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机制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快速分化时期，而社会整合机制转型的相对滞后，阻碍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正向分化。历史进程表明：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整合机制转型必须同步进行。能不能根据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适时地转换社会的整合机制，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社会的协调有序的发展。建构新型的整合机制，需要在理论上加强对转型期社会整合基础的研究，从而弄清新型整合机制系统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寻求实现整合机制转型的基本途径，为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奠定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整合基础的变迁及其产生的影响
社会整合就是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连接纽带把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个社会整合机制的构成是与社会结构分化程度相适应的。社会分化程度越低，社会整合机制结构就越简单。在改革前，中国社会整合机制系统类型是单向的行政控制型，即由国家通过行政领导的方式，实现一种至上而下的社会控制。这种整合机制是与改革前的社会基础相适应的。在计划经济模式中，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组织结构的高度单位化，和中央极强的社会控制力，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行政性整合机制：在经济上，中央政府通过掌握着所有重要资源的配置和分配来实现对经济的控制；在政治上，党政权力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深入到基层单位，从而使国家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社会控制力；在思想文化上，建立了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成为社会主导观念被普遍接受。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稳定。在改革前，中国的社会整合机制所发挥的重大控制力，使社会达到了相当高的一体化水平和整合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变迁，整合的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使旧的行政控制型的整合机制开始松驰化，整合作用逐渐下降，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体社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的变迁，使社会整合所面临的群体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前，中国社会群体结构比较简单，社会主要有农民、工人、干部三种身份系统。改革之后，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出现了各种经济成份，职业分工步伐在加快，原有阶层内部分化在快速进行；由于人事制度的变化，不同群体间的社会流动日益频繁，新的群体结构渐渐形成。群体结构的分化、身份的可变性的增加，使社会异质性增，社会成员的利益阶层出现很大分化。这种分化，使利益分配在各个阶层中严重不均，利益冲突和矛盾普遍存在，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矛盾。社会群体结构分化的结果，使社会整合面对着存在较大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
（二）社会组织结构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发展，必然引起社会整合途径的变化。改革前，组织高度单位化、一元化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由于国家垄断资源，每个单位都依赖国家，每个成员都依靠单位。每个单位不仅是生产组织，而且是政治、生活、福利机构，具有严密的控制性，成了国家控制社会成员的间接工具。改革后，组织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一是组织自主性增强。国家的行政指令作用大大削弱；二是组织的非政治性和经济利益性色彩大大增强。十几年来，组织分化而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性的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十分明显。这些新型组织突破了原有所有制性质的框框，由管理型单位向利益型单位转化。三是组织的开放度增加。由于在一些新型组织中成员对组织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这就使组织具有很大的开放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成员在组织间的流动，有利于组织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也由此带来新的问题，在基层组织摆脱了对国家的依赖，大量社会成员摆脱了对单位和其他劳动组织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国家通过组织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度大大降低，传统的组织管理系统松弛化，组织的社会动员力明显下降。这使旧的至上而下的整合途径必须发生改变，建立适应新组织结构的整合途径。
（三）社会制度结构由分化到重组，使整合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前，中国的传统制度结构，是以经济上的单一所有制、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为其特征的，与此相适应，旧的整合形式是采取行政命令和权力控制相结合的方式。改革之后，社会体制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代替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代替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制度，公务员制度以及诸多更加具体的规章制度。但是，制度结构的变化仍赶不上经济生活的变化速度。制度结构变化速度慢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经济结构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却迈得不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用计划经济时的行政命令来指挥市场经济，有些部门权力仍然过大，对社会的正向分化起到一种阻碍作用。这种社会结构的矛盾和制度的脱节现象也是转型期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可见，采取行政控制式的整合手段，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思想观念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取向分化，使社会整合的思想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结构分化之后，利益的多元化，为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提供了社会基础。由于社会成员有了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自由，人们在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要，选择适合于自己发展的机会的同时，也选择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当今社会，人们价值取向正向着个性化、现实化端点移动。价值观念结构多元化导致人们观念的冲突，旧的价值体系主导地位的衰落，使社会一部分成员对政治信仰表现出一定程序的冷淡，从而使政治思想的社会控制作用下降，意识形态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动员力减弱，改革前的思想高度统一局面已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作用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由于社会结构分化使旧的社会整合机制作用大大降低，但是，由于新的整合机制尚未形成，我们还一直把行政命令的贯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作为社会整合的主要内容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但是，对于社会进一步发展来说，这种控制力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过分依赖这种整合力量就会变成对社会结构分化的障碍，因此，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上，我们必须寻求适应社会结构分化要求的新型的整合机制。
新型整合机制模式的基本特征
社会结构的分化，对社会整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模式应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整合机制的系统化。社会结构的分化，使社会成为具有许多层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负一定责任的社会集团组成。分化在使社会结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化。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异质性的增强，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激化，都是社会结构分化前所没有的。社会结构分化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对整合的需求也就越复杂，高度的分化需要相应的复杂化的整合机制。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应该是一个与社会有机体相协调的有机系统，一个由若干个整合子系统构成的整合有机整体。由于社会整合的实质主要是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实现对社会要素的协调，因此，我国新型整合机制系统应该是由制度子系统、组织子系统、文化观念子系统构成。在这个整合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首先是相互协调统一的，它们统一于社会整合的目标模式：促进社会结构的正向分化，改变过去那种社会纽带过紧，劳动者被层层束缚的社会关系，建立一种和谐有的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社会结构关系，实现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整合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不仅是相互统一，而且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实现整合的作用：制度系统通过实现民主政治和社会法制化，建构一整套民主化的整合机制，为社会各种群体实现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提供政治保障；组织系统是通过规范和发展中间组织，实现新的社会群体的组织化，使新组织成为社会民主化、法制化的组织资源和契约化的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力量；文化观念系统则是通过建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对社会进行文化的整合，发挥文化这一社会整合粘合剂和社会发展精神动力的作用。社会整合系统内部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形成一种作用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合力。
第二，整合结构网络的组织化。社会结构分化使政府的权威性降低，造成了社会与国家的纵向式控制与被控制结构的分离，这就使旧的纵向的至上而下控制整合机制被打破。在社会结构分化后，重新分化后的企事业部门和农村组织，其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大一部分单位从单位所有制的行政关系组合转变成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关系组合，原有组织内的行政依附关系，人事依附关系变成了契约关系，组织的政治色彩淡化。在单位内人们只有新的利益驱动，而对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形成的利益矛盾，分散的单位组织并不能担负起进行利益整合的功能。如何把分散的不同群体的利益要求加以聚合，增强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效能，这是社会结构分化之后的社会整合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社会群体组织化，并使之成为整合的主体，是实现现代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通过把分散的不同利益群体聚合成不同的中间组织，包括一切领域里发展起来的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科层组织。各种社团与中介组织形成一个大的协调组织机构网络，使新组织成为社会民主化的组织资源和契约化的社会整合的重要组织力量。这些组织内部要形成自己的亚文化，使组织成员认同共同的利益要求、组织规则和道德规范。这些组织的内部要形成自己的亚文化，使组织成员认同共同的利益要求、组织规则和道德规范。这些组织的作用：对内可以监督组织成员遵循共同的职业道德规范，调解内部成员的利益冲突和矛盾，而不至于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酿成社会问题；对外，可以实现本组织成员共同利益的表达，协调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矛盾，经由类似政党的组织的活动，使本组织的要求能顺利地转化为政治要求并向国家输出，形成一个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新的组织制度结构。
第三，整合机制运行的民主化。社会群体结构的变迁，使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各种不同经济成分和利益结构的集团或群体。利益协调是一项高度复杂和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建立系统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由于利益调解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当满足或补偿某一群体的正当合理利益要求时，不应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因此，要妥善协调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就必须采取民主的方式。因为民主是一种利益整合的理想机制，在利益主体分化成多元之后，尤其是在利益冲突较严重的时候，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找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途径。在目前的经济的发展水平上，社会不可能充分满足一切人和所有社会阶层、群体的一切需要，所以，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每个人不可能处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各方利益在社会中必然表现的不一致。民主作为特殊的管理手段，通过各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平等、公开竞争，以便在分享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实现各社会集团利益上的平衡和协调。民主政治不仅是经济利益整合的有效机制，也是解决社会转型期间涌现出的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本措施。现在社会上涌现了大量的异质因素，诸如农村的宗教冲突和黑社会团伙，这些组织往往与现代的民主与法律要求相违背，行政性控制的整合机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建立现代的民主整合机制，通过民主政治的组织系统，及时排泄社会积累起来的冲突因素，使少量的分散的冲突因素，不致于转化成大量、集中的冲突因素，从而减少社会矛盾，最大限度的降低和缓解社会矛盾。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模式是一个多元化的整合有机系统，这个有机系统的特征是：以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关系为其目标；以民主政治为其制度保障；以社会群体组织化为其社会基础；以建构现代价值导向系统为其精神动力。
建构新型整合机制的基本途径
由于新型整合机制模式是一个有机系统，这就决定了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必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笔者认为，建构新型整合机制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其主要途径有：建构现代化价值导向体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构建新的道德规范系统这样四个方面。
1.建构现代化价值导向体系
建构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价值导向体系，是建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的重要途径。社会分化使个体定位在不同的生活领域，由于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使个体在行为上、心理上、文化上区别开来，从而造成个体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社会整合的目的，不仅要协调个体间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要通过建立社会价值导向系统来对个体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层次的整合。社会价值导向系统对个体价值取向的整合是极其复杂的过程。首先，要确立一个既反映和正确把握历史必然性，又反映社会个体的共同愿望的价值观念系统。然后，社会借助于各种制度和伦理规范的建构来体现所确立的价值原则。价值导向的社会整合作用的实现，不仅是靠宣传和灌输，更主要的是由最高权力机关和职能部门通过对制度和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完善而体现出来的。社会制度和法律所奉行的原则，是以无声的语言在示范着社会的价值导向，这种示范力量是巨大的，它提供给人们一种趋之于它的行为模式和价值模式。所以，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政策、法律时的价值导向，对于社会个体的价值取向整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几年的改革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以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平等、自由、民主、社会公正的现代化的价值导向系统。这种价值导向系统的确立，不仅依赖理论上的建构，而且更主要地是取决于能否使之体现在社会制度和法律规范上。只有通过制度和法律规范的示范作用，新的价值系统才能真正成为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理想模式，并内化成指导人们行为的原则。这时，我们的价值体系才能成为社会整合的文化基础。
2.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
建构完善的政治吸纳同化和整合机制，是建构新型整合机制的根本途径。当前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一方面导致了尚未打破的传统政治体制和业已打破的现行经济体制新旧两种模式之间的冲突，使不同利益群体和集团由此衍生了许多差异和矛盾，而现行政权结构又无力解决。二是社会成员参政意识和参政要求的提高和现行体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的矛盾。现有的政治体制，不能满足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表达的愿望和实现自己利益的要求，从而造成人们对政治体制的不满。由于在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是一种较理想的利益整合机制，因此，各个利益集团实现利益表达的追求，必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应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加快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分化，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彻底转换政府管理职能，使企业从政府的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二是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构一套完整的政治整合机制：（1）扩大政治体制的开放性， 开辟多种组织化、制度化的渠道，成立各种规模的社会中间组织、协调组织机构和各种社团与专业组织。（2）实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平等的参与。（3）建立权力的民主监督机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新型整合机制的建构，主要靠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
3.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建立法律形态的整合机制，是建构社会整合机制系统的关键环节。社会结构分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使社会结构更加优化，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出现了冲突、无序、混乱等不稳定的因素。在社会无序状态较严重的转型时期，法律作为一种稳定手段的作用尤为重要。法律作为国家机器，起着维护公共秩序、安全和社会正义的作用。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定历史时期，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体系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这种法律体系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行政实体法，二是完善行政程序法。在政府职能转换过程中，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行政权过多干预甚至吞并市场主体权利的状况，使原来政府对经济活动全面、直接的管理转向服务、监督和宏观调控，在这一职能转变中，有赖于行政实体法所制定的关于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法规：关于规范市场主体关系或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从而使政府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管理市场。在实体法的实施当中，需要规范行政权利行使之方式、手段、步骤的程序法的监控：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转变职能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它只充当经济活动“守夜人”，政府仍然应拥有对市场运行进行评价、监督、调控的权力，如果对这些权力的行使缺乏程序上的监控，则同样有可能发生如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权行使缺乏规范性、公正性、民主性的情形。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能够保证的行政权利运行实行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另一方面，新实体法上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必然牵涉到社会多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与组合，特别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重构，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组合没有一个公正并公开化的程序就不能保障公平，从而和民主政治要求产生矛盾。因此，必须加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进程，通过构建严密合理的行政程序法制度，确立行政权行使的合理步骤、手段、方式、时限等程序规则，促使行政过程吸纳民意，确立行政公开，设立行政权违法行使的归责机制等，从而实现行政活动的民主化、公开化，以适应重建社会结构和实现利益整合的需要，构建一个“有组织的民主、有制约的权威”的社会环境。
4.重构道德规范体系
发挥道德的社会整合作用，是建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精神动力系统的需要。在社会结构分化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组，人们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根本转型，传统文化所塑造的温情脉脉的伦理主义规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集体主义观念，都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旧的道德规范系统崩溃了，而新的道德规范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成员陷入了没有明确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的困境。因此，重构道德规范体系，建立新的道德秩序，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新旧道德体系的更替，并不是自发进行的，要使新的道德因素得以成长，就必须对旧有的道德体系进行批判。我国的改革进程，也正体现了这一规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对旧道德观念的批判。然而，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这场道德批判，带有明显的缺陷：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道德批判尺度，多元化的道德批判格局长期未能扭转。道德批判尺度多元化的后果是：不能形成具有稳定性、权威性的道德规范体系；人们的道德行为出现多元化选择的混乱；道德转型始终不能实现，道德的社会整合力降低。
道德作为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只有在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信念时，才能对人的行为以及社会起到应有的约束作用。这种内化作用的实现，需要道德价值系统以及由这种道德价值系统为基础形成的社会道德秩序具有合理性，即适合社会结构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在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构建中，道德批判尺度、道德评价标准、道德规范及以此为基础确立起来的道德秩序必须符合市场经济中所要求贯彻的自由、平等、正义、公平等原则。市场经济下的新道德体系，应即是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在市场经济原则下的统一，又是社会现实道德与社会理想道德的统一。从而使重构后的道德价值规范系统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结构合理分化，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建构新型的社会整合机制系统，实现整合机制的转型，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索；另一方面，更需要国家决策部门的重视和协调，从而为社会整合机制转型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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