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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是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中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
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更是重大的挑战。“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高位运行的态势，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更加坚实、动力更加强劲，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运行中存在工业增长偏快、投资增速高位运行、流动性过剩、价格上涨压力加大、外贸顺差过大等突出问题。宏观经济正处在由偏快转向过热、系统性风险逐渐增长的重要关口。二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格局还在继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递减，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增加，发展的总成本进一步提升，甚至将超过国内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经济增长的非均衡趋势明显。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惠及到社会各个方面，不同的地区、产业、群体在经济增长中形成的差距正在拉大。四是国内自主技术储备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趋于突出，难以应对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竞争。五是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伴生着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积聚和激化，不但会约束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还会使潜在的矛盾显性化，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系统性风险。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笔者认为：“和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基调，“好”(即质量和效益)与“快”(即数量和速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面，在和谐中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一个基调、两个基本面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出增加、结构调整优化、发展方式转变、管理模式进步、社会福利增进无不围绕着一个基调、两个基本面进行。财政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重要基础、制度保障和工具手段，要在和谐中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求我们主动运用经济理论成果，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财政的功能作用，兼顾经济社会双重目标并适度向民生倾斜，在公共福利、社会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适度的干预，减弱经济发展的非均衡趋势，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良性循环，实现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一)以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为支撑点。在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中，借助财政政策熨平经济周期、调节供需关系、缓解供求失衡，推动经济增长向潜在增长率接近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由冷趋热的变化，为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铺筑平稳的轨道，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一是要适当降低财政赤字和国债投资规模，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包括降低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占GDP的比重，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降低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等；二是财政投资从主要进行建设性投资转为促进社会发展，将以往国债资金投向从主要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向公共服务领域方面转移；三是财政投资的着力点要从拉动经济增长向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变升级、优化经济总体运行机制以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转变。
(二)以激励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为立足点。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必须把科学技术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通过创新财政政策，激励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诸如：通过增加财政对科研的直接投入，支持科研院所启动重大科研计划，强化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鼓励瓶颈、短板类技术的突破，培养前沿优势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型创新；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建立共性技术联盟，加强综合性、集成性、前瞻性共性技术的合作研究，通过共性技术投入的杠杆效应引导多产业、多部门、多企业的后续投资；通过设立各类科研基金和落实专项经费，支持企业和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体系，支持高新技术园区与科研院所的融合共建，支持科研咨询、信息服务网络建设，支持行业技术中心、中介组织等技术创新基础平台建设。
(三)以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福利为着力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求公共财政侧重于创造良好的收入分配机制，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让全体国民能公平合理地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着眼于保障民生、增进福利，实施财政援助政策，重点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就业、社会保障和“三农”等方面倾斜；纠正市场机制造成的经济空间结构失衡，促进利益均衡和区域经济协调运行；立足于资源各个环节的“开源”、“节流”和“保护”，改革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责权利明晰的污染治理机制，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的财税政策。
(四)以调节短期需求与改善长期供给为结合点。总体上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有效抑制经济增长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并将改革持续推向深入的积极作用。但财政政策的设计往往偏重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而忽视了其“质量”方面，偏重于财政政策短期的、“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调控功能，而忽视了财政政策对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推进技术创新、增进民生福祉等长期增长潜力的巨大推动效应。下一步必须突破政策惯性和路径依赖，把驱动单个因素(物资资本)与统筹多重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结合起来，把对经济的短期启动与对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的长期促进结合起来，把需求调控管理与经济供给能力提升结合起来，着力营造财政经济良性循环的社会和政策环境。为此，要创新和优化财政政策工具，使其既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又能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既有利于实施反周期操作，又逼近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潜力的效应境界；既寻求现实矛盾的治标之举，又着眼于长远的制度建设等等。具体要做到“三个突破，三个注重”：一要突破以往政策工具运用的一成不变，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注重加强对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的“预调”、“微调”和精准调控，及时抑制经济运行中不稳定不健康的因素，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增强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提高宏观调控效果，使经济增长尽快转入较为平衡、稳健的轨道。二要突破政策工具使用的单兵突进，注重多轮驱动、多管齐下，促进多个主体、多个层次、各种手段的互动和配合。除了借助税收、国债、利率等经济杠杆，还要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担保、政策性补助、债券融资、发展基金、政府采购等工具集合，从原来的单一、直接地刺激或者抑制经济增长转向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将政府调控意图通过各种利益传导机制及时传达到微观主体，充分满足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健康性的“内生”要求。三要突破政策功能的发挥局限于临时应急，注重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财政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住主要矛盾，抓准关键领域，加强薄弱环节，支持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相呼应、具有可持续性的长效保障机制，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