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几种工业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现代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是从工业化开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两个互相联系而又有区别的范畴。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从以手工生产的农牧业为主要经济部门，发展到以机器生产的工业为主要部门的转变过程。现代化是指在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茁壮成长起来的科学技术，不仅普遍应用到工农生产部门，导致物质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而且广泛地应用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导致生活条件的巨大变化。结果，大量劳动力从物质生产部门退出，而流向各种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即商业、金融业、教育、科学、讯息、旅游等统称为第三产业的各个部门，成为劳动就业量最大、GNP产量最多的产业部门。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的基础，现代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极端落后，工业极不发达，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因此，中国人民一旦争得了民族解放，必然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视作为中国工业化的开始。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从总体上看，中国工业化成就是巨大的。钢的年产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增加到1995年的9,400万吨， 原油的年产量从1949年的12万吨增加到1995年的1.49亿吨，机器制造业从无到有，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在全社会劳动者总额中，还有73%以上在农村，而且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也还只处在起步阶段。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还是进行着以手工工具和畜力及半机械化耕作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在过去的40多年的工业化努力中，各个时期的成就有很大差别，而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业化理论的差别。所以，回顾分析影响中国现代化的各种工业化理论，肯定正确的，扬弃错误的，对于中国今后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
历史上有两种工业化。一种是以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工业化。最初在18世纪后半期从英国开始，后来继起于法车、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国家工业化，是这种工业化的古典形态。二次大战后在东亚和拉丁美洲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工业化，尽管时代背景和外部条件已与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也是在私有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展的，可以与欧美国家归入同一类型。另一种工业化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称做社会主义工业化，前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即属于这种类型。前一种工业化，由于它以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所以是一种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支配下的自发的经济过程。后一种工业化，由于它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为基础，它是在执政党的工业化理论和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的，表现为一种自觉的经济活动。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逼出来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不包括工业化理论。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一些国家如英国和西欧各国同时爆发的，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国家的工业化，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虽然仍需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却不会面临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历史的实际过程出于马克思的预料。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俄罗斯发生。革命前的俄罗斯，按土地面积来说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第三位， 而就工业发展来看， 在革命前经济情况最好的1913年，俄国的工业产值只占世界工业产值的2.6%， 仅为美国的1 ／14，德国的1／6，英国的1／5，法国的4／10。 所以新生的苏维埃俄罗斯在稳定政局、治疗好战争创伤之后，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工业化，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苏联的国家工业化，便是在苏联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指导下开展并实现的。
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核心，就是主张从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说：“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1〕
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就苏联当时特定历史条件来说，应该肯定是基本正确的。因为当时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下，而苏联的经济又远远落后于西欧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尽快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来加速建立苏联自己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工业化，就难于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证诸后来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依靠自己的工业体系独力击败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不能不肯定斯大林的工业理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基本是正确的。
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从而牺牲人民生活的改善为代价来贯彻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种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这样做，不仅符合国家利益，而且也是能为苏联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但是，在战后的和平环境下继续这样做，就难于得到人民的谅解了。1991年发生的苏联的瓦解，当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国内的和国际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其中基础性的因素，乃是因为，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他的历届继承者们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战后和平时期，为着同美国争霸，继续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方针，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以致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人民的眼里失去了光彩，人民丧失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意愿。这样，在东欧剧变的冲击之下，内因和外因一起发生作用，建国七十多年的苏联，顷刻间土崩瓦解。
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
1949年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同1917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俄国有相似之处：都是经济落后国家，只是1949年的中国较1917年的俄国绝对的和相对的更落后；都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所不同的是，苏俄当时是彻底孤立的，而中国当时却有苏联和东南欧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引为同志，因此，“一边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乃事有必然，势所必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开始也是接受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展的。而从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来看，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对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中国，基本上也是适用的。
旧中国的工业极为落后，特别是缺乏重工业的基础。抗日战争前，现代工业的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在工业生产中，70%是轻纺工业，重工业不到30%，而且部门残缺不全，各部门之间互不衔接，主要只有一些采矿业。旧中国的机器制造业不能制造机器，只能干些修理和装配的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工业年均增长25%，消费品工业年均增长12.8%。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发展起了自己的电力工业、生产资料工业，黑色金属工业、各种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木材、造纸、纺织、食品等各种轻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短短5年时间， 便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在此期间，农业总产值也以年均4.5 %的速度递增，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了42.8%，全国农民的收入增长了将近30%。〔2〕
尽管有这样辉煌的成就。毛泽东还是要探索一条与苏联不同的工业化道路。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他把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列为十大关系之首，指出要避免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错误，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更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提高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高度来论述。他说：“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3〕
毛泽东的工业化理论，确实较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更符合再生产原理，也更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从而提高人民实现工业化的积极性。然而，毛泽东自己的另一些决策，从根本上杜绝了他的工业化理论实施的可能性。他在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折腾，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呈负增长状态，5年平均，年均为－3.1%，农业部门年均－5.9%，工业部门虽然5年总计略有增长，年均增长率仅为1.8%。1963—1965 年的3年调整时期，工农业生产都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但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使生产陷入起伏不定的波涛之中。1966—1970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71—1975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农业部门有2年为负增长，2年处于停滞状态，3 年为增速低于4%的慢速增长， “三五”和“四五”时期农业部门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仅为2.6%和3.0%。10年中，工业部门也有3年为负增长， 虽然“三五”和“四五”时期工业部门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12.6%和8.5%，但重工业增长速度仍大大快于轻工业，两者在10 年中的年均增长率之比为12.6%:8.3%。 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理论，实际上完全成为空话。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就难有改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在“一五”时期结束的1957年为624元，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反而降为575元。〔4〕20 年的经济建立没有使人民得到实惠，这就大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这样，在“文革”的10年动乱终于结束以后，不得不拨乱返正，重新考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和策略。
邓小平和陈云的工业化、现代化理论
把现代化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来的。他在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5〕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周恩来原来设想的经过“三五”、“四五”两个五年计划实现工业化，然后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的目标没有能够实现。11年后，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他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但一年后，他就撒手而去，把领导人民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遗留给了后来者。
“四人帮”的被粉粹，标志着十年动乱的“文革”终于宣告结束。中断了将近20年之久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工业化，现代化理论指导之下，重新又迈步前进。
邓小平和陈云继承了毛泽东工业化理论的正确部分，就是毛泽东一再强调但未能亲自实行的“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的理论。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农业的改革开始的。农村中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双层次经营，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改革的头7年，即从1978—1984年， 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达到7.5%，同期，轻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2.1%， 重工业为8.4%。 农业在建国以来第一次在较长的时期内以如此高的速度持续增长，轻工业的增幅第一次在较长的时期内超过重工业，真正实现了以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新前进开了一个好头。
邓小平和陈云的工业化、现代化理论有以下几个突出的观点：
第一，强调搞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
从1958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0年，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之一，就是片面强调国家整体利益，忽视个人物质利益，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一穷二白”不以为忧，反以为喜。把战争条件下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用来要求和平建设时期的人民。“文革”期间，“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穷光荣，要求农民“抱着一块儿穷”，要求工人欢呼“三十六块万岁”。20年的经济停滞与徘徊，人民生活得不到多大改善的状况，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使人民丧失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信心。所以，当“文革”结束，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邓小平和陈云都一再指出改善人民生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6〕又说：“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7〕陈云说：“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8〕他还把人民生活置于国家建设的前面，说：“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9〕
在邓小平、陈云的重视人民生活观点指导下，1979年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中，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改革前， 从1953 年到1978年的26年中，全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仅提高了77%，年均提高2.2%，而从1979年到1995年的16年中，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190%，年均增长6.9%；农村居民16年间增长181%， 年均增长6.7%。〔10〕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生活条件都大变样，全国90%以上的居民已解决温饱问题，一部分居民进入了小康，有些人过上了富裕生活。
由于人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普遍得到了实惠，所以政府的工业化、现代化方针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拥护，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二，突出科学技术的作用，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第一位。
与改革开放前的搞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挂帅相反，改革开放一开始，在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同时，就确立了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心思想。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出来工作，就顶着“四人帮”大批“白专”道路的逆流，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11〕1977年他第二次出来工作，就又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12〕他一再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来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3〕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国家确定了科教兴国的方针。制订了在城镇中小企业推行技术革新的“星火计划”和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和火炬计划的实施，推动了企业的技术革新，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展。以上海1989—1995年推行火炬计划的7年为例，1989 年火炬计划刚起步时，仅21个项目，总投入3,272万元，增加产值2亿元，利税5,000多万元；到1995年，火炬项目已达97项，全年总投入8.4亿元， 形成产值51亿多元，利税12亿多元。〔14〕
第三，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利用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强调要把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改造成公有制经济，在“文革”期间，甚至把集体农民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对公有制经济本身，则强调“一大二公”不顾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急于要把小集体经济合并为大集体经济，把集体所有制提高为全民所有制。由于经济关系的这种变革脱离了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不仅没有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展，反而拖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后腿。
邓小平和陈云要搞的现代化，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所以，当然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来推进现代化。但并不要求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而是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并存。陈云早在搞对私改造的时候就主张：“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15〕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是全世界闻名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单纯以姓“社”还是姓“资”为转移。后来，他又从生产力标准发展为三有利标准。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6〕
在邓小平的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恢复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鼓励和支持外资经济的发展，同时，在农村解散了人民公社，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实行以包产到户为基础的双层次经营，对国有企业也逐步进行改革，从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到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关系的这种改革，使公私经济都迅速增长，大大促进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集体企业的发展速度快于国有企业，所以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呈下降的趋势。以工业产值而论，在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工业占77.6%，集体所有制工业占22.4%，当时还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到1993年，国有制工业的比重下降到56.5%，集体所有制工业上升到13.4%，个体、私营、外资等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增长到占工业总产值的13.4%。〔17〕据权威机构研究测算，整个90年代，公有制工业、私有制工业和中外合资等公私混合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估计将分别为10.9%、22.1%和37.4%，这样，到2000年，各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公有制工业将为68.1%，私有制工业将为10.7%，公私混合工业将为37.4%，公有制工业加上公私混合工业中的公有制部分，仍将牢固地占有主体地位。在邓小平、陈云的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各种经济成分，都将对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贡献，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会长期保持下去。
第四，运行机制上要使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49—1978年的30年中，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如前所述，在工业化初期，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立作为工业化骨干的大型基础工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不论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或消费品的生产越来越复杂化，把全国生产都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内，必然难免主观主义的失误，而且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生产主动性、积极性。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的1956年，陈云就提出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市场调节的自由生产成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当然，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23年后，在“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宣告结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又重申他的主张，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即“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18〕这一次，陈云的主张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并且进一步把陈云的观点向前发展，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为经济方法问题，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
根据邓小平、陈云的理论，从1978年改革开放方针确定之日起，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最终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创造了经济运行体制方面的条件。改革开放17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渐进方针的指导下隐步发展，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商品交易活动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已基本实现。1994年底，在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中， 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由1978 年以前的占95%以上下降为5%。90%以上的商品资源已通过市场配置， 计划分配和调拨的范围大大缩小。仍由国家计划分配（部分，不是全部）的商品，在消费品方面只有粮食、食油、糖、猪肉、名酒5种， 生产资料只保留煤炭、重油、钢材、铜、木材、水泥、汽车、平板玻璃等11种。商品价格也逐步放开。在社会商品另售总额中，由国家管理价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下降到1994年底的5.9%。〔20〕与此同时， 要素市场也有所发展，从全国看，1994年第4季度标有（1）证券交易所2家， 以国债、 地方企业债券、 投资基金为主要交易品种的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17家，证券公司86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部370家，代办网点2000多家；（2）经国家及省两级认可的县以上地价评估事务所540多家；（3）劳动部门开办的职业介绍所1.3万家，挂牌的人才交流市场1145个 ；（4）技术贸易机构近5万家，技术合同认定机构1019个；（5）各类 信息服务机构3万多家。
回顾影响40多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几种工业化、现代化理论，从实践检验的角度来看，孰者较优，孰者较差，一眼就可以看得很明白。改革开放前的30年，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是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毛泽东虽然提出了与斯大林不同的理论，但实际上没有起作用。这30年，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49—1978 年主要工业品的年产量， 钢从16万吨增加到3,178万吨，原油从12万吨增加到10,405万吨， 原煤从0.32亿吨增加到6.18亿吨，发电量从43亿千瓦小时增加到2,566亿千瓦小 时。〔21〕同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100 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状态相比，1949—1978年这30年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同与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相比，邓小平、陈云的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就显然更切合中国实际，更能调动地方、企业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能更加切实地、持续迅速地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回顾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40多年的经济建设历程，在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间，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1952年的国民收入为100，1978年为453.4，25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2%， 而且其中有两次大的折腾，有6年（1960、1961、1962、1967、1968、1976）为负增长，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上下折腾中被浪费，所以，6.2 %的增长速度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应该说是比较高的，但实际的业绩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段期间，以改革开始的1978年的GNP为100，1995年为466.2，17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9.5%，〔22〕各个年度的增幅当然不可能一样，有些年份增幅大些，有些年份增幅小些，但没有哪一年是负增长的，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发展。在17 年这样长的时间内，GNP的年均9.5%的高速增长，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在同一时期内具有这样的业绩。
1982年的“十二大”提出现代化建设规划的时候，曾设想按三个战略步骤走：从1981年起，第一个10年，到1990年，实现GNP翻一番，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2个10年到2000年，实现GNP翻两番，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取得重大进展，使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在21世纪的中叶，使人均GN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第一个战略步骤的任务已完成；第二个战略步骤的目标，GNP总量较1980年翻两番，已在1995年提前5年完成，2000年将实现人均GNP较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1953年刚刚开始， 工业化建设的时候， 全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仅91.59亿元，1978年增加到668.72亿元，1995 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达1万9千多亿元。〔23〕迅速扩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综合国力快速提高。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由于我国人口已从1949年的5亿多增加到1995年的12亿多，人口包袱重、 人均资源少、经济效益低，1993年以来通货膨胀较为严重，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发展中的困难和暂时的困难，发展本身就包含着克服这些困难的因素。现在我国最困难的地区不是人口密度最大的沿海省份和大城市，而恰恰是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广州、上海等沿海大城市，由于经济发展快，近年来已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大量吸收着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就业。所以只要经济持续迅速发展，人口多可逐渐从经济发展的包袱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至于其它那些困难，只要我们全面贯彻邓小平、陈云的工业化、现代化理论，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这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大文章做好，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总是能在下个世纪的前半叶内胜利实现的。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页。
〔2〕《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6—797页。
〔4〕〔21〕《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5.58.122页，第3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5〕《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39页。
〔6〕〔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第32页、 第86页。
〔7〕〔13〕〔16〕〔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第275页、第372页、第373页。
〔8〕〔9〕〔15〕〔18〕《陈云文选》（1956—1985），第252 页、第276页、第13页、第221页。
〔10〕据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3月5日李鹏《政府工作报告》和1995年第24期《求是》杂志文章《1995年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上的数字计算。
〔14〕《解放日报》社讯，1996年2月24日
〔17〕《中国改革报》1994年10月11日
〔20〕《经济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市场秩序的现状、问题、成因及对策》。
〔22〕据历年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 1992 年以前的数字， 引自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1995年的数字据1996年2月28 日《新华社》讯。
〔23〕1953年和1978年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引自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为包括各种非国有经济在内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见1996年2月29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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