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学中论文,方法论文,子证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1)01-0085-10
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清儒考证经、史首先从音韵、训诂入手，重视字的音形义，重视名物制度的考释，重视三代史实的考辨。清代考据学在方法上不但重视本证，还特别重视他证和旁证。而对于六经来讲，只有先秦子书与其时代相当，也惟有其时代相当，因此子书在字的音形义上，在所涉及的名物制度上，在所记载的史实上，与六经中的内容有更多可以相互比照的地方。正是由于先秦子书与六经有许多这样的关联之处，所以清儒在治汉学时特别重视运用以子证经、史的方法。正如罗焌所说：“以古诸子书，关联经传，可以佐证事实，可以校订脱讹，可以旁通音训。故乾嘉以还学者，皆留意子书，用为治经之功。”（注：罗焌《诸子学述》，岳麓出版社1995年版。）
一、考据方法的完善
清代考据学非常重视博学兼采，无论吴派、皖派，还是扬州学派，在治学时虽然侧重不同，但是都兼及经史子集。考据学的先驱顾炎武便主张博学于文，多学而识。他对诸子百家学就颇为重视，他说：“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注：《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立言不为一时》。）顾炎武对能立一家之言的先秦子书颇为欣赏，并特别强调立言的重要，他说：“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注：《日知录》卷一九《著书之难》，《立言不为一时》。）乾嘉学者更是以博学为先。如惠栋，博览群书，“著书之暇，取诸子百家凡象纬、舆地、六书、训诂、方言、风俗、姓氏、谱牒、金石文字、算术、历律之学有足翼经传、发明注疏者，随笔摘记，莫不穷源竟委，曲证旁通，以为后学津梁。”（注：惠栋《松崖笔记》翁广平序。）乾嘉学者大都主张博学通贯，多闻多识，对诸子百家的涉猎即是其中之一。这种博涉兼采的学风是明末以来古学风气的继续和发展，当然，乾嘉学者的博学兼采与明清之际的博学风气已经有所区别，如果说明清之际多注重思想的融会贯通，那么乾嘉时期更注重方法上的广泛涉猎。具体在涉及先秦诸子时，明清之际多张扬“经子平等”、“各周于用”（注：傅山反对儒学独尊，更反对将诸子学说斥为异端，他说：“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弊可知。”见《霜红龛集》卷三八。李贽认为诸子学说“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而且“各周于用，总足办事”。见《焚书·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等具有理性批判的思想，而乾嘉时期对诸子的涉猎则主要表现为在以子证经中的运用。
乾嘉考据学还特别重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凡立一义，必广征博引，而且以古为尚。求证时不但要有本证，而且注重他证或旁证。顾炎武在《音论》中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自他书也。”（注：《音论》，见《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炎武所开创的这种研究法为后世乾嘉诸儒所继承。王引之论钱大昕时说：“古之治经与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数，证之诸子、传记以发其旨。自讲章时艺盛行，兹学不传久矣。国初诸儒起而振之，若昆山顾氏、宣城梅氏、太原阎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学皆实事求是。”（注：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四《詹事府少詹事钱先生神道碑铭》。）正如王引之所言，清代考据学家在研治经史时，莫不博求广证，“证之诸子”，“以发其旨”。焦循也大力提倡考据学以诸经为宗，博引诸子百家等各种学说为旁证，他说：“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注：焦循《雕菰楼集》卷八《辨学》。）在考据学这种博征庞引方法的指导下，先秦诸子以其时代与六经的相近而倍受关注。
治学兼及诸子百家，并不是清儒独有的特色，历代大学者多有此称。而且利用先秦诸子考证经、史的做法，也并非肇始于清代考据学。但用清代考据学形成以前，以子证经史并没有成为一种系统的考证法，而且利用者也不广泛。清代则不同，从清初顾炎武到清末俞樾，清儒在考证经史中都非常注重利用先秦诸子材料。以至于清末学者明确提出了“以子证经”的方法。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读子为通经。”并自注：“以子证经，汉王仲任已发此义。”又进一步说：“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注：《輶轩语》一，见《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藏书家叶德辉在总结证经的方法时说“经有六证”，其中之一便是“以子证经”。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以子证经，诸子皆六艺之支流，其学多于七十子。周秦两汉九流分驰，诸儒往往摭其书之遗言，以发明诸经之古学。今试举其书论之……《韩非子》、《淮南子》为《春秋左氏》义，《白虎通德论》为《春秋》礼义，《荀子》、蔡邕《独断》为《礼》义。此其彰明较著者。至《墨子》有《古尚书》、有《百国春秋》，《管子》有《周礼》遗法，《淮南子》有九师《易》义，是又在读者善为沟通，而无用其比较已。”（注：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八册，“经术类”，“经有六证”。）张之洞、叶德辉的总结可以说是清儒考证方法的直接提炼。
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方法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缘起，即求六经之本旨。清儒以恢复六经之本原为务，而要求得孔孟真解，就必须剔除前人的妄解与附会。先是弃明而复宋、唐，接着又越唐、宋而求之于汉、魏，后来又进一步，而求之于先秦。可以说，清儒在解经中选取材料的倾向是以古为尚的，正如胡承珙所言：“以秦人而视三代，犹邑人也；以汉视秦，则州人矣，然则较唐宋以后，不啻其在数千里之外者，则州人犹为近之。是故篇章大义，风喻微言，《传》之于《经》，《笺》之于《传》，离合之间，同异之际，求而不得当，则证之他经，又不得则证之以秦汉古书，往往有晻然合符、涣然冰释者。”（注：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三《答陈硕甫明经书》。）又如俞樾说：“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注：《诸子平议·序》。）在这种追求本原的观念下，清儒以恢复古训、古音为务，而要求得古训、古音，单单利用经传本身是不够的。先秦子书与六经在形成的时间上最为接近，在所涉及的内容上也多有关联。所以，清儒在利用经传的本证之余，特别重视使用以子证经、史的旁证法。
二、子与经、史
先秦诸子与六经、三代历史的密切关联是清儒进行以子证经、史的前提和基础。诸子与六经主要两个方面的联系：其一，诸子百家多称述六经。《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注：《庄子·天下篇》。）比如《荀子》，兼通六艺，尤其长于《诗》、《礼》、《春秋》，书中引用六经，处处可见。又如《墨子》，其学与儒家并称显学，而且对儒家多有攻击，其中引用《诗》、《书》以证明其学说的地方也非常多。除了诸子引用六经以外，也有不少子书的内容被纳入经书。如，道家伊尹所作之《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都编入《商书》。墨家尹佚所作的《洛诰》则编入《周书》。荀子所作的《礼论》、《劝学》、《宥坐》则载入《大戴礼记》等。正如江瑔所言：“子中有经，经中亦有子。”（注：江瑔：《读子卮言》，第三章“论诸子与经史集相通”，商务出版社1928年版。）其二，诸子思想与六经主旨多有相辅相成之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注：《汉书·艺文志》。）诸子乃六经之羽翼的观念在两汉以后非常普遍。明末人胡应麟说：“百家之学，亡弗本于经也。”（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清初黄宗羲也说：“古今诸子百家，言人人殊，亦必依傍圣门之一知半解而后得成说，何曾出此范围。”（注：《南雷文定》卷七《孟子师说》。）章学诚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他说：“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老子》说本阴阳，《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邹衍侈谈天地，关尹推衍无行，《书》教也。纵横辞命，出使专对，《诗》教也。管、商法制，义存政典，《礼》教也。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其他杨、墨之言，孙、吴之术，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注：《文史通义》诗教上。）在章学诚看来，诸子九流的主旨都可归于六经之说。这种诸子合乎经义的观念，也为清儒援用子书求证经义提供了可能。清末考据学家俞樾也说：“圣人之道，具在六经，而周秦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故读《庄子·人世间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即抴之假字，谓牵引也，而《诗·七月篇》‘以伐远扬，掎彼女桑’之义见矣。读《管子·大匡篇》曰：‘臣禄齐国之政’，而知《尚书》今文家说大麓，古有此说。读《商子·禁使篇》曰：‘驺虞以乡监’，而知鲁、韩诗说以驺虞为掌鸟兽官，以古义也。读《吕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闭地，阳气且泄’，而知《月令》‘以固而闭，地气沮泄’之文，有夺误也。凡此之类，皆秦火以前，六经旧说，孤文只字，寻绎无穷。乌呼！西汉经师之绪论，已可宝贵，况又在其前欤？”（注：《诸子平议·序》。）俞樾是清末考据学大师，他的见解代表了清儒的共识。
至于子与史，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多言三代古史。史，作为书籍的一种独立分类，晚出于经、子。《汉书·艺文志》尚无史类，而将《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列六艺。先秦诸子或言三皇，或言五帝，或言春秋战国之事。而诸子书称述古史，“或以证成其学说，或仅论定其是非，不必如史书之标举岁时，详记本末”（注：罗焌《诸子学述》，第97页。）。所以，诸子书中所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往往与《左传》、《国语》的记载有不同，至于诸子书所言三代的传说古史与六经所言，更是大不相同。但是，诸子言史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作《史记》，便有不少地方征引诸子书以为确证，他还说：“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古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迁不但征引诸子，而且肯定诸子书所言事实与《春秋》无异。胡应麟继承了子史互见的思想，并直接提出“众说子也而实史”（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的说法，他在《史书占毕》中谈到三代历史时，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载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八《华阳博议》，卷十五《史学占毕》。）胡应麟明确指出，三代历史不但见于六经，而且互见于诸子。浙东史学大师章学诚对子与史的关系，也有不少精辟之见。他在六经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经、子、集皆与史相通，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为四种门户矣。”（注：《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因此，他不仅认为六经皆史，而且其他子书甚至文集，都可以作为史来对待。诸子不仅来源于史，而且“诸子之书，多周官之旧典”（注：《文史通义·外篇·立官有本》。）。“虽曰诸子家言，实亦史之流别。”（注：《章氏遗书·史考释例》。）章学诚在编修《史籍考》的类例中，还特别强调要选录子书，他说：“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如周官典法，多见于《管子》、《吕览》，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韩非》。”（注：《章氏遗书·论修史籍考要略》。）此外，他还说：“子部列有类家，而会要典故之书，其例实通于史。法家之有律令，兵家之有武备，说家之有闻见，谱录之有名数，是子部之通于史者什之九也。”（注：《章氏遗书·史考释例》。）章学诚这种诸子皆史的观念，与其六经皆史的提法一样，不仅对史学理论有新的贡献，而且对子书也有了新的认识。
三、以子证经
为了正确地解经、正经，考据学派提出与宋儒“自得”法完全不同的“诂经”法。诂经法非常重视文字的音韵训诂，认为舍此无他途。钱大昕说：“尝谓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四《臧玉林经义杂识序》，《经籍纂诂序》。）皖派大师戴震则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注：《戴东原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对考据学影响甚大的阮元也说：“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训诂之学，必自形声始。”（注：《揅经室集·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诗异文疏证序》。）考据学家一致认为，不能通晓字的古音，便不能通晓其义，而不懂字的意义，就无法正确理解言辞的义理。顾炎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在这种“考文知音”精神的推动下，乾嘉考据学对《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前代训诂学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清儒在音韵训诂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与其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有关外，主要得益于比较科学的方法。重视诸子百家之言，以证音训，便是其中之一。顾炎武在《答李子德书》中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至于近日，锓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书，率臆径改，不复言其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此尤可叹者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以恢复古音为志，作《音学五书》，“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顾炎武认为先秦子书的音韵与三代古音因时代相近而颇可参考，他说：“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因此，他在考证三代古音时，除了使用六经的材料外，也广泛引用子书进行立论。如“《庄子》：‘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又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则古人读‘迎’为‘昂’之证也。”又如“《荀子》：‘肉腐出虫，鱼枯生蠹，怠慢妄身，祸灾乃作，疆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作’‘束’并去声，则古人读‘构’为‘故’之证也”（注：《顾亭林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顾炎武认为，反切之语在汉代以前就有。为了证明这个立论，他除了广引经书以外，又引子书为证，如“《列子》：‘杨朱南之沛’，《庄子》：‘杨子居南之沛’，‘子居’正切‘朱’字”（注：《音学五书》音论卷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顾炎武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在求证古音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种方法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他的另一部重要音韵学著作《唐韵正》中。如支韵中“移”，顾炎武认为其古音为“弋多”反切。他举子书进行证明：“《管子·侈靡篇》：‘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化，毁禾反），利静而不化，观其所出，从而移之。’《心术篇》：‘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任法篇》：‘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内业篇》：‘是故睈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而不移。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万苛。’《庄子·秋水篇》：‘物之生也，若聚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达生篇》：‘形静不亏，是谓能移。’《列子·黄帝篇》：‘吾与之虚而猗移，不知其谁何。’《吕氏春秋·下贤篇》：‘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六韬·文启篇》：‘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睈人守此而万物化。’《三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灵枢经·根结篇》：‘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阴阳之道，孰少孰多，阴道偶，阳道奇。’”（注：《唐韵正》卷二，见《音学五书》。）顾炎武为了证明“移”字的古音，通过引用大量先秦诸子的材料作为证据（当然还有《楚词》、《淮南子》、《说苑》、《史记》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其古音读为“弋多”反切。像这种援用子书以证音训的方法，在《唐韵正》中几乎处处可见。顾炎武之后的学者在作字音字义的“考古”时，进一步继承和发挥了这种以子证“经”的方法，并且取得前代无法比拟的重大成果。
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其“例言”中说：“经传楚词、子史百家可证《诗》韵者引之，亦不必多引，取证明而已。”（注：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江永在《古韵标准》中采取的办法是本证与旁证相结合，其中旁证主要是先秦诸子书的材料，如《鬻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以下略举一二：如“台本证：南山有台，韵莱、基、期。旁证：《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又如，“陂本证：彼泽之陂，韵菏、何、为、沱。旁证：《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注：《古韵标准》“平声第二部”，“平声第七部”。）江永这种经为本证、子为旁证的方法，与顾炎武《唐韵正》的论证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音韵方面，考据学家在训诂中，为了考证字词的古义，也莫不广引子书的材料以证其端绪。戴震在《尔雅文字考》的序言中说：“援《尔雅》以证《诗》、《书》，据《诗》、《书》以证《尔雅》。由是旁及先秦以上，凡古籍之存者，综核条贯；而又本之六书声音，确然于训诂之原，庶几可与是学。”（注：《戴东原集》卷三《尔雅文字考序》。）邵晋涵在《尔雅正义》的序言中也说：“今据《易》、《书》、《周官》、《仪礼》、《春秋三传》、《大小戴记》与夫周秦诸子、汉人撰著之书，遐稽约取，用与郭注相证明，俾知训词近正，原于制字之初，成于明备之世，久而不坠，远有端绪，六艺之文，曾无隔阂，所以广古训也。”（注：《尔雅正义》，《皇清经解》本卷五。）正如戴震、邵晋涵所说，清儒在治训诂时都是广泛征引经、史、子、集的材料，进行立论。但为了考求字的古义，经、史、子、集四者在做证的力度上，并不是等同的。一般来讲，六经与先秦诸子的产生时代，早于史书和文集，也正因为经、子的时间更与三代相符或相近，所以治小学者往往特别重视六经与先秦子书中的证据。至于六经，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训诂的主要对象和材料来源，而对于先秦诸子的重视则不够多。明末清初以后，考据学逐渐兴起，尤其是音韵学与训诂学发达起来。清儒治小学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除了立足于六经以外，更注重于先秦子书以及其他书籍。他们不仅援用子书的材料进行音韵训诂学研究，而且对众多子书进行训诂注释。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清儒对子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音韵训诂学的发达。
如《康熙字典》解释“船”，引子书之文如下：《庄子·渔父》：“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商君书·弱民》：“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牛马济，大川而无船楫也。”《韩非子·功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又：“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注：《康熙字典》。）与明代《字汇》、《正字通》相比，《康熙字典》对“船”字的解释颇为简明，但在揭示语源方面，《康熙字典》却高出一筹，其原因正在于它引用了先秦子书的材料。又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解释而、乃、尔、若与汝相通时，说：“汝，本作女。而、乃、尔、若四字不独训女，字亦皆通作女。《庄子·外物篇》：‘召而来。’释文云：而本作女。《洪范》：‘谋及女心。’《小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墨子·尚贤篇》引《诗》‘尔’作‘女’。《甘誓》：‘汝不共命。’《墨子·明鬼篇》引作‘若不共命’。盖四字以声转而变，其实犹一字耳。”（注：《小尔雅义证》。）胡承珙引《庄子》之文，证明“而”与“女”字相通。又用《墨子》保留古字较多的长处，以《墨子》所引《诗》中的句子，与传本《诗》中的句子两相对比，进一步确证“而”与“女”相通。这种利用子书的材料进行字义训诂的方法，在阮元的《经籍纂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等著作中比比皆是。
清儒除了援用子书进行音韵训诂学的研究以外，还充分利用子书进行经书的辨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阎若璩、毛奇龄等人对古文《尚书》的考辨。其实，早在汉代的王充就已经提出以子证经书之误的方法，他在《论衡·书解篇》中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事实。”（注：《论衡·书解篇》。）先秦子书多引六经之语，以张扬自己的学说；而先秦子书中引用的六经字句，恰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经书在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原貌。阎若璩在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尚书》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献，是儒家六经中最重要的一部。汉代出现了今、古文区别，到晋代又出现了伪古文的纠缠。宋代以来，朱熹等人开始辨古文《尚书》之伪，经吴澄、梅鹫等不少学者的努力，至清初已到了成熟阶段。阎若璩沉潜钻研三十余年，撰写了《古文尚书疏证》八卷，从多种角度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中，阎若璩运用最多就是利用先秦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据统计，先秦子书中引用《书》次数最多的是《墨子》，所引达47次，篇数也最多，达22篇；《孟子》38次，《荀子》22次，《韩非子》7次，《管子》6次，《庄子》3次，《尸子》1次，《吕氏春秋》14次。（注：见刘起釪《尚书学史》，第5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阎若璩利用这些子书中保留下来的《尚书》字句，论证古文《尚书》之伪。
如，引子书以证伪古文《尚书》之改窜误用。阎若璩说：“《荀子》所引《书》曰出《臣道篇》，其上文曰：‘故因其惧也而改其过，因其忧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谓焉。’即继以《书》曰：‘从明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此之谓也。’语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以当，而伪作《伊训》者乃改以为先王事，云：‘先王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语反浅近。”（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阎若璩又列举《墨子》、《淮南子》所引之文，断定古文《尚书》“皆改窜拆裂补缀成之，而不知其本文遗漏亦已多矣”（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他认为先秦子书虽然数次引用《尚书》的同样一句话，但由于依据的是《尚书》原本，因此尽管在字句上会略有不同，但是意思不会改变。而古文《尚书》由于是伪撰而成，所以同样的内容就会发生意义上的逆转。阎若璩举《墨子·非命篇》三次引用《仲虺之告》与古文《尚书》进行对比，他说：“《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厥师。’《下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失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六、第十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中充分利用《墨子》等子书的材料进行立论，他看重的就是先秦诸子“辞则甚古”的文献价值。
又如，以子书所引证明古文《尚书》不合史实之处。阎若璩举《墨子》引述汤之官刑，却被古文《尚书》袭用为商汤所作为例。《墨子》有引：“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注：《墨子·非乐》。）阎若璩认为，《墨子》所引“汤之官刑”，“虽未言其出于何时”，但与《左传》的记载进行比较，则“《墨子》所谓汤之官刑者，正作于商之叔世，其不为汤所制，明矣。”阎若璩进一步说：“伪作古文者不能参考《左氏》，止见《墨子》有‘汤之官刑’字，遂以为汤所制，而述于伊尹之口以训太甲，不知其时固未尝有此刑也。”（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
又如，阎若璩以子书保存下来的《尚书》原本字句为依据，证明古文《尚书》剿袭旧文之缺漏。以《泰誓》为例，阎若璩认为古文《尚书·泰誓篇》出于汉宣帝和出于汉武帝的说法都不正确。东汉马融开始怀疑其真伪，并列举《春秋》、《国语》、《孟子》、《荀子》、《礼记》的五条引文，说今文《尚书·泰誓篇》皆无此语。古文《尚书》出现后，《泰誓篇》则将马融所说的五条全部列入。阎若璩认为这一点不仅不能证明古文《尚书》之真，反而可知“其伪之愈不可掩矣”。阎若璩作出这个判断的有力依据，便是《墨子》所引《大誓》篇的字句。他说：“《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墨子又从而释之曰：‘此言见淫辟不以告者，其罪犹淫辟者也。’可谓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后孟子前，《诗》、《书》完好，未遭秦焰，且其书甚真非依托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余尝谓作伪书者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婉转可听，然自精心察之，未有不露出破绽来者，其此书之谓乎？”（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阎若璩甚至认为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万世心学之祖”的“危、微、精、一”十六字真经，完全是袭用《荀子》的缺漏之文。他说：“二十五篇之书，其最悖理者在太甲稽首与伊尹，其最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概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阎若璩不仅认为古文《尚书》的十六字真言是剿袭《荀子》之语，而且其上下句也是偷袭《荀子》之文。他说：“此十六字以上，如‘汝唯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荀子·君子篇》语也。十六字以下，‘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亦《荀子·正名篇》语也。其各各有依傍，而初非能自撰出者。”（注：《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六、第七、第三十一、第三十一。）为了进一步证明古文《尚书》十六字袭用《荀子》之言的可能，阎若璩又列举了诸葛亮用《淮南子》、《文子》用《老子》、《礼记》用《荀子》等旁证。总之，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论证古文《尚书》之伪，其许多结论立说确乎不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使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
四、以子证史
三代古史，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层的意义，或将其“经典化”，而视为圣王迭出的黄金时代，或认为道有升降势有因革，而成为托古改制的“制作之原”。尤其明清以来，经、史一体的观念逐渐强化，从明代的王阳明、李贽、胡应麟到清代的崔述、钱大昕、章学诚等人，无不主张六经皆史。因此，在明清考证经书的同时，亦有不少人兼治古史，如吴弘基的《史拾》、马骕的《绎史》、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李锴的《尚史》、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以及崔述的《考信录》等。治古史者莫不以追述三代的历史为己任，但由于缺乏准确系统的历史记载，尤其是经传子史的记载各弛己说，众说纷纭。或言三皇，或言五帝。即使都说尧舜的史迹，也各不相同，正如韩非所言：“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注：《韩非子·显学篇》。）所以，治古史者各有自己的取舍标准，或以经传为圭臬，或兼取诸子百家。在清代治古史的学者中，就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而讲，马骕的《绎史》和崔述的《考信录》可以说是其中两种派别的典型代表。马骕字骢御，号宛斯，山东邹平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任灵壁县知县，康熙十二年卒于官。马氏对于三代的历史最为熟悉，时人称为“马三代”。他所著《绎史》，“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叙事从传说中的远古到秦朝灭亡，共分为五部：一曰太古，讲述三皇五帝；二曰三代，讲述夏商西周；三曰春秋，讲述十二公时事；四曰战国，讲述春秋以后至秦亡事；五曰外录，纪天官地志、名物制度。马骕在自序中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际，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其内容选取，一改过去只是奉经传为圭臬的做法，而是“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子书如《鬻子》、《老子》、《列子》、《庄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商子》、《慎子》、《尹子》、《尹文子》、《公孙龙子》、《邓析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吴子》、《三略》、《司马法》等，都是取材对象，“或取其事，或收其文，或全录，或节抄”。马骕在使用诸子言史的材料时，并没有因其内容与经传不同而妄加舍弃。对于《鬼谷子》、《尉缭子》、《鹖冠子》等“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对于《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姑存一二”。对于《庄子》、《列子》中的寓言，也因其“事虽不信，文亦奇”，而略具弗遗。（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正如马骕所说：“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事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注：《绎史·征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不仅如此，马骕还专门为先秦诸子学术单独立目，如“老子道教”、“杨朱墨翟之言”、“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鹖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由此更可以看出，马骕对诸子百家史料性质的重视。马骕的《绎史》，与以前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和苏辙的《古史》相比，在材料选取的范围上是高出一筹的。他突破了以前谈三代古史必征信《春秋》三传、《国语》以及《战国策》的束缚，而是广泛搜集材料，尤其注重采纳诸子百家的记述。对于子书，马骕也不因其真伪错杂而随意舍弃。马骕这种以子证史的史学研究法，实际上蕴涵着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即诸子亦史。
早在司马迁撰《史记》时，就提出了“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说法，但在此以后，很少有人利用诸子百家语讲述三代古史。即使偶有采猎，也不大承认诸子言史的价值。明末清初以来，则有不少学者开始确认诸子亦史。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谈到诸子记载三代史迹时，说：“春秋、秦、汉杂传子书，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轶其二三。”（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胡应麟虽然推崇经传，但他已经明确指出诸子可证三代古史的史料价值，他说：“夫三代之书，其传于后世者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轶于上古者常多。至圣贤大节，未有不具于六经，而互见于子史者。”（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五《史书占毕》。）马骕的《绎史》广泛利用诸子记述以考辨三代历史，可以说是诸子亦史观念的直接体现。李清非常推崇《绎史》的这种取材法，称曰：“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还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子亦史”，他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或曰：以子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诸志史也，而错以经，小学经也，而错以子，故子亦史也……呜呼！以史为史易，以经为史难；以经为史易，以子为史难；以经为史、以子为史犹易，以笺传为史，以荟萃为史则尤难。”（注：李清：《绎史序》，见康熙九年刊本《绎史》。）李清“诸子亦史”的观念是对马骕《绎史》中以子证经的理论概括。
继马骕之后，李锴又以《绎史》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用纪传体编成《尚史》一书。此书“史迹联属，语意贯通”（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又，《尚史》从雍正八年到乾隆十年，用了十六年编成。）。与《绎史》同样采取以子证史的，还有陈厚耀的《春秋战国异辞》。此书以列国为目，分为周、鲁、晋、卫、郑、齐、秦、宋、楚、燕、陈、蔡、吴、田齐、魏、韩、赵、越等。陈氏在《凡例》中说：“学非博则不能约，春秋战国，学者童而习之，然诸子百家，言人人殊矣。公羊子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也。周秦作者叙述己事，指陈当代，固不可诬，即西京诸儒传闻有绪，非尽凿空臆说也。谨广辑之，以附孔门多闻多见之义。”（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陈厚耀本着“不辑其异，无以证其同”的宗旨，其取材也是在经史以外，博涉诸子百家异说，上自《老子》、《庄子》，下至《韩非子》、《吕氏春秋》，凡是“有足资异闻者，备录之”（注：《春秋战国异辞·凡例》。）。从广博方面来说，其书并不在《绎史》之下。《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书曰：“《异辞》以切实可据者为正文，而百家小说悠谬荒唐之论皆降一格，附于下，亦颇有体例。虽其间真赝杂糅，如《庄》、《列》之寓言，《亢仓子》之伪书，皆见采录，未免稍失裁断，而采摭浩繁，用力可称勤至。”（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总的来说，马骕、李锴、陈厚耀等人在研治先秦历史中充分利用了先秦诸子的材料，虽然裁断有失，但毕竟体现了一种新的史料观，即诸子亦史的观念。
崔述的《考信录》在对待诸子言史的态度上，与马骕、陈厚耀征信诸子的姿态截然不同，而是一种尊经驳子的方式。崔述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至于“《六经》之外，别无所谓道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崔述认为经史是一体的，他说：“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也。”（注：《洙泗考信录自序》。）又说：“夫经史者，自汉以后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注：《洙泗考信余录》。）但由于崔述过于尊信六经，以至于认为只有六经中的古史才是唯一可信的，他说：“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于经。”（注：《丰镐考信别录》。）又说：“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六艺’，是余之志也夫！”（注：《补上古考信录序》。）崔述认为凡是非儒家经典中的古史都是不可信的，“战国、秦、汉之书非但托言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诸子百家除了伪托之外，就连传述的一些东西也多为谬误。他又说：“然此古语犹闻见于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于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崔述断定：“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崔述考辨三代古史以六经为准，以经书里的记载来驳斥诸子百家的古史概念。他认为后世所传三代历史，大半是战国诸子因攻击儒家需要而进行的假托和伪造，主张信史起自尧、舜，尧舜以上便不可信了。他说：“《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当在战国以后。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于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注：《补上古考信录》卷上。）在崔述看来，杨、墨之称述黄帝以前之事只是为了张扬学说的一种寓言故事。崔述认为可信的古史当起自尧、舜，他说：“《考信录》何以始于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于唐、虞也？天下始乎唐、虞故也。”（注：《唐虞考信录自序》。）崔述认为诸子百家之所以能发明各种古史系统，主要是因为“易于伪托，无可考验”。至于伪托的动机则是或“叛尧舜”，或“诬尧舜”，或“称述太古以求加于尧舜”而已。(78)无可否认，诸子百家的古史系统确实有伪托之处，但是崔述这种因尊经而将诸子一概加以驳斥的做法，未免失于武断。正如胡适所说：“古史经过他的大刀阔斧的删削之后，仅仅剩下几十条最枯燥的经文了！”（注：胡适：《崔东壁遗书序》，见《崔东壁遗书》。）
经学与史学是考据学的话语中心，但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六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正如惠士奇所说：“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训，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八《惠先生士奇传》。）乾嘉诸儒使用这种以子证经、史的方法，在音韵、训诂以及经史的考证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而且，由于对子书的重视，引发了乾嘉时期对子书的全面整理和校勘，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感到有必要对子书的脱讹、伪误进行一番整理，如训诂、校勘和刊刻等；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作了进一步的考辨；又由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清儒对子书进行了辑佚。甚至，有些人对诸子思想作了新的评价，“其结果惹起了许多古书之复活。”（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史》，第27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收稿日期]2000-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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