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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轨迹既作过程考察又作阶段考察相统一的总体性概念。对时代的思考和把握，则是为社会历史整体及其一定时段，特别是为现实指导未来，而判定历史方位，辨识历史主流，明确历史趋势，从而使人类能自觉或较自觉地掌握自己历史命运的理性条件。故此，它需要历史的高度，哲学的深度，战略的眼光，以及对人类命运（特别是对劳动阶段）的终极关怀。
1.时代的本质内涵，是多学科、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同我们对社会历史作哲学思考相关的，有作为社会开化程度之整体标志的文化时代；有作为社会技术形态的经济时代；有作为社会形态及其实质性转变趋势的政治时代。这三种关于时代的本质内涵所表征的历史维度和层次，既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又相互区别，互不替代。
2.社会文化时代（不是同武化相对应）的区分，是由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中系统确定，并由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经典著作中加以科学阐发的。恩格斯称为人类“文化阶段”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三个主要时代”，即是社会文化时代。
社会文化时代，内涵社会生产水平、社会分化和结合水平以及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统一。
恩格斯对于“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都作过科学阐述。但他更注重对“文明时代”的本质揭示。他指出：只有当人类会制造和使用金属工具，劳动产品有剩余，有了商品货币交换，出现了私有制、阶级剥削和政治国家以后，社会才进入“文明时代”。这种“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就是文明时代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文明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179页）在社会文化分期上，今日世界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大体上仍处在这个“文明时代”。只不过，同时与之并存的，还有代表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新质的文明。
3.社会经济时代的区分，是以社会生产力的技术形态为主要标志，用以表征人类征服、利用和开发自然力的水平，以及相应的劳动方式及劳动效能，即马克思说的“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么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资本论》第1卷第204页）根据这一点，才有新旧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以及所谓“核能时代”、“信息时代”（“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等等区分。
在这里，以一定技术形态出现的“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同上）但是，如果由此多跨出半步，即用上述的社会“经济时代”的区分，来代替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关系之本质规定的区分，那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了。
4.社会政治时代的区分，是以相应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历史前提的社会经济形态或基本经济关系的本质区别为基础，来表征一定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形态内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某种社会性根本转变的政治实质。显然，通常据此把人类社会历史区分为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社会）、奴隶制时代（社会）、封建主义时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帝国主义时代，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出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等等，就是典型的政治时代的分野。不过，一定的政治时代以其社会基本经济关系的变化为基础而形成的基本社会阶级的地位和关系的变化，还可以作出时段更小的相对区分。
例如，列宁就曾把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的社会政治时代划分为：第一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和“完全胜利的时代”（1789—1871年）；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1871—1914年）；第三个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1914—？），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的“交界点”，即“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 134—155页）
5.当今世界究竟处在何种政治时代？这是需要重点研究、思考和领会的重大问题。根据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的论断，以及他认定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后，“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前景，可以认为我们的世界早已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政治时代。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认为，“现在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而且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382—383页）
邓小平关于上述两方面的论断，是非常精当的、科学的。应当正确领会、准确把握邓小平理论关于我们时代（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的政治实质，以及它同“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关系问题。因为，这些重要论断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与策略原则。
6.和平与发展作为我们时代的两大问题，是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强烈愿望。应当准确理解和把握它，并为其实现而奋斗。同时，理论界也有一种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对我们时代的理解。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都“过时”了，昔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亦即以革命和战争作时代“主题”（实际上，“战争”历来不应成为时代的“主题”，只有合乎历史规律的“暴力革命”才是催生新社会的“助产婆”），必须代之以他们所理解的、并由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所谓“和平与发展”。
因此他们主张，要“告别革命”（甚而主张，从来就不应搞什么“革命”）；当今中国在改革中，需要“全盘西化”，融入西方社会，在经济上（经济上说成没有“国界”）无条件地向西方开放，与国际“接轨”，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趋势。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和可能。
显而易见，这样理解“和平与发展”作为我们时代的“主题”，包容有贬斥和曲解过去“战争与革命”的政治内涵，而且是在用一种超阶级的、无矛盾的、幼稚的政治幻象，去描述和掩饰我们这个世界及其所处的政治时代的本质真实。这同邓小平关于我们时代的和平与发展之战略任务的科学论断毫无共同之处。
7.和平与发展作为我们时代的两大问题，是讲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而不是关于整个世界业已达到的理想与和谐现状的描述。其实，世界人民要争和平，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争共同发展，就是认为既有可能，又有阻碍，只有通过努力斗争和争取才能实现。而且，对于需要什么样的“和平与发展”，是受西方垄断资本主宰的“和平与发展”，还是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和平与发展”？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世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和斗争是客观存在，不容抹煞的。至于这种矛盾的状况和解决矛盾的方式，则应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和对待。
在这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发展同争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前途、我们时代的问题与体现我们时代所在和所属的更大的历史时代的政治实质，不应该认为是完全对立和分离的，而应当是可以统一和一致的。苏联的解体，苏东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并进入低潮等不利情况，无疑地会对国际战略态势产生重大影响。但这并不能改变我们世界由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和各种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而终究要趋向、接近直至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这个历史时代的主要内容和方向。这正如列宁所说：“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列宁全集》第26卷第143 页）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这个阶级就是继资产阶级之后走上历史舞台、并最终要完全取代资产阶级而掌握自己历史命运的世界无产阶级。是他们在现代社会生产体系和社会关系结构中形成的历史地位，在决定并将日益有力量决定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
只有坚持正确的阶级观点和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观察我们世界的这个依然在整体上还是阶级社会的当代，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这个政治时代。
8.我们这个时代与所谓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关系比较复杂，应该具体分析。
在当代，国际经济联系和经济依赖，的确在日渐增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国际化，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及其对生产、生活和人际关系影响的国际化等等，也的确正在把世界联成一个日渐密切的网络整体。这是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加强国际间平等竞争和互利合作的大背景。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在现代社会发展上也是必由之路。否则，就是自甘落后。
但是，经济上的开放性与盲目对待全球化并不是一回事。开放要坚持平等、自由和互利。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但我们也应对国际垄断资本企图利用和控制我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经济，保持清醒头脑。当西方资本来到世间时，就谋求国际扩张。因此经济的国际化现象，并非今天所特有，而是于今犹烈。
经济的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的极端发展。当今经济既有国际化的趋势，又有区域集团化的趋势，还有各种并不能简单视为排他性的安全保护机制。这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现象。只强调经济国际化及其正向效应，是片面的。它是一把双刃剑。
至于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云云，至少在当前只是一种幻想。只要民族国家还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只要还有一批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角逐，并且还在谋求其垄断地位，所谓“一体化”就是欺人之谈。其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独霸天下的溢美之词。只有将来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才有世界经济的某种“一体化”。
当今，在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垄断资本已经支配着国际经济秩序，由它们垄断了世界的绝大部分资本、资源、信息、市场和高新技术等经济条件，以及主要由它们制订和控制世界经济贸易运作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能否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全面“接轨”、能否实行所谓“一体化”？哪些能“接轨”和必须“接轨”，哪些不能“接轨”（而且要抵制“接轨”，并保持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要“坚持不化”？这都要从实际出发，权衡利弊，作具体分析，予以区别对待；而不能乱刮风，一哄而起，盲目效尤。
从原则上讲，我们只能搞由生产的社会化所要求的体制性和市场规则性“接轨”；不能搞社会制度性的社会形态性“接轨”。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亦然。这里的最高原则有两条：一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9.当今世界的所谓“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相悖的，实际上是一致或能够一致的。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利益主体，本应是世界各国人民。但当今得益最多的，是极少数经济和科技发达的西方大国，以及它们的垄断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极少数大跨国公司（财团）及其少数大亨。
这是当今世界产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经济土壤。而且实际上也产生了那个唯一超级大国搞单极化，即由它主宰世界的欲望和努力，并且在类似的国际权力结构中，短期内还缺乏制衡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充分力量。
但是，它的如影随形的各种对立因素，亦即西方的大国之间和大国集团之间的矛盾，它们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矛盾，还有其国内和世界性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等社会矛盾运动所促成的趋势，使世界政治格局趋于多极化。这是难以阻挡的现实的政治潮流。
在新世纪前期，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多极化与单极化的较量，是直接决定世界大局走势的斗争焦点。这也是体现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之实质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从动荡、分化到组合到聚结的历史形式。
10.以其对我们世界仅作经济时代的概括，来回避、 掩饰和取代关于我们世界的政治时代的本质揭示，是西方许多学者的思维定势。在这方面，我们同西方学术界存在原则分歧。
丹尼尔·贝尔基于所谓“中轴原理”（由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财产，即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轴”，转向他的所谓以知识为“中轴”）提出的“后工业社会”（时代），还有托夫勒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所谓“三次浪潮”说，以及早已成为口头语的所谓“信息社会”（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等提法，如果仅仅是在以社会技术形态为主要标志的“经济时代”的意义上使用的话，还是有其道理并具有写实性的。
但是，在这些西方学者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见解中，却都是从历史唯心论和工艺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他们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等概括，所描述的是西方社会在二战后发生的最本质的变化；同时回避和否认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作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形态方面变化之深入分析的必要；以为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就能化解一切社会矛盾，消灭工人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资本主义似乎就可以永世长存了；并用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应该承认，当代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变化，有许多新特点。但它的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不仅未获根本解决，而且变得更为深刻、尖锐、隐蔽，变为死结了。
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是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超国家垄断相结合的新垄断资本主义，即“新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也决不会变。因而我们这个政治时代必将由资本主义奔向社会主义的历史主流，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大趋势，也是不可阻挡，势在必然的。
对于我们时代的这种本质的、理性的思考和确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当今时代问题上的运用和贯彻，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够长期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推进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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