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的深层结构与对外汉语教学_语义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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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语义的表层结构就是符合语法的义位序列。义位是有它的“音响形象”的,义位的“义”是人所共知的公设义。这种义位序列里的音响形象如果转换为音,就成为公设性的语言中的句子。语义的深层结构就是一段共时存在的有组织的思想。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语言去表达;但实际上思想中义位的标志却是各民族语词的音响形象,这就保证了一段思想能等值于一种民族语言的语义深层结构,从而能便捷地转换为这一民族语言的发音的表层结构。在深层结构里,义位、义丛、句义都在它们的公设义里增加了专化义,所以语义的深层结构是语言和言语的转换站,是公设义和专化义的交接站。深层结构的分析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

一 语义结构

(一)语言的深层结构指的就是深层的语义结构。贾彦德的《汉语语义学》(以后简称《汉义》)〔1 〕是一部功力深厚的书(我另有《书评》介绍,并提出了我的不同看法。见《中国语文》1995年第1 期。本文有些地方引用了《书评》里的话)。我读后受到很大启发;认识到“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只是一些起组织作用的框架;它们的“意义”,其实来自语言的另一种成分——“语义”。语义自成系统。语音系统、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都是用来为组织和表达语义服务的。语义是语言诸成分中的重头,应当重视“语义系统”的分析。

我所说的语素和语素结构模式是从实质上来陈述语法这个层次的。人类的语言结构其实都应当分为语音、语法、语义三个结构层次。“语义与语法、语音的情况不同,它是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在语言中的反映,是交际中说话人或作者思想的体现,语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没有语义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语言包括它的语音和语法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就根本不会存在了。”(《汉义》34页)当然,语法也不能凭空研究,我们研究语法的时候是会动用“语义”的,比方决定这个词和那个词、这个句子和那个句子是不是“同形异义”的等等。语音也不能凭空研究,比如我们在某一语言里发现像pa 和pha这一类能对比的音节都是同一个意义的可以互换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语言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是同值的。不过这里所动用的“意义”只是一种“差别意义”(differential meaning)。严格说,还不是“意义”本身。

(二)现在我们把《汉义》所陈述的关于语言结构的内容(主要见《汉义》17—19页,24—25页)综合为下面一个表:

“句义”之后,原书还有“言语作品义”。现在我把复句义、多句义都归入“句义”,所以表中省略了“言语作品义”。

“义位”大致相当于词典的“义项”,大体相当于思维中的“概念”。义位是语义层中由义素组成的、具有“可区别性”的、有标志的一种数目极大的单位。义丛和句义就是由这种单位组成的,所以义位实际成为语义的标志。语义要是无标志、无“可区别性”,就无法存在。我认为义位的标志就是词的“音响形象”(image acoustigue)。这就出现了一个易于使人困惑的复杂问题:义位究竟是怎样呈现在记忆里的?各民族语言的义位拿各民族语言的词的音响形象来标志,的确说明了“思维的民族性”,而且各民族语词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性也助长了思维的民族性。但这些考虑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面:由于人类具有相同的躯体组织,生活在同一个大自然环境里,具有同一的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具备了相同的发音器官来表达“意思”,这就保证了全人类语言里的“意思”具有普遍性,各民族语言之间保持了“可译性”〔2〕;所以人类语言的语词(义位)具有概念表达上的“同归性”,也就是说,语义有普遍因素。贾彦德说:“语义的普遍因素与语义的民族特点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总是通过千差万别的民族特点去把握普遍因素的,对普遍因素的认识提高了,对民族特点也看得更清楚了。”(《汉义》330页)比如“手”是人体都具有的,所以跟hand,pyka 在概念上同值;“山”是各处地貌都具有的,所以跟hill, mountain ;ropa在概念上同值;“太阳”和“月亮”是这个大自然环境中唯一的两个物体,所以sun,coлнцe,太阳,同指一个东西;moon,лyнa,月亮,同指一个东西。“吃”和“睡”是人类都有的行为,所以跟eaтb,sleep;ecть,cпaть在概念上同值;“大”和“小”的概念如果没有,制造石器时就会影响石头的选择,所以跟larage,Small; большой маленький在概念上同值。

“义素”是义位的组成成分,它虽然没有独立的语音形式,但有人类认识上的客观基础;并且可以利用义素的分析列出词义的义位结构式,而使计算机能理解词义,这些都可以说明义素不是主观的东西。

语法上的单纯词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它的义位就是这个词的语素义。复合词和派生词的义位不是由组成它们的语素的意义构成的,这些语素义只起揭示义位、或添加一些附加语义的作用,义位和语素义之间不是组合或分解的关系,所以上表只用虚点表示。

语言有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语音是物质方面,语义是精神方面。语素、词、词组、句,都是语音的具体表现,是语言的有形方面。精神方面的语义是语言的无形方面,是不能直接接触、直接观察到的;但从语素到句的功能就在于负荷语义、区别语义、组织语义,这样就使语言的无形方面变成可以接触、可以直接观察的东西了。但可以直接观察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这东西已经把底蕴都摊了开来,所以还得从“意义”的角度、用特定的方法去进一步分析。

二 语义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一)从理论上、从分析程序上说,从语素到句这一语法层,我们所分析的只是一些结构形式(比如:“句→名词组+动词组”等等),所以这个层次可以看成是一种“纯语言现象”。但是在事实上,拿一个说汉语的人来说,在记忆里就储存着大量的以词的形式出现的、具有音响形象的汉语义位,和它们的句法结构模式。没有这个,语言的无形方面和有形方面就无法沟通。一般把符合语法的具有音响形象的义位序列所显示的语义结构称为语义的表层结构。我们幼年学话时期所习得的,以及在学校里教师就课文所讲授的,不管他用不用语法术语,讲的都是语词、语句用法,都是属于“语言”的语义表层结构。

(二)人们学习语言,就是为了要利用它在实际生活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语言就变成言语。人们在言语形成之前,在大脑里必须先有一段思想(即“意思”)。日常生活中的谈话,如:“你在哪里?”“我在这里。”似乎不假思索,实际仍然有一段风驰电掣的思维过程。思想和语言有关(如用词的音响形象做义位标志),但在本质上是绝不相同的两种东西。比如:语言有民族差别,而同样的思想却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表现。这段思想既反映了具体的客观存在及其运动与性质,也显示了说者对这一客观现象中各种关系的考虑,是一个共时存在的有组织的思想整体,虽然有的时候显然有个形成过程(从混沌到清晰,从灵感状态到豁然道破),但还没有形成线性的、次第展开的自然语言。〔3〕这个思维整体就是语义的深层结构。

深层结构的形成是先把能适合这一语境并能表达给定信息的义位调集起来,在调集的过程中按照客观实际和主观意愿把这些义位之间的关系辨析清楚,这样就成为可以传播新信息的思想的底层式样。这个底层式样必须变换成按照语法排列的有声的线性形式(即言语)才能被人理解。

三 语言和言语

(一)作为交际工具的本体的是语言,使用这个工具来进行交际的是言语。在语义各单位中,除义素和语素义只属于语言外,义位、义丛、句义都既有“语言义”(即“公设义”),也有“言语义”(即“专化义”)。在这里我和彦德的看法是不同的。

(二)“语言”和“言语”是对立统一着的两个方面,缺了这一面,那一面就不能存在。语言的形成,是由一套数量有限的音位,组成一定数量的义位(非封闭性的),义位在有限的语法规则中任意置换,组成可能出现的一切句义结构模式(包括自己错误组合、后来被社会纠正的句义结构模式);句义经过专化,进入言语,就可以用来表达数量无限而意义明确的信息。

音位,义位,语法规则和句义结构模式属于语言;这种公设性的语言中的句子的最典型的样品就是语言教学中的例句,如:“这是一本书”,即令教师大声说出来也仍然是语言,不是言语;表达新信息的作品才是言语。

用中国哲学上“体,用”这对范畴来说:语言为体,言语为用。人类之所以有语言之体,就是为了要有言语之用;而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索绪尔),是一种起人类社会“神经系统”的作用的极为复杂的现象。语言是“一本”,言语是“万殊”。语言是公设性的,言语是专化性的。一种语言如果失去了它的专化作用(specialization),就意味着它已经成为“死语言”。

(三)深入考察就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说话”行为实际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传播信息的作用,一种是提供语言范本的作用。两种作用都是社会组合所不可缺少的。后一种作用往往被人忽略。一个人的语言学习不是到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结束,而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只是有的人意识到,有的人不觉得而已。学校里开设语文课,是为了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语文教材选了各种文体的作品,也有文艺作品,比如鲁迅的《故乡》。教师不能不讲、学生不能不学的是《故乡》的词语意义和修辞造句的方法,所以语文课是一种语言学习的课。但《故乡》毕竟是一篇文艺作品,鲁迅用他的言语传播了他的思想、感情,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也感受到《故乡》的言语作用,从而学生也就有内容地理解了本篇的语言功用。语言和言语是对立着的统一体。

(四)语义不外乎“公设义”和“专化义”两大类。语言里的词义,就像词典里所解释的那样,是公设义。譬如“桌子”就是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可以放东西、做事情的家具。言语里的词义是专化义,譬如讲“桌子”,指的就是具体存在的桌子(从逻辑讲,就是“桌子”这个概念的外延之一)。除非你要讲“桌子”这个概念,那就不是专化的,这时候你是用“桌子”这个概念在你的言语里构成专化性表达,就是说你用这个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传布了一个新信息。语言里的句义是公设义,即符合语法的义位序列。言语里的句义是专化义,是特定语境中解决现实问题的语句运用。语义的深层结构是一段思想,一段思想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的。微妙的是“义位”的标志却是各民族语词的“音响形象”,这就使人类思想同中见异,保证了人类思想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而繁荣发展;也保证了一段思想能等值于一种民族语言的语义深层结构,从而能便捷地转换为这一民族语言的发音的表层结构。在深层结构里,义位、义丛、句义都在公设义里增加了专化义,所以语义的深层结构是语言和言语的转换站,是公设义和专化义的交接站。专化义在公设义的基础上进行表达,公设义以能起专化作用而存在。比如说:“他们把它都吃了。”这句话脱离具体的语境(包括“上下文”)就只有公设义,即句义的表层结构;而在各种不同的语境里,这个公设义,就有了各种不同的专化义(即流俗所说的“内容”)。这句话的专化义,语境中的说者和听者都能理解,境外的人却不能理解。

四 深层结构的两种成分

(一)句义的深层结构里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句义表出成分,一种是句义组成成分。前者回答“要表达什么”的问题,后者回答“用什么去表达”的问题。

在深层结构里,一个说者首先要通知听者他要说“什么”,这叫“话题”(下面树形图中以*(题)表示); 然后他要说出“话题”的怎么样来,这叫“述题”。“话题”和“述题”是深层结构里的句义表出成分,表达了听者所不知道的信息。两者相当于汉语语法层的“主语”和“谓语”。

在深层结构中, 用四种成分组成句义:第一个是“谓词”(predicate,在图中以P表示),谓词的功能在于直接说明话题,在语法层相当于动词和形容词;第二个是“项”(argument,在图中以A表示),项的功能是在句义中表对象(或称“客体”),相当于语法层的名词;项与句义中其他成分(主要是谓词)组合,可以产生各种功能(即“关系”),表现为项的“格”(如:“施事格”“受事格”“属格”……);汉语的格没有语音表现(除去方言代词中偶见的、并不统一的、后起的准格形态),但有汉语社会的共同理解,所以属于“语言”;第三个是“描述成分”,相当于语法层的修饰语、补语等;第四个是“连接成分”,相当于语法层的连词、介词、部分副词等。

(二)用树形图表示深层结构,一般按在结构中的重要性来排列各成分的次序。如:话题居前,后接谓词;项的次序,最先是施事格或主体格,再是受事格或说明格,最后是与格;描述成分在被描述成分之后等。

举一个双目谓词句义(即谓词要求两个项的)为例:

其中“把”是P和A[,2]之间的连接成分,作用是表对A[,2]的处置,“都”是P的描述成分,A[,3]是A[,2]的描述成分,“的”可以看做属格标志,但有可选性(optional)。

这个深层结构句义转换为表层结构,必须把各成分按照汉语说者所能接受、所能理解的语法词序排列起来,成为:

/A[,1]/把·A[,3]的·A[,2]/都·P/。/

/小赵·小钱·小李/把·老孙的·桃儿/都·吃了/。/

(三)疑问句的深层结构是一段希望获得新信息的思考。疑问代词(不是作为不定代词的)“谁”“什么”“哪里”“怎么”等等只是一些“负信息”义位,是一些标志。而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则只出现于语法层,在深层结构里只能是那些被替代成分本身。使用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只是为了言语的经济作用。上例的深层结构还可以进一步“表层化”为:/他们/把·它/都·吃了/。/

五 深层结构的分析有利于对外汉语教学

(一)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不论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还是表现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状态,都反映在语言里。人类社会虽然由于历史发展的条件各不相同,必然产生文化上的差异性和语言上的差异性;但是人类的生理结构相同,基本需要相同,生活的大环境相同,心理现象相同,必然产生文化上、语言上的普遍性。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应该更重视人类语言普遍性的研究。当然,语言上的差异性(这里还包含“跨文化”问题)是对外汉语教学上的拦路虎,但语言差异性的研究,正是为了要发现语言的普遍性。要是语言只有差异性,没有普遍性(也就是说,没有可译性),进行外语教学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

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普遍性远远大于差异性。

(二)语法上的“存现句”是一种最有汉语特色的句子,我们举一些例子,把它们的深层结构分析出来,和这些句子的英译品、俄译品对比,就可以看出当中的普遍性。

下面我们把这类句子分做三类:“单纯存在句”,“非单纯存在句”和“出现消失句”。

1.单纯存在句,动词多用“有”。如:(1)桌上有盏灯。

这句话的深层结构是一个单目谓词句,即谓词只要求一个项的。树形图如下:

方位格A[,1]是话题;谓词“有”义为“存在”(俄语可以说作имеется“有”,也可以说作находится“存在”,可以为证);主体格A[,2]是“存在”的主体,跟谓词组合后对A[,1]有所说明。表层结构转换为:

/A[,1]/P/(修)·A[,2]/。/

/桌上/有/盏·灯/。/

表存在的谓词,汉语可以换成“是”,说作:/桌上/是/盏·灯/。/

这跟英语这个句子用is,俄语用есть是一致的。但按汉语规则,A[,2](即“存在”主体)必须是无定的,所以英语只能说作a lamp,而不能说the lamp。这就决定了英语只能用“引导词(preparatory )there+动词”的句式去说这句话,〔4〕说出来仍然是三大部分,不过A[,2]变成主语,A[,1]归入状语,成为:/There is /a lamp/on the table/./

俄语词序与汉语相同,但主语也是“灯”,跟英语一样:

/на столе/(имеется есть находится)/'лампа/./

逻辑重音在лампа上。按照俄语语法,这种句式在于说明在某一地方存在着某一东西,所以三大部分在意义上跟汉语相当。

如果“灯”是有定的,汉语就说作:(2)灯在桌上。

把“灯”放在主语的地位上,某深层结构为:

A[,1]是主体格;A[,2]是方位格,用来描述P。

英语就当说作/The lamp/is/on the table/。/俄语就当说作/лампа/(находится)/на столе/./

逻辑重音在столе上。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俄语,这样说法的主语总是有定的,这就是语言普遍性的一种表现。关于这一点,叶斯柏森(Otto.Jsepersen)说得好〔5 〕:“一个句子的主语总是比较专化(special),比较有定(definite),而谓语就差些。 我们可以指出这样现象:人们不愿意用一个带不定冠词(indefinite artiele)的字作主语,除非那个冠词是当作代表全属的‘普遍’冠词用的。这时它的意义就是有定的了。讲故事的人一般不这样开始:A tailor was once living in a Small house等等,而是很自然地这样起头: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ilor,等等。我们把一个弱化的there放在主语占有的地位上,就好像故意把主语藏起来,把它降到次要地位上去似的,就是因为它是无定的(按照叶氏的说法,A[,2](主)进入表层后居于P后,就因为A[,2]是无定的)。……各种语言里类似英语带there is或是there are的句子,用来说明某些东西存在不存在的, 如果要用一个术语去指称的话,我们可以管它叫‘存在句’(existential sente nces ), 它在许多语言里都表现了一些突出的特点。 不管用不用像there这类字起头,动词总是在主语前头;而且这种主语, 人们几乎不把它当作语法上真正的主语看待。”可见“存在句”是普遍存在的,它们的深层结构相同,都是一段“A[,1](方)…P (存在)…A[,2](主)”的思维整体,只是表层结构有差异而已。

2.非单纯存在句,主语是处所词组,名词是施动者,动词为不及物,带“着”,但不表示动作进行,只表示动作产生的状态。如:(3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

这句话的深层结构是:

A[,1]是方位格,A[,2]是施事格;P与A[,2]组合后对A[,1]有所说明。 表层结构转换为:

/A[,1]/P/(修)·A[,2]/。/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

由于存在句的A[,2]是无定的,所以作者要说明有定对象时,就必须在后面再加上一句解释句,成为连锁复句〔6〕:

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鲁迅小说集》19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英译品把A[,2]换成主语,动词换成过去进行式:

/Some one/was standing/at the foot of the bridge/-it was my mother/./(LS.页123)

/На мосту/кто-то/стоял/./это была моя мать/./(лр.〔7〕页121)

(4)/店里/坐着/许多·人/。/(《鲁迅小说集》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英译品没有直译;俄译品与汉语词序相同:

/The shop/was crowbed/./(LS.页28)

/В чайной/сидело/много народу/./(лр.14)

这类句子的宾语如果带数量词,动词也可以带“了”〔8〕。 如:

(5)/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 (《鲁迅小说集》2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英译品把施事格A[,2]作主语,不过带了无定冠词,动词用过去完成式;俄译品基本上与汉语同词序:

/A boat with a white awning/had moored/there/in the morni ng/./(LS.页133)

/Рано утром/к берегу/пристала/парусная джонка/./(ли.页138)

动词可以是及物的,宾语为受事。但微妙的是在存现句里也只表示动作产生的状态。如:

(6)/阅书室里…/装着/两个·铁火炉/。/《鲁迅小说集》3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英译品作“有”字句译;俄译品基本上与汉语同词序,但动词改为不及物动词“站立”:

/There were/two stoves/in the reading room/./(LS。页207)

/В болъшой читалъне/стояли /двежелезных печки/./(лр.页60)

3.出现消失句,宾语无定,是施事(或为主体);动词带“了”,为不及物。如:

(7)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鲁迅小说集》4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这句话的深层结构是:

这在作者的思想里实际是一幅立体形象图(其他例句也一样),在深层结构树形图里这些形象和其中关系被标示出来;到表层结构就转换为线性语句:

/A[,1]/(修)·P/(修)·A[,2]/。/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

英译品把施事宾语A[,2]换作主语:

/Another woman/came down/the path/./(LS.页31)

俄译品意义上与汉语同词序,但A[,2]变主语,与英语相同:

/На дорожке/появилась.еще/однаженщина/./(лр.16页)

A[,2]也可以是主体格,如:

(8)(就在他背后的)书架的·旁边/已经·出现了/ 一座·白菜堆/。/(《鲁迅小说集》页2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英译品和俄译品都可以和汉语同词序,但A[,1]都变为状语;A[,1]是主体格,英语变主语,俄语改变了动词:

/Beside the bookcase·behind himl/had appeared/a mound of cabbages/./(LS.页160)

/Позади него·рядом с книжным шкафом/свалили/кучу свежей капусты/./(лр.页165)

(9)/全身/出了/一大片汗/。/(《鲁迅小说集》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英译品增添主语,没有直译。俄译品词序跟汉语基本相同,A[,1]也是主语,但与汉语意味不同,汉语A[,1]指方位(可以和“身上”互换),俄语A[,1]指躯体,A[,2]则用工具格:

/I/was soaked/with perspiration/./(LS.页14)

/все тело/сплош покрылось/ потом/.(лр.页7)

语言的深层结构必然可以转换为表层结构,凡“动作思维”(其高级形式为“技术思维”)等不能用语言描述的,可以称为“非语言思维”,不在语言学研究范围内。

六 结意

(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少课程所进行的基本上只是有关汉语的“语言”教学;可是我们的目的却是要求学生能把汉语作为“言语”来使用。从语义学来讲,“语言”教学所触及的只是语义的表层结构;而“言语”使用所触及的却是语义的深层结构。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如果对汉语的深层结构有所理解,我想在教学上是有好处的。

(二)根据以上对汉语“存现句”的深层结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类句子必须包含“A[,1]/P/A[,2]”三大部分:A[,1]是表方位的部分,P是表存现的谓词部分,A[,2]是表无定的存现主体的部分。不管各种语言的语音·语法的表层结构如何变化,这三大部分的意义必须显示清楚。A[,1]在汉语是话题,因而在表层结构变主语,但其他语言却往往变成状语,英语则放到句子末尾地位上去,这只是表层结构的变动,在意义上是跟汉语相当的。英语以there为引导词的句子里, 表主体的词放在谓词后面,而存现主体却是无定的,这些都跟汉语存现句相同。例(8 )的英译品和大部分俄译品的状语放在句子开头的地方,在意义上也是跟汉语相当的。这些都是语言普遍性的表现。

注释:

〔1〕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邢公畹《论语言的可译性》,《语言学论辑》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3〕伍铁平《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增订本)71—72页及66 页注2,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4〕A.S.Hornby,A Guide to Patterns and Usage in English(71页),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57;刘贤彬、蔡丕杰中译本(95页),商务印书馆,1965,A.C.игнатьева俄译本105页,учпедгиз,1958。

〔5〕Otto Jespersen,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154, 155页),London,1951.

〔6 〕邢公畹《论汉语的“连锁复句”——对〈官话类编〉一书连锁复句的分析》,《世界汉语教学》1990年第3、4期。

〔7〕Лу Синь,Рассказы,Статьи,Письма(简称Лр.)Эпоха,1949,Шанха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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