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重论文,过程中论文,变动论文,劳动报酬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经济规模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也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国民收入分配状况却持续恶化，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上升到目前的0.48，收入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是多次分配制度整体作用的结果，但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主要功能是弥合收入差距，因而，我国收入差距扩大从根本上讲是由初次收入分配不合理引起的，要透彻理解、根本改善我国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还要从初次收入分配着手。
初次收入分配问题涉及面广，包括居民个人、企业、社会和国家多种主体和层次。各主体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主张和诉求，不存在简单的、一蹴而就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径，只能寻找到一个有力的切入点，通过相互协调的改革循序渐进地进行。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劳动报酬比重)是当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劳动与资本要素分配不合理则成为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和宏观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究中国劳动报酬比重长期变化的基本性质、特征与趋势尤其必要。而要透彻理解该问题，则需要透过国际视野，观察并比较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规律。比较分析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特征和类型，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当前初次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性质，更透彻地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可能的改革路径。
一、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基本事实
国外早期的研究表明，英国和美国工业化过程(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保持着长期的相对稳定性，这被卡尔多归纳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征事实”。但问题是，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这种相对稳定性是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的一般规律，还是英美等国的特例？要解答该问题，就需要我们观察更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情况。有鉴于此，本文收集了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中国台湾、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劳动报酬比重数据，以此来深入探析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的类型与特征。
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必须注意数据的可比性问题。一方面，不同国家同一经济变量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统计口径，我们需要考虑各国经济变量内涵和统计口径的差异，并采用一定的方法将这种影响剔除，从而明晰各国经济数据的真实差异。具体到劳动报酬比重，发达国家的数据相对丰富和详实，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报酬数据则相对贫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有关国民收入统计账户核算的往往是其雇员部门的劳动者报酬，不包括自雇者的劳动收入。这种统计方式将严重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报酬比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报酬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①。
另一方面，许多经济现象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必须重视阶段性对应问题，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亦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级阶段转变的过程，当前仍然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因此，在比较初次收入分配格局问题时，应该观察中外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情况的异同，而非简单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劳动报酬比重的现状。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晰、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基本性质与问题。有鉴于此，论文多方收集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包括自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比重数据，进而研究了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的规律。
(一)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长期保持较高水平
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甚至工业化之前劳动报酬比重就较高，在工业化过程中，尽管人均收入、人均资本和人口城乡分布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劳动报酬比重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且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如表1所示，1850-1920年是美国的高速工业化与城镇化阶段，其城镇化率从1850年的15.3%迅速增长到1920年的51.2%，增长了2倍多；人均GDP从1850年的1885元(国际元)迅速增长到1920年的5536元，增长了1.9倍；资本积累也快速增长，投资率从1850年的13%上升到1900年的30%，增长了1.3倍。但令人吃惊的是，美国劳动报酬比重却一直相当稳定，仅在73.9%～78.7%之间轻微波动，既不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又不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属于典型的高水平长期稳定型波动模式。
(二)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上升
一些晚于欧美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劳动报酬比重呈现另外一种波动情况，即随着工业化不断深入，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上升。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劳动报酬比重从低水平快速上升到高水平，如韩国；还有的国家和地区劳动报酬比重从中等水平逐渐上升到更高层次，如日本和加拿大等。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化，快速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如表2所示，1955-1993年间，韩国人均GDP从1054元(国际元)上升到10280元，非农就业从28%上升到82%，城镇化率则从24.4%上升到78.3%。与此同时，韩国的劳动报酬比重也从30.1%快速增长到60.6%，增长幅度达到100%。
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在工业化初期劳动报酬比重处于中等水平，在工业化过程中则稳步上升。如表3所示，20世纪初以来，日本城镇化率1920年为18.1%，飞速上升到1960年的63.5%，40年间上升了2.5倍，其人均GDP和投资率也普遍增长了2倍。同期，日本的劳动报酬比重呈缓慢上升的趋势，1915年日本劳动报酬比重为55.0%，到1960年该比重上升为67.1%，上升幅度达到22%。与日本类似，加拿大劳动报酬比重也从20世纪初的49%逐渐上升到1970年的60%以上。
(三)中国和拉美等国：劳动报酬比重低水平稳定
如表4所示，在1978-201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381元(国际元)增长到7518元，增长了19倍，与1955-1993年间的韩国大致相当，远高于日本3倍和美国2倍的增长；非农就业的比例从30%上升到63.3%，增长超过1倍；城镇化率则从17.92%上升到49.95%，与1860-1910年间美国城镇化率的变化情况接近。这表明除了变化速度不同，中国诸多经济变量与其他国家的趋势一致。但与经济增长、城镇化的巨大变化相比，1978-2010年间中国劳动报酬比重长期相对稳定，平均为42%，最高不过45.7%。这表明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一直较低，保持着低水平上的长期相对稳定性。
拉美国家劳动报酬比重与中国一样也在低水平保持稳定。20世纪7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雇员部门劳动报酬比重保持着相对稳定性，集中在39%～44%之间，而中国1980-2003年间雇员部门劳动报酬比重在36%～42%波动，也就是说，拉丁美洲雇员部门劳动报酬比重高出中国2～3个百分点。考虑到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比重高于拉丁美洲国家，中国与拉美国家总劳动报酬比重可能大致相当。另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雇员劳动报酬比重轻微下降，从平均42%～44%下降到39%～40%，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似乎也出现了收敛态势，而且是一种向低水平收敛(约为40%)的趋势②。
二、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波动的初步结论和主要特征
通过调整中国自雇者的劳动报酬，采用口径一致的国际劳动报酬比重数据，论文研究发现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没有统一的波动形式，而是表现出多样化特征，有的国家长期在高水平上相对稳定，有的国家则趋于上升，还有的国家长期在较低水平上相对稳定。同时，研究还发现，劳动报酬比重波动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并且与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社会政策有一定的关联。
(一)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模式并不是唯一的
工业化过程(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并没有统一的波动形式，既不像卡尔多归纳的那样表现出一种长期相对稳定的状态，也不像李稻葵指出的那样呈“U”型波动，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波动特征和类型。总体上来说，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的波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劳动报酬比重长期在高水平上相对稳定，如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长期维持在76%～79%，异常稳定。第二种类型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上升，但不同国家的上升幅度有所区别。韩国劳动报酬比重迅速从30%上升到60%，增长接近1倍，且在工业化过程中一直呈上升趋势；日本和加拿大在工业化初期劳动报酬处于中等水平，工业化过程中缓慢上升到较高层次。第三种类型则是以中国和一些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劳动报酬长期低水平稳定型，其劳动报酬比重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偏低，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上升而提高。
(二)工业化国家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具有一定的阶段性
李嘉图曾指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劳动和土地的分配状况存在差异，该观点在工业化国家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过程中得到了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除了美国，工业化国家劳动报酬比重普遍并不高，如韩国工业化初期劳动报酬比重仅为30%，英国约为40%，日本、加拿大约为50%，德国、法国也不超过50%；但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工业化国家的劳动报酬比重将趋于上升，到20世纪后期，工业化国家的劳动报酬比重普遍接近或者超过70%。
也就是说，不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劳动报酬比重是高还是低，如果想要顺利实现工业化、迈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就需要推动劳动报酬比重上升到较高水平，并保持相对稳定。而从一个反例来看，那些未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如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其劳动报酬比重普遍维持在较低水平，即经济发展过程并未能使其劳动报酬比重上升，从而最终出现了经济增长陷阱和劳动报酬比重低水平徘徊的双重困境。
劳动报酬比重的阶段性变动与就业模式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工业化早期和中期，就业模式转变导致雇员部门劳动报酬比重呈上升趋势。传统农业和农村就业模式下，雇员部门劳动者数量占总体劳动者的比重较低，导致雇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工业化推动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增长，传统就业模式逐渐被非农和城镇雇佣就业模式取代，雇员部门劳动报酬迅速上升。另外，随着经济发展，职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蓝领工人比重下降，白领工人比重上升)，这种变化反映到劳动报酬比重上就是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薪水占国民收入比重则逐渐上升，进而引起总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1856年，英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43.5%，之后呈下降趋势，到1973年下降到34.4%，下降了9.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薪水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逐渐上升，1856年，该国管理阶层(白领劳动者)的薪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6.9%，到1924年便上升到17.3%，到1973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6.5%，比1856年上升近20个百分点。这种劳动报酬结构的变动进一步导致英国劳动报酬比重从1913年的56%逐渐上升到1973年的72.8%。
(三)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存在关联
经济发展模式对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有影响，但两者的关系比较复杂，并不是说某种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劳动报酬比重的提高，而其他模式则不利于劳动报酬比重的上升。美国实行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通过自由竞争和私有化产权的制度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日本、韩国则属于“东亚模式”，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采用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实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有机结合，进而实现了工业化。“北欧模式”则以充分就业与社会平等为发展目标，是一种福利主义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上述国家都顺利实现了工业化，其劳动报酬比重都逐渐向较高水平靠拢。
这些模式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不同模式下的工业化国家都非常注重创新、科研和人力资本投资。美国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远远走在世界前列，其人力资本投资和使用效率非常高。“东亚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注重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科研投入。同时，不同模式国家都发展了现代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虽然不同国家存在着社会福利模式的差异，但发达国家公共社会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都非常高。
与上述成功模式相比，“拉美模式”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拉美国家的增长过程过度依赖外资，试图通过资本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因而，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了国际收支账户的巨额赤字，并在20世纪80年代陷入了债务危机。国外投资摧毁了本国的工业企业，并往往采取相对苛刻的雇佣政策，外资部门的劳动报酬比重较低。另外，拉美模式下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科研投入明显低于“东亚模式”，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不成功。这些都成为拉美国家劳动报酬比重长期低水平徘徊的重要因素。
(四)经济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政策对劳动报酬比重影响较大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政府注重收入分配问题，并采取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将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产生较大影响，一个案例就是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措施，如引入最低工资制度、创建国民年金计划、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收入调节税、加强人才培训、立法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等。在该计划的推动下，1960-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达到2倍。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等劳动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是其劳动报酬比重上升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开始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通过雇主和雇员定期缴款来应对劳动者因年老、疾病等带来的风险。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福利国家的兴起，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缴款已经成为劳动者报酬的重要来源。以英国为例，在1873年以前，英国雇主社会保险缴款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可忽略不计，到1890年，该比重逐渐上升到1%，并呈持续上升趋势。特别是1951年以后，随着经济和福利国家的迅速发展，英国雇主社会保险缴款比例迅速提高，到1973年已经占国民收入的6.6%，明显超过了自雇者的劳动报酬及其比重，成为劳动报酬比重提高的重要原因。
与发达国家相比，拉美国家一方面对收入分配政策不够重视，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政策本身不合理，极大地影响了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出现了劳动报酬比重偏低，而且出现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居高不下的状况。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整收入分配，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采用社会保障税(费)的形式，其税(费)率普遍达到工资的10%～20%。与此相反，拉丁美洲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完善，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拉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其社会保障覆盖面普遍下降；同时，拉丁美洲社会养老保险往往是雇员缴费率高，雇主缴费率低，甚至不用缴费。另外，拉美国家的税收水平较低、所得税规模小、社会保障逃税(费)现象严重。上述情况都表明拉美的社会保障政策体系和税收政策体系等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劳动者报酬的提高。
三、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低水平稳定的原因探析
从国际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劳动报酬比重并未像一些工业化国家曾经经历的那样，在工业化中后期开始趋于上升，而是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稳定。导致这种低水平稳定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结构性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特征，粗放型、资本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过于灵活而安全性不足的劳动力市场结构等。
(一)中国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转变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快速的工业化阶段，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是该阶段的基本特征，而恰恰是第二、三产业劳动报酬比重偏低，进而导致中国劳动报酬比重难以提高。从国际比较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第二、三产业劳动报酬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就工业部门雇员劳动报酬比重而言，中国在1980-1995年间有一个上升过程，从27.8%上升到41.0%，之后却有所下降，2002年为38.8%，2004年更是降至35%。2000年，中国工业部门雇员劳动报酬比重比德国低32个百分点，比美国和英国低20个百分点左右，比加拿大和韩国低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后期工业产值比重相对下降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产值比例一直较高，并没有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因而工业部门雇员劳动报酬比重水平低是中国总劳动报酬比重长期处于低水平的重要原因。
再从第三产业雇员劳动报酬比重来看，中国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002年，中国第三产业雇员劳动报酬比重比德国低19个百分点，比英国低2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三产业内部并不是所有行业的劳动报酬比重都低于发达国家，如中国政府机关和社会服务部门的劳动报酬比重并不低，甚至还稍微高于部分发达国家，而邮电运输业、商业和房地产服务业劳动报酬比重却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加上这几个行业的产值比重相对较高，中国第三产业劳动报酬比重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进而总劳动报酬比重明显偏低。
(二)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特征
虽然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体制也完全实现了从行政指令到市场配置的转轨。相反，当前中国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表明中国还未能建立市场化的工资决定机制。计划经济下，工资主要是由相关部门的行政指令确定的，工资的调整与变动也由这些部门来决定。在当时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收入分配中的计划属性仍然残留，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功能，有利于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远远没有形成。
同时，我国二元经济的阶段性特点导致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较低且增长较慢。在二元经济阶段，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并不由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而是由农业劳动者的农业就业收入决定，因为一旦非农部门的工资高于农业就业的收入，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会持续转移到城镇非农部门。如农民工工资直到2002年还维持在600元左右，增长非常缓慢；而在1978-2003年间，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年均达到6.2%，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未能带来工资的同步上涨。2003年以来，尽管农民工月工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从700多元涨到2000元，但仍然低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尤其是广大中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是造成劳动报酬比重低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粗放型、资本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不断深化。2000年以来，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每年都超过20%，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性投资(包括扩大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之一，但同时导致我国形成了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数量等推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而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成为我国劳动报酬比重长期偏低的重要原因。
图1：中国劳动报酬比重与劳动生产率关系图
资本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了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报酬比重提升。图1表明中国日益向资本扩张型的经济方式转变。1997年以前，中国的技术进步以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为主，之后中国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资本投入。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中国出口贸易中资本品比重迅速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贸易依存度持续上升，2007年达到70%，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中国资本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80年为4.7%，到2007年则高达47.4%，上升超过9倍，资本品出口比例迅速提高必然要求大量资本投资，新机器和新设备的投资遂成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源泉，进而导致劳动者从劳动生产率提高中获得的回报相对减少。
而且，经济发展中的大量跨国投资(1978-2010年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了9000亿美元)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强化了资本的流动性特征，加强了资方的劳动谈判能力，进而劳动者的弱势地位被固化。另一方面，在GDP绩效目标考核之下，地方政府普遍为引进更多外资而展开激烈的竞争，甚至导致劳动力市场陷入“竞次均衡”的不良状态，这个过程明显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强势地位，推动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向有利于资本、不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贸出口迅速增加，其中增长的绝大部分来自沿海发达地区，而正是在同期，沿海地区的劳动报酬比重加速下降。
(四)灵活有余、安全不足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世界各国都试图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而中国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过于灵活，安全性明显不足，社会保障，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等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力逐渐从农村就业向城镇就业转移，而城镇就业中的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就业(正规就业)规模逐渐下降，而其他类型就业，特别是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比例迅速上升。非正规部门就业者人力资本积累较少、就业竞争力较低，不仅劳动工资不高，而且往往未被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覆盖。这样，非正规部门劳动者丧失了本来应该属于自身劳动报酬的社会保险缴费(大部分由雇主提供)，进而出现劳动者报酬难以持续上升的局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粗略计算来分析社会保险体系对我国劳动报酬比重的影响。2007年，我国城镇从业人员共计2.94亿人，其中1.42亿人没有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而这些人又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如果按照农民工人均1200元的工资来表示非正规部门的平均收入，依据社会平均工资的30%(养老保险费20%，医疗保险费6%，其他4%)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则企业需要为工人缴纳6150亿元社会保险费，即未被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覆盖的城镇就业者的劳动报酬将增长6150亿元，这可以使当年劳动报酬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国际比较，本文发现工业化过程中各国劳动报酬比重波动模式并不相同，而是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水平稳定型类型，以韩国为代表的快速上升型，以日本和加拿大为代表的稳步上升型，和以中国和部分拉美国家为代表的低水平稳定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去的100多年中，那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劳动报酬比重要么高水平稳定，要么逐渐上升，最终在高水平上趋于收敛；那些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拉美国家)和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中国、印度)劳动报酬比重则长期处于低水平稳定状态，并可能在低水平上收敛。
劳动报酬比重长期低水平稳定可能与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境和问题存在内在关联，即劳动报酬比重长期低水平稳定导致国民消费需求不振，进而导致经济发展中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与劳动报酬比重长期低水平稳定很可能互为因果。中国20世纪末就已经进入工业化中级阶段，而沿海发达地区当前已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令人担忧的是，沿海地区劳动报酬比重不仅低于其工业化中期时的水平，而且普遍低于处于工业化初级或中级阶段的中西部地区，有陷入“拉美陷阱”之虞。沿海地区劳动报酬比重长期低水平稳定是导致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重要原因，并很有可能成为阻碍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从当前发达国家劳动报酬比重与其几十年前大致相当的情况来看，中国既不能指望工业化结束之后劳动报酬比重会自动提升，也不能指望通过简单的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劳动报酬比重自然提升。
因而，加快提高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势在必行。首先，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并非效率与公平孰为优先的问题，而是既缺乏效率，又缺乏公平。但该结果并不意味着市场失败，反而说明市场机制未能在初次分配中起基础性配置作用。因而，当前需要政府放松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打破行政和行业垄断，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对资源和产出的基础性配置功能。其次，中国劳动报酬比重长期较低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体制转轨的特征密切相关，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否则将可能使劳动报酬偏低的状况仍然持续一段时间。这就要求政府改革目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体系，构建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环境，确保城乡劳动者更充分、更有效地享受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再次，初次收入分配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单一的经济社会政策难以有效而持续地提高劳动者报酬及其比重。必须整合各种政策资源，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劳动者友好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不断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和税收制度，多管齐下，构建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长效机制和协同机制。
注释：
①戈林对各国自雇者的劳动报酬进行了调整，发展中国家劳动报酬比重明显提升，由此世界各国的劳动报酬比重集中于60%～85%(Gollin，2002：468～472)。
②虽然总体上说，拉丁美洲地区雇员劳动报酬比重比中国稍高，但也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如墨西哥的劳动报酬比重在1975-1982年间为35%～40%，1983-1997年间为30%～35%之间，比中国稍低(Dowam，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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