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能力的资源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能力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只有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才能具有巩固执政地位的前提。而 衡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于执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水平。本文所 论及的资源主要是指执政资源，执政党要具有较高的执政能力，履行其执政使命，必须 要最大限度地聚集、生成、维护、扩充执政资源。因而，执政能力的资源考量成为党在 新时期执政能力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
资源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将其引入到政党理论中去，就延伸出执政资源这个概念。 执政资源是指政党执政过程可以运用、利用的财富、载体、手段。“政党执政存在于一 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的历史阶段，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政党的性质、政党的目标、政党活动的历史经验和习惯、社会政治文化传 统、政党体制等等”。[1](P.59)显然，这些影响因素，就政党执政的重要资源。日本 自民党之所以能在日本多党政治生态下长期执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党十分注意 执政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开发。“自民党长期保持支配统治的关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 是通过自身的组织、地方政治家以及执政过程中广泛的利益诱导，对日本社会进行了最 大限度的统合，从而保证统治的广泛社会基础；二是通过官僚，形成比较强的政策决定 能力和执行能力，从而保证对社会的领导和统治能力”。这里所说的社会广泛统合和合 理的政策选择，能够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最佳的组合和利用，并最大限度地激发人 们的积极性”。[2](P.286)进入90年代，日本自民党失去了“一党独大”的地位的一个 重要的原因之一，“自民党自身组织建设的严重滞后，使自民党的编导和统治能力在整 体上不断衰退，而这个趋势与日本实现大国化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2](P.540)执 政能力高与低和执政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关系十分密切，日本后自民党时代，能否实 现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关键在于新生代的政治家对于执政资源存量和增量的 开发和实现程度。否则，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难以驾驭和统治整个日本社会。
执政资源从其存在的形态来看，执政资源可以是有形的，比如经济总量、经济发展水 平、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调节、政治权力、组织构架、组织规模、组织成员；也可以是无 形的，比如执政党的公信力、影响力、凝聚力、动员力、合法性、执政理念、执政体制 、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执政党成员的忠诚度、基本素质、道德水平、经验积累。
执政资源从其存在的类型来看，国内的大多数学者，将执政资源分为三种类型，即经 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
经济资源是执政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资源。政党 在执政后直接或间接的掌握着国家的主要经济力量，执政党具有利用公共权力支配人力 、物力、财力的优势，使之成为执政的经济资源。列宁为了苏维埃政权巩固和国家的安 全，曾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通过强化执政党对经济资源的影响和作用程度，体现 了执政党较好的执政能力。
政治资源是政党执政的核心资源，主要包括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权 威，其中政治权力是最为重要的执政资源。对于政治权力的掌握和驾驭程度是政党的执 政能力重要外在表现。除此之外，政治资源还包括执政的合法性、执政党的组织资源等 。作为执政党可以借助于公共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纲领，扩大执政党的政 治影响力、号召力。
文化资源是执政党的灵魂，这里主要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纲领、意识形态 等。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结合，上升为占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又借助于上层建 筑，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从而构筑起执政 党精神文化支撑和氛围，并且以此影响社会公众，得到其政治认同。
执政资源总量在给定或假定可能加总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投入政治领域的资源越多 ，则可以投入经济方面的资源就越少。反之则亦然。”[3](P.246)执政资源在政治部门 、经济部门、文化部门之间配置资源彼此存在相互之间的关联，政治资源、经济资源、 文化资源尽管总量是一个基本恒量，但相互之间是可以功能互换的。改革开放的巨大经 济成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中国共产党通过公共政策将其及时转化为民众的 实际利益，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将其转化为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的积淀。这一转化 体现了政党执政能力，执政能力越强，转化效率越高，执政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越高 。为什么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把经济搞上去了，但是执政的地位却丢失了，其重要 原因之一，就是执政党对于执政资源的开发和转化能力较弱，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流失 过多，执政资源开发效率和收益较低。执政党对于执政资源的开发和转换能力体现在政 治产品的生产上，主要是供应公共物品、公共投资、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产业政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大国，提高执政能力，“强化政治体系在社会经济转型中的主导 作用显得尤为迫切。……尽快大力开发和聚集市场经济转型所必须需的政治资源，增强 政治动员和推动能力，强化政治控制和管理能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攸关的重 大问题”。[3](P.248—250)不仅要关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直接作用的执政资源的开 发与转换，而且也要重视起间接作用的执政资源的开发与转换。诸如从主流文化中开发 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的执政资源，再造道德价值体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进 一步扩充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层面上合法性资源，增强执政党在全社会的号召力、影响 力、凝聚力，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二
执政资源如果从正常形态下，对于维护政权的正常运作所需要消耗资源是执政成本。 正常的执政成本会形成执政效率或者产出。如果两者成正比例关系，那么，就会是执政 资源大投入会带来高产出，出现政通人和的局面。如果在体制出现问题、制度安排出现 问题的话，两者之间就不是正比例关系，投入与产出就不是正比例关系，出现政治资源 的流失或者低效配置。我国现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出现重大变革，而其存在的 政治生态出现重大变化，从而使得执政资源严重流失，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这主要表 现在：
第一，执政基础受到侵蚀
建国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党的执政基础十分巩固，工、农、兵是主体执政基础。改 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出现重大而复杂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农民日趋减少，新 兴的社会阶层日益扩大，“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就是简单的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 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4](P.24—25)在这一时期，由于市场 竞争对利益分配调整，“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已大大平息，而与此相对应 ，工人、农民中的不满情绪却有很大上升。[4](P.27)党的执政基础变化，在一定程度 上带来了党的执政资源的流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被严重削弱。
执政的合法性实质上就是由民众对于公共权力体系的认可价值，体现为社会成员对执 政党、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和自觉认同。美国政 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等人认为，“合法性的基础就是同意”[5](P.6)。最近国际劳工 组织的一个新报告，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安全感，其中很大一块就是讨论中国 问题。农民现在遇到的困难也很多，城乡之间的差别更大了，不少农民难以为继。而先 富起来的社会阶层，认同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诸如共同富裕、社会公平等还需要一个较 长历史过程。
第二，利益实现、利益表达出现障碍
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得原有的利益格局呈现出分化和细化的态势。为 了激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让地方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地方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越来越强，地方利益呈刚性化走势，整个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的呈现出条块分割二元格局，执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体现出最优化和最大 化的效应，而是因为利益格局被低效分分割和分散，而导致执政资源流失。并且，在一 些地区和一些部门，公共利益或执政资源被一些富人所把持。并且这些富人从体制外部 走到体制内部来了。他们用金钱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消解基层政权的控制力。一些富 人进入政权机关，参与或影响党委或政府的重大决策。在基层，富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胜于普通民众的原因之一，就是富人在一定层面占有或侵蚀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
利益多元化的走势以及执政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不仅制约着民众的利益实现、利益 表达，而且无谓地消耗着执政资源，吞噬着党的执政基础，消解了党的凝聚力、动员力 及其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党的信任与忠诚，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
第三，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受到挑战
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与个人偏好明朗化的现在，尽管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元化的，但是 却相对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社会评价多元化，主流意识形态要担当起统一整个社会思 想观念的重担确实是任重道远。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元的指导地位，而不可能是社会思 潮的全部。在利益格局多元化，注重人的个性发展的今天，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那种 统率能力、吸纳能力日渐削弱，加之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借助新颖的文化平台与载体 ，通过多种途径和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的青少年，改变着他们的理念和行为 。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形成和巩固是相对的状态，它会随着外部的变化和冲突而不断地 变异。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浪潮影响，社会思潮 的多元化对党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提出了挑战，意识形态的导向力和价值观念的作用 力正在弱化，全球化使得中国面临着世界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抗与碰撞。不仅如此， 一些执政党的成员对本党的纲领和章程所确立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也发生了动摇与位移。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看，这是执政党合法性危机的信号或起点。
第四，官员缺乏执政的本领
经济与社会越发展，执政资源就越丰富，而执政资源越丰富执政能力或执政本领的要 求就越高。就是在中国经济重要发达地区之一的江苏省干部队伍的状况也十分令人担忧 。“在全省的干部队伍中，眼界不宽、知识和能力不强的干部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 领导干部存在较为突出的‘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现象。诸如搞发展不了解世界工 业化、现代化进程和规律。搞活经济国际化不掌握国际经贸规划和外语，搞城市化不懂 得城市规划，搞信息化不会利用网络，搞依法治省不熟悉法律法规等。一些领导干部满 足于现有知识，满足于已有经验，重交往应酬，少学习研究，在知识和本领上逐渐处于 弱化状态。”[6]由于官员的执政本领必须要具备的知识结构欠缺，缺乏科学发展观所 必须具有知识支撑，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生态成本大于生态收益，付出 了沉重的生态成本和生态代价。执政资源的投入与执政效益的产出没有形成正比例关系 ，执政能力在自然生态层面上出现危机。
三
执政资源是党的执政能力的源泉，开发执政资源是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以执政 资源的开发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明确执政的历史方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题是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中 国共产党获取执政资格的必然选择。这是由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决定的。党处在革命 的历史方位上时候，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革命斗争中曾作出的正确和成功抉择。但 是历史方位在由革命转向执政时，如果我们继续按照革命时期的思路和经验来应对执政 和建设中的问题，就会带来许多难以想象和难以克服的困难。中共十六大明确指出了中 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革命党到执政党；在封闭、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党到 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执政党。这实际上就是党执政的政治生态的变化，执政的政治生 态的变化必然带来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的变化，也是执政能力新要求。世界 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低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指导思想层面而言，过度陷于对革命 时期理论和经验崇拜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十六大对执政能力阐述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执政能力的表述也存在较大的差 异。十六大的表述是：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 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十六届四中全会表述是：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处理国际事务的 能力。这些表述变化更加重视执政资源开发，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因为中共十六大对执 政能力表述着力点是对领导干部个人素质的要求，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执政能力表 述更着重于作为执政党整体。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于执政能力阐述与政治资源配置 ，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五大能力涉及五大执政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 、社会资源、国际资源的运用。这些都是在执政的条件下或执政的政治生态下才能具有 的资源和能力。
(二)强化合法性基础
执政党一旦失去了合法性，其执政能力就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其执政资源具有否定性 的功效，其执政能力也就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作为一个长期执政并唯一合法的执 政党，要永远源源不断地获得合法性资源的供给与支持，首先要取得合法性基础。执政 党的合法性基础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会随着所有制和政权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执政能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获取执政资源的能力。合法性能力包括获得政权的能力、驾驭选举 的能力。前一个能力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武装斗争 的胜利，建立起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后一个能力需要中国共产党去摸索和 积累。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是新中国诞生后建立起来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对于保障 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形式上选举，实质上指定的现 象比比皆是。民众的选票以及民众意愿对官员的任免并不产生决定性影响，现行的选举 机制没有能真正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充分利用和开发存量政治资源，提高执政党 驾驭选举的能力，关键在于，一是有序的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在政治生态比较合适的 基层，开始实行直接选举。二是完善各项选举制度。在此，最为重要的是规范差额选举 制度，并且在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执政党驾驭选举的能力提高过程，也是以合适的机 制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过程。
(三)构建利益表达机制
构建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能力基本前提。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在目前主要从 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拓宽利益表达的通道。拓宽利益表达的通道，必须畅通人民群众与人民代表联 系、强化人民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利益代表关系，扩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使 得政府决策不偏离并且能最大限度的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此基础上，建立人民群众 与政府之间的直通车，诸如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决策听证制度、民意调查制度、政府 诚信制度等，让民意成为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的有效力量。
二是提升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水平。当前中国利益表达组织的缺陷之一，即是弱势群体 利益表达的组织架构发展严重滞后，普通的工人、农民缺乏独立的利益表达组织，在客 观上造成了执政资源的流失。工会没有独立性，进城务工的农民则没有自己的组织，其 应有的政治资源缺乏载体和平台。因而，建立健全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社 会组织，供给利益表达的平台与载体。这样，可以通过合适的通道将利益冲突消解在萌 芽状态，形成相对平衡的利益格局，而且有助于利益诉求的实现，提高弱势群体的协商 能力、谈判能力。
(四)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论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时，对执政党的 定位是“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 福”。[7](P.8)显而易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重要的是在执政过程中体现“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保持党的先进性，丰富党的执政资源。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丰富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执政成本高，最直观的是经济 成本高，执政的经济资源的消耗大于执政的经济收益，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聚集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资源。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必须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 观，才能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方面的需 要。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丰富党执政的文化资源。丰富和发展党执政的文化资源包 括指导思想、道德观念、教育文化的发展水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最为重 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也是党执政 的文化资源的重要源泉。执政党要发挥主流文化对整个文化的引领作用，把一切有利于 国家统一、人民进步的积极的精神文化因素，都高度凝聚在主流文化的旗帜之下。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丰富党执政的政治资源。这是执政党的最核心的政治资 源。政治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党执政的效率和合法性基础。人民群众 是党执政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只要执政党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权为 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执政最重要的资源会源源不断涌现出来。并且 党的群众基础巩固了，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也会随之而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