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儒学论文,之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人们常以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不公正的。本文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的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一、董学齐风
因太公、周公之余化，“齐鲁”在春秋时，已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周室衰微，唯齐鲁“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论语·子张》）天下争于战国，“儒术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楚汉战争中，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以上见《史记·儒林列传》）因此，在历史上，“齐鲁”被泛指为文化兴盛之地。学者们“为学慕齐鲁”。（苏辙语）
然而，齐鲁文化，是由两个相对独立，而各有特点的齐文化和鲁文化构成。就学术风气而言，鲁学以儒学为宗，祖述尧舜，自为正统，循旧保守；齐学诸子并立，兼采宽容，活泼其长，具有更新进取精神。用祖述尧舜，率由旧章的孟子的话说，鲁学是“君子之言”，而齐学为“齐东野语”。（《孟子·万章》）就儒学而言，它虽产生在周礼斐郁的鲁，但在齐也有一定的地位，在秦汉之际的经学中，就是鲁学和齐学之分，而究义理之学的孟子，讲文献之学的荀子，又都是齐稷下先生。齐学在西汉时占统治地位，其中，春秋公羊学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史记·儒林列传》）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名于当世，更以春秋大一统思想，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而名于后世，“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今世学者，也多有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文化专制，从而导致学术消沉，思想僵化，归罪于董仲舒，其实是不对的。无论从董仲舒精于公羊春秋的齐学学风来看，还是从当时诸子传说的情况来看，文化思想都是比较宽容的。董仲舒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并非“罢黜百家”（按：此为班固评论之辞）。现实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史记·龟策列传》）《汉志》记载刘向父子校录群书所著《七略》中的《诸子略》，论述各家长短，就说明“百端之学”没有罢黜。是从现存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看，他推明孔氏，独尊儒术，是从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情况出发，认为以儒家思想统领，方可“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他突出儒学的地位，不是禁止其他学派，而他自己就是吸收道法阴阳等思想，对先秦儒家思想改造而创新。
二、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与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是从老子学说发展来的。它滥觞于春秋晚期，形成于战国中期。它产生于齐，兴盛于齐。超凡脱俗，消极无为的老子之学，一到了齐国，与齐国特有的黄帝之学相结合，便成了积极进取的用世之学。
老子的学生文子，学道早通，后游于齐。齐平公（前480——前456）问“治国何如”？文子纵论道德仁义礼法。其说在《文子》。齐之隐士彭蒙，从而师之。田骈、慎到，学于彭蒙，稷下先生慎到、田骈、环渊、接子等，“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参见拙著《文子其人考》，《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是战国齐人，在公羊传的传受过程中，正是稷下黄老之学形成和发展之时。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与齐国大一统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齐威王、宣王时期，国力强大，“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荀列传》）当时游学齐国的孟子，就认为齐国有希望统一中国。他说：“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齐国已据有二，“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民不改聚也。”只有在“政事”上“行仁者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因为当时“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荀列传》）齐国统治者励精图治，怀有统一天下的强烈愿望，广招学士，优厚待遇，使之讲习议论，著书立说，言治乱之事。稷下学士，盛极一时，各家虽异说，但对全国统一，成为共识。孟子主仁政而王，认为“以齐王，由反手也。”（《公孙丑上》）《黄帝四经》说：“唯余一人，兼有天下。”（《十六经·成法》），“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道原》）《文子》说：“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往也，不适不往，不可谓帝王。”王者以道莅天下，执一无为，“君必执一而后能群矣。”（《道德》）《管子》对统一大局，描绘了种种蓝图。如《霸言》中对霸业和王业的设想，《君臣》中提出“天子出令于天下……书同名，车同轨”的大一统思想。《荀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构想（《儒效》），以及向齐闵王相田文献策，“以齐为归，是一天下也”（《强国》）。齐统治者从而获得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和理论武器，这就是以道为本，因循为用，仁义礼法为具的黄老之学。
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兼采儒墨名法阴阳，构成纲纪道德，经纬人事的理论，打着黄帝旗号，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黄帝之胄，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成为田氏代替姜氏（炎帝之胄）的理由；另一方面，黄帝又成为其称雄天下，继承黄帝统一天下伟业的旗帜。帝统和学统组合黄老之学，是齐国的特有思想。
公羊春秋大一统思想，是通过实行统一历法来标志的。《汉书·王吉传》载王阳上疏中说春秋大一统政治含义很明确，“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大一统在这里，成了天经地义的古今常道。它不仅表现在“改正朔”的历法一统天下，而且包括各个方面。颜师古对此作注说：“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师古之注，本于董仲舒。
董仲舒说：“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书》本传）“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也。”所以，“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繁露·重政》，以下只具篇名）一是数之始，物之极，“谓一元者，大始也。”（《玉英》）春秋为什么贵乎元而言之呢？“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道》）这里的“一”，“元”和“天者万物之祖”的“天”，（《顺命》）实际上就是道家的“道”或“一”和“玄”。可见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这是确实无疑的。
三、董仲舒思想与黄老之学
董仲舒思想以儒家为主，融合名法阴阳道，对先秦儒学加工改造，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黄老之学由老子发展而来，然而它与老子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黄老学者把超凡的“道”引向社会人事，道，不仅是物之所道，也是人之所由。《文子》说：“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故法制礼乐者，治之具也，非所以为治也。”董仲舒援道入儒，以阴阳五行为骨架，将天道与人事组合在一起，构成其天人理论体系。“察天人之分，观道命之异……人道者，人之所由。”（《天地阴阳》）在这个体系中，“天”是最高的主宰，它是万物之祖，“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效义》）
“天”是由天地人阴阳五行十因素构成，“凡十端而毕，天之数也。”（《官制象天》）十端组合成四时、五行的运动体系，“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制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相生》）天通过五行生克的次序，显示其运动的功能，这就是天道。而五行的次序与人间的伦常政治和社会制度相配合，四时有四政，木火土金水五行有仁义礼智信五行。“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四时之副》）天人相通、圣人法天而立道，故董仲舒说：“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本传）
道是适于治的必由之路，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离合根》）人主法天之行，是“其法取象于天，故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天地之行》）法天之行，也就是人主“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实行无为之治道。人主“内深藏”，“外博观”，而不自劳于事，做到“足不自动”，“口不自言”，“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离合根》）这种主逸臣劳，就是黄老之学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
黄老之学与老子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文子》说：“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自然》）无不是不作为，而是不以主观成见和好恶而害道，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立功，推自然之势，“所谓无为者，不先物动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道原》）文子认为，无为而治的“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任下，责成而不劳。”（《自然》）董仲舒的“为人君者，居无位之位，行不言之教，”即本于此。他认为，人君无为，不是不理朝政，放任臣下，而是人君执一处静，无需每事亲躬，是以君臣分职而治，各敬其事。不同的一点是“功出于臣，名归于君也”。（《保位权》）“行不言之教”，也不是不讲话，不号令，而是“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因为“有声必有响，有形必有影”，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这种声响相应，形影随合，“■名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行，罚不虚出”的“自然致力之术”，（《保位权》）也就是黄老之学的“循名责实”的“王术”。《文子》说：“无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并应无穷。故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其穷不远也。夫人君不出户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君不自劳，使臣下“各守其职，不得相干”，“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下德》）“循名责实，使自有司……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考。”（《上仁》）此亦董仲舒所谓“建治之术”也。
四、天下变道也不变与不变故易常
人们常认为，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是形而上学，是为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这种断章取义的评论，对董仲舒是很不公正的。董仲舒此话是在回答汉武帝册问：“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董仲舒认为，“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三代圣王，因循继统，从容中道，王道条贵，故不言其所损益，因此说“天不变，道也不变”。三代之后，情况不同，夏桀殷纣，逆天暴物，殷之继夏，周之继殷，是继乱世而治，天命改变了，王道也要变化。他对上述两种不同情况的结论：“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三代所守道一，故天不变道也不变，圣王继乱世，则“扫除其迹而悉去之”，今汉继秦后，“如朽木粪墙”，必解而更张之，必变而更化之。董仲舒认为，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并征引“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汉武帝“退而更化”，其更化方案是“宜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以上见本传）
“更化”是董仲舒独特的思想，不变之道只有通过更化“变”取得，这与黄老之学变中求不变是一致的。《黄帝四经》说：“夫天地之道，寒热燥湿，不能并立；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若夫人事则无常，过极失当，变故易常，德则无有，措刑不当。”（《姓争》）人事是变化不定的，在处理其事务时，擅自改变一贯的制度和政策，德教就无收获，刑罚也会不当，因此要不变故易常。《文子》则从另一方面说：“善治国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下德》）“不变其故，不易其常，天下听令，如草从风。”（《精诚》）董仲舒引临渊羡鱼，退而织网时，称“古人有言”，这个古人，就是文子。可见董仲舒熟知黄老之学。他称引文子，要汉武帝更化，以求三代相受而守一道的不变之道，“复修教化而崇起之”，这也是他不同于黄老之学，而尊儒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