前的两国关系充其量也只能看作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伙伴关系。
随着俄国内民族主义和大国欲的抬头，双方之间根本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更加难以协调，主要表现在：一是两国在解决前南斯拉夫危机、建立新欧安体系、北约东扩、俄在独联体中的“特权”等问题上，各有盘算，矛盾、摩擦不断；二是俄对美带有苛刻先决条件，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和援助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高；三是美对俄日渐显露的“专制主义倾向”和新的“帝国扩张欲”的疑虑和担心有增无已；四是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决心不再充当美的“小伙计”，而要与美“平起平坐”的雄心，与美要使俄“弱而不乱”的意图格格不入。尽管两国间存在这些问题，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仍然是俄外交的首要目标，以合作为主，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不合流，竞争不对抗，将是俄美关系的基本走势。
二、俄中关系正在走上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俄一直把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作为其“新东方政策”的“优先方向”。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的成功访华，揭开了俄中关系新的一页，双方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及24个合作协议和文件，为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后，双方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迄今叶利钦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切尔诺梅尔金和李鹏总理均进行了正式互访，其中江主席两度赴莫斯科，叶利钦总统也将于1996年4月第二次访华。 叶这次访问及双方签署的各项协议和文件将进一步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新发展。两国军方各级领导人的交往明显增多，军事技术合作也有所加强。两国国防部长、两军总参谋长都进行了互访，而且国防部长均为两次互访。中国一直是俄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到1995年7月俄联邦委员会（上院）、 俄国家杜马（下院）和中国人大常委会都正式批准了俄中东西两段边界协定，现在双方的勘界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两国还将正式签署中俄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措施的协议。在国际问题上，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在增多。总之，现在“俄中关系中已经没有不信任的地方”〔5〕。
两国关系中的主要消极因素是，勘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具体难点，经贸关系中存在的结算方式等具体问题，影响贸易额的增长等。但只要双方本着《俄中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增强信任，相互理解，趋利避害，求同存异，俄中两国就能真正构筑起面向21世纪的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
三、俄日关系取得一定进展，但仍滞后于两国的实际需要。俄一向非常重视对日关系，在其“新东方政策”中日本被定为最优先的目标之一。这是因为俄要振兴经济、推进经济改革以及开发远东地区，很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所以近两年来俄采取了不少举措，以求突破两国关系。1993年叶利钦总统访问日本，双方发表了《东京宣言》和《经济宣言》，俄罗斯方面承认苏联时期同日本签定的各种协议继续有效。俄还大大减少了在北方四岛上的驻军。与此同时，日本前外相羽田孜在1994年3月访俄时也表示，日本方面已不再坚持“政经不可分”原则， 支持俄的市场经济改革，并允诺准备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同俄的合作。1995年3月俄外长科济列夫访日时， 双方讨论了实际上仍处于“冬季”的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日方允诺向俄提供50万美元以援助车臣难民。1996年3月池田外相访俄，双方重申遵守1993年的《东京宣言》，并就俄国防部同日防卫厅之间“进行政治接触”的协议，成立了俄日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
但是，由于在俄日两国之间横亘着“北方四岛”这个大障碍，两国关系始终难以迈出大的步伐。在发展两国经济关系方面，日本还是“落后于韩国、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6〕。 随着俄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和两国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强，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的难度更大了。总的看来，今后俄日之间在经贸方面会继续有所进展，保持高层政治和安全对话，但难以建成正常的大国伙伴关系。
四、俄印、俄越互有战略需要，正在积极恢复和发展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印度和越南曾是苏联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同盟国及其亚太战略的两根支柱。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期内，俄印关系有所冷漠。但随着俄对外政策的调整和“新东方政策”的出台，以1993年1 月叶利钦总统访印为标志，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访问中双方签署了《俄印友好合作条约》、《防务合作协定》、《贸易合作议定书》等10项条约和协定，为两国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1994年6 月拉奥总理首次访俄并签署了《保护多民族国家利益莫斯科宣言》和《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俄印关系宣言》。同时军方各级领导人的交往也已恢复，两国军事合作在1995年得到了加强，目前双方正在制定直到2000年的一系列军事合作计划，俄仍然是印最大的武器供应者。目前“印度同俄罗斯武器和技术兵器进出口公司正在进行谈判签订一项价值35亿美元的军火合同”。不久双方还可能签署俄售印航空母舰合同。〔7〕两国贸易额1995年可能回升到20 亿美元（苏联解体后的3年里，俄印贸易额减少了4/5）。 当前“俄罗斯和印度正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8〕
俄同越南也正在加紧调整因苏联解体而一度停滞的关系。 1994年6月邀请越政府总理武文杰访俄，并签署了《俄越友好关系基础条约》及3个有关经济合作的协定，越同意俄继续租用金兰湾海军基地。1995年7月俄外长科济列夫访越，双方讨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技术合作等问题。俄对越关系的目标是恢复和保持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
五、俄韩全面合作日益加强，俄朝传统关系正在恢复和调整。俄对朝鲜半岛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从开发远东地区和韩国是亚太地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考虑出发，积极改善和发展俄韩关系。1992年11月叶利钦访问韩国，双方签署了《俄韩关系原则条约》以及有关贸易、投资、科技、渔业、航空、文化等一系列协议。1994年6 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俄，两国总统签署了《俄韩联合声明》。同时双方还签定了环保合作、防止海上事故、保护候鸟等协定及外交部磋商议定书。两国贸易关系发展迅速，1993年约为15亿美元，1994年已超过20亿美元。双方军事交往与合作日益加强，据俄通社一塔斯社报道，1992年至1995年5 月，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副主席、主席及国防部长官先后访问俄国，同时，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科申、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也先后率俄军事代表团访问了韩国。通过这些访问，双方签定了国防部长之间相互谅解备忘录、军事合作的声明和备忘录等。俄将是韩一个新的武器来源。两国军舰在进行不定期的互访。
与此同时，俄也在努力设法修复一度冷淡了的俄朝关系。俄虽然于1995年9月7日正式宣布1961年签订的《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期满停止生效，但是建议签订俄朝友好关系原则条约，认为新条约可促使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俄外交部发言人曾明确表示，俄有权继续向北朝鲜提供防御性武器。
此外，俄还加强了对东盟的外交活动，双方关系明显改善。自1992年俄外长作为特邀代表首次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以来，俄一直积极参与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对话活动。1995年7 月在文莱首都举行了首次东盟—俄罗斯协商会议。俄“已把东盟当成俄罗斯武器的潜在主顾”。〔9〕
积极推动建立亚太集体安全体系
俄认为“加强亚太安全对俄罗斯是一种机遇”。〔10〕为此，“俄外交部门提出了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首先是在东北亚）的设想”。〔11〕1994年10月帕诺夫副外长撰文宣称，“俄罗斯亚太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在已经形成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传统的军事潜力和彼此的军事政治义务平衡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地区安全体系。”〔12〕其基本意图和目标是：确保东部边境的稳定和安全；在亚太新安全格局中发挥“大国作用”。
（一）不断提出建立亚太安全机制的主张。早在1992年叶利钦总统访问韩国时，就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多边磋商机制”的设想。其要点是：（1）建立整个亚太地区和次区域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第一步可由有关专家就加强东北亚安全问题进行多边磋商，先讨论不扩散核武器问题；（2）建立“地区冲突调解中心”， 第一步可在东北亚或由俄韩率先开始这一进程；（3）建立“地区战略研究中心”， 对亚太各国军事预算、军事理论、兵力部署等进行分析。
1995年8月1日科济列夫外长在文莱东盟地区论坛第二次会议上又提出一项《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原则》宣言草案。俄认为：未来亚太安全体系的形式将是在加强信任、保障军事活动更大透明度、建立预防性外交和维护和平的机制等方面采取综合的集体措施，而且，这可能是一个或快或慢和多种形式的过程，从达成局部协议到全亚太地区的协议，从一般的信任措施到更加复杂的信任措施的过程。目前，东盟地区论坛可以成为就安全与稳定问题“进行对话和做出决定的最合适的机制”。
（二）以建立相互信任为目标，积极参加亚太双边与多边安全对话。迄今俄已与美、中、日、韩、东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建立起了双边安全对话渠道，双方军事安全领导人就安全问题进行互访和磋商。其中，俄中之间就两国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信任的措施问题进行的谈判，已就加强信任的措施草签了协议。1995年3月， 俄国防部副部长格罗莫夫上将访日时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双边高级军事会谈”。会谈的中心议题包括俄军与日自卫队之间的交往、地区安全问题、加强双方在军事上相互信任的措施等。此外，俄还提出了一系列在亚太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建议。
与此同时，俄还积极参加与亚太国家的多边安全对话活动。1994年2月至今，俄、美、 日已多次召开半官方的“北太平洋安全保障三极论坛”会议；俄中美日韩政府及民间人士参加的非官方“东北亚安全对话会议”于1994年10月举行了首次会议；1994年12月，俄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14国军队中校级军官出席的“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研讨会”。1994年7月，俄成为有18方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正式成员。
（三）继续保持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确保东部地区边境的安全与稳定。苏联解体后，俄虽撤出了在越、蒙的驻军，但仍继续租用越的金兰湾海军基地。同时，积极恢复苏联解体后一度有所削弱的远东驻军和太平洋舰队的力量。1995年8月， 俄一艘“最新改装型”核潜艇“龙”号经过试航和“一级战斗准备训练”后，正式编入太平洋舰队服役。
设法参与亚太经济合作进程
俄副总理兼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前不久撰文称，“亚太地区是突飞猛进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心，这决定着俄必须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并“为俄创造与该地区经济接轨的最好条件”。〔13〕因此，尽快搭乘迅猛发展的亚太经济快车，为国内改革和开发远东地区服务，就成为俄新亚太外交的首要任务之一。因为，如“远东经济不发展，不加入地区经济联系，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将一筹莫展”〔14〕俄认为，冷战后的新形势“有助于扩大多边和双边合作的范围”，而且“正在开辟对俄罗斯有利的、多数亚太国家在双边及多边原则基础上进行经贸合作的前景”〔15〕目前，俄同亚太地区国家关系的重点已越来越转向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
首先，同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比同欧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16〕俄对亚洲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以上，1993年达 220多亿美元。到1994年8月，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就有大约1000 家合资企业。亚太国家对远东投资，其中包括向基本建设投资的兴趣不断增长。
同中国的贸易额1993年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的77亿多美元，虽然这两年有所滑坡，但前景看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迅速恢复。与韩国、东盟的贸易额也都有明显上升。
其次，积极参加各种亚太经济组织及其活动，努力“寻求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途径和形式”，争取在“亚太一体化中占据应有的位置”。目前，俄已是太平洋经济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的成员国，并正在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合作。1995年7月科济列夫外长在俄驻亚太各国大使会议上明确宣称， 俄将“全面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并“力求参加亚太地区的多边机构，尤其是亚太经合组织”。1995年3月， 俄正式递交了要求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申请书，并表示愿意“使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和立法适应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所遵循的总方针并与之协调”，因为俄建设性地参与亚太地区组织的活动，将“把俄罗斯引入它不久前几乎没有接触的亚太地区经济生活领域：投资活动、生产合作及为市场经济培养干部等等”，而且“俄的工业能力和科技潜力”也可为解决地区性问题“带来许多有益的东西”。〔17〕
注释：
〔1〕俄《国际生活》月刊1995年4—5期。
〔2〕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96年3月14日文章。
〔3〕俄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杰尼索夫1995 年在俄《国际生活》杂志4—5期上的撰文。
〔4〕俄《今日报》1995年7月21日文章。
〔5〕俄联邦政府副总理达维多夫1996年3月28日同俄通社—塔斯社记者的讲话
〔6〕俄副外长帕诺夫1984年8月19日同俄《劳动报》记者的谈话。
〔7〕法国《世界报》1996年3月16日文章。
〔8〕俄国防部副部长科科申95年8月24日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高级官员时的讲话。
〔9〕俄《新时代》周刊1995年6月30日文章。
〔10〕俄《红星报》1995年8月3日文章。
〔11〕俄《新时代》周刊1995年6月30日文章。
〔12〕俄新社1994年10月16日播发俄副外长帕诺夫的文章：《俄罗斯鹰不令善意地看着西方，而且善意地看着东方》。
〔13〕俄副总理兼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达维多夫1996年2月14 日在俄《实业界报》的撰文。
〔14〕俄《新时代》1995年6月30日文章。
〔15〕俄新社特稿1995年8月1日文章。
〔16〕俄副外长帕诺夫1994年8月19日同俄《劳动报》记者的谈话。
〔17〕俄新社1995年8月1日特稿《莫斯科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