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研究——学习钱学森“科学技术体系学”的体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学论文,中国论文,科学技术论文,体系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30年代以来，科学学研究一般都是从贝尔纳的奠基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上的科学》）出发的，即从科学的历史、教育、应用、经费、研究组织，以及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等方面出发，考察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从而涉及科学、工业、政府和历史文化之间的诸多复杂的关系。
70年代末，钱学森先生独辟蹊径，在《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问题》（《科研管理》）创刊号）一文中，他明确提出科学学的对象（研究科学技术活动）、性质（属于社会科学）和它的三个分支学科（即：科学技术体系学，科学能力学和政治科学学）。其中，我认为，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是科学技术体系学，它是研究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今结合我个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经验谈几点体会。
（1）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认识。
钱学森先生建立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其基本思想是从认识论的观点，从实践到理论把科学技术活动分为四个层次，即：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哲学。
1983年新技术革命的冲击波进入我国，当时自然辩证法界的一些同志，集合起来，写出了《大杠杆——震撼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一书。全书以科学革命、技术革命、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为主线；在介绍了当代新兴的几个高技术群之后，围绕技术革命这一中心环节，提出了“科学革命是前提，产业革命是后果，教育革命是条件”这一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应该说，这一基本思想得益于钱学森先生关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四个层次”论。
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大众日报》、《文摘报》、《文史哲》、《国内哲学动态》等报刊，都先后发表书评，称赞此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新技术革命，切实探讨了我国迎接未来的可供选择的几条途径，有根据地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变化趋势。”
钱学森先生读了该书后，给李庆臻教授来信说：
“《大杠杆》比起时下流行的、中外关于新技术革命的书都更完全，所以是本好书。向各位执笔人及编者致贺！”
（2）对社会科学是否生产力的认识。
钱学森先生建立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首先，在基础科学层次上，包括六大部门（后来发展为十大部门）。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知识的两大门类；既然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这里说的科学技术要包括社会科学。”其次，按照认识从实践到理论的四个层次，钱学森先生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同样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再到社会工程。并且，为了实现社会认识过程的飞跃，社会科学家要和组织管理专业人员一起，要和自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投入到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中去。
1994年8月， 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社会科学是否生产力的思考》一文，着重阐明，以管理科学为基础的管理技术，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技术，它对于生产技术的发明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文中特别指出：除管理技术外，任何一项重大的社会创新（包括理论、技术与工程的创新，如：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会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这篇文章中，我就引用了钱学森先生的思想，1995年2月， 钱学森先生给我来信说：
“您前次送来的大作（指《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我拜读后认为很重要，我也同意。我们要宣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因此我已把尊作送呈宋健国务委员，我知道他关心此事。”
（3）对现代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思潮的认识。
钱学森先生建立的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在内容上包括十大门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文艺理论。通过对它们进一步的综合、提炼，达到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相应，形成了从科学到哲学的十座桥梁，即：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地理哲学、军事哲学、人学、美学。
70年代末以来，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逻辑学转到自然辩证法领域，从此，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促进的问题，便成为我关注的中心。为此，我把近20年来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研究的心得，写成《科技革命影响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该书通过分析科技革命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未来学以及管理学等领域提出的新问题，阐明了我的看法。由于该书涉及现代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它的主题实质上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为遵守科学性的原则，在写作过程中，我必须向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统观全局的、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请教。非常高兴，承蒙他在百忙中认真地、详细地给予指点。现将先生有关的两封信，全文转载如下，我认为，这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有指导意义的。
第一封信。1995年12月。
12月4日来信及尊著第二章、后记稿都收到。拜读后， 深感您作为一位哲学家，能读那么多自然科学著作及理论，真令我十分佩服！
我同您相反，是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走向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体会不尽相同。我现在的认识是现代科技体系，即以马克思主义者学、辩证唯物主义为最高概括的体系，下面首先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军事哲学、地理哲学、人学（社会论）及美学等等十大部门的哲学概括。从前我把行为科学的哲学概括称为社会论，我近与钱学敏同志商量，向黄楠森教授学习，行为科学的哲学概括可以改为大家熟悉的人学。从前我说在这十大部门体系之外还有不少不能纳入的知识及点滴经验体会，最近我想这其中还应包括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还有今人的哲学探索。这都在现代科学体系的外围，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后备素材。
这些古代哲学思想和今人哲学探索可以成为哲学思维，也很重要。见我复任恢忠同志信，现附上其复制件及《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3日版高清海教授文的复制件，供参阅。任恢忠同志本职是林业工程师，他的书是《物质·意识·场——非生命世界、生命世界、人类世界存在的哲学沉思》，学林出版社1995年9月出版。
我的这些想法都是外行话了，现谨陈述如上，向您请教。
第二封信。1996年1月。
元月12日来信及尊著第四章早已收到。读了您已送来的各章与后记，我深感到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即：
（1 ）反对原苏联的那一套死抱住“官方”书本不放（包括有些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文著述翻译成俄文本中的误译）的教条主义作风；
（2）要发扬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结合实际、 结合时代新实践，也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用东西的精神，来丰富、发展以至深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这两条也是实事求是的。实事求是应作为我们的态度。
我是从自己十年生活及工作中体会到这两条的。我也按着两条去做，如：
（一）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现在包括十大部门（将来还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体系；
（二）把熊十力的“性智”“量智”也吸收进来作为整体定性认识和微观定量认识，要二者结合使用才能完整的认识客观世界。
我去年12月10日去信给您，介绍一位福建省林业工程师任恢忠同志的《物质·意识·场》，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我再附上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物理教授洪定国的《物理学哲学》，请审阅。这都说明，我国哲学家要放开眼界与各个专业的同志交流讨论，博取众长，以坚持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者学。 （ 再附呈一个英国刊物NewScientist1995年12月2期的一篇文章，讲澳大利亚当地民族文化）。
（4）对新产业革命与中国的发展的认识。
90年代初，根据世界科技革命的新形势，钱学森先生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四个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相互区别与相互联系的论点。他认为：“科学革命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改造客观世界技术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全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在今天，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这也就说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有了科学发现才有跟上来的社会发展”（注：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9）。
根据上述论点，钱先生卓有远见地指出，“第五次产业革命及目前正在发生的，国外有人叫信息革命，全世界将构成一个整体组织生产”（注：九十年代科技发展与中国现代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7页）。
为了引起国内同志的重视，1995年9月，钱先生给我来信， 全文如下：
现奉上美刊“Scientific American”1995年9月号的一组短论的复制件，供参阅。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请您注意当今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它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社会组织的改革问题。这组短文是他们的观点，可供我们参考。您何不组织力量探讨这个问题？即“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
这不也是“科学技术哲学”吗？
先生的建议得到中国人民大学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被国家教委批准为“九五”重点研究项目。由钱学森先生亲自任顾问，黄顺基任课题组组长，国家人文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组织实施。
我在课题组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认为：当前这场信息革命向发展中国家提出如何重新制定本国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在这场世界新技术革命中，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是八大新技术群的核心，因为，前者带来信息社会，是社会形态的变革；后者带来农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面对信息革命的新形势，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新的发展模式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
同时实现上述这两个过渡的新的发展模式，关键是从“工业－农业”二元经济结构（它代表原来的生产力），向“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经济结构（它代表新的生产力）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地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使之从“三次产业”向“四次产业”升级换代，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我把这篇发言稿寄钱学森先生审阅，1996年5 月他复信如下：
您5月9日来信及“第五次产业革命在社会主义中国”课题组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都收到；我学习了您的发言稿后，很受启示，所以我要向您表示感谢！既然是成立会上的发言稿，那就还要听取课题组成员的意见；在此我也提一点看法供参考；信息革命的一个与前几次产业革命不同之处似在于直接提高人的智能，将来社会主义中国人大概都要有硕士文化水平。
祝会议成功！
1996年9月，“新产业革命在中国”课题组召开成立大会， 会后我将大会情况向钱学森先生汇报，并寄上与会全体同志的照片。钱学森先生回信如下：
您9月27日来信， 《新产业革命在中国》课题组成立报告及两张照片都收到。
从您的讲话看，“新产业革命在中国”是指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产业革命，即第五次产业革命。我国现在推进的两个转变、“邯郸经验”等都还是发达国家早在本世纪初前后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以农业产业化为龙头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在我国将出现于21世纪初。
对课题组研究对象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在中国，现在已经开始了，那课题组同志能否以设想要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时， 让我国的第五次产业革命达到当时的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以此目标来组织本课题的研究？
再从《报告》看，您的课题组成员有两方面：一是做信息技术的实际工作者，另一是做理论工作者；前者务实不务虚，后者又不能结合实际，太空洞。所以课题组要在您领导下，虚实结合，完成您提出的任务。这不一定容易，但一定要办成。
以上我奉命提了点看法，不知当否？只供您参考。
钱学森先生的学术思想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结合实际，有成功的经验，他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举世公认的、杰出的贡献。今蒙陈益升教授商约，谈谈这些年来我学习钱学森先生关于科学技术体系学的心得体会，我想，这对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开展科学学研究，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会是有益的和有意义的。
收稿日期：1999-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