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消除贫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贫困论文,人力资源开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广大农村地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例如，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比1978年增长了3.36倍（按商品零售价指数计算，以1978年为100）；还比如， 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在大幅度下降，截止1996年，农村贫困人口为5800万，比改革初期减少了近2亿人。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未来反贫困的任务将更为艰巨，能否有效地消除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不但关系到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更直接影响着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而，本课题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切入点，全面探讨目前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消除贫困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式、内容与手段。我们所关注或感兴趣的是在相同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条件下，为什么贫困地区内部各个个体所占有的资源有着明显的差异；或者说，为什么一些人富裕起来，而一些人还处在贫困状态之中，我们力图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来揭示导致这种差异的人口因素，并就此提出一些未来反贫困的政策思路。
2 研究理论的基本框架
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就对现代人力资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其主要代表人物Schultz、Becker、Denison等；国内对人力资源理论的研究是在借鉴国外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来探讨人力资源开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是基于国内外有关人力资源理论，我们构建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假设和理论框架。本课题研究的总体理论假设是：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得越好，其消除贫困的速度就越快，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反之则相反；具体地讲，如果根据对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内容界定，上面的总体理论假设也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反映：其一，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数量供求越平衡，就越有利于贫困问题的缓解，反之则相反；其二，贫困地区人力资源质量越高，其消除贫困的速度就越快，反之则相反。根据上述的理论假设，我们设计了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消除贫困之间的模拟关系（见图1）。
从图1得知，国家或地方所制定的扶贫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资源、 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三个方面，其中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对于消除贫困的作用要通过人力资源这一核心来转换，人力资源质量和数量是影响贫困地区消除贫困的直接变量。
3 调研县选择和数据来源
图1 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消除贫困之间的模拟关系
本课题选择了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山西省代县、河南省商城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为调研县，选择上述四个调研县的基本考虑是：一是调研县地域分布较广，凤城地处北方，龙胜地处南方，而代县和商城地处中部；二是四个调研县基本反映着“老、少、边”的基本类型，凤城和龙胜是少数民族集聚的贫困县，凤城又是边境县区，商城则是革命老区；三是各调研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凤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龙胜居次，代县和商城则较落后。
本课题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1990年四个调研县千户家庭抽样资料，该次调查选择了贫困户、脱贫户和富裕户三个类型，每户有54个方面974个码的信息，内容涉及人口、社会、 经济等各个方面，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大规模的贫困问题专项调查；二是1996年凤城和龙胜两个调研县各200户的追踪调查， 目的是从动态上考察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变化。
4 人力资源数量供求状况与缓解贫困
人力资源数量供求平衡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依据调研县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数量供求状况存在两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是普遍性，即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人力资源数量供大于求的矛盾，这其中主要标志是年龄构成模式还不很稳定、年龄别早婚比率偏高（尤其是贫困户）、生育率水平较高以及农民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差距较大等。形成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数量供需矛盾的最主要症结是，普通劳动力所凝聚的人力资本存量偏低，劳动力价格低廉，再加上其产业类型完全是劳动密集型，致使直接影响了贫困地区消除贫困的进程。
其二是差异性，即人力资源数量供需矛盾的特征以及矛盾的尖锐程度在贫困地区内部并不相同。例如，代县和商城人力资源数量供需矛盾较尖锐，而凤城和龙胜人力资源数量供需矛盾正在缓解或者说正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形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既有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是一个地区人口控制机制、水平和力度诸因素的作用。
凤城和龙胜两县的人口控制实践表明，只要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宏观调节机制，人力资源数量供求矛盾是可以大大得到缓解的，进而为今后的消除贫困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
诚然，目前贫困地区劳动力的供给还未纳入具有市场经济机制的劳动力市场之中，其供给性质仍为个体或家庭行为。但是，扶贫开发及有效开发人力资源应该是宏观或者政府的行为，采取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数量供求调节机制是缓解目前人力资源数量供求矛盾的必要手段，这不但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的完善，也有利于消除贫困进程的加快。为此，贫困地区实现人力资源数量供求平衡的途径和战略措施包括：一是强化计划生育作为调节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数量供求平衡的手段与机制。实践证明，在贫困地区现有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采取有效及切实可行的人口控制机制可以减缓人口数量供大于求的矛盾及降低劳动力资源数量供给这一龙头。二是必须树立通过经济发展调节生育的长远观点，通过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产业结构调整、支柱产业建立及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等手段来吸收和消化现存的剩余人力资源，以此实现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数量供求的长期平衡。三是通过基础教育普及、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卫生保健制度确立及妇女地位提高等社会调节手段来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数量供求平衡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
5 人力资源质量状况与缓解贫困
5.1 人力健康存量与缓解贫困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的健康能力状况可以看作为一种资本存量，它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生来具有的，如遗传疾病等；另外的一部分是人后天所获得的，其方式包括营养、医疗卫生、自我保健等。我们这里把这种健康资本存量统称为健康存量。一般而言，个体健康存量的大小与其获得和维护健康的成本多少密切相关，这些成本基本可以分解为婴幼儿维护成本、营养投入成本、医疗卫生服务成本、自我保健投入成本、住房投入成本和穿衣投入成本六个方面。
根据对数据资料的分析，我们对调研县的健康存量状况得出三个基本判断：
第一，从调研县的总体健康存量看，除了凤城以外，代县、商城和龙胜的粗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都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零岁组的平均预期寿命则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上述差异的因素包括：①经济因素，实证研究表明，调研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健康存量存在着一定正相关关系。②自然环境因素，生存环境的恶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一个社区及个体的健康存量大小。③社会环境因素，如近亲结婚现象比较普遍等妨碍着贫困地区个体健康存量的增长。④生活质量因素，农民家庭住房质量、营养状况、食物结构及消费结构同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民身体健康状况，但更深入地研究有关生活质量因素对个体健康状况的综合影响将是今后研究关注的重点。⑤医疗服务设施因素，数据结果显示，调研县个体健康存量与其卫生资源状况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第二，就调研县内部，贫困户与脱贫户、富裕户的个体健康存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的整体水平远远落后于后者。我们通过计算1990年各调研县三种类型户的年龄别病残发生率发现两个明显的特征：①三种类型户的病残发生率基本存在着随年龄增长，其发生率不断增高的趋势；②三种类型户的病残发生率存在着这样一个趋势：贫困户发生率高于脱贫户，脱贫户发生率高于富裕户，其中贫困户与富裕户发生率的差异最大。1996年的典型调查资料同样反映着上述的趋势和特征。
第三，贫困地区的残疾人口发生率和死因构成模式有别于发达地区。调研县的残疾人口中，听力语言残病比重最高，超过总数的1/3以上。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贫困地区的生存环境相关。同时，利用凤城县凤城镇死因构成资料可以推断，贫困地区的死因构成模式仍为工业化前社会型，即前三位死因中仍有感染性疾病。因而，我们认为，降低残疾人口发生率和传染性疾病是提高贫困地区人口健康水平的首要任务。
在现代社会中，健康存量的增加一般被看成卫生保健投资的一种回报，而这种回报就个体而言便是其个人经济收益的提高。为了验证个体的健康存量与其经济收益是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我们分别计算了1990年和1996年调研县成年健康人口和非健康人口的家庭经济收益系数。假设以调研县各自成年人口家庭人均毛收入的收益率数为1的话，凤城、 代县、商城和龙胜成年非健康人口的家庭收益系数分别为0.67、0.67、0.67和0.69，即贫困地区农户成员中有成年人口患病者，其家庭收入水平要比没有成年人口患病者的家庭要低30～40个百分点。而1996年追踪调查资料显示，上述两类户的经济收入水平差距加大了。
此外，我们利用了格玛系数（Gamma Coefficient ）来从定量上确定个体健康存量与缓解贫困的关联性，结果表明，凤城、代县、商城和龙胜的格玛系数分别为0.60、0.56、0.58和0.57，表明各调研县的个体健康状况与其农户脱贫致富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程度大体一致。
上述研究无疑在提醒政府决策者，虽然个体健康存量的投资具有明显的滞后特点，但是这种投资的回报将是巨大的，这应该也必须是今后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的一个重点。
5.2 国民基础教育与缓解贫困
国民基础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是其它教育形式的基础和根本，因为国民基础教育是为一切社会发展提供必须的后备力量的最重要因素。在现代生活中，国民基础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先决条件，它也制约或影响着人力资源质量的其它要素。
为了全面评估贫困地区国民基础教育现状，我们分别计算了调研县粗入学率、年龄别入学率、年龄别文盲率及构建了各调研县男女就学寿命表。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地区的国民基础教育存在着三个突出问题：①学龄人口入学水平较低。按7—11岁、12—14岁和15—17 岁（相对应的是小学、初中和高中学龄人口就学的年龄段）特殊年龄段计算的学龄人口入学率结果可以发现，各调研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偏低，大都在90%左右浮动（全国1990年农村同一指标为97.2%），说明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入学水平偏低是基础教育发展薄弱的首要环节之一；另外，高中年龄段入学水平也不超过50%，个别调研县同一指标仅超过10%。②劳动力文盲率偏高。计算结果显示，虽然贫困地区人口呈现出随年龄下降，文盲率在减少的趋势，但是劳动力人口文盲率较高的现象却不容忽视。例如，商城35—44岁男女年龄别文盲率分别为30.81%和67.54%。③贫困地区的平均预期就学年限与实现9 年义务教育目标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如果观察7岁组平均预期就学年限，一些调研县还不足9年，如商城女性平均预期就学年限仅为8.01年；同样，调研县15岁组平均预期就学年限偏低，最高为凤城男性，为2.17年，最低为商城女性，仅为0.73年，再次说明了贫困地区实现9年义务教育目标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男女平均预期就学年限差异较大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各调研县（代县除外）。
教育本身是一种投资，无论对国家或者个体而言，对教育的投入是期以产生未来的经济收益，因而对经济收益的追求是教育投入的最重要的驱动力。由于教育投入的经济收益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农民在做出是否接受基础教育或者接受何种层次基础教育的决策时，更多关注的是周边人们教育的经济收益状况。为了客观地评估正规教育的经济收益状况，我们利用了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综合经济收益分析法和年龄分组分析法。
综合经济收益分析法的结果表明，无论按文化程度或者教育年限（分别以初中和9年教育的平均收入水平为分母， 计算出不同文化程度和教育年限的收益系数）计算出的收益系数都存在着这样一个趋势：即调研县普遍存在着教育投入的经济收益递减现象。例如，代县高中受教育者的收益系数为0.83，与小学受教育的收益系数不相上下（0.79）。这种状况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初中教育者的经济收益在贫困地区基本是最大的，可以说是该地区基础教育经济收益的最大临界点，反映出贫困地区普及初中教育的长远受益者将是农民个人；二是9 年义务教育临界点两侧经济收益差距较小的状况有可能驱使贫困地区农民放弃初中教育或更高层次的正规教育。
综合经济收益分析法虽然可以粗略勾划出个体教育投入——产出的收益状况，但它却存在着一个明显不足，即没有考虑到年龄对个体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又采用了不同受教育水平经济收益的年龄分组法，计算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降低，各调研县正规教育的经济收益状况正趋于向合理性方向中发展；也就是说，对于低年龄组而言，文化程度越高，其经济收益系数越大（代县除外）。毋须置疑，这将为贫困地区提高整体文化素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5.3 职业教育、技术专长与缓解贫困
学校正规教育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个体教育的全部完成。事实上，教育应该贯彻于个体生命的整个阶段，尤其是劳动力阶段，因而教育的重要特点是终身性，在职教育和技术培训是这种终身教育的具体体现。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两者都侧重相应职业技能的提高，以提高人力资源的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其区别是二者时间周期不同，职业教育的时间周期较长，而技术培训的时间周期相对较短。
自1985年实施扶贫政策以来，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得到了一定的重视，调研县成年人口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发生率在稳步上升，尤其后者的比例上升更快；从职业教育接受的种类上看，实用农业技术是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重要方向，如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等，技术培训的特点也是如此。因而，我们认为，如果基础教育是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的话，那么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则是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中的一个具体战术运用，因为后者对于贫困地区消除贫困进程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显在，特别是从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和产业结构上看，加强实用农业技术的职业教育对彻底改变贫困面貌是有实践意义的。
技能专长是个体在生产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某种特长。从调查数据上看，贫困户、脱贫户和富裕户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其拥有技能专长的比例在不断递增，特别是各调研县贫困户和富裕户拥有技能专长比例的差异比较明显，少的接近10个百分点，高的则达20个百分点，说明技能专长的优势可以带来经济收入的优势。
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和技能专长是否会提高参与者或拥有者的个体经济收益呢？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多数均合下，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参与者或者技能专长拥有者，其经济收益水平远远高于非参与者或非拥有者。另外，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从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经济利益比较上看，技术培训的收益要好于职业教育，且技术培训周期短，具有投资小、收益大的特点。不过，从贫困地区的长期及持续发展而言，职业教育也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二者不可偏废。
我们前面的分析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参加者以及技能专长拥有者的经济收益做了一般描述。我们同样希望从定量上了解个体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因素对个体参与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或技能专长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哪些因素具有显著性的作用，了解这些对今后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普及可以提供一定的政策思路。为此，我们采用了Logistic模型来确定个体参与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或者拥有技能专长的决定因素。Logistic模型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Pi＝F（Zi）
公式左边的Pi是一个因变量，它仅取两个值：0或1，表示事件发生概率（0代表事件不发生，1代表事件发生）。在我们的分析中，Pi为个体参与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或拥有技能专长的概率。公式右边的F（Zi）是累积Logistic分布函数，用来解释Pi所发生的变化。Zi需要自变量解释，它可以写成Zi＝βo+βiXi+β[,2]X[,2]……βnXn，其中βo 是一个常数，X[,1]，…，Xn为自变量，β[,1]，…，βn是自变量的系数。
我们的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受教育年限对其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或者技术专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且统计水平在各个模型中都处于99%显著，四个调研县无一例外，表明贫困地区个体的受教育年限越多，就越可能参与职业教育、技术培训或者掌握某一种的技能专长。这再一次证明了，适当的学校正规教育是进行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必要的基础教育作为后盾，任何职业教育或者技术培训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社会经济效果。因此，我们认为，根据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现状以及国家确定的普及9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二次分流”最好是在初中阶段进行，初中前两年应根据国家或者地方的基础教育大纲施以相应的初中基础知识教育，实践最后一年则根据当地农业生产条件施以必要的农业技术教育，这样既可以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文化素质，又可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对于技术培训则最好围绕当地农业支柱产业来开展，将免费培训和有偿培训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达到培训一批、见效一批的实际效果。
5.4 人口思想观念与缓解贫困
人口思想观念是人力资源素质要素中的重要一个，它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无所不在，直接影响着其它人力资源素质要素的状况与水平提高。如果称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是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的话，那么转变贫困地区人口思想观念则是提高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人口思想观念的研究缺少规范化的手段，因而我们在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个案研究法。
我们的个案研究再一次证实，在贫困地区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人口思想观念恰是“一只无形的手”制约着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也直接影响着其摆脱贫困与落后的步伐。这只“无形的手”就是旧的思想观念。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以及开发其人力资源必须斩断这只“无形的手”，或重塑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思想观念为重要保证。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表明，贫困地区人们思想观念滞后的表现形式为安于现状、墨守陈规、商品经济意识较差、精神生活方式落后等，但究其真正原因在于贫困地区领导干部的落后思维观念，这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缺乏开放的商品竞争意识，因而难以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实际状况来调整生产经营项目，以便参与市场的激烈竞争；二是缺少一种长期奋斗的敬业精神，贫困地区的一些干部多为“下派锻炼式”或者“外调提升式”的干部，因而被当地百姓戏称为“飞鸽型”的干部；三是普遍缺少一种脚踏实地的科学的工作作风，贫困地区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听汇报后下指示”的工作习惯，缺乏一种深入实际、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四是贫困地区基层组织建设普遍较为薄弱。
人穷志短，志短人更穷，前面的分析证实，在志短和人穷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精神和物资双重贫困的恶性循环。从扶贫开发的角度讲，后一种贫困是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摆脱精神贫困比起物资贫困将更难，其过程也势必很长。
6 人口迁移、流动与缓解贫困
人口迁移与流动本应该隶属人力资源数量的范畴，但是由于人口迁移与流动对当今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影响的特殊性，我们这里作一专门的讨论。
6.1 人口迁移现状与比较利益分析
从现实与理论上讲，人口迁移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人口迁移规模、年龄与性别特征与迁移类型是与一个地区特定时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目前，贫困地区人们仍习惯于其原有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加上户籍登记制度的限制，其人口迁移规模要相对比较小，并且人口迁移多以净迁出为主。例如，代县建国43年以来，迁出大于迁入的年份有33个。从迁移人口年龄上看，贫困地区迁移多以青壮年人口为主，其中15—29岁年龄迁移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就迁移人口性别特征上看，迁移人口的大多数为女性，这与迁移理论相悖。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婚嫁的比例较高。而从迁移动因上看，调研县的社会型迁移（指投亲靠友、退休退职、随迁家属和婚姻迁入者）比重占绝大多数，而经济型迁移（指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和务工经商者）人口的比重却微乎甚微。
尽管贫困地区总体迁移规模相对比较小，但是，贫困地区迁移者的社会经济、人口的积极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其中迁移者的家庭收入水平、识字水平以及健康水平都明显高于非迁移者；而迁移者的生育意愿却明显低于非迁移者，这种状况在各调研县无一例外。
6.2 人口流动现状与流动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贫困地区流动人口的规模在逐步扩大。而且人口流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比较客观地评估贫困地区流动人口规模，我们利用流动发生率来测量，其计算公式为：
M
流动发生率＝──K
P
其中M为流动人口数量，P为总人口，K为常数。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短期人口流动上看（三天及以上），商城流动发生率最高，其它依次为龙胜、凤城和代县；而从长期人口流动上看（一个月及以上务工者），商城流动发生率仍为最高，其它依次为代县、龙胜和凤城。就年龄别流动发生率而言，调研县的年龄别流动发生率曲线均是两头低、中间高，表明青壮年人口的流动强度大大高于其它年龄组人口。而就按性别划分的流动发生率而言，男性的流动发生率均高于女性。
然而，我们的实证研究还显示，目前贫困地区在人口流动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如各调研县的短期流动多以走亲访友为主，其比例占50%以上； 还比如一些调研县的县际及省际流动的比重偏低， 龙胜60%左右的长期流动为本县内便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动对其社会经济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影响，具体上讲，这种影响反映在三个方面效应上：①经济效应。数据资料证明，不论调研县流动人口务工长或短，其流动者家庭收入水平均高于非流动者家庭收入水平，尤其是外出三天及以上的务工经商者家庭收入水平之差明显高于外出一个月及以上者；此外，1996年追踪调查资料显示，个体流动者与非流动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②人口效应。如果将流动者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与流出地居民相比，调研县流动者的平均生育水平和平均期望水平均低于非流动者，说明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已促使贫困地区的生育行为与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③其它效应。贫困地区的人口流动还会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精神生活方式及劳动态度变化等。不过，由于两次问卷都未涉及到人口流动社会效应的内容，因而这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7 影响贫困的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综合因果分析
7.1 选择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理论初衷
我们在对贫困与人力资源数量、质量各要素之间关系有了一个客观的理性认识后，我们选择了多元逐步回归的分析模型，我们这样做的理论考虑是：
第一，我们前面对贫困与人力资源各要素的分析大都是单因素分析，我们选择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了解在一个能够综合了人力资源各要素之间的模型中，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各要素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是否如前述那样，作用的强弱怎么样，是否是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选择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一些对人力资源开发有重要影响的外在因素作用的了解，如家庭耕地面积、生产工具等经济资源、自然资源以及扶贫方式对农民收入水平增长的作用程度。
第三，我们希望通过多元逐步回归模型来在众多的社会、经济、人口等因素中找到最能影响贫困地区农户收入水平的因素，筛选出那些对农户收入水平影响不显著的变量，以此来对贫困地区目前人力资源开发模型有一个基本的定量判断，并为进一步确定未来反贫困策略提供理论的注脚。
7.2 多元逐步回归模型的变量选择、基本思路与分析结果
我们在多元回归分析中将农户的收入水平作为因变量。为了确定和考察影响因素的时间效应，我们利用了1990年抽样调查数据和1996年追踪调查数据，其中前者数据分析选择了34个自变量，后者选择了23个自变量。由于已婚人口在生育行为与意愿、基础教育、健康存量、迁移与流动、收入水平等方面已形成了一种固有模式，因而我们两次数据分析所选择的个体均为调查对象中的已婚人口。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对于全部自变量X[,1]，X[,2]，…，X[,p]，按照自变量对于因变量（Y）贡献的大小进行逐一比较，并通过F检验法，选择偏回归平方和显著的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每一步只能引入一个自变量，并建立一个偏回归方程。循环不断重复这一过程，一直到无法筛选出已引入变量，也无法再从全部自变量中引入新的变量进入方程，多元逐步回归过程终止。由于多元回归方程所涉及的公式和步骤较繁琐，这里就不作详细的罗列和说明。
我们通过对两次调查数据进行了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共得到了10个回归方程。尽管各个调研县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数量与变量名称各有所差异，但综合其回归方程的分析结果，其突出特点包括：①不论贫困户或者非贫困户，其家庭生产资源与其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即家庭生产资源越多，其收入水平就越高；如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均加工厂数量、人均机动车数量、人均牲畜数量等对其收入的增长作用是十分明显的。②人口因素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还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所遵循。在一些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育子女数量、家庭男性总数、期望男孩数量等变量对其收入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反映着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的增长仍然依靠劳动力数量的投入；但是，还应该看到，在另外一些地区，初婚年龄大小、家庭人口总数等则对农户的收入水平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即初婚年龄越早、家庭人口总数越多，其农户收入水平就越低，这种状况将有利于改变农民的传统婚育观念。③从人力资本开发的角度讲，贫困地区个体的教育水平、职业教育、健康存量等指标对其收入水平的积极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这种状况应值得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8 人们资源开发与中国未来反贫困策略
我们的前面分析结果表明，我们在制定未来反贫困策略时应特别注意解决好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要全面认识与理解开发式扶贫的基本条件。贫困地区能否有效地扶贫开发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自然资源条件，二是经济资源条件，三是人力资源条件。过去，我们在扶贫开发实践中过多地强调前两个条件。从长远观点上看，人力资源条件（特别是人力资源质量条件）将是扶贫开发的核心，因为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经济资源的开发是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先决条件的。
第二，扶贫开发应当适时地完成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入的转变。反贫困行动是对人的一种投资，它所达到的最终目标是人的长期发展。我们认为，从开发式扶贫角度讲，我们今后的扶贫方式应逐步从以物质资本投入为主向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方向过渡。从长远上看，虽然人力资本的投入可能会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但却会大大增加未来反贫困的潜在能力，这是中国能否彻底消除贫困的关键。
第三，扶贫开发必须做好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为重点的长期性扶贫的思想准备和措施准备。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讲，中国农村的反贫困行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反贫困将是一个跨世纪行动。跨世纪的反贫困需要一种跨世纪纲领来引导，这种跨世纪的反贫困行动纲领必须以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为重点为核心，以期全面促进贫困地区人口的健康发展，增加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
收稿时间：19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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