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方法论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标志着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转折 。理论的转变内含着方法论的转变，即在揭示历史规律的基础，认识社会变迁的根据，把握 科学进步的本质等方面的变革。方法论的转变是理论转变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转变使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成为可能。
一、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求助于理性到求助于历史
18世纪、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就其内容的实质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 盾在发展初期的思想反映与理论表现。但就其哲学渊源与理论形式来看，却“表现为18世纪 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5页。
）特别是理性 原 则的彻底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高扬理性的权威，强烈反对封建蒙昧 ，无情批判宗教神学。在他们看来，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 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5页。
）而 理性的实践则是建立理性的国家与理性的社会。当法国大革命把资产阶级奉为完美的理想世 界的理性国家与理性社会实现之后，把理性的标准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却发现在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与贫富差距加大面前，在资产阶级把“‘自由，平等，博爱’这 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22页。
）的统治面前，资产阶级标榜的理性的国 家与理性的社会破产了。抽象的超验的理性并不具有衍生出合乎理性的历史的现实能力与必 然性。
法国革命之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他们的政治思想已经转 向了抨击与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但他们的哲学思想却同样源于推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启 蒙思想，同样属于法国唯物主义的继承者。空想社会主义仍然把理性作为其理论的基础，用 理性和正义的原则来批判资产阶级世界的不合乎理性与非正义，而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理性和 正义在资本主义那里破灭后的重建。马克思指出，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是在头脑中用 理性 去演绎历史，“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 的种种体系的实现”，“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 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61—462页。
）空想社 会主义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锻造自己的哲学思想，还没有与历史要求相当的能力发现自己的理 论原点，只能照搬照套启蒙学者的智慧。更为根本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不成熟的理论是同18 世纪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不发达的经济关系造就了头脑中幻想 的发达，缺乏解决社会问题、消除社会弊病的现实途径，只能寄希望于思维着的理性。理性 的依赖以至迷信反映了历史的不成熟，历史还没有显示和证明自身的实践力量。正如恩格斯 指出的：“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 ，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 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 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16页。
）社会主义要变为科学，就必须把理论的基础从理性转 向历史。
科学社会主义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且得到了充分发 展，也就同时提供了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现实历史基础。社会主义已经孕育在资本运动的历 史之中，理论不仅应该而且可以求助于历史，社会的科学所要求的历史条件已经产生，理论 的任务只是把在历史中潜藏的这种趋势、规律、必然性如实地反映与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及 其实现“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18页。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的积累与集中，劳动与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社会化，无产阶级的成 长壮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表明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 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69页。
）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经济条件与物质条 件已经具备，社会主义的实现已经成为客观的可能与历史的必然。
科学社会主义置身于历史的基础之上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中介的，社会主义求助于同时代 历史的哲学结晶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以往的社会主义在历史领域还是唯心主义，它还 不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去说明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在 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与灭亡的必然性，揭示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因此，空想社会主 义虽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 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65—366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马克思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最新进展，包括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与 那些引起历史观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用于指导 他的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同时在这种研究中充实与深化着新的历史观。唯物主义 历史观用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说明社会革命与历史变迁的基础，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 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说明了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一个 依据于物质条件发展状态的自然历史过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的根 本理论条件，它与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与基础理论，科学社会主 义的内容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剩余价值规律的展开及其应用。
社会主义从求助于理性转向求助于历史，使社会主义不再只是抽象原则或思维理性的产物 ，而是基于现实的历史运动的产物，这个转向是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的方法论前提。如同恩格 斯所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58页。
）从理性到 历史，并不是否定和无视理性，而是把理性作为历史的产物，把理性纳入历史，用历史说明 和规定理性，使理性成为现实的理性。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就能够把社会主义置于现 实的基础之上。作为历史运动的现实基础，首要和基本的就是社会的物质条件与经济生活， 是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从现实的经济运动出发，社会主义就不是某个 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不是理性王国的逻辑实现，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要 求，是生产力自己开辟自己道路的内在趋向。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 完 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经济运动的现实展开过程，在现存的经济关系中找出解决矛盾的 途径与手段。求助于历史，使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实证的也就是科学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的内在根据：从在哲学中寻找到在经济中寻找
社会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与历史变革，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经济关系，而不是一种哲学理念、哲学假说。社会主义作为替 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即使当它还是以理论方式存在时，它得以发生与实现的 内在根据也是存在于该时代的经济生活、生产实践中，而不是存在于该时代的哲学思想中。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在经济中发现出来的，而不是在哲学中发明出来的。
18世纪、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多地是从启蒙哲学中得出他们的社会主义结论的， 社会主义是他们从启蒙哲学推导出来的政治思想。启蒙思想家把历史看作是理性的产物，想 借 助理性的力量来改变世界，抽象的理性成为一种超时空的逻辑力量，社会主义成为理性的历 史再现。圣西门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建立一种能够准确预知人类未来的原理，这样人类就可 以根据宇宙法则的已知程序，有把握地计划自己的共同未来。圣西门也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 性，但他实际上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宇宙法则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变革的原因。傅立叶认为合理 的与和谐的秩序是自然界与人类同样存在的先定的基本结构，他的和谐社会代表着必然会到 来的人类发展阶段。启蒙思想家提出了自然法理论，把自然状态下的自然秩序、自然权利以 及人的本性当成人类的完美状态与理想境界，社会进步只不过是向这种“自然状态”的复归 。欧文认为在新的社会中，在符合人的本性的生活条件下，人将恢复自己的完美性，他的使 命是“着手把地球变成永远充满着和平和幸福的人间天堂”。（注：《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
）仅仅在哲学中寻找理论根 据的研究方法，不仅表现在启蒙哲学家及其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身上，也表现在当时的经 济学家身上。在他们看来，新经济学不是那个时代的关系和要求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 表现，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 ，这些规律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
空想社会主义在该时代的哲学中寻找社会主义的内在根据，从哲学的规范出发提出一种关 于未来社会的具有空想性质的理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代 表了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良知，他们勇敢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不合理性、正义 、人道的方面，设计了完善、美好的理想世界，激励着人类为之而追求与奋斗。但由于理念 先行，这种理想是乌托邦的现代版，也就必然具有先验性和非历史性。恩格斯评论道：“把 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 国看法，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象以前的各个社会 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 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4卷，第124页。
）在该时代的哲学中寻找，是因为18世纪的启蒙哲 学既可以用于说明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合理性，也可以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合 理性。没有在该时代的经济中寻找，是因为18世纪法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法 国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现象虽然暴露出阶级压迫、贫富差距、道德衰败等病症，但资本主义还 没有经历经济危机，还不能从经济运行本身显示该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 理论反映——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是以论证资本主义的永恒合理性为使命的，李嘉图 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但他并没有深入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巴师夏则有意识地成为 辩护论的经济学家，提出交换是以等价为基础的，这就表明人类社会各个阶级的利益是和谐 的，从而掩盖了雇佣劳动的剥削性质。与空想社会主义同时代的经济学，不能为社会主义提 供经济学的证明，这也是社会主义只能在哲学中寻找内在根据的理论原因。
对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的科学证明，仅仅依靠哲学是不够的，因为哲学只能 够提出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与普遍规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必然性证明产生 于对资本主义深入的经济分析中，这种严格的经济研究是任何哲学所不能替代的，否则社会 主义就只是哲学的产物、道德的要求、正义的感召了。马克思积几十年之心血，从事政治经 济学批判，撰写《资本论》，就是要在该时代的经济中寻找资本主义为何灭亡、社会主义何 以可能的内在根据。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 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 交 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 寻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17—618页。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寻找使他发现了剩余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 产的过程。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从剩余价值的内在矛盾出发，资本积累 的趋势导致资本的垄断成了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科学社会主义是以 剩余价值理论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马克思透彻的经济分析，使社会主义的信念 与信心，基于现代生活中“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蜇居书斋的学者的关 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01页。
）由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社 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向与经济转向在方法论上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转向经济是转向历史 的 逻辑结果，只有转向经济才能真正地转向历史。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这种活 动的基础是物质的、生产的、经济的活动，经济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得以延续的基础。唯 心主义历史观用人的观念、精神、理性的历史来注释和覆盖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保 证了历史的经济转向，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是用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去解释历史 ，就是经济转向的方法论前提。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向并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没有哲 学，而只是强调哲学不是远离经济生活的遐想，不是永恒不变的定律，不是任意套用的规范 ，哲学必须要寻找自己的世俗基础，必须要学会用经济自身的力量来说明社会经济的演变， 哲学要深入经济世界。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就是依靠了哲学和经济学的两大发现，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统一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科学社会主义要求创建新的经济学 ，经济学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不能为社会主 义提供理论证明，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与深层矛盾。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证明 不 可能完全依赖以往的经济理论，而必须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直面现实的资本 主义经济，直接占有经济生活的现实材料，经过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建立起符合实际的、 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理论。
三、社会主义的科学证明：从寄托于空想到扎根于实践
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就其理论本身具有空想的性质，而且在实践的意义上他们大多数也属 于空想家而不是革命家，“他们的弱点在于只是让理想处于理想的阶段，而不设法去采取行 动。”（注：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94页。
）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 物质条件，于是就用理论的活动来代替实践的活动。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的活 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 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 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善良的愿望可以抹平利益的鸿沟 ，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 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柯尔评论道：“这些社会 批评家根本不是革命家或叛逆者，其中有些人只是提出了一些要求改革的温和而实际的建议 ，大多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教育和理性的发展上，而不是寄希望于任何被压迫者的反抗。他 们的志趣不是描绘乌托邦，就是设计种种完美社会的模型及其行为规范。18世纪的乌托邦主 要是虚构美好的梦境，宣扬一些关于道德行为规范的箴言，而不是改组社会的实际方案。” （注：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7—18页。
）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把理论付诸于实践，也就根本没有准备用实践去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因 为他们以为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的表现，而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 展的 ，也就不存在实践证明的问题。
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否认行动的，他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分歧在于， 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一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 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如傅立叶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法伦斯泰尔”，卡贝描绘的理想国“伊加利亚”。真正 付诸行动的是改革家欧文的国内移民区，欧文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进行了30年的社会主义试 验，在伦敦组织了建立劳动交换市场的试验，在美洲以他的全部财产进行共产主义试验。这 些试验也曾取得一些成效，使他名闻全欧，但最终要遭到失败，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 成功。究其原因，除了欧文代表的改良主义力量的自身软弱，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抵制与反 抗外，这些试验的空想性质是内在的原因。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家要建造的是“空中楼阁” ，而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建成的，即使侥幸建成也会由于缺乏现实基础而必然倒 塌。1832年，欧文推行没有货币中介，用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市场 ，结果造成了供求脱节，劳动券贬值。不到3年，交换市场倒闭，欧文拿出了2000多英镑弥 补亏损。（注：参见维·彼·沃尔金等：《论空想社会主义》中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2—324 页。
）空想社会主义的先天缺陷，使它即使在小型的试验中，也很快暴露出其非历史、 非科学的纯粹空想性质。从空想到科学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科学社会主义的使命是 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不仅作为实践的理论而存在，而且作为理论的实践而展开。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共同创立他们的理论之初，就明确表达了他们的实践取向，指出“对实践的 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 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5页。
）他们所要革命的目标和改变的对象，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当作任务的终结，他们清醒地意识到：“ 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 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68页。
）与空想社会主义的“示范”、 “试验”相比，科学社会主义强调的是政治的行动，要推翻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是革命的行 动，要运用物质的以至于暴力的手段；是群众的行动，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共同为自己的利 益而斗争。社会主义进入实践领域，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的科学价值变为历史价值。
社会主义从空想的理论变为科学的理论，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从此成为一种绝对真理 ，获得了最终性质。在具体的认识结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定绝对真理的存在的。空想 社 会主义自命为绝对真理，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也反对把他们 的理论与学说当作绝对真理。即使在19世纪末，在马克思主义得到空前普及、日益深入人心 的情况下，恩格斯也郑重地声明：“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 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42—743页。
）把科学当作绝对真 理并不能保证其科学性，恰恰相反，这正窒息了理论的科学性，催生了理论的非科学性。从 根本上说，社会主义的科学证明在实践中，科学社会主义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自身的真理性。 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标准，是为了促进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
实践是历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证明依靠历史的实践。历史意味着变化，“所谓‘社会主 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 和改革的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3页。
）社会主义的实践本身在发展着、变化着，这些发展和变化肯定与原有的 社会主义理论有不一致的地方，这就要求用新的实践去补充、完善理论，而不是为了维护原 有理论的固定性去限制活生生的实践。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的：“不能拿本本去框实践 ，而是要用实践去发展本本。”（注：江泽民：《关于改进党的作风》，载《求是》2001年第1期。
）科学不在于一成不变，一成不变的很可能变成教条。社会 主义本身就是一部历史，20世纪社会主义的成功与挫折、高潮与低潮、改革与僵化，包含着 大量的经验与教训，远远超出了前人的想象与预料。20世纪的世界历史是社会主义生长的大 环境，也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多样性、系统性等特征，显示出不同于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 的社会状态与历史图景。这些历史材料一方面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了新的证实，反映出马克 思和恩格斯理论的生命力与思想的洞察力，一方面又向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要求作出新的回答。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很好地研究与回答历史的新课题，才能在与时代同步 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着生机与活力。历史不会终结，把社会主义的某些历史事件看成“历史的 终结”是反历史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入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科学证明与历史证明仍 在继续。社会主义的命运及其信心依赖于21世纪以至以后一个长时期的人类历史实践，而历 史的实践又不是宿命论的走向，还要取决于社会主义的主体建设、主体努力、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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