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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制海权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人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意义，是缺乏深刻认识的。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等人已经认识到了“洋面水战”为西洋“长技”。可是，“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专守于陆。”〔1〕到19 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更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主张水陆之防不可偏废。如两江总督李宗羲乃陆防论者，虽主“尤宜急练陆兵之法”，但认为“仍以水陆兼练为主。”〔2〕 李鸿章是海防论者的代表人物，在这次筹议海防的复奏中，他提出三项建议：其一，“若外洋本为敌国，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其二，“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最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其三，“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外口；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皆水深数丈，可以停泊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声势较壮。”“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是外洋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矣。”〔3〕 李鸿章主张置备外洋水师铁甲船，以“为洋面游击之师”，比“专守于陆”自是很大的进步，但他所设想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4〕， 即专“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纯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改守势而采取攻势运动者，是刚从国外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1879年秋，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提出：“求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刘、林的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使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大步。李鸿章屡次致函总理衙门，力请速购铁甲等船，庶几“进可战，退可守”。并称：“正值海防吃紧之际，倘仍议而未成，历年空言，竟成画饼，不特为外人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窃为执政惜之！”〔5〕当时，向国外议购船只， 那些“利于守而不利于战”或“不能出洋交战”〔6〕之船，开始不再受到欢迎。甲午战争爆发后， 连文廷式这样的文官也认为：“洋人用兵，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指斥“借口防守，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洋面与倭决战。”〔7〕这说明当时一些清朝官员已比较注意制海权问题， 突破了消极防御的海岸守口主义。
但是，传统的观念具有惊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丁汝昌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整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8〕日本在丰岛袭击中国军舰后， 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9〕但李鸿章皆未予采纳。 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在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却比较薄弱。在挑起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认为：“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哉。”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注意。最先提出海权问题的是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他在一次列席内阁会议时，曾针对川上操六等人的“陆军万能”论，提出反驳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并进一步建议：“现下时局如此，我海军所取之方略，宜先谋前进根据地之设施；基于此项根据地，按诸敌海军游弋面，扩大我海军活跃范围，迫近敌国要地而占据之，加以防御及其他必需之设备。夫如是，我根据地既固，足以对敌，然后始可出动陆军，着手运输，借期兵站联络之安全，陆上作战之推进”〔10〕。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事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陆统筹兼顾的全面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内容包括：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舰队受挫，制海权归于中国，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11〕。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尚未打起来，而仅从海军战略的制订来看，胜负似乎已见分晓了。
二
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丰岛海战， 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中国海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只是一次小海战。由于从此中国海军自动放弃了制海权，因此制海权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日本的手里。
其实，对中国海军来说，并不是毫无战胜日本海军的可能性。首先，从整体上看，中国海军占有一定的优势。若能将中国的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编队，中国海军即具有较强的攻击力量，有利于掌握制海权。日本大本营在制定作战方针时，即“鉴于清国四水师不仅舰艇只数及吨位均凌驾于我海军，而且北洋水师实际拥有优于我军的坚强舰只”，所以颇有“胜败之数难以预料”的顾虑。在清朝官员中，也不是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早在6月间， 驻朝总理商务事宜的袁世凯即提出：对日本“难与舌争”，“似应先调南北水师迅来严备。”〔12〕驻英公使龚照瑗进一步向李鸿章建议：“若有战事，必先在海面。我胜则不患倭不退，否则运兵饷必阻截。如真开战，度倭力势不能遍扰南洋海口，乘战事未定，将南洋得力各兵轮酌调北听差，以壮声势。”如果当时清廷执政大臣采取以上策略的话，那末，北洋不仅守口有余，且可编为数队，近则游弋黄海，远则径窥日本海口，进控朝鲜的西海岸，完全掌握黄海的制海权，这对日本的侵略计划来说，必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然而，李鸿章却认为：“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13〕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攻方向，不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船分防台湾，而且还想从北洋抽调军舰赴台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只能以“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14〕了。
其次，只要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靠北洋舰队本身的力量，也不是不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如果采取积极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中国军队控制的朝鲜半岛西海岸和渤海出海口基地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队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的希望的。但是，从战前看，李鸿章即倾向于守势，甚至盲目自信：“就现有铁快各船，助以蚊雷船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15〕及至日本挑起战争后，他也并未改变这一方针。丰岛海战的第二天，丁汝昌曾率10舰由威海到朝鲜近海追击敌舰，但只到白翎岛停泊了几个小时，又在汉江口外巡游一遍就返航了。丁汝昌为此受到各方的攻击，此皆由于不了解个中底细之故。原来，李鸿章很不放心舰队出洋作战，因为他认为“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16〕他仅是把海军看成是一种威慑力量，只期“作猛虎在山之势”〔17〕，即使游弋渤海内外，也“不过摆架子耳。”〔18〕他始终认为：“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因此，制订了“保船制敌”之策〔19〕。丁汝昌率舰出海前，李鸿章特别告诫他说：“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20〕丁汝昌虽心中“愤慨无似”〔21〕，但不敢违抗命令。从战争一开始，北洋舰队就采取了“保船制敌”的错误方针，怎么能克敌制胜？
复次，在战争初期，对中国方面来说，是有好多次采取攻势的机会的。事实上，7月25日丰岛海战发生后的半个月内，从军事上看， 日本一方面还没有在朝鲜站稳脚步，而往朝鲜运兵又需要海军护卫，所以不希望双方舰队及早决战；另方面，不完全了解北洋舰队的意图，故暂时不敢从仁川运兵登岸，而将舰队的临时锚地设在朝鲜西海岸的南端，以便于进退。所以，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北洋舰队在此时采取攻势都是有利的，而且有多种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一）在7月28日以前， 北洋舰队出动，护运五六营陆军从牙山登陆，以增援叶志超军，有可能避免成欢之败；（二）在8月5日以前，趁大岛混成旅团尚未回师、汉城空虚之机，北洋舰队全力进扼仁川港，并护运10余营劲旅登岸，突袭汉城，当唾手可得；（三）即使在大岛混成旅团旋师之后，仍可采用此策，并令进入平壤的四大军同时兼程南进，南北两路进击汉城，朝鲜战局必将因之改观；（四）北洋舰队在此期间可以全队进入江华湾，因日本联合舰队在此处仅有少数舰只往来，且其中多是弱舰，对其发动突然袭击，必可沉其数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由此可见，丰岛海战后的半个月内，正是北洋海军采取攻势的大好时机，而且有几次有利的战机，却都一一错过了，终于铸成了永世难以挽回的大错。
与中国方面相反，日本大本营在作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的同时，即以采取攻势运动为海军的基本战略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明治天皇免去了“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22〕的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的职务，而颁发特别指令，将预备役海军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职。桦山莅职后，着重抓了三项工作：其一，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桦山资纪上任后，将包括非役舰的主要战舰都编入常备舰队，又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同时，为了舰队的统一指挥，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采取运动的需要，将联合舰队再次进行改编，共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其二，谋取前进根据地。在编成联合舰队的当天，日本大本营向伊东祐亨发出了如下命令：“贵司令官当率领联合舰队，控制朝鲜西岸海面，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的方便地区，占领临时根据地。”〔23〕这既是为了掌握朝鲜西岸海面的制海权，也是为了谋求舰队前进的根据地。丰岛海战后，联合舰队先是以所安岛为临时根据地，不久又北移至全罗道西海岸10余海里的隔音岛。到8月12日，因北洋舰队已不到仁川近海，联合舰队遂又决定北移，以距全罗道海岸马岛镇不远的古今岛为临时根据地。同时，以浅水湾为联合舰队的集合点。平壤战役发生的前数日，桦山资纪命伊东祐亨做好与北洋船队进行决战的准备。伊东认为，为了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发挥海军的牵制作用，联合舰队有必要将临时根据地再行北移。于是，决定以大同江口南之渔隐洞为临时根据地。其三，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战略意图，一面以舰队护送陆军至朝鲜登陆，一面“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24〕。从丰岛海战至黄海海战前夕，在联合舰队的护航下，日本陆军分4批运至朝鲜， 从而保证了进攻平壤的日军的兵力输送任务。与此同时，为了牵制北洋舰队，以应援进攻平壤之日军，联合舰队于8月10日对威海卫进行了袭击。此后，日舰又多次在威海、旅顺附近海面停泊、游弋或袭扰，甚至还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谣言，制造似将在直隶海岸登陆的假象，使中国方面产生日本“亟欲乘间内犯，以图要挟”〔25〕的错觉。
日本海军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夺取制海权为目的而进行的。在中国方面，由于海军采取守势，则显得左右支绌，处处被动。本来， 8月10日这天，丁汝昌正率北洋舰队10艘战舰进抵大同江口。恰在此时，日本舰队倾巢出动，对威海港进行袭扰。日舰大队竟直叩北洋门户，朝野为之震惊。李鸿章当即传命设法令丁汝昌速回威海。他致电总理衙门说：“倭乘我海军远出，欲捣虚投隙，已电平壤令丁速带全队回防，迎头痛剿。”〔26〕又恐打到平壤的电报转不到丁手，便雇洋轮“金龙”号驰往送信。13日晨，北洋舰队回到威海。清廷又虑日军从直隶海岸登陆，谕丁汝昌“速赴山海关一带，遇贼截击”〔27〕。李鸿章也向丁汝昌发出电令：“连日倭船廿余只并民船十余，乘虚往来威海、旅顺肆扰，各处告警。并有赴山海关、秦王岛截夺铁路之谣。此正海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28〕丁汝昌先后率队出海游巡4次，毫无所获，中国方面至此才发觉上当。 李鸿章又电嘱丁汝昌：“此后海军大队必不远出，有警则兵船应全出口迎剿。”〔29〕清廷也特谕丁汝昌应在渤海湾内之数处要隘“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30〕。这样，日本海军便轻易地完全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
三
在丰岛海战后的一个多月内，由于中国海军采取“保船制敌”之策，把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让给敌人，因此处处被动，甚至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而日本海军既掌握了黄海的制海权，便一面把大量陆军和辎重运往朝鲜，为发动平壤战役作准备；一面封锁大同江口，警备大同江下游，以配合陆军对平壤的进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于是，根据日本大本营所制定的作战计划，日本联合舰队的下一步棋，就是寻找时机与北洋舰队决战了。
黄海海战后，日军为进一步实施参谋本部的“作战大方针”，决定入侵中国本土。此时，日军已经控制了朝鲜全境。日本大本营最初计划，遣一军“乘势直进入满洲，以经略辽东，向山海关，拔奉天”〔31〕；另遣一军在直隶海岸登陆，“攻其首都北京，以迫使对方签订城下之盟”〔32〕。此计划既定，便开始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但是，欲攻占北京，而旅顺口雄堡坚垒，威海卫又有北洋舰队驻泊，共扼渤海门户，运兵深入渤海实行登陆作战，确有困难。因此，决定先取北洋海军基地之一的旅顺口，俟开春后再越渤海而进行直隶平原作战。于是，一面命海军探测旅顺后路以选择登陆地点，一面开始准备向国外运兵。日本联合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派舰侦察北洋舰队的动静，并测量大连湾至鸭绿江口的海岸，为陆军寻找登陆地点。
在中国方面，经过平壤和黄海两次决战后，仍沿袭守势战略。当时，李鸿章向朝廷建议：“就目前事务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33〕此建议竟得到朝廷的批准。本来，清军的战略方针是：陆军取攻势，海军取守势，如今则都取守势了。正由于此，从黄海海战到旅顺口陷落，其间为时两月有余，又是毫无作为地打发了过去。
当然，李鸿章在加强北洋海军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不大。其中最切实的一着，是请求调南洋舰只北上。经过黄海海战，北洋舰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暂无船可战”，他才不得不转变态度，请旨电饬南洋“暂调‘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四船至威、旅帮助守护，暂听北洋差遣，以济眉急。”〔34〕两江总督刘坤一则以“东南各省为财赋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不敢不兼筹并顾”〔35〕为由，要求免派。不久，清廷再次电谕南洋，商调四船北上助战。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又托辞拒绝派舰。这次借调南洋舰只终于未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已无计可施。正当中国方面束手无策之时，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本土之役开始。此时，日本联合舰队根据战局发展的需要，已将全舰队又改编为本队和四个游击队。10月24日，日本舰队及第一、第二游击队，除以二舰驶向威海卫、旅顺口，监视北洋舰队的行动外，余皆停泊于远海，以防北洋舰队来袭；第三、四游击队停泊于靠近花园口的海面，以掩护陆军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岸。在此以前，李鸿章已料到日军将犯旅顺，曾指示丁汝昌：将旅顺进坞之战舰“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还特别嘱以：“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日军从花园口登陆后，他电令丁汝昌：“酌带数船驰往游巡，探明贼踪，同壮陆军声援。”并指出：“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又叮嘱要“相机进退”。花园口南距旅顺100余公里， 北洋舰队如何能“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丁汝昌怕舰队被敌人堵在口内，提出宜撤离旅顺。李鸿章也怕两艘铁甲船有失，授意说：“旅本水师口岸，若船坞有失，船断不可全毁。口外有无敌船，须探明再定行止，汝自妥酌。”〔36〕实际上是同意舰队撤离。由于清政府战守乏策，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大股部队在旅顺后路上岸，“海陆军无过问者”〔37〕。
根据日本大本营所制定的作战计划，在攻占旅顺口后，本应实施在直隶平原进行决战的方案。为此，山县有朋曾提出《征清三策》。但是，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加以反对，而代之以进攻威海卫和攻略台湾的新方略，以尽可能避免列强的跃跃欲试的干预。伊藤新方略的基本精神，就是“消灭北洋舰队，控制台湾，以造成有利的和谈条件，并获得割取台湾的‘根基’”〔38〕。准此，日本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陆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制定了周密的掩护陆军上岸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日军欲犯山东的消息传来，清廷谕李鸿章悉心筹酌。当时，因“镇远”舰进威海口时触礁受重伤，它与“定远”舰本是一对姊妹铁甲，作战时必须相互依持，如今伤情既重，“定远”势难独自出洋攻战。而可战的快船也只剩下“靖远”、“来远”、“济远”三艘。这样，北洋舰队采取攻势更无可能了。所以，李鸿章致电丁汝昌，提出了“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计划。丁汝昌与诸将合议后，制定了一个“舰台依辅”的具体方案：（一）“如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二）“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间，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免敌船驶进口内”；（三）“倘两岸有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拚战，船沉人尽而已。”〔39〕此方案，李鸿章认为“似尚周到”，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舰台依辅”方案虽是被迫提出的，却是唯一可行之法。这个方案的头两点尚无大疵，问题就出在第三点上。由于威海陆路失守，“水陆相依”已无可能，港内的余舰很难久撑。北洋舰队终于未能逃脱最后覆灭的命运。
四
通过中日海军战略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赢，中国打败，绝非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定了以夺取制海权为目标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中国海军却采取消极防御方针，自动把制海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过了许多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慌乱无计，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后来被迫采取以威海基地为依托的海口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全无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向失败。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引进造船工业、创建海军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研究和掌握，成为这场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不能不是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
注释：
〔1〕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筒》（增订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故宫博物院影印版， 卷一○○，第2—3页。
〔3〕、〔4〕、〔14〕〔3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第13、16—18页；卷一九，第47—48页；卷七八，第62页、第61—62页。
〔5〕〔6〕《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 第7、20、25页；第24页。
〔7〕、〔24〕〔37〕《中日战争》（丛刊三），第105页；（丛刊一）第239页、第37页。
〔8〕〔12〕、〔18〕〔20〕〔29〕、〔36〕《李文忠公全集》， 电稿，卷一五，第56页、第45页；卷一六，第2页、第31页、第46页； 卷一八，第4、21、28、31页。
〔9〕〔31〕〔日〕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卷七，第245页；卷八，第275页。
〔10〕〔日〕《山本权兵卫笔记》，载《海事》卷九，第6期， 第50—51页。
〔11〕〔23〕〔38〕〔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78页、第79页、第130页。
〔13〕《节录龚大臣中英法往来官电》，载《中日战争》（丛刊续编六），第565、568页。
〔15〕、〔16〕〔25〕〔26〕〔27〕、〔17〕〔19〕、〔30〕、〔35〕、〔39〕《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四，第5页；卷一六， 第11页、第23页、第17—18页、第25页；卷一八，第28页、第28页；卷一七，第27页；卷二一，第5页；卷二八，第25页。
〔21〕《马吉芬黄海海战述译》，载《海事》，卷一○，第3期， 第33页。
〔22〕〔日〕外山三郎《黄海海战和日本海海战》，载日本《军事研究》1977年第7期，第57页。
〔28〕〔34〕《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第81页、第176页。
〔32〕〔日〕《日清战争实记》，第九编，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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