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中国的改革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董友忱译
今年8月，邓小平已满90周岁。命运时而把他推到政治权力的顶峰，时而又无情地把他打倒，时而又重新把他扶起来。如今，他作为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的这场改革的首倡者和组织者，已经誉满中华，受到人民的普遍尊敬。
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
在30-40年代，邓小平在中共领导机关担任要职，主持宣传和党的干部思想教育工作。正是在这个时期，他成长为一名有经验的政治领导者，他在坚决执行党中央决议的情况下，善于独立自主地解决具体问题并保证事业的成功。邓小平的领导才能鲜明地体现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邓小平作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了土地改革、清剿国民党军队在四川和云南的残余、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等项工作。1952年邓小平调到北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这个时期，邓小平也同中共其他领导人一样，坚定地贯彻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指示，执行他的意志，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
看来，正是由于这种毫不动摇地执行领袖指示的品格，邓小平赢得了毛泽东的好感。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一次谈话中很信任地告诉对方：他打算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去教书。谈到可能的接班人时，他第一个提到刘少奇，而第二个就是邓小平，并且指出，后者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失宠于“舵手”
还没有过去10年，刘少奇就成了毛泽东不共戴天的敌人，被定为“第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当时被称为“第二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物”。众所周知，刘少奇被迫害至死，而邓小平却逃避了厄运。他保住了性命，被流放到外地。
看来，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生涯似乎结束了。但是命运对他又表示出厚爱，他于1973年又重新担负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中国由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被称作“四人帮”的那几个人，还在继续鼓吹阶级斗争，根本不顾当时的悲惨形势。为了扭转局势，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周恩来关于请邓小平回来工作的建议，于是邓小平从1973年到1976年才有机会对国内的事态发展进程施加影响。大概，这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期。邓小平很清楚自己权力的局限性，他处在那些与“舵手”很亲近的极“左”派的包围之中，不得不经常看着毛泽东的脸色行事，但是他表现出了作为一个极其聪慧、机智、精明而又刚毅果敢的活动家的非凡品格。
应该说，小心和谨慎并没有妨碍他大胆地工作。他直截了当地对那些被平反的专家说：“不要害怕再一次被打倒”，“如果指责你们复辟资本主义，那就说明，你们做对了。”由于邓小平大胆而坚决地贯彻旨在使国内形势正常化的措施，他再次失宠了。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此后邓小平又被撤销一切职务，作为一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永远”开除出党。他再次被流放。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致使毛泽东没有签发对这位“难得人才”的死刑判决书。是他年老多病，还是保护邓小平的那些军队领导人的强硬立场？不管怎么样，邓小平毕竟活了下来，并且活得比毛泽东还长久，命运再次让他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方向盘。
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富有才干的和有经验的领导人——改革家的才华。毛泽东把极“左”的方略强加给党和国家，从而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声誉，丧失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因此失去了“民心”。邓小平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恢复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恢复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威信和赢得“民心”。为达到这一目标，他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激进的改革之路。他是从这样一种思想出发的，即为了维护现存的制度，就必须从根本上对它加以改造。1978年，当他再次有机会为党和国家确定政治路线的时候，他阐述了自己的改革政策原则。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在毛泽东死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被逮捕。此后，邓小平又被重新召回执政，他立即着手准备实施改革。他所掌握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党和国家机关的许多重要岗位，都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提拔上来的带有极“左”思想的干部把持着。已故“舵手”的阴魂仍然在中国的上空回荡，中共领导人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所有指示。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政治形势下开始实施改革的。按照中国报刊的说法，为了摆脱毛泽东思想（应该说是“左”的思想——编者）的束缚，整顿机关，稳定国内局势，他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不能说，所有这些任务都彻底完成了。更何况邓小平也不敢彻底放弃毛泽东思想，尽管他放弃了毛泽东的一些政治主张，使他的个人崇拜失去了市场并且开展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邓小平宣布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他还向毛泽东的主要教条理论发起了总攻，这样就使得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能够从新的立场出发去对待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他坦率地说，以前中共领导人并没有搞清楚（应该说是“没有完全搞清楚”——编者）什么是社会主义，同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尽管邓小平没有同毛泽东进行正面的、直接的争论，但他还是向中国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概念。这种概念是同他掌权之前的那些被人们看作是正确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背道而驰的。首先，他坚决拒绝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贫穷才是社会主义，而富有就会导致资本主义。他提出了与此相反的口号：“你们致富吧！”顺便说一句，这是完全符合关于统治者的作用的中国传统观念的。中国经济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管子曾说过：“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见《管子·治国》）
邓小平坚决反对用平均主义的观点去看待社会主义。他一再强调说，应该让一些人、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然后一起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避免社会发生两极分化。在这里，邓小平遵循着儒家的传统说教，孔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邓小平宣布，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利用一切可以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增长的手段和方法，并且毫不掩饰地说，他对效益比对思想更感兴趣。
在农村，他大胆地取消了集体耕种土地的形式，并且支持始于基层的旨在向承包制过渡的运动。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实际上成了土地的主人。他坚持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让企业从官僚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进行得并不那么快，但毕竟已经开始。对国有工厂领导方式方法的改革虽然进展缓慢，但毕竟也在进行之中。
在承认国有制形式主导作用的同时，邓小平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个体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根本不顾及把此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些教条主义者的意见。他的倔强性和顽强精神，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待市场的态度上。从改革的一开始，中国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问题。但是这一思想遭到了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对于这些人来说，市场就等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断然驳斥了这种意见。他建议加速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同其他国家交往的发展和经济特区的建立，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里他也不得不排除一些党务活动家的干扰，这些人至今还在谴责这一整套改革措施是向资本主义投降，是使中国回到革命前的时代。
改革和开放政策加速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大多数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里只举一个例子：1978年中国有两亿人吃不饱肚子，而到了1993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已下降到8000万。根据中国报刊的材料，改革以来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68%，而农民则提高了124%。
邓小平经常强调说，必须为加快经济发展而广泛利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他为改变对待知识分子的轻视态度做了不少工作。邓小平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恢复了他们的人格和尊严。他一再提醒人们说，要依靠专家，尊重人才，保证他们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必要条件。
邓小平不止一次说过，如果经济体制改革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得到加强，那么，它一定会取得巨大成功。1980年8月，他提出了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其目的是实现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克服官僚主义、独断专行和违法行为，防止个人崇拜现象的滋生，消除封建主义残余。他拟定的计划包括这样一些原则，如，划分党和国家以及经济部门的权力，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现象，取消领导干部终身制，为有才干的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创造条件等。
完成这一计划，要比在经济领域实现改革更困难和更痛苦。虽然不能说旧的体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激进的政治体制变革并没有施行。正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虎头蛇尾”。
为了稳定和秩序
如果说邓小平在经济方面不害怕资本主义并且号召人们利用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形式和方法，那么，他在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却害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他强烈谴责那些提出关于中国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制和削弱共产党领导问题的人。从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就一再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归结为一点，就是不容许削弱中共的领导地位。
他总是强调指出，保持社会稳定和秩序是首要任务，因为没有秩序就不可能实现改革计划。毋庸置疑，他对待社会政治体制激进的民主化改革所持的谨慎态度，是同他评价东欧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原因有关系。中国一些领导人认为，恰恰是过分的公开性和反对派势力的自由活动，导致了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邓小平正是把保持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看作是顺利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保持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保证。因此，尽管没有放弃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但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主张，逐步地分阶段地实施这种改革，并且把它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是真正的改革家还是虚假的改革家？
无论在那些坚决主张进行改革的人们中间，还是在那些反对进行任何改革的人们中间，自然，都有不少批评邓小平的人。那些带有极“左”情绪的党的干部（一般说来，都是些教条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指责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他们认定，他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恰恰是他成了国内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极“左”派把邓小平每次捍卫市场关系的讲话都看作是他背叛社会主义神圣理想的证据。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主派”责怪邓小平推行改革不彻底。在他们看来，邓小平和所有中共领导人都应该对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负责。
一些中国政论家认为，邓小平的体制与毛泽东的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赞成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多。大多数国内外的中国学者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邓小平还是应该受到赞扬的。第一，他与自己的前任不同，他在忠诚地探索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并把它变成富强大国的合适而有效的途径。第二，邓小平毕竟与毛泽东不同，他宣布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原则，而毛泽东却是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和不可避免性来吓唬人，并要求人民为了神话般的世界革命做出越来越多的牺牲。如果说，毛泽东对于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每一个大小政治地震都感到高兴，那么，邓小平却欢迎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举措。
评价15年来邓小平的活动并不那么简单。一些问题他解决了，另一些问题却没有解决。因此，在对他的评价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民主派”存在着分歧。前者当然强调国内的稳定性，并且大讲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困难。他们指出，市场机制的影响范围在扩大，同时还提到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并且举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政治体制中所发生的那些健康的变化。
对现存制度持反对态度的一些中国人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稳定性是不巩固的，也是不牢靠的。在农民中间正在滋长着对沉重苛捐杂税和官员们独断专行的不满情绪。在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捞到更多好处的是官僚和党的大干部的子女及其亲属，他们靠自己的关系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准则，曲解市场思想，利用经商自由为自己谋利益。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内，对于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都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现在正在激烈争论中央和各省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问题。在向市场过渡的条件下，如何划定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界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统一的意见。
大概，中共领导人和“民主派”只有在一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那就是对于腐败现象滋长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谈到，唯利是图、贪污受贿、挥霍浪费国家和人民资金，在中国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们共同的看法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对于国家构成了巨大危险性，妨碍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引起人民群众理所当然的不满。中共领导人公开声明说，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民主派”也同意这种看法，但是又补充说，中共领导人在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与其说是考虑到人民的命运，还不如说是考虑到保住政权。“民主派”说，治疗政治体制弊病及其腐败现象的最好药方，就是市场和民主政治，所以应该更坚决更彻底地推进市场和民主政治的改革。
革命事业要靠改革者来巩固
是英雄造时事，还是时事造英雄——这是个老问题。能否认为邓小平是新路线的创造者，是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他是激进的改革家，还是传统体制的一分子？虽然他对这个体制的基础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他仍然为该体制所束缚，不能突破它的框框，他只是改变了它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其实质。他是在开辟新的道路，还是仍然沿着旧的道路前进（只不过是拓宽了它）？
看来，对此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须知，他开始的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很难说将来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他给自己的继承者们提供了一种选择斗争道路的可能性：或者同右派，即同激进的改革者进行斗争，或者同极“左”派，即同顽固的保守分子进行斗争。为了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就要借助于他的权威，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可以找到邓小平的有关论述。
邓小平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一些人这样称谓他），还是精明聪慧的叛逆者（另一些这样称谓他）？或许，这二者兼而有之？一个真正的继承者应该是，也不能不是一个改革者。经验证明：革命事业是要靠改革家来维护和加强的。
值此邓小平90周岁之际，在中国和在外国正在热烈讨论他的改革的未来命运问题、他奠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础是否牢固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邓小平离开政治舞台可能会引起混乱和风波，因为在中国国内和党内还存在着极“左”势力，他们总想恢复封建法西斯式的旧制度。另一些人（大多数）则认为，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中国经济在通往市场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远，而市场是需要稳定的局势的。由于邓小平的作用在党内和军内（未来事态的发展取决于党和军队的立场）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了不少与继续深化改革血肉相关的人物。即便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爆发争夺权力的斗争，也未必会得到地方的支持。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例子正在使人们头脑清醒起来。
邓小平本人也认为，他推行的改革政策是不会变的，因为它是正确的，因为它考虑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经济需要，是从国家现实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出发的，也符合中国的民族特点。邓小平坚信，只要注意所有这些因素，就能够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并防止它滑向资本主义。他确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预言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在东殴和苏联的崩溃，不应该使人们产生惊慌失措情绪。需要做的只是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并且要使自己明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对社会主义思想也要进行修改。社会主义经过严峻考验，一定会走上坚实的健康之路，并且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自己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关于他死后中国将会怎么样的问题，并且每一次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代替他的将会是能够继续和深化改革的人们。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中共领导人对改革的献身精神以及忠于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程度。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继续下去，就是因为在中国已经出现并且正在成长一批学者、政治家和富有经营才干的企业家，他们遵循邓小平“敢想敢干”的号召，即使面对着对错误、缺点和失误的批评也不会停止不前。正是一大批摆脱了教条主义偏见、不受意识形态原则束缚和局限的、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的出现，使我们有理由认为，由邓小平所开始的中国社会改革进程是不会停止的。它可能会采取其他形式，其速度可能会放慢或加快，但是，整个说来，中国已经告别了（尽管不彻底）毛泽东式的过去。
＊此文原载俄罗斯《今日亚非》杂志1994年第8－9期。标题为编译者所加，原标题为《邓小平——革命家、毛泽东主义者、改革家》。作者系俄罗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教授、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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