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需求和学科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道路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吸收借鉴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阶段。如何突破直接借用甚至单纯引介西方理论和研究逻辑，超越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局限性，建立能满足中国政治实践和中国政治学建设需要的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范畴和基本理论，仍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科建设亟待解决的基本任务。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学习和借鉴西方比较政治学成果，中国学者一直在进行积极的反思和辨析，努力开展服务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比较政治研究。经过30年的探索积累，中国比较政治学科出现了新的局面，一方面是致力于比较政治学的机构和队伍有所扩大，另一方面是许多比较政治学者特别注意跟踪和深入观察研究中国的政治现象尤其是基层政治。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开始呈现出自主探索的积极态势，形成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结合程度有所加强。
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源于现实的需求，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将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承担好发展中大国责任的前提，这给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发展机会。
一、研究任务：跨国比较政治现象，探寻政治经验规律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战场”应该在哪里，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政治学者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比较政治学的边界
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比较研究方法得到政治学的各个二级学科的广泛使用，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本身也需要借助、跨越和整合不同学科的成果，因而比较政治学科边界不清的问题非常突出。在20世纪末，比较政治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三个困难：缺乏确定的研究对象、缺乏基本的指导理论和缺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①。近年来，中国学者较为集中地分析总结西方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探讨中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建设道路。
有学者提出，比较政治学科之所以成为政治学的一个二级学科，在于它具有区别于其他二级学科的三个特征，一是采用跨国比较的研究方法；二是研究具体的政治现象；三是通过比较具体的政治现象，探寻政治经验和规律，形成科学的理论。②这三个特征规定了，比较政治研究不能限于一国的研究，需要具备跨越国界、地区和文明的宽广的研究视野，对不同国家、地区和文明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深入分析。
比较政治学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分野是相对的，比较政治研究不必也不应拘泥于学科的藩篱，研究过程和成果形式既要尊重科学的认识规律，也应当服务于研究目的，服从于探索政治经验和政治规律、形成科学理论的总体目标。例如，就某一政治制度、机制或机构进行比较研究，亦可视为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等学科的成果；就他国的政治进程和政治结构进行研究，虽未运用显性的比较方法，但在认识逻辑起点或过程方面有隐性的比较，亦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科的成果。西方政治学以比较政治学统合所有国外政治研究，甚至不特别在意区别比较政治学与政治学也体现了这一关照。
(二)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需求和研究任务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任务就是利用跨国比较政治现象的方法，认识政治活动的经验和规律，为我国政治实践服务和政治学发展服务。
我国政治建设面临的任务迫切需要发展我国自己的比较政治研究。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经济社会格局深刻变动，这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秩序带来众多新问题新矛盾，也使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和形势出现重大改变。恰当地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参考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需要在深入理解他国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国际话语。
比较政治研究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主要有三个领域或途径：一是深入理解、科学总结他国在处理具体经济社会文化问题方面的政治经验教训，为我国更好地解决国内问题提供参考借鉴；二是客观认识他国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为正确处理国际问题提供认识基础；三是从比较的角度认识和说明我国的政治建设经验，促进我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认识、对话和合作。
为政治实践服务是比较政治研究验证成果、形成政治理论的基础。比较政治研究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为政治实践服务的过程和效果，是比较政治研究发展的动力。政治实践的效果展现了原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推动了新的研究的开展。西方国家采用发展主义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得到的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官僚威权主义，这激发了西方比较政治文化、制度主义等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的新发展。西方的民主理论在他国的政治实践遭遇挫折，不得不进行修正，从自由民主论到多元民主论再到新多元民主论；发展中国家从自己探索民主道路的实践中，辨别了西方民主的实质和利弊，正在形成和完善自己的民主制度和理论，例如伊朗的伊斯兰民主、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俄罗斯的主权民主等。跟踪研究这些重大政治实践并接受其检验，是比较政治学探寻人类社会政治规律、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
二、研究方法：历史的和整体的认识论
比较研究方法，非常符合科学认识发生论的要求，是人类认识政治规律的重要研究工具。比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尤其是在无法应用实验法的学科领域，比较方法是收集足够数量的信息和数据以大致接近科学方法的唯一途径③。比较政治研究跨国、跨地区和跨文明的研究高度，有利于人们认识在一国、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中不能发现或理解的政治经验和规律，有利于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政治规律。
(一)不合理的现实需求制约西方比较政治研究
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往往不能摆脱和超越预设的研究意图，不能从客观事实出发。这与西方比较政治学发展的动力有直接关系。西方的比较政治研究是由西方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现实政治需要推动的。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所观察到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历史起点上和各个主要发展阶段都是与美国所参与的国际冲突密切相关的，服务于美国建立地区和国际霸权的过程。例如，美西战争激发了国际政治和殖民主义的比较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促进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区域性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冷战、去殖民化运动，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了比较政治培训和研究项目的膨胀④。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两个主要领域，一是民主化研究，一是政治转型研究，分别配合和服务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掌控地区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意图。
西方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症结在于西方国家现实政治需求的不合理性。比较政治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毋庸置疑是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是，推动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是建立和维持不合理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是压榨和侵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维护和扩大本国私利。这样的现实需求对于科学研究具有根本的危害性。尽管西方的比较政治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尤其是西方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碰壁”的事实促使他们不得不向尊重客观事实靠近，但仍远远没有克服和超越不合理研究初衷的危害⑤。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历史和整体地认识政治现象，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应当坚持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求历史地、具体地看问题。比较政治研究，其研究对象不是纯粹客观的自然物，而是兼有特定主观和客观因素的不可复制、不可逆的动态过程；政治是社会利益的综合解决方式，政治现象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政治现象的这些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应当注意政治现象的多影响因素，进行合理的抽象。
对政治现象的解读不能离开它存在的历史条件。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从当前的或抽象的价值标准出发看待政治现象，得不出准确的判断和结论，既无法发现真实的政治经验和规律，更不能正确指导政治实践。历史的和整体的研究原则要求，开展比较政治研究，需要在国际和国内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和政治系统中，理解不同个案政治现象，通过不同个案之间的合理比较，发现导致政治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政治现象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等，而不能依据政治现象表征的相似性或主观的价值追求开展比较研究。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建立各国共同发展、和谐发展的新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国政治实践的需求和比较政治学科的研究目标、任务决定，中国学者开展比较政治研究，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自始至终符合历史的和整体的认识论的要求，观察政治现象之间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从中发现问题、经验和规律，努力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尊重客观事实，并非要排斥以往的理论认识，而是强调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以往的理论成果是人类认识客观事实的结果，其中优秀的部分，是人们分析新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但即便如此，理论成果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也不是先于客观事实的先验之物，应该不断被客观事实所检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分析逻辑：差异性中发现问题，重复性中探寻规律
比较政治研究须遵循科学的分析逻辑。怎样从现实世界复杂而多重的关系中探索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⑥，不同国家的政治现象之间如何进行比较，是比较政治研究能否成立及其价值的前提性问题。比较政治的分析逻辑需要严谨的审视。
(一)警惕分析逻辑和研究工具的陷阱
目前，比较政治研究的分析逻辑，有两种不合理的方式。一是从预设的研究意图出发，例如论证西方民主的合理性和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普适性、发展中国家威权主义体制的弊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不可持续性等等；二是从现有理论逻辑和研究框架出发，依据某一理论流派和研究视角，选择新的或具体的研究对象，陷入验证性思维螺旋。尽管有些研究注意到不同国家政治现象的“非契合性”，但是不摆脱主观先行的分析逻辑，研究结论难免是牵强附会的。
在研究工具方面，现阶段的西方比较政治学出现了过度追求科学化和数学化、偏爱使用数理分析方法的倾向。以西方比较政治学科的权威杂志《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 ies)和《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为例，《比较政治研究》月刊2010年和2011年前8期杂志，刊发论文91篇中有64篇采用数理化分析工具，占70．3％；偏重理论和案例研究的《比较政治学》季刊2009年至2011年10月刊发的论文64篇中有25篇采用数理化分析工具，占近40％。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能力的提高，能够用数字描述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而且数字记录的信息，易于保存、理解和处理，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也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然而，使用数理分析方法开展比较政治研究，基本是从人的自然属性、经济数据、文本资料的角度观察解释政治现象，或者依据从难免带有主观片面性的社会调查中获得的政治态度数据包括各类投票行为及其结果的数据得出不可靠的认识。
过度追求数学化，限制了比较政治研究的选题和研究对象，放弃或回避整体认识论的分析逻辑，决定了其研究虽有其价值，但往往具有以偏颇琐碎淹没全面整体，以数学逻辑遮蔽历史逻辑的负面效果。
(二)分析逻辑和研究工具的合理运用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应当摒弃主观理念先行的分析逻辑，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坚持从客观→主观→客观的分析逻辑。
比较政治研究的起点，即研究目标或意图解答问题的设立，是比较政治研究质量和价值的关键问题。相比对于比较研究过程逻辑性的关注，目前对于比较研究起点的关注和研究是不足的⑦。开端包含目的性。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问题意识”，而“问题意识”本身也是问题。需要和值得研究的“问题”，并非是事先预知或随意设定的，而是需要发现的。发现重要的和关键性的问题之后，比较研究工作才开始踏上正途⑧。
不同政治体的政治现象的差异性和重复性，是政治经验和规律的外在反映，因而是比较政治研究分析的起点所在。比较研究有共性比较和差异性比较，通过比较和分析那些具有共性或差异性的政治现象，都可能寻找和总结出政治经验教训。政治现象的差异往往蕴藏着以往没有发现的新的影响因素；社会规律则寓于重复发生的历史现象当中，通过观察不同个案中的重复性才能发现规律和趋势。比较政治应从政治现象的差异性中发现问题，在政治现象的重复性中探寻规律。
比较政治分析的工具，应当符合政治现象的特性，不必跟随西方话语霸权制定全球统一的评判标准，不必过度追求数学化。西方比较政治的一个现实应用模式，就是制定一套指标，例如清廉和行贿指数、廉正指标、民主评估、国家治理评估、转型指标、人权责任指标等等，无不是依据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状况和政治价值，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状况作简单的评判，在国际社会中推广评估标准制定者自己的政治价值⑨。这样的评判，目的在于建立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世界合法性，给予发展中国家政治压力，迫使他们向西方政治制度“转型”，而无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自身问题。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坚持独立自主又借鉴人类优秀成果，不能以西方的标准作为政治建设目标。
四、研究对象：静态的结构和动态的过程
按照研究对象的时间性质，比较政治研究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类，两类研究可以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
(一)静态和动态研究的功能
静态的比较政治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某种政治现象的法律规定和结构层面的分类比较，得出对该政治现象整体面貌的认识，主要是对各类政治制度、政权结构、政府结构、国家机构、政治组织、政策工具等的分类比较。静态比较政治研究成果有助于全面了解诸多国家的某项政治制度、政策工具、政策组织结构等，对于完善我国相应制度和体制可以提供借鉴参考。
动态的比较政治研究，是对政治过程的比较研究，观察多个国家某种政治现象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比较它们之间的相似或相异性，理解每个国家该政治现象演进的关键因素和机制，发现其中的共同性，得出对该政治现象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政治过程的比较研究按照内容可分为两类，一是研究以国家为整体政治系统的变迁过程，例如政治结构变迁、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民主化研究、政治转型研究等；二是研究政治系统的某项机制或某个部分的变迁过程，例如某项具体政治制度变迁、政府改革、政治参与和政治态度变迁等。对政治过程的研究，是比较政治研究逐步发展、提高的结果。
(二)我国静态和动态研究的进展
目前，我国的静态和动态比较政治研究都不能完全满足现实和理论的需要，均亟待加大研究力度。我国的政治体制在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不断自我完善，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动力。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这些发展变化反过来对于继续发展完善政治体制和不断调整改进政府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继续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阶段，为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政治建设面临更加紧迫繁重的任务，迫切需要准确认识和正确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静态比较政治研究应当注意准确、全面地介绍和把握世界各国的政治情况，而不仅仅是个别发达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近年来，我国静态比较政治研究出现了一些较好的成果。例如，《西方国家有多少搞“三权分立”的?》一文，是一项典型的静态研究。该文考察了23个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形式和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发现除美国之外，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体制形式虽不完全相同，但从根本上说都属于议会制，绝大多数并未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立法权与行政权是不分立的，个别国家甚至司法权与立法权也是不分立的⑩。这项研究采取了对客观事实的统计和分类方法，没有使用任何理论框架，但却澄清了一个基本事实和思想认识，即“三权分立”制度并非是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政治体制模式，纠正了在我国学者、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的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和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误解误读。
近年来，我国静态比较政治研究的主要进展是，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府结构和机制的比较研究扩展到了专门政策的比较研究，例如，《公共预算：比较研究》(11)和《50国(地区)社会保障机构图解》(12)等是近期出版的较好的静态比较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针对某项专门政策，展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现实情况，通过梳理分类归纳，形成了对于该项政策的清晰的整体性认识。此外，政府规模变化趋势的研究(13)，中美国家功能集中度的比较分析(14)，中西方政教关系的比较(15)，都是选择某项具体政治制度、行动、关系等，考察不同国家的实际做法和数据，得出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静态比较政治研究不涉及历史过程，提高了研究效率，也蕴藏着研究风险，即忽视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阶段而得出结论。国际组织和一些研究机构建立了几乎覆盖全球各国的公开的资料和数据库，近年来这些数据库的覆盖面日益完善，为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使用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和评估指数作为研究的主要基础，应当警惕数据库逻辑结构背后的价值预设，否则很可能会落入“陷阱”，只能得出符合西方政治价值观的结论，即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主要是西方民主制度，是几乎所有问题解决的唯一答案。
维持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是政治的要义。政治发展研究、民主化研究、政治转型研究等政治过程研究，是西方比较政治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40多年的主题，形成的诸多理论至今具有广泛而深入的世界性影响，为西方国家主导世界政治秩序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我国在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相当程度上尚未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
动态比较政治研究，因其因素和机制的复杂性，一般需要借助以往的理论和认识、对纷繁现象进行合理抽象，把握研究进程使其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难度较大，容易出现用现有理论和认识“套裁”现实的错误或者不合理抽象的现象。因而，特别需要强调客观事实的第一性，在研究方法上，切忌从主观出发，应坚持从政治现实的差异性中发现问题、从共性中探寻规律的分析逻辑。
结语
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和困境都来源于本学科的基本特点，即多国的研究、从政治事实中发现经验和规律的研究。这一特点，既是探索人类政治经验和规律的必要手段，也给研究者提出了挑战。能否突破传统的以学者个人为主体的学术研究方式，采用新的跨学科的团队研究方式，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科实现质的突破的一个前提条件。
注释：
①程同顺：《比较政治学：走向没落，还是再度辉煌》，《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1期。
②王正绪：《比较政治：超越地区研究的全球视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日。
③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第7页、第1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④Harold Lasswell，“The Future of the Comparative Method”，Comparative Politics，Vol．1，No．1，(January，1968)，pp．3～8．转引自高奇琦：《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的几点思考》，《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⑤张小兵：《美国视角的比较政治学》，《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⑥李路曲：《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⑦李路曲：《略论比较政治分析的操作方法》，《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
⑧房宁等著：《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第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⑨俞可平主编：《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⑩胡联合、胡鞍钢：《西方国家有多少搞“三权分立”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2月17日。
(11)马骏等著：《公共预算：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12)周弘主编：《50国(地区)社会保障机构图解》，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年版。
(13)樊鹏：《政府改革：新潮流与新观察》，《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
(14)范红忠、岳国宝：《中国、美国国家功能集中度比较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9期。
(15)王旭梅：《政教关系与政治文化：中西方比较的视角》，《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生论文专刊》，第38卷，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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