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部门论文,非国有论文,体制论文,过程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通过一个简化的动态模型，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综合、系统的分析。读者可以看到，改革的各种进展及当前困扰我们的各种问题，在这一简单模型中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得到相互关联的说明。
一、渐进改革与经济的“体制结构”
1.1 渐进式改革与国有企业地位的改变
“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不在于其“慢”，而在于最先实行的改革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
中国过去20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包括外资合资企业、私人企业、个体劳动、股份公司、合作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主要是以社区所有制为特征的乡镇企业）。到1998年，这个非国有经济部门已经创造出73%以上的工业总产值，63%的GDP，100%以上的新增长就业和80%的经济增长。（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而这就意味着，无论国有企业无效率的问题多么严重，尽管它仍占用着7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源，但在工业总产值中它的贡献率已不足30%，对GDP的贡献率不到4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到20%。 也就是说，国有部门问题再严重，它从统计上说只关系到20%—30%的经济收入与经济增长。只要占70%—80%的非国有经济仍能增长并越来越发展、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中国经济就仍然能够成长。
这里的第一个政策含义就是：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必须着眼于发展非国有经济。在这个方面，我们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产权不明问题的清理、鼓励和允许多领域内的私人投资、金融业非国有机构的发展等许多方面，都还大有文章可作。（注：非国有经济本身也面临着一个逐步发展、规范、完善、优胜劣汰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集体所有制经济），但它们的改革与发展总的来说属于一种自我调整的过程，而不象国有部门改革那样是一个涉及各种经济政治权利的社会工程。所以从各种意义上都可以说非国有经济是一种有别于旧的国有部门的“新体制”。）
以上分析的另一个含义是：要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增长，不仅要观察国有部门的状态，而且还要观察非国有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两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
1.2 经济的“体制结构”
我们现在将一个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S和非国有部门N；将它们所创造的国民总产值之间的比重，定义为“经济的体制结构”，用J表示。
S[,0]
J[,0]＝────（1）
N[,0]
J[,0] 指的是在任一初始时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改革初期）经济的体制结构。在中国改革初期，这一指数大约为900%（90∶10）左右，而现在按工业总产值算约为35%（26／74）。最近几年按工业产值计算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一直以每年高于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体制改革的原因是因为旧体制的效率较低而新体制的效率较高。我们假定效率的差别在长期内体现在各部门的增长率的差别上。正因如此，非国有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不断地加大。定义g[s]为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n]为非国有部门的增长率，g[s]＜g[n]。我们称此条件为“体制改革的基本假定”，因为没有这一点，改革就不需要进行了。
在这个“基本假定”下，在足够长的时间里（t→∞）， 我们有（注：在本文中，我们尽可能地简化数学模型分析，所用数学公式仅以帮助表达理论内容为限。上式的数学含义是“以时间t为变数对J,求极值”。但是读者不难发现，在本文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可以发展起一个完整的联立方程数理模型。）：
S[,0]（1+g[s]）[t] （1+g[s]）[t]
J[,t]＝─────────＝J[,0]────── ────→0（2）
N[,0]（1+g[n]）[t] （1+g[n]）[t]
t→∞
此式的含义为：无论经济结构的初始状态（J[,0]）如何， 即无论开始时非国有经济多么弱小，只要非国有经济的效率及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缩小。J趋于0，不意味着国有部门在绝对量上不增长，只是相对地缩小，而且，J 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就趋于0，而是趋于一个比较小的“均衡值”， 也就是国有部门仍在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只不过这个均衡比例即使在将来也会随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
这一动态关系式看上去很简单，但对于我们理解体制转轨的过程及其性质，以及我们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改革进程的各种后果，是很有用的。
1.3 “不改革”或“简单过渡”的可能性
公式（2）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即“不改国企的可能性”：只要g[s]＜g[n]，我们就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新部门、新体制（并不断改善、规范它，不断克服它本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不去考虑改革旧部门、旧体制，而“让时间去解决问题”。
如果这个“可能性”还有点太抽象的话，上述推理至少提出了这样一种改革的可能性：由于g[n]＞g[s]，非国有经济逐步发展并支撑了经济增长，当非国有部门提供的“剩余收入”足够大时，我们就可以用这一部分收入将旧体制内的“职工”全部“养起来”，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旧体制的消亡过程。
在德国，在一定意义上人们其实就是这么做的：在东德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原有的企业基本被解体，同时用西德的“剩余收入”把东德的职工养起来（失业补贴）；如此持续20－30年后，原东德遗留下来的问题将不复存在。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地区，由于国有部门所占比重已经很小，非国有经济又发展较快，当地的人们往往会选择对国企“不改革”，而只是不再扩大国有企业，不再雇佣新的工人，把原有的企业或职工，通过“补贴”（包括以银行贷款形式发生的补贴）养起来，等待过一段较长时间后问题本身逐步淡化、消亡。
这种“养起来”的作法，实际上也是改革——改了体制，但把人养起来。这可以说是一种痛苦较小，因而改革阻力较小的改革。人总是要有所养的，一切补贴（包括事实上用作补贴的“坏债”）的合理性就在于此。但合理性的界限在于：只能养人，而不能养制度——最好是直接补贴给“下岗职工”，而不要再补贴企业，通过让企业继续生产而“养人”，那样不仅会耗费更多的资源，而且还会使制度得不到改革，使对企业的补贴越来越大。这就是政府增大对下岗职工的补贴而缩小对企业的补贴的作法的合理性所在。
我们称这种通过把人养起来实现改革的作法为“简单过渡”。
“简单过渡”在现实中的不可行性在于：“把人养起来”，也就是使人们处于失业的状态，这在心理上、政治上是难以被接受的。就业不仅意味着“挣工资”，而且意味着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实现；对原国有企业职工来说，还意味着“社会地位”。因此，至少人们会通过各种政治斗争力求使国家去“养企业”从而维持“冗员的就业”，而不是简单地在企业之外“养人”。而这正是我们在后面将要分析的对国有部门的补贴会不断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结构改变与国有部门改革条件的变化
2.1 国有部门本身状况的恶化与国企“改制”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其他条件不变，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和财务状况会不断地恶化，这是这种制度本身演化的一种趋势。人们已经分析过的“棘轮效应”、“预算软约束”、“败德行为”、“劣币驱逐良币”等原理对此进行了分析，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恶化。前苏联的例子说明，即使没有其他条件的变化，当时间足够长，g[s]本身将趋于0，从而经济增长会趋于0。这时改革的要求和行动将会从国有体制本身的恶化中产生出来，但那时，改革将不可避免地以更痛苦的方式发生。
国有部门情况的恶化，不一定表现为所有国有企业情况全部恶化，而是首先表现为由于“亏损面加大”及其由此引起的净亏损的加大。当亏损企业越来越多时，改革的要求开始产生，这时，若其他条件具备（特别是下一小节要分析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就可能发生国有企业的部分改革（我们后面要分析哪一部分企业先改）。
这里所说的“改革”，不是指仅仅改进管理方式或结构的一些操作，而是指涉及产权重组的各种变化，如股份制、合资（包括被国内民营企业所兼并）、拍卖、租赁以及倒闭破产等等。而这样一来，原来的国有企业就变成了非国有企业。用现在已经在实践中有了较为确切涵义的概念来说，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属于“国企改制”。
国企改制会对我们的上述公式产生影响：改革使g[s]缩小而使g[n]增大，因为这时一部分原来的国有企业通过改变产权关系而变成了非国有企业（注：这里我们事实上将一部分“存量”的变化，转化为“增量”的变化，即将已经存在的企业的改制，算成国有部门增长率的下降和非国有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提高。前几年中国的统计实践，其实也是这样作的。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简化模型分析。这完全不排除我们可以严格地进行存量与增量的划分。那只不过是要使公式（2）中的S和N发生变动罢了。）。这些年，非国有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高，部分原因就是一些原来的国企经过改造后被并入了非国企范畴，或是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有企业而壮大了自己。另一种类似的情况是，由于激励机制不对称，一些人以“占国有经济便宜”的办法来发展非国有经济，甚至包括国有资产的暗中转移。这种可以称为“自发的私有化”的行为，在实际上也起到了加快国有经济改制的作用。
可见，国企改制本身，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意味着J值的缩小， 意味着效率的改进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改革中要增长速率”的基本含义。
2.2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条件的改变
我们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着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变着国有部门改革的条件和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虽然它经常被人们所忽视。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原有的垄断被打破，垄断利润消失，导致一些国有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亏损加剧，使得国有企业体制上的弱点进一步充分暴露出来。市场竞争压力的加大、旧体制“难以为继”的危机感的形成，是迫使国有企业走向改革的重要外部条件。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支撑了经济的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收入增长和“经济剩余”，使得政府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利用这部分收入增量来对在国有部门改革中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进行一定的补偿，这可以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痛苦，从而使改革的阻力减小。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转移一部分国有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当国有企业状态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或当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有所进步的时候，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往往会主动地离开国有企业，另一些职工则更容易接受“下岗”。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形成。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既具有资本实力、又具备管理知识的新型企业与企业家，使得通过收购、兼并等较为平和、较为自然的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成为可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也在事实上为企业资本重组提供了资金与资本的条件（人们开始“有钱买资本”）。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国内的“体制示范”。同在一个经济大环境中，非国有企业能办到的事国有企业办不到，使改革的必然性更加明显。
在以上所有这些条件的改变中，首先起作用的是“竞争”。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首先使国有企业原有的“垄断利润”下降，使其体制的无效率暴露出来，进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生亏损，成为政府的包袱而不是收入的源泉。与此同时，当非国有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其提供产值、就业和税收的竞争能力，人们也就越来越具有改革的动机，对改革的阻力也就越来越小，从而使改革得以发生。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使社会有办法（收入与就业机会）化解改革引起的社会冲突。事实上，在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情况再糟，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与社会的稳定，政府也只能对其采取“保”和“补”的办法，无论财政或金融上的“包袱”已经有多重（直到像有些国家那样最后走进大危机、大动荡的境地）。而在经济中存在一大块非国有经济的条件下，政府也就有了“逼”国有企业改革的余地，而不怕经济与社会会陷入危机；在一些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已经更多地依靠非国有经济，改革国有企业的决心也就会更大一些。
我们以下仅从“国企职工”和“政府”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如何改变着国企改革的条件。
2.3 减员与下岗
改革的阻力首先来自国企职工，而改革意味着国企职工离开国企而转向非国企就业。这又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离职”（或“下海”）和“下岗”。前者为自愿主动离开，后者为当发生倒闭、减员等情况时被迫离开。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离开”这件事是不可接受的，从而阻碍着改革。但到后来，不仅开始发生自愿离开，而且下岗的阻力也越来越小，变为可接受的，下岗人员也越来越多。这里根本原因就在于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职工离开后（在非国有部门）的预期综合收益w[n]，开始大于不离开时（在国企中）的预期综合收益w[s]，即
w[n]（J[,t]）≥w[s]（J[,t]） （3）
这里，一切收入都应为折算后的单位时间内的收入（如年收入、月收入），并且都是在一定时点上的预期收入的折现值；其中一些项目则是需要进行某种“货币化”的“主观收益”，如“痛苦”、“轻松”等。我们现在就来分别看一下w[n]和w[s]都是怎样构成的。
w[n]（J[,t]）＝（下岗后）民营企业工资奖金实物收入
+社会保障收入
－工作努力程度的加重所造成的新增痛苦
－对民营企业从业者的社会歧视
+从国企离开时可带走的收入（如住房等）
－下岗后失业的损失及民营企业就业风险贴水（注：就业的“风险贴水”可以理解为在就业不稳定情况下依据一定的失业概率而事先做出的一种收入的扣除，也可理解为为失业保险而付出的额外费用。）……
w[s]（J[,t]）＝（不下岗）国有企业工资奖金福利收入
+住房、养老、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收入
－企业少发停发工资造成的损失
+国企职工的工作轻松与社会荣耀……
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关系就是：职工对待改革的态度是经济的“体制结构”J的函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 上述不等式两边的各项都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动，导致w[n]和w[s]发生变化，一方面的收入在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的收入在不断减少，从而使人们的决策依据发生变化，使原来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以接受，使改革得以发生。这一不等式在计量上可能难以确定（特别是因为包含一些“主观收益”），但可以作为我们对人们行为和改革进程进行分析的理论模型，作为进一步实证分析的一个基础。它同时可以启示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才能使改革尽快发生。
从1995年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人数不断增加。这对于经济结构和资源合理配置来说是一个趋向好转的指标，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在许多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目前进行全面“改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人员下岗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改善。
2.4 政府改革企业的动机
国有企业过去一直是政府的权力基础（人事和经济的权力）；改革国有企业是一件十分麻烦的政治运作，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最后一刻”，任何政府和企业官员都不愿进行改革。是否改革，取决于以下的不改革时的政府净收益z[s]和改革后的政府净收益z[n]的比较：
z[n]（J[,t]）≥z[s]（J[,t]） （4）其中
z[s]（J[,t]）＝（不改革情况下）国企所能提供的利、 税收入（包括政府的非预算收入）
+国企提供的就业即工资收入
－财政补贴（包括企业发不出工资时的补贴）
－银行坏帐（注：地方政府不考虑这一项。）
－管理国企、处理国企干部、职工日常矛盾的麻烦……
z[n]（J[,t]）＝（改革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收入
+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
+非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与工资收入
－为改革的债务支出（如清理坏账的财政支出）
－为安置下岗职工的支出
－改革所承担的政治风险……
这里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也是政府决策是体制结构J 的函数——当国有企业所能提供的利税收入越来越少，所需的财政、准财政（银行坏债）补贴越来越多，停产企业“开不出工资”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麻烦，而非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多，所能提供的就业越来越多，以至可以由民营企业来并购国企，从而政府为安置下岗职工所需支付的补贴可以越来越少（平均到每人较少，不一定总量较少，因为下岗职工越来越多），改革就会越来越实际地发生。而这一切，都是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
以上的两个不等式，可以使我们在一方面表明，在W[s]和Z[s]不变的情况下（至少国有企业职工的个人收入具有一定的“刚性”），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如何可能使改革发生；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事实也表明了以下这样一些道理：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非国有部门如何发展（即不等式的左边W[n]和Z[n]如何变大），只有当国企状况越来越坏，坏到一定程度之后，改革才会发生，而且无论我们如何鼓吹应该“靓女先嫁”，但从逻辑上说，改革一般总是先发生在那些最先亏损、亏损最严重的国企，而不会最先发生在较好的国企，因为一定是那些最先陷入危机的企业最先满足我们上面的不等式（注：这完全不否定当我们引入另一些变量如“远见卓识”、“思想认识”、“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后，上述结论会发生变化。）。
在1992年左右，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50%。就在这一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写了进去。在1996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发生全部门净亏损，1997年上半年又是这样。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抓大放小”、“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等政策。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加以观察，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它们从实践中证明了：政府决策本身是随着经济结构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某一时点上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而在于政府政策变化的趋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有关改革的政策走势，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决策本身不能说有多大的前瞻性，但至少具有务实性，能对现实条件的变化做出较为及时的反应。这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持续发展。
2.5 小企业改革：条件最先成熟
以上的理论分析也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国企改革先从中小（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取得突破。根本的原因是：中小企业本来搞国有制就最缺乏经济理由，经营状况自然最先恶化；而非国有经济在夹缝中发展，从小开始逐步成长，最先对中小国有企业开展竞争，使国有中小企业的亏损面变得最大，最先成为政府的包袱；同时，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又使它们最先有能力吸收中小企业的下岗职工；最先形成一些小资本，得以并购（包括通过股份合作制而实现的产权变革）国有小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本身有国家的扶持，引进了许多先进技术设备，生产率较高，又在一些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所以亏损面一直相对较低；加上几万人、十几万人的企业改起来困难与阻力太大，经济中还没有形成大资本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根本上的改制。
再往后，体制过渡能否继续，经济风险能否得到控制，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则将取决于非国有经济能否进一步成长，进一步为改革国有部门创造条件。从逻辑上推断：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至今形成了一大批中小企业、中小资本、中小企业家，于是到了改革国有中小企业的阶段；再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小企业进一步成长，形成一些大资本、大企业家，改革大型国有企业的阶段才会真正到来。
三、增长停顿以至发生危机的可能性：J值是否会逆转
前面我们在论证经济的体制结构逐步变化、实现体制转轨这一可能性的时候，全部立论基础是前面给出的“体制改革的基本假定”，即非国有部门增长率g[n]高于国有部门增长率g[s]。这应该说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很容易得到证明。但这样一来，我们的理论模型似乎就只可以论证成功的过渡，而无法分析失败的可能，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很难作出相反的假定，即g[n]＜g[s]。
前面的理论模型所没有包含的内容，是两个部门之间的“收入转移”，也就是非国有部门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而这是两部门之间经济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3.1 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及其各种形式
我们知道，国有企业接受国家的补贴。但补贴必须是“有出处的”，是经济当中存在的某种收入的转移；而在一个只把经济区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两大部门的理论模型中，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必然是非国有部门的一部分收入的转移，是对非国有部门以各种方式“征税”而来。即使在现实中，经过各种必要的折算，我们总是可以论证对国有部门（包括企业、银行、政府）的各种补贴其实最终要么来自个人（他们的财产也属于“非国有财产”），要么来自非国有企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收入转移的各种具体形式：
第一，财政支出的企业亏损补贴。这一块在目前的政府收支账户中已经不大了，但仍然存在。
第二，企业欠银行的坏账。无论是国有企业向银行借钱，还是政府机构出于维持运转或提高公款消费标准而通过企业向银行借的钱（注：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政府不允许直接向银行借钱支出。但政府通常会以某种方式通过下属国有企业借到钱。这也是国企债务负担重的一个原因。），不能偿还的部分（加上应付利息），即所谓的“坏账”，都应视为社会（通过银行）对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补贴。在现实中，非国有部门和个人将存款放进银行，然后银行借给企业或政府，由它们花掉，因不能偿还而形成坏账，最后或是银行“冲销坏账”，使存款事实上减少；或是由财政将税收的一部分拿出来清理坏账，或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使大家的货币、存款等都贬值，就完成了补贴即收入转移的全过程。正因如此，我们称银行坏账为“准财政赤字”（当年新增）或“准政府债务”（累积）。它表明除了财政补贴外，还有多少是通过银行而实现的收入转移。
这里的坏账，也应包括“坏掉了的外债”，除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外债以外，还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欠下的外债。这些外债一旦不能偿还，最终也要由国家即中央政府来还，说到底还是要由一国的全体公民来还（想一想东南亚各国的情况），包括“还未被允许借外债”的非国有企业来还。这也相当于是社会对国有企业的补贴。
在这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平等”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如果银行部门能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按同等标准借贷，使其“坏债率”达到同样水平，那么，我们可能说银行的风险更大，而且仍可以说公众（存款人）在给企业补贴（象日本那样），但不能说非国有企业在给国有企业补贴。但是，在国有银行占居垄断地位、银行贷款向国有企业倾斜、非国有部门很难获得贷款、也不允许上市直接融资或到国际上去借外债，而非国有部门创造着近70%的国民总产值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事实上发生着收入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对银行业的垄断，国有企业对资本市场“上市权”的垄断，事实上决定了金融部门在执行着为国有部门获取补贴所需要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第三，直接融资情况下发生的“坏股”。随着财政资源枯竭、银行坏债膨胀，国有企业后来发展起来的一个融资渠道是资本市场。在国有资产占大头、政府控制企业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了给一些企业注资、输血，就让它们上市融资。如果上市后的确能使经营、财务状况发生好转，则不能说发生了补贴；但若没隔几年这种企业的股就变成了“垃圾股”，则说明由“上市”而获得的资源也被浪费掉了，该企业也是吃了相当于上市融资量的“社会补贴”。
由于以上的一些收入转移是在政府操作的情况下完成的，有时很难分辨哪些收入是用于公共支出，哪些是用于对国有部门补贴（包括对那部分“额外的政府”的补贴）。这也是为什么只要是国有制，“政企不分”就是必然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只要我们看到国有部门（企业、银行与政府机构）浪费了资源，那被浪费了的东西一定是“有出处的”，一定是来自经济中某处的经济收入，一定是某种收入的转移。在两部门模型中，它们只能来自非国有部门。
不过，在两部门模型中，我们有必要计算国有部门的“净值”。比如，在国有企业还有“利润上缴”的情况下，在预算平衡表上的“对企业的亏损补贴”就不能都直接算作对国有部门的补贴，而要计算“利润上缴”与“亏损补贴”的净差额。无论如何，在现阶段对国有部门的补贴，主要的形式不是财政补贴，而是“坏债”、“坏股”之类的金融性收入转移。
3.2 对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与“资源配置的结构”
对国有部门的补贴，来自非国有部门的收入转移。我们就将以上的各种收入转移概括地称为对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这里“额外”，指的是它是在支付了与国有部门同等水平的用于社会支出（包括政府必要支出）税收之后额外的支出部分；而这里的“综合”，指的是：它不仅包含了一部分严格涵义上的“税”，而且包含着以上述其他种种方式转移的收入，无论是较为直接的部分（如“税费捐贿”），还是较为间接的部分（如银行坏账），或是较为隐蔽的部分。我们用D[,i] 代表各种形式（i＝1，2，3，4，……）的额外税赋，定义
∑D[,i]
d＝------（5）
N
为非国有部门的“额外综合税赋率”，其中N 仍代表非国有部门的产值。
相应地，我们可将公式（2）改写成公式（6）
S[,0]（1+g[s]）[t]
J[,t]＝────────────（6）
N[,0]（1+g[n]－d）[t]
公式（6）的涵义已经不同于公式（2）。公式（2 ）只是表明不同部门的不同经济增长率所会产生的差别；而公式（6 ）则表明在两部门之间的收入转移所引起的资源配置的变化，公式（6）中的J其实已经表明的是“资源配置意义上国民总产值的结构”，而不仅仅是生产或产出意义上的国民总产值的结构：由于从非国有部门拿走了比率为d 的一部分收入去补贴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可用于下一步经济增长的资源只有N（1+g[n]－d）的部分，而不再是N（1+g[n]）（注：这里d不出现在公式的分子中，因为对国有部门来说，d只是被浪费掉了， 并不构成增长的源泉，虽然更详细的分析将表明，对国有部门的补贴，事实上也会多少对该部门的增长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公式（6）中所反映的收入转移和资源配置关系， 最终也会影响到公式（2）中所反映的产出与增长的关系。 这是因为：收入一方面是企业经济增长的动机，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为较高的收入（“经济剩余”）是较高的投资率的源泉。因此，经济增长率g事实上是d的函数，特别可以认为是前期d函数，即：
g[n][,t]（d）＝f（d[,t]，d[,t-1]，d[,t-2]……）
当d还不太大，从而还存在d＜g[n]时，非国有部门还可以成长，经济就还会成长，体制结构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若国企不改革，政府不改革，补贴越来越多，坏债越来越多，出现d＞g[n]，这时就会发生非国有部门的萎缩，体制结构就会发生逆转，经济风险就会加大。
因此，在分析长期问题时，公式（6）意义更加重要，因为公式（2）事实上是由它决定的。体现在d中的收入转移，是两大部门之间经济关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由d我们可以看出，国有部门不改革，社会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就难以减少，还会不断增加，不仅本身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还阻碍着非国有部门的成长和整个经济的增长。
在这里，“综合补贴”的概念是重要的，因为在∑D[,i] 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替代关系。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如果税赋重了，但可以得到更多的贷款，它的日子还好过；如果贷款贷不到，但税赋轻了，它也还能扩大生产；但如果同时税赋也重了，贷款又更加难以得到，它一定难以增长，甚至发生萎缩。由此推断，1998年的情况特别值得警惕。在这一年，正式的税收增加1000亿元，按实际值（物价在下降）财政收入相当于增加了14.4%，几乎是经济增长率7.8%的两倍；地方上“乱摊派”、乱收费的问题仍未见好转（如果不是恶化的话）；而与此同时，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融资渠道更少了（原因见樊纲，1999a）。结果是在1998年非国有中小企业投资增长率为零， 乡镇企业大量减员，增长率大大下降。这里面显然有宏观波动的因素（总需求还未扩大），不完全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但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征兆。
3.3 增长停顿或“危机”的可能性
对于公式（6）来说，我们已不能确定它在t→∞时，是否能有J→0，当d＞0，g[n]（d）可能小于g[s] （这种对“改革基本假定”的破坏，表明：“向国有企业优惠倾斜补贴，是反改革”）。这时，经济的体制结构J就不再趋于0，而是趋于无穷大：
（1+g[s]）[t]
J[,t]＝J[,0]─────────── ──→∞ （7）
[1+g[n]（d）][t] t→∞
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增长停顿或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在——经济结构趋于恶化，体制效率下降，增长率也会停顿下来。
在现实中，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国有部门中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强大，而本身的状况又不断恶化，要想维持其生存，就势必利用自己对资源分配的垄断地位、利用国家强权，将大量非国有部门生产出的收入用各种方式转移到国有部门，使非国有部门越来越难以增长，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也就会慢下来，最后各种矛盾暴露，经济陷入危机。
当非国有部门还较弱小的时候，少量的收入转移就可能导致其无法增长（俄罗斯在未实行私有化前，私人部门很难成长）。但即使非国有部门已经很大，剩余收入量也较大，如果国有部门吃掉的补贴更大，这种情况同样可能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恶性膨胀的国有部门（企业、银行、各级政府）开销、苛捐杂税、各种贪污腐败等等问题潜在危害性极大的原因——当这些东西还没吃光作为非国有部门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的剩余收入时，我们还能不断增长，而一旦将“剩余”全部吃光，甚至“吃得更深”，吃到了“必要收入”，经济增长就会停止，社会就会陷入危机。
这种“危机的可能性”的政策含义自然是“改革的紧迫性”——旧体制不改，它就会继续吞噬资源；只有尽可能积极而及时地加快改革，防止收入转移的恶性膨胀，才能使经济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增长持续下去。
3.4 国有企业的状况与“综合赋税率”的高低
显然，国有部门需要的补贴越多，d值越高， 非国有部门增长越困难。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有部门状况和国企改革与d 值相互关系的其他一些方面，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
1.在改革之初，也就是在非国有经济开始发展的时候，中国国有部门的情况还没有十分恶化，利润率还较高，本身还能有较高的增长。也就是说，从总体上看那时国有部门还不需要补贴。甚至，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如就业、农村收入提高等），政府还可以对非国有企业实行税收减免（d＜0）。这与俄罗斯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国有经济发展了70多年，矛盾积累，由高额补贴引起的高额通货膨胀可以使非国有经济的任何“剩余”都被挖走，使其难以在不彻底改革国有部门的条件下有所成长。这就是说：在改革之初，较好的国有部门状况有利于非国有部门的成长。
2.国有企业改革，一部分国企改制，不仅使g[n]加大，而且因国有部门所需补贴减少而使d缩小，也使非国有经济今后能更好地发展。 所以说，国有企业的改革越快，反过来可以使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越快。
3.5 如何判断“增长”或“危机”的趋势
公式（2）和（7）分析的是两种极端的可能，现实中的情况是处于某种中间状态。但理论抽象的好处就在于它可以使我们抓住要点，对现实进行分析。上面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对两大现实问题进行判断与分析：第一，经济是否在走向“危机”，或者，近期内是否会出现危机？第二，要想保持经济增长，并使体制实现过渡，我们需要在哪些环节上作文章？
如果我们能够在统计上测量出d， 我们就可能对经济结构变动的趋势进行较为精确的分析。但是显然，d在实际中是很难度量的， 特别是因为它在经济中会和其它许多经济因素混在一起决定着一些实际的统计指标。因此，我们事实上必需间接地观察它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通过“银行坏债”占GDP的比重来间接地判断d的变化趋势；实际上，控制这个比重的增大，在目前就意味着控制d的加大， 对此笔者已在另一篇文章中有所分析（见樊纲，1999b）。
建立在本文以上分析基础上的一个观察经济变动趋势的简单方法就是观察经济的体制结构指数J。经济结构指数J，事实上有两方面的含义：当J→0（国有部门越来越小）时，不仅表明经济体制过渡在向前推进，也表明经济增长在持续进行，因为它表明资源配置在趋于合理，效率较高、增长率较快的非国有经济在进一步成长。J值变小的速度越快， 经济在近期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越小。
反之，若J→∞，即国有部门比重在提高，或者，虽然J值仍在变小，但其变小的速度在下降，则说明改革发生一定程度的停滞，收入转移在加大，非国有经济增长的动机与资源在萎缩，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下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至少到1997年底，我们看到非国有经济每年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都在上升。最近几年至少在2个百分点以上； 这反映出其增长率大大快于国有企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国有企业问题重重，但经济整体还在持续增长，并且短期内从国内体制的角度看，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注：有许多原因可以导致经济陷入危机。我们这里只是指特定的因素。）
对于今后的情况，我们也应密切注意J的变化趋势。比如1998 年非国有企业中的中小企业投资活动因信贷萎缩而增长有所放慢，全年投资为负增长（－3.8）。而与此同时1998年政府投资有所扩大，当然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全社会都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更多地用于建新厂，但国有部门更新改造投资还是有了较大的增加。这可能导致今后一两年内J值下降速度的放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可能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风险也可能加大。
四、小结：改革与增长
现在我们可以把本文所分析的体制转轨动态理论的基本结论概括如下：
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改进资源的配置，使其从利用效率较低的部门体制下释放出来，转移到利用效率较高的体制中去；
而这种资源配置的改进，在转轨经济中就表现为非国有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加大而国有部门的相对缩小；
这两个部门效率的差别，最终体现为其增长率的差别；非国有部门较高的增长率g[n]，支撑着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并使国有部门的问题造成相对较小的危害。正因如此，经济的“体制结构”（J ）对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意义重大；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支撑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且改善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条件与环境，使改革的阻力逐步缩小；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由小到大，因而国有经济中也必然是小企业改革的条件最先形成。
国企改制（破产、拍卖、合资、股份制改造、股份合作制等）和国企职工的离职、下岗，意味着“资源的释放”，并且使公式（2 ）中的g[n]更大而g[s]更小，从而加快着体制结构J的改变；
同时，国企的改革，由于使今后对国有部门的补贴减少而使d 减小；银行业、金融业的改革以及银企关系的改革，能使反映在d 中的银行“坏债”增量的增长速度缩小，从而使社会对国有部门的补贴缩小；
政府改革因能使（用于维持庞大政府）“税费捐贿”减少而使d 减小，从而也使非国有部门对国有部门的收入转移减少，即使d减小；
所有这些改革，都起到减轻非国有部门“收入转移负担”的作用，起到减少对国有部门补贴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使经济的体制结构（J）向更有效率的方向转化。 这是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得以持续增长、在增长中平和地、痛苦较小地完成体制转轨的根本保证。
由此可以推论：判断经济是否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能否持续增长——或者它的反命题——经济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陷入危机、增长停顿下来，就要密切注视体制结构J的变动速率， 以及决定它的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变动情况。
就目前情况来看，最近一两年d值可能增大。这是因为， 在宏观经济处于低谷时，国有部门财务状况更加困难，各种收入与支出都具有刚性，因此一方面社会对它的补贴可能有所加大，同时不变的补贴，对于较低的平均增长率来说，也会加重非国有部门的负担，从而使J 值有所增大。这说明整个经济的风险有所加大，并会影响近期的增长（g[n]会因d的增大而下降）。
但是，就目前J值的变动情况来看，仍然在趋于缩小。 只要目前改革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同时通过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消除经济波动的负面影响，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3—5年），中国经济尚不会因体制结构的恶化而出现危机或崩溃，经济增长还会持续下去。
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体制方面来说，则取决于本文中所涉及的各方面改革能否及时地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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