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加强区域及双边经济合作的动态及动因分析
陈友骏
【内容摘要】 2018年是中日关系重归正轨、巩固稳定及持续走稳的重要一年。在“政治引领、经济搭台”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反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单边主义、推动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上同频共振。日本之所以急于改变对华战略，发展对华合作关系，主要是因其迫于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压力，担忧其自身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同时，其也希望借推动对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落实自身的多个战略部署。需要注意的是，因日本对外政策缺乏独立性且存在严重的“亲美”倾向，美国因素仍是影响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外部变量。
【关键词】 第三方市场合作 战略互惠关系 贸易保护主义 安倍内阁
如果说2017年是中日关系的转圜之年，2018年则是中日关系重归正轨、巩固及持续走稳的重要一年。总体而言，2018年的中日关系可以用“政治引领、经济搭台”来高度概括，而其中的主要亮点则是聚焦于区域合作议题之上。
2017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在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明确表示，日本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日两国对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共同担负重要责任；并且，2017年是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是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的重要节点，日本希望借此时机，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原则下，与中方共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1]安倍的这一积极表态可视为其领导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转向的风向标。之后的2018年施政演说中，安倍首相又重提日中两国共担着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任；日本希望能与中方合作，共同回应持续扩大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2]日本对华态度的重大改变及安倍政府的积极表态是对中方始终执着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回应，也为2018年中日两国在区域层面的深入互动与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日本希望与中国共同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强烈意愿已清晰可见，这也为中日两国在2018年的深入合作释放了重要的积极信号。
一、近来中日两国围绕区域经济合作展开的互动
2018年中日两国间的合作与互动主要表现在区域层面的政治与经济的“同频共振”，凸显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同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积极与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单边主义相抗衡。
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喜悦，说：“他以前来过这里，有一天我在草原上把他救了，我们裹在一张羊皮里，草原晚上很冷！后来我们一起玩，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年还要再来。我每年这个时候都在这里等他，见到像你们这个样子的人就问。我已经等了两年了……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他摸了摸自己的心，认真地说：“我很想念他！”说着，脸上飘过一丝惆怅。他就是才让（在藏语里，才让是长寿的意思）。
2017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高调宣扬并采取“美国优先主义”的战略方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单边主义政策，严重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推进速度与进度。受其影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日趋高涨，抵制全球化、自由化发展的趋势有所抬头。
当然，尽管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经济效果还未完全显现，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发酵，但这一系列战略合作项目的签订，却显然存在着诸多重要意义与丰富内涵：
面对这一严峻的战略形势，中国实则采取了严厉抵制和积极应对的战略方针，并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共同建设为出发点与着力点，希望遏制住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发展势头。而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方之一，日本也基本展现出与中国相类似的战略应对举措，实现了中日关系在维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层面的良性互动。
在上述原因中，笔者认为内部原因主要作用于尚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是导致大学生“蚁族”产生的内在推动力，而外部因素则影响那些出现就业失败(包括就业结果与理想目标差距大的情况)的大学毕业生的生活，使他们真正成为我们在本文中讨论的大学生“蚁族”。
综上所述,高血压脑出血是一种复杂的病理过程,高血压脑出血的外科治疗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手术时机和方法选择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全面分析患者的发病机制,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法,有利于改善患者的预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2018年10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指出中日双方“要开展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拓展共同利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对此，安倍首相表态愿意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维护自由贸易作出贡献。[10]
在反对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战略问题上，应该说，日本与中国是相向而行的，不存在大幅度的背离。在2018年初的施政方针演讲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积极表态，日本愿意做自由贸易的旗手，积极推动建立自由且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5]在年底的首相信任演说中，安倍呼应其在年初的发言，再次提出日本要做“自由贸易的旗手”，引领新时代的世界规则构建。[6]由此，尽管安倍并没有在发言中直接表述反对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相关语句，但他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直指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全球的孳生与蔓延。
需要指出的是，中日在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与方式上是完全不同的。相较而言，中方的应对方式是硬性的、直接的，强调在平等站位和对等要价前提下妥善解决分歧与矛盾；而日方的应对方式却是软性的、间接的，愿意以牺牲部分利益、做出更多妥协为代价，换取美方的让步和政策优惠。
第二，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问题上积极互动，以提增相关政治议程的谈判进度与达成可能。中日两国同为《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中日韩FTA）① 2017年中日韩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12.24、4.88和1.52万亿美元，中日韩三国的GDP之和占全球GDP的20%强，三国人口总规模超过15.5亿，因此，三国若能构建经济合作区，毫无疑问将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产生示范引领的效能。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重要参与方和协调方。未来，中日韩FTA的发展势必将对RCEP产生趋势性影响；而RCEP的发展也会对中日韩FTA的发展产生相应的推动力。
随着中日关系在2018年持续好转并稳定发展，中日双方在区域及小多边经贸合作协定上的互动不断增多，促使中日韩FTA与RECP的谈判效率稳步提升，其中，高层领导的政治互动是不可或缺的引领性角色。
在两国高层领导人政治互动的引领下，中日经济合作关系再度步入正常轨道。2018年4月16日，第四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日本东京举行。此次对话会双方就宏观经济政策、中日经济合作与交流、中日第三方合作、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合作等四个专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推动RCEP谈判早日结束等事关亚太经济一体化、贸易便利化的两个重要协定达成广泛共识。[7]
2018年5月9日，第七次中日韩峰会时隔两年多后在日本东京举行，共同探讨了当前三方合作的现状，并规划了未来合作路线与前景，其中主要议题之一就是中日韩FTA。三方达成一致共识，愿意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合作加速推进高质量的RCEP及中日韩FTA的谈判进度，并促使其早日达成。[8]会后中日韩三国发表的《共同宣言》中明确表示，三方均认同中日韩FTA有利于促进三国的利益融通，深化三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关系，同时，也有利于提升东亚地区贸易及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发展，为此，中日韩三国将努力推动中日韩FTA的谈判进程，尽快达成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综合性的、高质量的互惠协定。[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此次峰会的举办地位于日本东京，所以作为东道国和主持者，安倍政府为此次峰会的举办付出了不少精力，并为最终达成三方满意且共同认可的共同宣言做了一定的协调工作。由此，安倍政府在推动中日韩经济合作及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已明晰可见，对外释放出强烈的积极信号。
3.1 护士主观幸福感及婚姻质量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护士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平均为(86.35+10.04)分，护士的婚姻质量总得分平均为(427.01+33.89)分。根据得分在73～96分为主观幸福感较高［6］作为标准，得出本研究纳入对象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良好。这可能是因为已婚护士家庭结构稳定，多数已具有一定的事业、经济基础，熟悉医院医疗工作环境，收入固定，比较满足现状，所以较能安心于本职工作。这与陆彩萍等［7］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高屋建瓴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日益密切，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同时，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风险挑战加剧。这就需要我们从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把握规律、认清大势，坚定开放合作信心，共同应对风险挑战”。[3]2018年11月19日习主席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再度指出：“我们应该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此外，习主席在2018年多个国内、国际场合均明确阐述了中方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经济单边主义的政治立场，这既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战略性表态，更是有力维护全球经济与国际贸易继续行驶在正确路线上的有所作为。
(2)它进一步稳固了经济合作在中日关系发展中所扮演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的重要功能，为未来中日关系的行稳致远又增加了一个沉甸甸的砝码；
之后的2018年10月24日，安倍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首相信任演说，其中明确提到要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加强合作，尽快达成RCEP协定，以推动构建自由且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12]
2018年11月30日，在出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G20首脑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再度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不仅开创了“一年三会”的中日首脑会谈，更促使中日高层领导人政治互动呈现高频化特征。期间，习主席明确指出“新形势下，中日发展关系面临比以往更为有利的条件；中日经贸务实合作潜力巨大；要争取早日谈成RCEP和中日韩FTA”。[13]作为回应，安倍首相坦率直言，表示“日方主张维护自由贸易和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愿积极推进RCEP谈判，加快推进日中韩自贸协定谈判”。[14]
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中，离开政治谈经济，或许是困难的、曲折的，而离开经济谈政治，又或许是苍白的、无力的。坦言之，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始终是互动的、交织的，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经济关系的拓展与延伸，而良好的经济关系有助于稳固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发展。在中日关系跌入复交后的最低点时，中国也没有放弃发展对日关系的意志与决心。也是得益于中国持续、积极的外交努力与资源投入，才使日本重新审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诱导日本回到对华思维的正确轨道，并最终实现中日关系的战略性转圜。表1列出2017年以来两国高层的交往活动，从中不难发现，进入2017年之后，中日两国间的政治活动、尤其是高层政治互动愈发频繁，会谈的话题随之变得多元、深入，会谈的气氛亦逐步驱和、转暖，对内、对外均释放出积极、良好的政治信号。值得一提的是，两国最高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犹如定海神针，为双边政治气氛的缓和及经济合作的止跌回升构建起中流砥柱般的基石。受其影响，中日两国间中断多年的多个对话机制得以重启，涉及高政治板块的安全领域对话与合作也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应该说，在中日关系陷入复交后的最低谷和艰难期，政治对话及引领性互动产生了极为积极的示范性效果，也为双边经济合作的复苏与战略性的突破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性前提条件。
尽管我国消费税制设立初衷是为了发挥调节功能，但是消费税并非纯粹的中央税。在燃油税费改革之后，地方养路费转换而来的消费税虽然在形式上仍然为中央税，但绝大部分会通过转移支付形式返还给地方，我国消费税的共享税探索实践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由此，RCEP与中日韩FTA谈判已成为牵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贸易便利化的主要谈判议程，且二者的关联度在不断提升。不仅如此，中日两国分别是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大的主要经济体，也是东亚区域内的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日关系的走势以及两国在区域经济合作议题上的合作深度与广度将直接影响RCEP和中日韩FTA的谈判进程与达成可能。
特应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疾病 [12]，15%-30%的儿童，2%-10%的成人受到影响，主要症状有剧烈的瘙痒、湿疹样皮损、干皮症等。AD影响12-15%的儿童，对儿童的影响包括使儿童睡不着(restless)/感到沮丧(frustrated)、影响儿童的社会化技能（social skills），导致与其他人交流退缩或缺乏，并带来潜在的心理问题，而且影响患病儿童和家长的关系。另外，AD患儿家长更感到苦恼、疲惫以及承受更大的经济负担，解决这部分患者病痛显得日益紧迫。
可喜的是，就在中日关系实现转圜并重回正轨之际，RCEP和中日韩FTA的谈判均同步性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且后者的相对进度要明显超越前者，甚至也存在率先达成的可能。但这里也要指出的是，未来随着中日韩FTA的谈判焦点逐步走向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等“深水区”，其对中日韩的三边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带来的挑战将愈加增大，而解决这些潜在的突出矛盾，就需要中日两国更为稳定、更为坚实的政治关系，同时也需要两国付出更大的政治努力与经济资源。
1.文眼诱导。即抓住作品中表现作者感情的画龙点睛之处，细细品味，从而感悟作品那种浓烈的情感。如：《我爱故乡的杨梅》标题中的一个“爱”字就把作者对故乡杨梅的那种深情直白出来了。文中的每个字词都蕴藏了一种“爱”之情。
第三，中日两国在第三方经济合作上取得巨大进展，为未来双边经济合作开拓出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应邀访日，期间中日双方共同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备忘录”。[17]2018年10月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应邀正式访华，将中日围绕第三方的经济合作推向高潮。10月26日，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论坛并致辞。[18]此次论坛上，中日双边企业共同签署了52个项目合作协定，其中包括了医疗救护、保险服务等第三方服务业的深入合作与共同开发，也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充电标准、无人驾驶等高新尖技术的战略性对接，为未来中日两国在更广泛经济领域内的战略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参见附表）。值得关注的是，52个合作项目之中不乏极具战略性、延伸性的合作项目，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和日本CHAdeMO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为统一中日两国的充电模式奠定重要基础，也为两国未来在电动汽车的深度合作创造了有利的基础性条件。
在空中盘旋的二十分钟里，我听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教练告诉我，迟羽和七哥结婚后的第二年，在一次常规飞行中出了事故。
并且可以借用多媒体，让学生明白网络是一个神奇的工具，培养学生利用信息的意识和能力，让学生遇到问题可以自己借助网络的工具去解决问题。
4.培训需求预测分析的方法具有多样性。企业培训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获得准确的培训需求，进而保证培训具有合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1)这是中日关系彻底走出寒冰期，实现完美转圜的重要标志，也预示着中日关系将以此为新起点，朝向更为宏大、更为高远的目标前进；
在与李克强总理的会谈中，针对李总理的中日应“加速推进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促进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共同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助力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提议，安倍首相表示“日中携手合作顺应时代潮流，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双方应共同努力，推进RCEP谈判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建立自由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自由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1]
(3)它开辟了中日经济合作的战略性新视阈，为今后在更广视角、更深层次上开展中日双边及小多边的经济合作创造可能性；
(4)它有助于中日两国避免在第三方市场的恶性竞争，为双方都能避免“赔本赚吆喝”，争取更多合理的经济利益提供制度性保障。
二、日本转变态度、与中国积极展开区域合作的动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伴随着中日关系的转圜与重回正轨，中日两国在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问题上同频共振。不仅如此，两国共同致力于推动东亚及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有序发展，重点旨在谋求中日韩FTA、RCEP等地区经济合作协定的早日达成，同时两国积极扩大经济合作面，推动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战略性协议，为未来深层次、宽视阈的广泛经济合作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但究竟为何日本会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华丽转身”？为何会在反保护主义、反单边主义等重大议题上与中国同频共振？又为何会如此积极地扩大对华经济合作力度，使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在“政冷经凉”和“政热经热”二者间急速转换？为了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或许需要从以下多个维度探求各种影响因素。
第一，政治引领成为推动中日双边经济深度合作的主要动因和积极推手。
以此为背景，2018年11月12日，RCEP部长会议在新加坡开幕；紧接着2018年11月14日RCEP首脑会议在新加坡举行。尽管此次会议因关税领域等意见分歧而放弃了年底前达成实质性一致意见的初期目标，但会后共同声明的内容仍肯定了RCEP谈判在2018年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并决心在2019年达成妥协。[15]此外，在中日韩三方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中日韩FTA第14轮谈判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上，三方均认为“中日韩FTA谈判提速基础已经具备，三方将在RCEP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探讨通过中日韩FTA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与此同时，三方决定“将从下一轮谈判起恢复工作组会议，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议题展开实质性磋商”。[16]
表1 中日领导人政治互动及相关活动（2017-2018）
第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单边主义的高企令日本大失所望，从两个不同维度增加了日本对其未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与焦虑。
其一，美国在对日问题上凸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强烈色彩。实际上，安倍政府之前一直在等待特朗普政府回归TPP大家庭，但特朗普政府过去的执政经历与各种表态业已传递出明确信号，美国不可能回归TPP，且日美间的经贸合作唯有开辟FTA新道路，才能实现深层次、广覆盖的战略性合作。对此，前者对于日本而言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实，而后者却是日本难以接受却不得不坦然面对的苦果。
2018年9月末安倍访美。表面上，安倍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特朗普政府、与美方谋合作，促发展，但实质上他的目的却是谈条件，讲妥协，希望特朗普政府能避免对日进口产品尤其是汽车及其零部件征收高额的附加关税，作为妥协、抑或是交换条件，安倍政府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要求，表示愿意启动日美FTA谈判① 安倍政府为了掩人耳目，躲避国内指责与反对声音，使用TAG（Trade Agreement on Goods：货物贸易协定）来表述日美间实质性的FTA。 。尽管安倍访美暂时缓和了日美间围绕贸易问题的政治争端，但并未平息日美经贸问题的主要矛盾，更未能完全说服特朗普政府放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路线方针。换言之，日美经贸问题的尖锐矛盾依然存在，且如同蠢蠢欲动的活火山一般，随时随地都有剧烈喷发的可能。而且，令日本大失所望的是，强势的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因其盟友的特殊身份，而在对日问题上网开一面，相反，美方的态度更为强硬、更为坚决，且表现出势如破竹、势在必夺的高压态势。对此，日本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其二，中美贸易战的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了日本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担忧。作为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受害方，日方期待中美贸易战能获得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抑或是至少中美之间能达成一个短时间且具有延伸性的妥协方案，以遏制贸易战的恶性发展趋势。2018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19]对于“习特会”的顺利举行，日本国内总体评价较为积极，但受美国保护主义日益高涨的影响，日本国内的主流意见更担忧特朗普政府的“靠不住”，进而影响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长期的、具有建设性的广泛共识。
第三，日本欲借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落实自身的多个战略部署。
其一，将区域经济合作打造为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互动的重要平台，间接影响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日本对华关系的政策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促使其在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上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合作方针，尽可能地与中国实现一定程度的成功合作。当然，日本的对华区域经济合作也存有其特殊目的，即希冀借助RCEP、中日韩FTA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构建“高标准、高质量”的制度要求，促动中国放宽对包括日资在内的外国资本的准入门槛及市场待遇，加速在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领域的法制实施力度与深度，并带动相关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
为了指导地勘单位践行绿色理念，全面推进我国绿色勘查工作，不久前中国矿业联合会正式发布了我国绿色勘查第一个团体标准——《绿色勘查指南》（T/CMAS 00012018）。
其二，打造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发展的战略性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应该说，对于一个资源贫乏、市场有限的经济大国日本而言，对外开放、推动与其他伙伴间的经济合作是其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日本也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经济合作惯性发展的进程之中，终止对外合作、尤其是经济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以此为背景，日本提出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经济合作战略设计思想，即在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前提下，着力推进包括TPP、日欧EPA、RCEP、中日韩FTA等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为此，日本制定了具体的经济合作指标，如到2018年末与FTA伙伴的贸易总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必须超过70%等。② 2013年6月14日，安倍政府制定了《日本再兴战略》，其中提到截止2018年需将日本的FTA覆盖率（已经生效的FTA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提高至70%。(参见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kettei.html，上网日期：2018年9月5日）。 尽管日本已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70%的既定目标，但这仍清晰地折射出其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也清楚地描绘出未来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走势和方向。
其三，为未来参与对美及全球竞争创造重要的博弈筹码。美国因素仍是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外部变量。之前安倍政府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力排众议，才使日本搭上了TPP的末班车，并最终推动TPP谈判的顺利结束。但特朗普的上台及美国宣布退出TPP，无疑是对安倍政府的当头一棒，迫使其不得不改变对美合作战略方针及对TPP的原有战略设想。值得关注的是，退出TPP 后的美国提出与日本进行双边性的FTA谈判，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日本在农产品、汽车等领域作出更大让步；面对美国的攻势，“日本想把TPP作为今后在日美双边FTA谈判时的筹码，制衡美国，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20]不仅如此，日本更希望跳出TPP的既有格局，扩大对美政治经济博弈的筹码，因此，RCEP、中日韩FTA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就迅速进入安倍政府的战略视阈，并成为其竭力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
三、美国因素对中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就目前来看，美国因素仍是影响中日经济合作、乃至政治关系走势的主要外部变量。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外政策就一直缺乏独立自主性，“影子政府”的外在形象始终伴随着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对美一边倒”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战略方针，这又进一步挤压了其在对外战略布局中合理考量中日关系的政治空间。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传统保守主义阵营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等，意图否定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此，日本国内多数学者深表忧虑，担心日本被迫因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而必须“选边站”，导致最终中日经济合作中断或中日政治关系绝缘等。尽管日方部分学者的解读难免有“危言耸听”的嫌疑，但其中也暴露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投机心理及其对未来中美日大三角关系发展前景的担忧。
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警方在温哥华逮捕了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孟晚舟事件”就成为中美经贸战过程中的一个新方向标，即由惩罚性关税阶段升格为禁止采购及进口相关产品阶段。受其影响，日本立刻做出了应景性反映，毫无条件地尾随美国，将华为踢出了政府采购清单序列。12月10日，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各府省厅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会议，“决定事实上将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ZTE）的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21]显然，日本此举表明其极度担忧中国在网络安全及国家安全上对它造成的潜在性威胁，同时也表明日本在对外政策及对华政策上将毫无妥协地服从美国外交战略及对华战略的意志与部署。
由是观之，美国因素是制约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外部关键变量。受美国因素的制约，中日关系仍存在三种不同层级的可能性风险：
(1)浅层次风险。美国要求日本控制对华合作、尤其是对华经济合作的进度与范围，并迫使日本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上实施自我约束、自我限制，致使中日关系的回暖速度始终停留于低速、缓慢的推进状态；
(2)中层次风险。美国要求日本保持与中国的政治距离，部分敏感问题上必须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如对华高新技术出口、南海制约政策、军事高压对抗政策等，致使中日关系重回“政冷经热”或“政冷经凉”的非正常状态；
(3)深层次风险。美国对华启动全方位的遏制战略，中美关系陷入“新冷战”模式的战略博弈。届时，美国要求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并逼迫日本彻底断绝一切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及经济往来等，构建“美日共同遏华”的战略对峙局面，中日关系也将随之彻底走向全面对峙的僵局。
DPPH·清除率在提取液浓度为 0.05～0.80 mg/mL范围内随浓度增大而升高，且同一浓度不同烘焙时间的提取液清除率差异明显（p＜0.05）。当提取液浓度达到0.80 mg/mL时，DPPH·清除率可高达89.39%（不带壳烘焙20 min）和90.71%（不带壳烘焙40 min）。
综上所述，得益于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引领，中日关系终于在2018年走出了前几年发生的1972年复交后的历史低迷期，成功实现转圜并重归正轨。不仅如此，2018年中日双方在区域板块、尤其是区域经济板块的战略性合作亮点频出，成为巩固、发展中日关系的新压舱石和稳定器。
由此，2018年对于中日关系而言，是转折之年、发展之年、合作之年。但因日本对外政策缺乏独立性、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对日政策及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等各种因素的干扰，未来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难度仍然较大，需要双方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和共同努力，才能继续确保中日关系始终行驶于正轨之上。
附表 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签约项目
参考文献：
[1] 首相官邸「第百九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OL].http：//www.kantei.go.jp/jp/97_ab.(2017-01-20/2017-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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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习近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11月5日，上海）[OL].人民日报,2018年11月6日第 3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1/06/nw.D110000renmrb_20181106_1-03.htm.（2018-11-07）
[4] 习近平.把握时代机遇 共谋亚太繁荣——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2018年11月18日，莫尔兹比港）[OL].人民日报,2018年11月 19 日第 2 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1/19/nw.D110000renmrb_20181119_1-02.htm.（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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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成.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OL].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7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0/27/nw.D110000renmrb_20181027_1-01.htm.（2018-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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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海林、姚明峰.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OL].人民日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2/02/nw.D110000renmrb_20181202_2-02.htm.（2018-12-2/2018-12-05）
[15] 详讯：RCEP首脑会议放弃年内谈妥目标[OL].共 同 社 新 加 坡，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1/25693675543c-rcep.html.（2018-11-14/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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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d Motivation Analysis of Strengthening Regional and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hen Youjun
Abstract： 2018 is an important year that Sino-Japan relations returned to the right track with consolidate stability and maintaining st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economic platform", China and Japan share common concerns on such important issues as anti-trade protectionism and economic unilateralism,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nd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Japan is eager to change it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nd develop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China, mainly because it is under the pressure of American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and worries about its own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opes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multiple strategic deployment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ue to the lack of independenc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erious "pro-American" tendency, the U.S. factor is still the main external variable threaten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 relations.
Key Words：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Stratg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Trade Proteltionism； Abes Cabinet
【中图分类号】 F310
【文章编号】 1003-4048(2019)01-0023-3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496/j.cnki.rbyj.2019.02.0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冷战后日本经济外交战略与中日关系研究（18BGJ008）
【作者简介】 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上海 200233）
(责任编辑 富 晨 )
标签：第三方市场合作论文; 战略互惠关系论文; 贸易保护主义论文; 安倍内阁论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