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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1）02-0114-03
鲁迅是第一个使用“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概念对古小说加以分类的学者，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的标题即是“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中国古代的目录学，本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清末民初，新小说家又从西方引进了小说类型概念，鲁迅从两方面汲取营养，创造性地使用了“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的小说类型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古小说的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志怪小说”作为一个大的类型概念，它应该包含有若干子类。只有在进一步划分的基础上，研究才可能更加深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志怪小说”划分为三类：其一，“文士之传志怪”，包括曹丕《列异传》、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刘敬叔《异苑》、刘义庆《幽明录》、吴均《续齐谐记》等；其二，“释家之明因果”，如王琰《冥祥记》等；其三，“方士之行劝诱”，如王浮《神异记》、王嘉《拾遗记》等。鲁迅的划分依据是作者身份，所以在讨论作品时，首先关注的是作者的动机，如评“释氏辅教之书”说：“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至于方士，则“多作异记，以长生久视之道，网罗天下之逃苦空者”；而“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郭箴一《中国小说史》依仿鲁迅的做法，但将六朝志怪小说分为“文士之传志怪”和“佛教徙怎样利用鬼神朝志怪书”二类，删去了“方士之行劝诱”一类。
刘叶秋比较注重作品题材及表达方式的差异，并据此将魏晋志怪分为三种类型：“一，兼叙神仙鬼怪，不专谈某种宗教或方术，夹杂着零星琐碎没有故事性的记载，以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此类较多，题为魏文帝撰的《列异传》和题为晋陶潜撰的《搜神后记》，最与近似。二，兼叙山川、地理、异物、奇境、神话、杂事等，而着重宣扬神仙方术，以晋张华的《博物志》为代表，乃《山海经》系统的延续。三，专载神仙的传说，以人系事，体同纪传，以晋葛洪的《神仙传》为代表，乃汉刘向《列仙传》的摹仿和扩大。苻秦王嘉的《拾遗记》，为古代野史杂传之发展，尤具特色，自成类型。所以我认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小说，应该以《搜神记》、《博物志》和《拾遗记》为重点，尽先阅读，然后推及其他。”（注：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收入《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
刘叶秋的分法在古小说研究界得到较为广泛的赞同。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分志怪小说为三个子类：（1）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括地图》、《神异经》到晋张华的《博物志》等，属于这一类；（2）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汉武故事》、《列仙传》到晋葛洪的《神仙传》、苻秦王嘉的《拾遗记》等，属于这一类；（3 ）杂记体志怪小说：由汉人的《异闻记》到晋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等，属于这一类。其分类与刘叶秋一致。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为记怪类、博物类、神仙类：“记怪类”与李剑国所说的杂记体对应；“博物类”与李剑国所说的地理博物体对应；“神仙类”与李剑国说的杂史杂传体对应。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则以三个子类的代表作品标目，分别名之为“搜神”体、“博物”体、“拾遗”体，名目有异，实质则相同。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分志怪小说为“地理博物类”、“杂记体”、“野史杂传体”，与李剑国所立名目大体一致。
以《搜神记》、《博物志》、《拾遗记》为志怪小说三个子类的代表，在古小说研究界已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尽管对各子类的称谓互不相同。在这个前提下，深入探讨各子类的特点，揭示其魅力所在，便成为新的焦点。我们试考察一下对三个子类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方面的研究状况。
关于题材选择，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的概括较为简略，但比较中肯，其他学者的描述，有的详细一些，有的全面一些，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比如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认为：“从选材看，‘搜神’体广泛采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以《搜神记》为例，仙人法术、神灵感应、妖祥卜梦、物怪变化、鬼的生活、神话传说等等，无不涉及，其中又以仙、鬼、怪形象为核心。这与‘拾遗’体、‘博物’体颇有区别。”“‘博物’体志怪以‘异物’即远方珍异为主。《山海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山川道里物产及远国异民；《神异经》‘略于山川道里而详于异物’；《十洲记》热衷于向读者介绍道家的大丘灵阜、真仙神官、仙草灵药、甘液玉英、奇禽异兽；《博物志》以‘物’名书，堪称画龙点晴。”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说：“博物类志怪小说，与《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等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记怪’，而是兼有‘博物’（即对事物的博识多知）的特点。这种体例，在志怪小说中，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后继者不乏其书，构成志怪书的一种固定的类型。因其内容上又多有山川地理等神怪故事，明显受《山海经》的影响，故这类作品又称山川地理博物类。”“记仙人、异人故事的神仙类小说，是志怪小说中较为特殊的题材。它们专记仙境、仙品和仙人。……就小说的作者来说，他们都是方士，精通方术，迷恋仙道，作品就是他们‘自神其术’的反映。”
关于志怪小说三个子类的表现手法，古小说研究界的看法则不尽一致。例如“搜神”体，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具体分析《搜神记》时，“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指出了三个特点：“首先，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扩大了志怪小说的容量。《搜神记》虽仍是‘丛残小语’格局，但有些段目明显加长。……篇幅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情节的完整化和丰富化。”“其次，与前者相联系的是运用和加强种种表现手段来提高叙事的艺术性。这在较长的故事中尤为突出。具体说，一是叙事讲究条理章法，而且避免平铺直叙，有意起波澜，出周折。……二是加强对话描写，通过人物自身对话来显示情节和推进情节发展，而不是主要由作者用自己的话代为叙述。……三是对场面、人物动作等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四是在叙事中穿插诗歌。”“最后，一些段目开始注意加强人物形象的描写。”这样的分析，基本上是比照“文学概论”作出的，其他研究者，如侯忠义在《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中说《搜神记》“虽大都是‘丛残小语’式的片断记载，且非‘有意为小说’，但其中一部分优秀作品”，“情节丰富曲折；结构完整；注意使用对话和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采用了韵散相间的形式”，“显示了《搜神记》在志怪小说中的成熟和进步”。吴志达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中说“杂记体志怪小说，虽然多数作品也还没有脱离‘丛残小语’状态，情节简短，粗陈梗概而已，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描写已较细致，不仅叙述故事较完整，而且开始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形象的塑造”。相互之间，措词颇有异同，但都旨在用西方小说观念来剪裁和衡量中国的志怪小说。这样做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人类的精神结构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不过，也要承认，中国文学的某些精妙之处，用西方小说理论不足以做出中肯的阐释，在西方文化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时，尤其需要顾及中国传统中与之相异的思维方式和趣味。正是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试图对“搜神”体的艺术风格和艺术追求做出“另一种”论述。他认为：“‘搜神’体在写法上与正史的区别至为明显。北宋以前，正史的体裁主要分为三种：一为编年体，如《左传》；一为纪传体，如《史记》；一为国别体，如《国语》。其中，司马迁所开创的人物传记体尤为学者文人所青睐，两汉时即已蔚为壮观。……诸如刘向的《列女传》、《列士传》、《孝子传》，嵇康的《高士传》，均为广泛流传之作。它们的行文格局是，在记叙一人之事迹时，务求详备，首尾贯通，因此，尽管这类著述多因‘虚不可信’而被后人视为‘小说’，但其写法却严格遵循史家套路。‘搜神’体则不事完整和长度，一个片断，一幅素描，就足够了。这是标准的笔记小说的写法，所以它们多以‘记’为名。”“‘搜神’体为古代叙事模式的开拓所作的一个贡献是：它大量采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一个故事必须有一个讲述人。……中国的正史中，叙事者扮演了无所不在的第三人称目击者的角色，历史人物的一切言行（除了心中所想与‘密语’）他都了如指掌。但‘搜神’体作家放弃了这一特权。他们记述的是奇闻怪事，为了使读者相信，有必要提供一个见证人。于是，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应运而生。”“‘搜神’体所向往的风格是‘简淡’，雅饬”。“正史‘资治’，‘小说’‘消闲’，故正史讲求凝重，而‘小说’则务必淡雅。‘搜神’体臻于这一境界，因而成为志怪小说的正宗。”
对于“博物”体，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具体分析《博物志》时指出：“作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博物志》是受了《山海经》影响的。”“书中，地理博物知识及传说，占很大比重，昔人云：‘天地之高厚，日月之晦明，四方人物之不同，昆虫草木之淑妙者，无不备载。’（崔世节《博物志》跋，见《博物志校证》附录。）这一点很像《山海经》。”“《博物志》自然也有自己的特点，它虽多记地理博物，但并不限于山川动植、远国异民。一是记载了许多全无故事性的杂考杂说杂物，二是又记载了许多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的传说。本来地理博物体志怪的小说特征就不及杂记体来得鲜明，再加上这第一点，结果是博则博矣，但却大大削弱了它的小说性，丛脞芜杂，鸡零狗碎，几乎成了一盘大杂烩。”李剑国所谈的“小说特征”，实即五四以来流行的小说三要素：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艺术上的想象和虚构；这里主要是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博物志》这类作品当然不如《搜神记》一类作品。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持论有所不同。他从创作目的、体例、写法等方面探讨了“博物”体的特征。从创作目的看，“博物”体小说旨在满足读者对无垠的空间世界的神往之情。从体例看，“博物”体以方位的移换为依托。从写法看，“博物”体是从地理书发展来的，重在说明远方珍异的形状、性质、特征、成因、关系、功用等，意在使读者清楚明白地把握对象，所以，生动的描写较之曲折的叙事是更重要的。如与“搜神”体对比的话，可以这样说：“博物”体注重表达空间里的景象平列，“搜神”体注重展示时间上的情节延续，所以，就故事性而言，“博物”体是不能与“搜神”体一较长短的。它在志怪小说中并不占有主导地位。
对于“拾遗”体，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在具体分析《汉武故事》时，归纳了三个特点：第一，历史成分和幻想成分紧密结合。第二，围绕中心人物（武帝）、中心事件（求仙）组织材料，形成长篇结构，不同于一般志怪琐语丛言的格局，这样可以比较充分地展开描写，对后世传奇小说是有影响的。第三，它的文字工夫很好，笔触简洁而又雅致；它还运用了描写手段，摹景状物，渲染气氛，描写对话，都比较生动。在评介《拾遗记》时，又强调这部小说文字缛丽，铺彩错金，类似《汉武内传》、《十洲记》而词藻更为丰茂。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认为：“《拾遗记》的文字绮丽，辞藻丰茂，幻想奇特，有道家风彩。正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拾遗记》就点滴事实敷衍成篇的特点，颇有有意为小说的意思。王嘉似是自觉地进行小说创作。这种靡丽的文辞与夸诞的内容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使《拾遗记》在魏晋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直接影响了唐传奇的创作。”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举证较为全面：“这类志怪小说在艺术上比较成熟，结构相对完整，有的篇幅长至千余字。如《神仙传》中《壶公》、《张道陵》、《魏伯阳》诸篇，故事跌宕有致，引人入胜，想像丰富，富于变化，人物形象亦较鲜明；《拾遗记》中《申毒国道人》、《铸剑国工人》、《薛灵芸》、《翔风》等故事，都各有特色，写人事而志怪异，似野史杂传而又多民间传说或神话色彩。”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其主张与上述几位相近，但切入角度稍有不同，他强调“拾遗”体是杂传、“博物”体、“搜神”体三者在辞赋的藻饰之风濡染下结合而成的，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拾遗记》处于这一发展过程的顶点，其情调与古典诗相通，优美，精致，并不乏神秘、感伤气氛。他依然立足于从“中国特色”的角度理解“拾遗”体。
[收稿日期]200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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