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业化是工业反哺农村、农民的唯一产业路径吗——中国西部大开发10年来的自我发展能力塑造与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中国西部论文,路径论文,年来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非农业化”转变与工农互动理论研究，源自Lewis(1954)二元经济模型对发展经济学框架的贡献。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始终从发展模式总结与路径选择依赖的角度，关注着宏观全要素发展（Fei和Ranis，1964；Harrist和Todaro，1970等）、产业组织与分工（杨小凯，2003；Weisdorf，2006等）、财政收支活动（Solow，1956，1974；Stiglitz，1974；Barro，1990，1991等）等对工农互动的影响，较为全面地囊括了既有发展经验与变量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看，“非农业化”一度成为落后地区与国家实现赶超发展的参照经验。但近20年来，这一导向却受到质疑，为什么工业生产的高效没能有效地反哺农业产出的低效？为什么农业基础丧失之后并未建立起工业产业的稳固经营？非农业化到底是不是工业反哺农村、农民的唯一产业路径？追踪研究发现，“非农业化”经验存在过度迎合市场效率而轻视农业基础的问题，这种做法极易诱发落后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以及社会不公。从目前情况看，以中国为代表，拥有庞大农业体系、相当农业人口和广袤农村地域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否定单纯的“非农业化”道路之后，亟待确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为此，林毅夫(1999a，b；2000)在“中国模式与世界经验比较”的系列研究中，提出了“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蔡昉(2006)也总结提出了中国“维护和谐、平稳的城乡发展格局”的设想。这些研究都指明了中国化解“三农”问题的发展方向。
借鉴相关研究的成果，本研究将考察中国模式的整体情况，重点探讨中国西部近10年来总结的实践经验。集中将2000年以来西部实施大开发战略的建设成果，作为中国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最新现实依据，回答“非农业化”的适用性疑惑。
回顾10年来的主要政策，西部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切合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10年经验和今后规划的总体展望。①从时间上来看，2000年部署的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正式起点；从地域上看，西部多样化的工业与农业关系及其广袤的地域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成果来看，10年建设的配套政策、发展经验和工农互助关系，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应该认真总结。
为了进一步解析工业反哺农业，优势产业扶持弱势产业的发展经验，本研究精炼了路径选择、产业效率和统筹发展，就当前最为关心也是联系最紧密的三个内容展开论述。系统地讲，这其中包含了现实环境、发展模式与未来目标三个关键内容。这三个方面的逻辑联系串联了自生发展战略理论的实践脉络。据此，本研究做如下详细阐释。
首先，实现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路径选择。本研究将以劳动力要素为主线，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现实的双重视角，分析农业生产要素的获取机制，找寻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互助与冲突，丰富工农互助的内生增长理论内涵（Barro，1991；朱四海、熊本国，2006；宋德勇，2007），证明推行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优于实行农业保护政策。通过对统筹发展模式经验的总结，找出其对农业的反哺成效，并就防止相关工业对农业发展所需要素的掠夺提供现实证据。
其次，提高农民整合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优势的综合能力。本研究将细化“和谐、平衡的城乡关系格局”的设想（蔡昉，2006），重点分析西部大开发在统筹发展道路上形成的，以土地合理利用，农产品分类经营，劳动力优势就地发挥等为主要内容的自生发展经验。
再次，加强农村社会均等化与农村市场秩序正常化的全面建设。本研究力图丰富洪银兴(2006)提出的反哺农业长效机制经验，检验打破分割过后的工农、城乡一体化发展成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下农村经济社会改善程度做出典型性解析，重点关注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全民福利改进效果。
在三个部分相互紧扣的研究中，本文还将贯穿以下两大特色创新，以有别于相关研究的成果。
其一，不同于其他西部大开发经验的研究，本研究将始终以农民问题为逻辑主线，串联路径选择、产业效率和统筹发展三个核心热点。在路经选择上，主要关注劳动力作为基础要素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供给效应；在产业效率中，侧重就劳动力产出与整合其他要素的能力展开分析，发掘农业劳动力产出优势与增长点；在统筹发展的情况下，集中对农民生活与城镇化进程展开系统分析，获得生产、生活方式改进的差异化经验。
其二，本研究将致力于采用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和经典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林毅夫的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战略出发，借用其关注企业发展的视角和微观机制，找出西部大开发10年来农业、农村发展的特色道路，解读“效率”主导下“非农业化”与农业大发展的真实情况。本研究使用实地调研资料并结合入户普查数据分析以四川为代表的“城乡统筹模式”，总结自生发展战略如何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说明全国开放布局总体部署的阶段性成效。借此改变传统思维中“工业替代农业，城市替代农村，市民替代农民”的陈旧观念。
二、实现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路径选择
“二元结构”阻碍了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导致农业产业自生发展受到抑制，形成了农业生产要素供给长期弱于其他产业的局面。在这当中，劳动力要素产出偏低是问题的核心。究其原因，洪银兴(2006)研究判断，我国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天然阻隔了技术进步的发生。蔡昉(2006)支持这个观点，并实证解释了单位生产效率低下导致生产要素向高回报的工业或其他产业流动，本属农业的劳动力也呈现净流出的现象。
如何才能重塑优化配置机制？就全局福利优化的观点来讲，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未尝不可。已有文献反复证明，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加快经济发展的直接有效办法。但现实情况到底是劳动力总量过剩还是结构不合理？抑或是区域分布不均衡？对此，鲜有深入的数据分析与可靠的调研结果。长期跟踪研究发现，理论上承认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存在缺陷，集中表现为转出农民政策的无差别实施，看似带来了生产要素的内生优化（朱四海、熊本国，2006；宋德勇，2007），实则导致了农业生产的空洞化。在生产效率没有根本性提高的前提下，其他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掠夺，从根本上造成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缺失，农业生产需要的其他要素供给也因此受到牵连影响。考虑到农产品定价管制和户籍制度管理等现实情况，效率优先的战略加剧了诸多不平等的扩大和蔓延。要解决目前这个问题，有两个工具可供选择，其一是推行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其二是实行农业保护政策。从西部大开发经验来看，二者需要依据不同现实状况、阶段性目标差异，有针对性地做出布置，并适时调整。
在思路上，本研究认为只要弄清下列两个关键前提，就可以确定未来政策的理论基础。第一，在现有农业生产水平下，农业劳动力是否有无限供给的基础？第二，工业到底是在反哺农业还是仍在汲取农业生产要素资源？
为此，本研究定义，农业生产空洞化，是指土地耕作和作物生产由于要素投入不足造成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的情况。在目前无法获得确切的关于撂荒土地等关键数据的情况下，可从参与农业活动人口的角度做基本观察。以往实证研究的数据和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均认为，处于上升区间的农业结构和农业发展形态，其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人力投入之间存在动态的线性增长关系。结合宏观数据与微观调研，本研究认为：
（一）老龄和未成年农村人口被迫参与劳作，不利于农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显示，在1990-2008年的近20年间，西部12省农户家庭中，参与农业劳作的整／半劳动力人口并未下降，始终维持在户均3人左右，农业经营土地面积（农地+林地）亦始终保持在约2.9亩／人。②根据西部12省区市1990-2008年的间断统计，调查户均人口数从1990年的5.1人，1995年的4.8人，再到2000年的4.5人和2007年、2008年的4.3人，户均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即使忽略现实中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的测算，单从农户户均人口数下降和参与劳作人数、负担土地不变的现实情况看，被调查家庭成员，也有较之以往更高比例参与了农业劳作。考虑到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省区对外劳务输出量巨大，外出务工者年龄大多在18岁～40岁之间，这说明西部农村青壮年劳力退出农业劳作的迹象明显。更多的老龄和未成年农村人口被迫参与劳作，并不利于农村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改善农业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亟待形成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模式
结合统计数据提示，我们选具有代表性的四川省部分县乡展开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越是靠近城区，土地的多元化经营比例越高。如以“成渝经济示范区”中的成都市温江区、都江堰市为例，其农村特色服务业发展比较突出，农业发展基本获得了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机会。当地农业人口多被以农业为基础的服务业吸附、农业发展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经营所得而非耕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已经初具特色村镇的风貌。
距离发达城区较远的村镇，如川东的巴中、达州地区和川南的宜宾、泸州等地区，农业、农村的发展状况仍无明显改观。县及县以下地区，大多以农作物生产为主，农业产出在满足口粮和填补农资投入后所剩无几。农民获得货币收入的主要渠道是非农劳务报酬和特殊农产品销售。按照简单随机抽样原则，走访调查了该地区的300余农户，结果显示，调查户“整劳动力人口”（按国家统计局定义的口径）51.3%在省外做工，22.4%在省内其他地方劳作，只有26.3%就近务工或者自身开展非农经营。半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成为农业劳作主力，造成农业生产处于维持状态甚至部分农产品品质出现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行的办法是按照技术进步规律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路线趋势，协调目前区域差距，结合城市扩张的福利外溢，同时立足自身禀赋条件的协调发展，逐步形成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基本模式。
（三）引导“三农”进入共同发展轨道是从根本上构建统筹发展模式，促进反哺绩效和农业长远发展的办法
赶超发展战略与工农单向互助内生增长模型，两者都存在割裂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离散时间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渐进改革模式的大环境。从历史演进的过程看，多元的农业结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西部相对便利的区位优势，是四川主要的禀赋优势；而农业获取要素资源困难、产业化程度低下和农业特色优势不突出，则是四川存在的现实问题。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汇兑回川的劳务收入正从改善基本生活转向发展积累，劳动力也正在从被迫出走转向主动回乡发展。这种近郊农村城镇化、远郊农村产业化的基本模式已在试点铺开。作为“分类指导”原则的具体实践，应首先建立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内在联系，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的四川所尝试的实践经验正丰富着工农互助的内生增长理论内涵。
在现实中，实现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路径选择已不同于以往简单的投入产出和转移支付体系。只有实现结构性的要素需求与差异化的要素供给之间的有机协调，才能体现出自我发展能力的强弱。无论是工资性收入、农业经营所得还是纯农业生产产出，这三者之间存在的替代效应正随着边际收益的变化而变化。考虑到“整劳动力人口”的红利反哺效应，农业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要素，已成为连接内生增长与统筹发展的核心主题，也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模式。
本研究以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推行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优于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农业劳动力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作用处于核心位置，统筹发展模式促进反哺机制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对劳动力要素和其他要素产出的改善。防止相关工业掠夺农业发展所需要素，当中的关键就在于重视农业劳动力的作用，同时争取其他要素的优化配置。接下来，本研究将以提高农民整合要素的综合能力为突破口，以此展开农业发展综合能力与内生反哺机制的具体研究。
三、提高农民整合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优势的综合能力
“和谐、平衡的城乡关系格局”意味着在城乡统筹发展道路上，西部亟待形成以土地合理利用，农产品分类经营，劳动力优势就地发挥等为主要内容的自生发展模式。
在分析农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特别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内在机理之后，本研究认为广大农民整合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优势的综合能力的强弱，是摆脱相关工业掠夺，反哺农业并巩固反哺成效的关键。其中，建设农村，发展农业生产和构筑良好的社会秩序等，都需要农民以更灵活和有效的形式参与经济生活，融入内生增长和自我发展大环境之中。从内生增长理论看，以人口红利作为吸引其他要素资源流入、铺设动态均衡自生发展道路的手段，有利于维持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维护城乡“和谐、平衡”的格局，更可成为引导农业产业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战略导向。
（一）产业转移带动的劳动力返乡可能只是第一步，红利反哺包含着劳动力自生能力提高与农业综合经营的双重动态效应
外出务工人员的主动或被动回流趋势，可以成为提高农村整合能力的重要契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收入波动、工资收入的均等化趋势、户籍制度约束、离乡背土的留守子女与老人抚养成本、信息交通便利带来的厂址内迁等等，都已成为四川甚至西部在外务工人员返回家乡的重要原因。（何代欣等，2008）借用“干中学”模型动态演进的观点，回乡务工人员的产业技能、开阔视野和市场意识，使他们具备了促进农业再发展、构筑农村自生经济形态和铺设未来发展道路的素质基础。这与土生土长，依附企业吸收当地就业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有了更好的劳动力基础，还需要更好的平台——涉农企业，才能凸显返乡劳动力的价值。资料显示，自2000年起，四川各级政府就开始利用农业多元化发展，带动人口红利产出。其后数年，以规模覆盖，全面拉动为导向的农业企业化和产业化模式快速铺开，到2006年形成了稳定的农业企业规模，此后至2009年，四川全省维持在拥有2200家左右龙头企业的水平。2006年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工艺与优质品种覆盖率在60%左右的水平，在生产加工销售领域与农户利益相关的合同订单、按利返还、股份合作这三种联结方式占到了90%以上。从数据上看，围绕农业经营的自生发展模式，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初期的主要特征。在分析中，我们可以理解为2006年以后，涉农产业已具备向深度发展的趋势，但从经济内生增长规律和自我发展模式来看，阶段性和产业性爆发增长的背后仍存在内生可持续增长前景不明的隐忧。
企业和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是否可以提高农民整合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优势的综合能力，其效果有待观察。对于既有的农业生产要素问题，从现有的宏观数据与微观调研结果来看，相关转变尚不明显。为了避免农业产业化只是将原来位于城市的涉农企业搬迁至乡镇或村舍的“伪拉动”情况出现，需要采取措施从根本上实现工农互助的协调发展模式。建议政策上实施自上而下的战略安排，辅之以农业自生发展的主动应对，保障农村居民福利的可持续优化，避免落入新的差距陷阱。
（二）配合内需拉动，培育与统筹发展模式匹配的农村自生经济系统，而非单纯增收的封闭循环
农业的产业化，需要从生产产出型向全民福利增进、共享型转变。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部大开发作为全国部署的重点，在坚持稳外需、扩内需政策的同时，四川乃至西部都要有自己的安排。具体来讲，农村和农民的自生发展，不仅是单纯的增产、增效的供给模式，还应包括培育自生经济系统，促进内部沟通和外部拉动的双向机制的形成，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与可持续动力。
参与市场经济循环是对农户市场化能力的考验，农业产出的货币化能力往往是市场化能力的重要表现。理论上，货币参与流动的比例越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交换的便利性也越高。从农户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获取要素资源还是消费产品，市场交换活动的货币化参与程度高低，意味着进入经济循环地位的变化。当然，这需要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予以综合考察。西部12省区在1990-2000年间，现金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从62.2%上升为73.3%，到了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上升为81%和81.8%，这说明西部各省农户平均现金支出的比例，经快速成长后已趋于稳定。从收入角度看，西部12省区1990-2000年间，现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61.1%提升为68.9%，2007年为79.4%，2008年为79.1%。农户收入货币化比率与支出趋势大体趋同，但从年度的同期来看，支出的货币化比率略高于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关键还要看收入结构构成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农户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区别在于，农民的大多数增收来自要素投入与实际产出之间带来的纯收入增长，这才是农民收入改善的关键。数据显示，农业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多年来尚处徘徊之中。与此同时，农业经营性收入占纯收入中的比率逐年下降，工资性收入比率逐年上升。西部省区农户的有效增收，更多地来自工资性收入，考虑到工资性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高，流动性强，农民参与工资性劳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总的来看，配合内需拉动，培育与统筹发展模式匹配的农村自生经济系统，具体包括了促进农村市场活跃、提升农民消费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内容。后续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弄清基本消费需求和改善消费需求的关系，找准带动消费与增加收入之间的有效结合点，将其培育成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
四、加强农村社会均等化与农村市场秩序正常化的全面建设
如果说，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属于农业自生发展的基本前提，提高农民整合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优势的综合能力划归为“三农”发展的驱动因素，那么加强农村社会均等化与农村市场秩序正常化的全面建设，可以理解为是整个农村和农业自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价格扭曲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只是“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源，积累权重与消费权重之间的差异，才真正体现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环境的非均等化现状，也体现了市场秩序的非正常形态。
根据Fei和Ranis(1964)的观点，以绝对收入水平特别是贫困线水平作为衡量农业和农村发展程度的做法存在很大的偏差。公共服务供给与最低保障等的货币化效用，实际体现着更多社会均等化的内容。社会均等化包含了公共服务覆盖能力的重建，关系到教育、医疗、养老等保障性制度的试点与推广。依据洪银兴的理论，户籍限制与城乡间公共物品、服务的非对等供给模式，加剧了城乡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其实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由于上述研究没有数理化模型的推演，学界尚不能估计演进路径的基本形态，但从四川和西部的实证分析来判断，可以为这一逻辑提供某些新的参考依据。
过度指望财政转移支付弥补城乡差距的做法，曾是国内外研究谈论的焦点，但在实践中发现，所谓的财政扶贫过后返贫现象极为普遍（杨志勇，2007）。在世界银行和OECD的研究报告中，对此有专门讨论，这些研究成果归纳了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一些普遍特征，其中关于反哺绩效的部分认为，积累和消费在农村中的非稳定存续，导致了农村发展可持续能力不足。因此，有必要对微观现实情况做具体诊断。
西部大开发初期，四川的战略选择已具有农村社会均等化和市场秩序正常化的导向。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当时实施的农业税免除、新型农村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等政策，在这10年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调研过程中，有几个比较典型的场景，使本研究受到了很大启发。
场景一：基本医疗保障到基本社会保险的农民初步保障体系，初步稳定了农村社会非均等化的偏离趋势。
2003年6月，四川试点了其辖区5个区县大病统筹医疗保险。以在籍农户每年10元统筹缴费，财政配套支持与专户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基本医疗保障启动，随后拓展到其他辖区的农村范围，并逐步与城镇医疗卫生保险进行配套。从走访的都江堰市（县级）和叙永县情况来看，2003年开始的基本医疗保障已经拓展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因病致贫的情况得到初步遏制。另外，有些打工返乡成员的家庭和有经营性收入的家庭，往往以增量缴纳和商业保险组合的形式，获得了医疗保障。政策上还为相对贫困、劳动力缺乏和自生负担较重的农户，申请预留了特别资助款项，用以覆盖特困农户，这种安排也做得比较周全。在养老方面，试点地区每月给予70岁以上在户农村居民最低70元的保障金用于日常生活花销，改善了农村养老的问题。从走访反馈来看，大多数农村老龄人口能够自给自足口粮，因此他们普遍表示这样的补贴实际已经够用。
场景二：农业经营与市场秩序的正常化建设，巩固了农村市场存续的系统稳定性。
一般情况下，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异同，并未有效区分，统计口径和学界研究往往合并处理，但本研究却观察到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比较明显。如果按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划为标准，那么四川地区的城镇化与城市化差异不仅包含情景一中描述的公共服务覆盖水平的大相径庭，而且还体现了经营模式与市场秩序的差异。从目前情况来看，特色农业生产与经营、农村餐饮与服务业的发展已经吸引外地的产业向本地转移，并实现了本地生产，这种情况对四川农村城镇化建设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特色农业生产与经营市场的本地化交易扩大，实际倒逼了农村金融体系的配套完善。与以往周期集市特点的市场形态不同，常态化和连续性经营的市场交换活动被固定下来，城镇化的基础主要依托于这样的稳定市场。
场景三：多元增收、本地就业与自生需求模式的雏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在自生发展模式下的生存与生活状态。
特色农业生产与经营、农村餐饮与服务业的发展已吸引外地企业到本地生产，这是四川农户收入增加的主要来源。丰富的外部信息、市场交易活动的活跃与常态化，以及自生需求的升级，改变了传统农业模式。农业特色经营的目的是使农产品在种植、加工和销售等环节，产生技术附加值。服务配套是指农村新貌的旅游业发展需要相应的服务设施和人员，于是在农村相应出现了农季是农民，加工季节是产业工人，商季是商户的多重角色，增加了有效劳动收入。农业生产产业化带来了城市对鲜活农产品的更高要求，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成为进一步拓宽多元收入渠道、巩固农村自生发展的又一主要形式。
五、研究结论
自我发展能力塑造与经验总结，为中国乃至类似国家在宏观发展战略选择上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依据。10年来“自生发展、分类指导”的西部大开发经验，已不同于传统研究中讨论的工业反哺农业。推行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优于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工农互助的内生增长理论，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中为双向增进、特色优化和自生优势发展提供了佐证。统筹发展提高了农民整合土地、农产品和劳动力优势的综合能力，促进了城乡要素流动、平衡了城乡不同的发展基础，最终成为西部农村自生发展经验的核心内容。研究发现以四川为代表的小城镇建设、公共服务覆盖试点、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和金融体系已经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些经验在西部省区加强农村社会均等化与农村市场秩序正常化建设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西部大开发10年展现出的改革活力和发展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亮点。很多既有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再次创新与发展。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实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演化，以及多重变革和自生选择下的内外综合作用，形成了农村和农业自生优势战略的可靠经验。在产业组织和区域发展领域的视角下，林毅夫提出的自生发展战略，比较契合西部实践，以此为视角的工业反哺农业分析较之原有的企业发展理论，又有了新的宏观指导意义。
注释：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2010年5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会议强调，“西部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应该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
②资料来源，农业部：《农村入户调查微观数据(199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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