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轨经济的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2）02－0003－08
对于转轨经济的研究，2000年我曾出版了一本专著［1］， 试图以大的时空跨度描述中国20年来的转轨经济和转轨原理；2001年又根据中国转轨经济运行状态正在发生的变化撰文［2］， 在科尔内“短缺”的基础上提出“后短缺时期”的看法。这样的研究之后仍然感到在宏观背景的把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于是才有了本文的进一步探讨。
一、转轨经济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注：被称为波兰改革总设计师、 曾经担任该国副总理、财政部长，至今还担任波兰总统经济顾问。）1998年完成了一部名为《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的专著。论述重点是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的历程，但同时也将这一历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进行了比较；其大量的讨论集中于1989－1998年这一时期，而回顾和前瞻的时限则扩展到1950－2020年左右。从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更纵深、更开阔视角观察转轨经济的切入口。
科勒德克估计，21世纪的前夕一共有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加入后社会主义转轨过程［3］。作者在这里所称的“后社会主义”，是特指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按照这样的界定，计有“前苏联”15个国家、“东欧”12个国家，再加上中国、越南、蒙古、柬埔寨、老挝、古巴、朝鲜，同时将前东德包括在内，一共是35个国家。科勒德克认为，转轨进程的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将所谓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限的经济变化／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被划定为有意设计（有组织）、渐进主义的市场改革；另一类是“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合乎规范的、以偶然所为（无序的）实现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向市场转轨。按照上述标准，作者将20世纪50年代末期、60年代末期以及70年代早期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针对“正统斯大林制度”的，旨在发挥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潜力的一系列改革的尝试，以“其目的在于对旧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引入新制度”为理由，划入前一类。基于同样的理由，80年代始于中国、90年代始于越南的改革也被归入这一类，即只能视为“市场改革”，而不能列入“向市场转轨”的层次。被作者列入后一类即被视为合乎转轨规范的“转轨样本”，仅包括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终于下定决心放弃旧制度”之后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富有决定意义的、路径正确的向市场转轨的深刻变革在近10年才真正发生了。显然，科勒德克的“转轨”的概念和我们所理解的有很大区别（注：笔者认为，“转轨”应该是一个集合概念，就一般性而言与政治取向无关，其基本内涵是旨在改变经济资源的基础配置方式。即将经济运行机制从计划控制为主的轨道转变到由市场调控为主的轨道上去。而改革一词，通常是与转轨同义的。）。
这里重要的不是上述这些分类方法和作者所持观点本身。如果把“市场改革”和“向市场转轨”合并起来观察，那么，这场波及地区广泛、卷入人口众多的经济运行机制转轨的探索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普遍现象了。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所有进行从计划到市场探索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处于向目标前进的中途，经济转轨的实践无法评判，转轨中的经济运行规律、绩效、目标也没有一个公认合理的考察角度。就是在被科勒德克判定是合乎规范地“向市场转轨”的那些国家里，最近10年的情况也只有衰退，未见奇迹。1998年东欧27个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共同体（CIS）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1989年——这一年通常被用作比较的基准年——转轨开始前水平的3／4。按照年末的销售／消费物价水平变化而得出这些国家的“转轨经济的通货膨胀”指标，按国别加总后的平均百分比分别为：1991年166.9、1992年1052.1、1993年228.7、1994年686.0、1995年184.0、1996年49.0、1997年49.3、1998年17.4。截至1998年，这一指标降至两位数以下的只有阿塞拜疆（4.5）、克罗地亚（5.0）、格鲁吉亚（8.0）、哈萨克斯坦（8.5）、拉脱维亚（5.0）、立陶宛（6.8）、马其顿（5.0）、斯洛伐克（7.0）、斯洛文尼亚（8.0）。按国别分别统计1990－1997年“转轨经济的衰退与增长”指标而计算出各国在此期间GDP下降年数，出现2个下降年份的只有波兰，出现3 个下降年份的有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6个国家出现了4个下降年份，其余的国家都分别出现了5年、6年、7年或8年（即全部年份）的GDP下降［3］。尽管包括科勒德克在内的一些推崇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转轨论者将上述转轨衰退现象界定为短期过程，并对随着经济自由化（即私有化）过程或任务完成必然使经济从复苏走向持续增长进行了乐观估计，但是不少迹象表明，即令会出现那种乐观估计的绩效，其前进道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预期。科勒德克担任改革总设计师并且至今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的波兰被公认为是90年代以来上述国家当中转轨成效显著，结束衰退转入复苏最早，并已经显示出持续增长前景的成功楷模。但是，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不久前公布的数据，该国经济增长率在去年底急剧减缓后虽然出现过些许复苏势头，但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低于上年的4.1％。波兰政府将2001年的增长指标定为4.5％，而据经合组织预测，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仅能增长3.8％。同时，自1999年中期以来，波兰的消费品价格指数就已开始逐渐攀升，当年还维持在7.3％上下，而次年就已超过10％。经济失衡在经常项目赤字上也有表现，1995年被兰的这一指标曾经出现过4.6％的顺差，而1999、2000年经常项目赤字已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6％和6.2％。有评论称之为“误入歧途的波兰经济”（注：乌克兰《明镜周报》2001年5月18日评论语。）。2000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创纪录的8.3％，但政府预测2001年的增长速度只有上年的1／2。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认为，就连这种预测看来也是乐观的。按年率计算，2001年4 月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25％，看来政府对全年12％的通货膨胀率的预测也是过于乐观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1年5月18 日载文对此评论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到2002年，俄罗斯经济将失去在1998年获得的几乎所有的竞争力。另据维也纳WIFO经济研究学院2001年5月29 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提供的数据显示，从整个20世纪90年代来看，只有4 个中东欧国家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体制转换初期实现了增长（增幅最高的波兰也只有27％），其他国家都在下降，有的甚至很严重。例如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2000年GDP仅为10年前的3／4，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俄罗斯GDP是1990年的2／3，乌克兰的这一指标只有1990年的1／2。
同样，对激进主义、渐进主义的争论也是各执一词，于转轨而言，似乎也没有多大意义。科勒德克认为“中国和越南是成功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范例，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轨失败的典型例子”（注：格泽戈尔兹·W ·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出版。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则从若干重要指标入手分析：中国从1978年启动经济改革到1997年，使国内总产值增长了4.7倍，年平均增长9.6％。此期间的19年，中国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了3.4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5倍。在同一时期，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却下降了30％。如果中国1978年的国内总产值比俄罗斯少23％，那么1997年已是俄罗斯的5.2倍。如果中国1978 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只占俄罗斯的11％，那么1990年已达到23％，1997年已提高到75％。他认为：“中国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绩，是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历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现在盛行一种观点：与俄罗斯实行的激进的、‘休克的’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带有逐步的、渐进的性质，并且国家保持了对经济的控制，如果不是加强了的话。事实上，一切正相反，中国改革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也许是当代世界实践中最自由的、最激进的、最休克的改革。中国改革旨在最大限度地缩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俄罗斯的改革是断断续续的，国家背负着经济的沉重负担”（注：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中国同志是否在推行休克疗法？》，俄罗斯《消息报》1998年4月18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既然决定放弃计划体制，确信无疑地向市场化目标迈进，为什么转轨就这么难呢？合乎逻辑的推理必然是：不同路径的市场化进程的探索，可能遇到了同一种阻力，即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基础性的障碍。
历史地看，不仅是前面比较中提到的中国、越南、俄罗斯、乌克兰，而是在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都没有遵循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从而“炸毁了”它的“外壳”这样的路径来诞生，恰恰相反，却是从落后国家里基于摆脱贫困和屈辱的强烈愿望，通过反对殖民剥削和民族压迫的解放斗争而诞生。因此，笔者认为，不论它们当初如何坚定地选择了计划体制因而经历了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曲折的探索，或者近半个世纪以来偏好市场竞争效率选择了市场体制，因而又经历了路径多么不同的偏离计划轨道的市场化变革的探索，都应被视为一个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和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实践之一，都一样值得经济学人从非意识形态层面去发现值得尊重的共同之点。
下面是笔者针对此所提出的一种解释（见图1）。
图1 转轨经济时空错位的机理分析
图1是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为基础，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演进实践的一致性为参照，制作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演进错位的分析模型。在以先行工业化和先行市场化为标志，并以此为双重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其市场化升级是伴随着经济结构逐步升级，一步步走过来的，彼此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发展中国家则不同，以所谓后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看，除俄罗斯有些特殊外，几乎都还处在“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工业化过程滞后、自然经济成份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来说，它们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本应有一个使商品经济逐步得以发育的较为有利的制度安排，但此时的外部环境已不允许这样做。这是因为，几乎所有涉及国际经济交往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由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按照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的原则作了安排，使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时必然遇到障碍。而适宜的规则对这些国家加快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终的结果则如我们自己感受到的，转轨国家经济成长需要依赖的经济运行环境与既定的市场规则相冲突，经济成长与体制成熟的阶段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时间错位”问题。笔者认为，这一层面的制约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变迁成本，本能是贯穿于所有转轨国家转轨总过程的基础性制约，它与各国转轨中的政治取向并无直接联系，但与政府是否能够恰当处理“时空错位”所引致的矛盾困扰，则直接相关。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加以归纳，得出以下观点：
（1）转轨所针对的是体制问题，属生产关系范畴。 经济成长阶段则客观地反映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转轨国家虽然处在较低的经济成长阶段，却又不能只从较低的市场化模式起步。这里出现的困难，终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反馈到体制架构就成为基础性障碍。排除由二者时空错位所引致的基础性障碍，需要由政府进行改革政策的创新；
（2）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连续实现了超过20 年的持续经济增长。而被认为是最合乎转轨标准的一些国家的制度性变革，在近10年左右的实践后仍没能摆脱衰退的困扰。由此对比说明，因为必将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时空错位”的制约，即使是认为完成了经济／政治根本性变化的国家也无法获得经济运行的预期效率。从这一点来看，作为手段的转轨过程的路径选择、成本支付等有利于弥合“时空错位”的过渡性安排，至少与作为目标的转轨后的制度安排同样重要，或者说，将排除基础性障碍的着眼点放在改革政策创新的“技术层面”，比所谓优先考虑政治制度转向要有效；
（3 ）由于转轨过程对于弥合“时空错位”可能具备的有效性和渐进性，即过程中量的积累可能带来的基础性制约方面质的演进，那么对改革政策创新的绩效的判断，则应落脚于政策的总体适应性和分阶段适应性。总体是否适应，应当并可以从一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加以考虑，分阶段的适应性则比较难以把握。这不仅因为每个阶段的进展都会是动态的，更因为转轨总过程中将会出现的阶段性转变与交替的规定性尚无先例可循，而我们事先对其预测又存在很多的困难。正因为如此，研究转轨经济也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独特性；
（4）转轨国家群体的形成及其已经经历的转轨探索， 使转轨经济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它们既有基础条件、目标取向等方面的共性，又有路径选择、实施方式、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国际社会干预等多方面的特殊性。而就目前来看，不管是走了五十步还是一百步，都还处在转轨的中途，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从转轨国家自身的探索出发展开研究。
二、转轨经济的研究方法需要创新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关于转轨总过程的阶段性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遵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来仿制所谓后社会主义国家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制度变迁总过程。典型的例子是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论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中所阐述的由五特征制度性变化所构造的转轨总过程模型（注：Kornai·Janos:"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14.Number 1.Winter 2000.pp.27-22.）。作者认为，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准，是一种被称之为The System－Specific Attributes（体制的特殊品性）的东西。世界上之所以有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存在，就是因为有此“品性”存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也正是由它来支撑和发展的。因此，转轨即意味着“品性”的改变。“体制的特殊品性”，其实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制度性特征，它具体表现为：（1）政治力量特征；（2）产权的分配特征；（3）协调机制特征；（4）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5）经济运行特征。五特征之间既存在顺序决定的关系（（1）→（2）→（3）→（4）→（5）），更存在“基础性特征”决定“非基础性特征”的关系（（1）－（3）决定（4）－（5））。判定一个转轨经济的转轨总过程是否真正开始了？是否可以结束了？按照该文作者所持的观点，（4）－（5）转轨是否到位并不是主要的衡量标准，（1）－（3）是否转轨到位才是关键。该文作者还认为，（1）－（3）转轨到位还将自动引导（4）－（5）转轨到位，简单地理解即，政治转轨决定并引导经济转轨。依据上述核心观点，作者认为转轨经济的运行特征具体表现为这样5个特征或“品性”的转变过程，见图2。
图2 五特征制度变迁为标准的转轨总过程模型
这种观点的基本出发点是非此即彼，由此及彼就完成了转轨，其局限是明显的。且不说此、彼并非处于好坏两个极端，仅从此岸到彼岸的路径来评判转轨经济的绩效是十分机械和教要的作法，即便目标正确唯一，这种研究也忽略了长期存在的转轨过程的重要性，由于世界经济格局和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客观条件既不允许任何一个转轨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幼牙状态重新再经历一遍，同样也不存在一夜跨入市场经济的可能。根据专门测算世界数十个国家经济自由度综合指数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据，中国和俄罗斯在1995－2000年的指数相差无几。80年代是中国改革的头十年，1／2以上的商品价格仍由上面决定，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和市场化程度比俄罗斯在90年代时要低得多。但结果却迥然不同：半自由化的中国经济发展日益加快，而俄罗斯的自由化经济却不断下滑。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在转轨过程中，与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速度相比，一国的起始条件、历史遗留、计划经济体制变动的程度，国家保障正在运作的有效制度的能力，推动增长的宏观经济及工业政策是更为决定性的因素（注：《中国经济成就震惊世界》，《参考消息》2001年6月17日、18日。原文名《中国经济的稳定性何在／充满活力的制度是中国取得经济成就的原因》，载于俄罗斯《独立报》2001年6月5日，作者是弗拉基米尔·波波夫。）。因此认为只要改换制度就能获得效率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时空错位”基础性制约的存在将使这种转轨实践的国家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矛盾。
关于转轨总过程阶段性划分的另一类分析方法，是着眼于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实践主线，将转轨国家政府作出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采取市场化的重大政策性决定的年份作为转轨总过程启动的基准年；考察改革政策的推进过程与对应的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演变过程的关联性，从中找出各阶段的转折点。例如将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进程作三阶段划分：（1）“边界上革命”（1978－1984年，以修补旧体制，从计划边界上培育商品经济因素为特征的改革启动阶段）；（2）“双轨下扩张”（1984－1992年，以双轨制价格、 修补缺损的流通环节、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同时经济环境活与乱交织为特征的双轨摩擦阶段）；（3）“磨合中替代”（1992年至今， 以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改革整体推进深层次矛盾集中显露、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趋势日益明显为特征的体制置换阶段）。
该类分析的优点，是紧扣住了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性变革所共同具有的一个特定范畴，即偏离效率不高的计划体制而承认货币和商品交换的合理性，由此引起市场化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大和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层面转轨的普遍意义，并且注意到转轨绩效与经济增长绩效的同步考察，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据。不足的是，局限于回顾性总结，缺乏前瞻方面的提示，对当前阶段的阐释往往只是点到为止，显得过于粗疏，难以建立过程演进的内在逻辑联系。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缺少一个“始点”——“终点”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性的立意作为分析框架，对转轨总过程和各阶段特征、过渡状态难以进行动态的把握，对当前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只能局限在静态的体制框架中，或与过去类似的情况作比较，或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类似情况作比较，其结果也就很难说是准确的。
从实践层面反馈的情况，至少有三件事后来发生的情况与人们事先预测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
1.关于“笼中虎”的认识
随着改革进程中家庭部门收入逐步增加而中国商业银行储蓄存款总额累积到5万亿元起，不仅国内经济学界也包括国外一些机构， 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它称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可能引致重大变动甚至发生危机的“笼中虎”。过多的货币积淀蜂涌出笼引发通胀的先例不仅许多国家发生过，在解放前旧中国发生过，而且在中国经济转轨开始不久的价格改革“闯关”试验中，甚至还较为明显地引发过一次经济社会震荡。就经济学原理说，这样观察作出判断，应该符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然而，实践中的情况却大出意料。当后来经济运行环境出现需求不足、在政府从1996年5月起37个月内连续7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9.19％下降到2.25％、降息密度和幅度为建国以来所未有的极强刺激下，收效仍然甚微，并且出现了储蓄继续增加、物价指数持续下滑很难遏止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前不久新闻发布的数据显示，至2001年8 月全国城乡储蓄总额已突破7万亿元。
2.关于财政作用的认识
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出现并一直表现出金融部门效率提升而财政部门职能弱化的强烈对比。普遍的判断是，这种情况由市场化引致，可能是改革后出现的一个难以改变的常态了。但随后实践作出的反馈正好相反：当货币政策无力遏制经济衰退、金融业自身陷入巨大的潜在风险中时，国家财政向银行连续三年发行了总额达3600亿元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时间后取得显著绩效：既使过剩的生产能力被利用起来遏制了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势，近三年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又使银行资金转换为财政投融资资金，巨额“存差”带来的经营风险得以化解。类似的操作，用单纯的凯恩斯理论或罗斯福“新政”实践都难以全面解释，而必须在转轨背景下特别是转轨中途的矛盾构成中去研究。
3.关于需求不足的判断问题
90年代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严重的“过热”问题，国内外经济学界和境外权威机构均表关注，甚至认为这一问题处理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出大问题。如果发生意外，中国经济持续多年增长的情况将会结束，一直到20世纪末都很难复现。针对“过热”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连续数年的强度充分的“双紧”措施，使“过热”运行的经济终于在1996年成功地“软着陆”。但是，“软着陆”尚未尘埃落定，另一种表征为“偏冷”的困扰，在事先不被防范的情况下发生了。1996年上半年，监测部门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监测信息：全国609种主要商品89.4％供求平衡、供过于求商品占5.3％、供不应求商品只占3％。“买方市场”一时成为议论热点，但是，是否真的出现了“买方市场”？倾向于赞同的意见并不多。稍后，低层次的买方市场的观点逐渐被普遍接受，但是否可以归入“需求不足”的范畴？主导的观点仍表示，不应把情况估计到这一层次。相关课题组在一份标题为《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7年秋季报告》中，就这样分析说：“买方市场的出现不仅有利于更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而且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自动实现动态结构调整机制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不能‘叶公好龙’，一见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就认为出现了‘需求不足’。”随后在生产资料领域尤其在能源和基础产业部门，多年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部门也出现了过剩现象。1997年全国煤炭产量13.9亿吨，而消费量仅为12.5亿吨，产出大于需求1.4亿吨， 山西系列优质混煤的实际核算价格降至1995年三季度的水平。因煤炭压港和运量缩减航运企业不得不降低运价“找米下锅”，秦皇岛到广州和上海港的海运费分别从吨煤44.89 元和21.58元降至30元和19元。正视“需求不足”范畴的经济学思考，修正“短缺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研究进展，是从199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明确下来，并以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消费信贷等一系列措施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之后，才逐渐取得共识的。在这两年多的争论中，事实上中国的转轨经济正悄然从一个阶段进入了另一个阶段。［2］
笔者认为，对一些重大的属于基本面的判断与实际情况出现的差异，除了偶然和意外的因素可能放大其差异程度外，一般不应在“质”的范畴发生问题。但上面说到的例子，应该说含有一定程度的“质”的出入。出现问题的可能原因是，其一，我们正处于并未建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中，却引入了适合并来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和计算模型；其二，我们对转轨经济运行中的一般规律和对本国转轨经济特殊地运行规律——尤其对转轨总过程及其转折点的认识，研究深度不够而且在方法上出了问题。如果这样的判断合理，我们就应该寻求方法论上的改进。
逐渐脱离原有的理论前提和分析框架，着眼于从转轨经济国家自身的探索去寻求规律性的东西，并预见未来可能到达的目标，是方法论创新的立足点。转轨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逐渐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观，目前虽然仍处在转轨中途，但我们从一些有关转轨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已经可以感受到潜在的变化，其中很多经验来自中国，如改革过程中地区、群体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初级阶段定位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战略、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等（注：《社会主义在中国和欧洲成败的原因》，《参考消息》，2001年6月11日、12日。原文名《欧洲现实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改革为何成功？ 自由主义的破产》，载于保加利亚《社会主义丛书》，作者亚历山大·利洛夫为保加利亚战略研究所主任，前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社会党主席。）。中国的转轨实际上是领先一步的，特别是在1997年前后率先告别以“短缺”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状态， 进入“后短缺时期”［8］后，更为转轨经济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实践材料。
将全人类的1／4卷入其中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进程，正在不同国情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探索，目前都还在中途。作为身在其中的研究者，追踪实践进行理论探索，突破原有思维定势而坚持在方法论上改进、创新，建立和开展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既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