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消费决策行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由于保险产品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消费者为了做出购买决策，需要经历大量的信息收集、全面的产品评估、慎重的购买决策和认真的购后评价等各个阶段；而这样一种复杂购买行为，势必会受到很多不同类型、相互作用的因素影响。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决策特征，把握保险需求的行为导向及其原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促进保险市场的健康、稳定、持久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在保险业恢复发展的头三十年中，整个行业奉行粗放式的供给拉动型战略，对于消费者行为特点一直欠缺系统深入的研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行业保费规模和资产总量屡屡站上新台阶，对行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理解消费者结构和行为特征、并且去满足这样的消费者所提出的保障要求，是提升行业竞争力、促进市场创新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索解释保险消费者决策行为的理论框架。阿罗(1953)①和随后的卡尔·博尔奇(1968)②率先将期望效用理论引入保险理论，将保险理论大大推向前进，保险研究领域初期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成果也大都是以该理论为基础。但是，期望效用理论描述的是“理性经济人”在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假定人的目标是寻求效用最大化，具有无限理性、完美自我控制以及过度利己主义，而这些假定并不贴合实际。在现实中，人只是具有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以及有限自利的社会人，其决策会受到复杂的心理机制的影响，因此，用期望效用理论描述风险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一直受到质疑。法国著名经济学家Allais(1953)③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悖论(Allais Paradox)，他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人在决策时，如果同时面对确定结果和不确定结果，往往会更偏好确定的结果，即个人的偏好并不是一致的，会视情景而变。Loewenstein和Preleo(1992)④在研究贴现效用函数的时候发现，人们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存在时间上的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表现为大多数人的短期贴现率要高于长期贴现率，即个人的偏好有可能会出现“偏好反转”的现象。Kahneman和Tversky(1979)⑤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进一步证明了阿莱悖论中人们对确定选择的偏好，该理论指出，个人的偏好会随着收益和风险的变化而变化，在某个参照点上，面对收益(gain)时，个人呈现出风险规避者的特征；面对损失(loss)时，又呈现出风险喜好者的特征。 正是因为期望效用理论公理化研究框架的现实解释力有限，很多学者开始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挑战经典，并据此衍生出了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也开始从行为的角度分析保险消费决策，提出能够更有效地解释现实的保险消费决策的模式。本文将尝试着在行为保险学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保险消费决策的认知。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对行为保险学现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第三部分借鉴前景理论构建了保险市场中被保险人最优保险消费决策模型；第四部分运用调查问卷从实证角度验证本文所构建的被保险人最优决策模型；第五部分给出了研究结论。 二、相关研究述评 (一)新古典框架下的保险消费行为研究 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之下，很多学者都对保险消费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从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被解释变量的选定以寿险消费为主。Yaari(1965)通过求解投保人在不确定性下的生命周期理论效用最大化问题，发现人们可以通过购买精算公平定价的寿险来提高期望。⑥这一成果对后续研究影响巨大，在此基础上，Fischer(1973)研究发现，遗产动机、死亡概率和劳动收入等都与人们对寿险的需求正相关。⑦Lewis(1989)指出，家庭对寿险需求的最优需求数量可以通过求解受益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来解决。⑧ 之后，保险消费研究的思路逐步拓展，更多地开始从具体实证的角度来分析寿险消费乃至寿险发展的影响因素。Browne和Kim(1993)借鉴Lewis(1989)的研究思路，用45个国家1980和198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国民收入、抚养率和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支出对寿险消费存在正影响，同时，宗教(穆斯林)、通胀率和政策变量对寿险消费有负影响。⑨Outreville(1996)通过对多个发展中国家保险业发展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可支配收入、金融发展等会促进一国人均寿险支出，预期通胀和垄断市场结构对人均寿险消费支出起着制约作用⑩。Beck和Webb(2003)运用68个国家1961～200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影响寿险消费区域差距的因素，结果发现选取的8个经济变量、6个人口统计变量及3个制度变量中只有国民收入、通胀率和银行部门发展程度对寿险消费的区域差异有显著影响，国民收入和银行部门的发展影响为正，通胀率的影响为负。(11)Li et al.(2007)研究了30个OECD国家寿险消费情况，发现收入水平、赡养率、教育水平和寿险消费正相关，而预期寿命、社会保障支出、通胀率和实际利率与寿险消费负相关。(12) 上述研究成果在推动保险消费影响因素方面给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但因为都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研究基础并采用宏观视角，假设过于严格，所以在解释微观个体保险消费决策时，往往会力有不逮。如Takao和Takashi(2006)(13)在研究日本保险消费行为时发现，虽然购买年金保险从长远来看对自身健康和养老十分有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年轻人却认为这种做法是浪费金钱，对年金保险的认同感极低。Kunreuther等(2013)(14)发现，购买车险的人面临小额损失时的第一选择并不是寻求保险公司索赔，而是自己承担损失、以确保第二年的保费会持续在较低的水平。 (二)行为保险学解释保险消费行为的努力 行为保险学的出发点是针对期望效用理论假设的弱点，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行为理论融入到保险学中，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动因出发，来解释、研究和预测保险市场的各种决策行为。目前，学界已有很多行为保险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研究的视角以及研究思路，可以将已有成果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针对保险市场的异常现象，将非理性因素引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借以分析保险消费行为。如Browne和Kim(1993)在研究寿险市场时，在经济、人口等客观因素之外，引入了宗教因素；卓志(2001)(15)对保险消费行为进行了系统分析，也考虑到了消费者有限理性的问题；Beck和Webb(2003)发现，是否穆斯林信徒对寿险消费存在显著影响；陈滔和完颜瑞云(2009)(16)通过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保险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因素确实会对保险消费产生显著影响。还有一些研究成果考虑到了理性经济人在保险领域是否存在的问题，并将其他因素当成外生变量来考察保险市场的决策行为，如Chui和Kwok(2008)、Park和Lemaire(2011)以及完颜瑞云和陈滔(2013)(17)等从文化的角度对保险市场展开分析，并得出主观因素对保险市场行为存在显著影响的结论；另外还有从主观风险感知的角度对保险市场进行分析，如Johannes(2013)(18)以及卓志和邝启宇(2014)(19)等。周伟(1999)(20)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对保险消费行为进行了分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此类研究还算不上真正的行为保险学研究，只是对经典理论框架进行了恰当但有限的修正，但标志着研究者们已经开始重视保险消费行为中人性特点的影响，并尝试用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加以解释。 第二个阶段用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行为人在保险市场上的决策行为特点。Kahneman和Tversky(1979)在研究前景理论的时候专门讨论了人们面对概率保险时的选择问题，认为人们在概率保险及一般保险之间会更偏好一般保险，首次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了保险市场中的决策行为。Strauss(2007)(21)运用前景理论对加拿大保险市场上人们购买重大疾病保险、残疾保险及长期护理保险附加条款等的行为研究发现，个人将购买附加条款的花费用于投资获得的收益要远大于其本身所获得的收益，但人们却会因为对保险产品的不信任和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忧而购买相关附加条款，这种做法并不理性。Bracha和Brown(2009)(22)以情感决策(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理论的方法对保险市场的决策行为进行了分析，将投保人的行为划分成理性和情绪化两类，发现投保人的风险感知是内生的，即投保人在决策时情绪化较为严重。Zimmer等(2012)(23)利用实验得来的数据，重点分析了保险市场中保险人的行为，认为在保险市场中，一旦保险人违约，不但会造成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下降，而且会对投保人的行为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Loewenstein et al.(2013)(24)对美国商业健康保险的运行状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人们对健康保险产品并不了解，之所以会购买，大多数是遵从医嘱或听从亲戚朋友的介绍。国内学者也有很多相关研究成果，如田玲等(2015)(25)通过政府行为和风险感知探讨了巨灾保险的需求问题。在这一阶段，学者们较好地解释了保险消费的一些特点，但成果相对零散，还未建立系统的行为保险学研究框架。 第三个阶段以建立发展行为保险学为着眼点，尝试建立系统的行为保险学研究框架。Takao和Takashi(2006)认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为行为保险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现实基础，而行为保险学也应依据前景理论展开。Sung et al.(2011)(26)从投保人和保险人行为互动的角度分析了最优保单的设计情况，在精算公平原则基础上，假定投保人的行为准则遵循累积前景理论，投保人效用函数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有确定的拐点。结果发现，若要将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用于分析保险市场，还需要根据保险市场行为特点加以调整。Kunreuther et al.(2013)首次系统地分析了保险市场投保人、保险人以及监管方的行为模式，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研究行为保险学的重要性。为促进行为保险学的发展，佐治亚州立大学的风险经济分析中心(Center for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Risk)以及慕尼黑风险和保险中心(Munich Risk and Insurance Center)于2011年共同举办了第一届“行为保险学”国际会议。此次会议上涌现出很多行为保险学的学术著作，其中Friedl et al.(2014)(27)从多角度阐述了在有保费补贴的情况下巨灾保险依然发展缓慢的原因；Hoy et al.(2014)(28)从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的视角出发，讨论为何免费的基因测试符合理性预期框架下的最优选择，并能够加深人们在投保时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但参加这一测试的人却非常少；Bommier和Le Grand(2014)(29)分析了为何人们会逐步减少年金保险的投资；Tausch et al.(2014)(30)从实验的角度分析了人们的风险分担行为，发现之所以会出现逆选择，是因为风险本身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Richter et al.(2014)(31)对上述四篇文章进行了总结分析，并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论述了对行为保险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这类研究成果采取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分析保险市场中的现实问题，标志着行为保险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总体来看，考虑到保险市场的特殊性，行为保险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保险市场中充斥着不确定性，天然就是研究微观个体行为方式的最佳园地；另一方面，与非保险金融市场相比，保险市场研究还需要高度关注承保风险，研究对象有显著不同，不能直接套用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方法。行为保险学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保险研究的发展，还能给其他市场的相关理论、乃至经济学理论提供重要的借鉴。本文将努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丰富行为保险学理论体系进行探索。 三、最优保险消费决策模型的构建 前景理论由Kahneman和Tversky于1979年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对该理论不断更新和完善(如Kahneman和Tversky，1992；Jin和Zhou，2008(32)；Sung等，2011)。具体而言，前景理论有三个基本假定。第一，消费者决策的主要依据是决策时点上的偏好及预算约束，即每次决策都处在不同的心理间隔(mental compartments)期，所以具有“短视”特征。第二，消费者的目的是价值最大化，区别于经典理论的效用函数，价值函数是s型的，相对某一参照点R，收益的价值函数是凹的，损失的价值函数是凸的(见图1)。第三，针对某特定风险，消费者实际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与事实上的客观概率并不一致。前景理论将人的有限理性内生地嵌入到了其分析范式中，从而可以为现实中人们的不确定决策行为提供更合理的解释，这也是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中里程碑式的重大理论进步。本文将在借鉴前景理论的基础上，尝试着构建符合保险市场情况的保险消费最优决策模型。
图1 价值函数示意图 (一)基本模型设定 假定行为人面对的潜在损失是可取整的变量X(X≥0)，对应的分布函数和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F(x)和f(x)；行为人的初始财富为大于零的随机变量ω，其意愿支付保费P，一旦损失发生将获得的赔款安排为I(X)。那么行为人的财富情况为：
其中，I(X)是连续的且I(0)=0，费率P=(1+θ)E[I(X)]，其中θ＞0，表示附加费率。 根据图1，行为人的价值函数v(x)可以定义为：
，其中R为参照点的财富水平；行为人的权重函数π(x)示意图见图2，行为人不管面对损失还是收益，对发生概率的主观调整均一致，π(x)∈[0，1]，连续且二阶可导，π(0)=0，π(1)=1。
图2 权重函数示意图 假定行为人的总价值函数为V(X)，那么面对潜在损失时行为人的最优保险安排的目标函数为：
其中，
表示行为人面对收益时的权重函数，
表示行为人面对损失时的权重函数。为分析简便起见，本文先假定R为原点，要解决的最优化问题简化为以下形式：
接下来，可以将本部分的最优化问题分解成三个等价的最优化子问题，分别是被保险人收益最大化、被保险人的损失最小化以及被保险人收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同时满足的问题(33)。 (二)被保险人最优选择 通过上面对r的定义，可知在一定意义上r是被保险人在消费保险产品并承担相应的损失之后的财富水平。当参照点在原点时，若r=∞，则被保险人购买保险行为使得本身财富趋向正无穷(详情参阅Arrow，1971；Borch，1975)，存在标量
∈[0，ω-P]，使得止损保险赔款安排
是被保险人最优问题3的最优解
当参照点不为原点时，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总之，当分层保险赔款安排是被保险人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解时，被保险人面对小额损失不会购买保险，而是选择自留；面对巨额损失时，被保险人同样不会选择保险；只有损失介于小额损失和巨额损失之间时，被保险人才会选择保险产品，这一结论和Slovic et al.(1977)(34)研究结果一致。上述最优解中的
相当于保险产品中的最低免赔额，
相当于赔偿限额，但此处的
并不是保险合同中确实规定的，而是被保险人在保险市场决策中基于自身价值函数最大化过程中自发生成的。当然，保险人在设计最优保险合同时也是基于被保险人的最优选择展开，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保险合同设计指引。 特别地，若θ=0，即保险产品没有费用附加，则不难证明：
即保险公司的赔付正好等于被保险人的损失水平，被保险人的财富水平等于保费额度，同时发生损失后被保险人的最终财富水平等于0。此时，
∈[0，ω-P]=[0，0]，即
=0，表示此种情况下免赔水平为0。不难证明，当θ趋向于0时，免赔也趋向于0，这也符合贝努利定理的推论。 (三)被保险人最优保险消费决策模型结论 根据实验研究，被保险人总是潜意识中增加损失风险权重、降低收益风险权重。基于这一认识，将被保险人的最优选择问题分成三个子问题进行分析，分别是被保险人收益最大化、被保险人损失最小化以及被保险人决策价值最大化。通过对分析结果的归纳，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在收取精算纯保费时，贝努利定理依然成立。这说明本文所构建的保险消费决策模型虽然不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但仍然高度契合经典理论的推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在特定条件下，经典理论能够很好地刻画人的决策行为。 第二，根据行为保险学理论框架，保险消费决策与费用附加大小无关，而与被保险人意识到的自身风险大小有直接的关系；同时，被保险人最优决策所需要的保险产品是分层保险赔付安排，即有免赔以及赔偿限额的保险产品。这也说明，经典理论不足以全面刻画消费者决策行为，费用附加并不是消费者选择部分保险的充分条件。 第三，被保险人所选择的无视损失大小的额度和本身财富水平及自身的价值函数高度相关。被保险人的最优选择受自身财富水平和自身价值函数的影响，自身财富越大，被保险人选择无视损失大小的额度越大；这也表明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损失可能性决策不同，在保单设计和费率厘定时要考虑被保险人个体情况。 第四，面对损失较小或损失巨大时被保险人不会选择利用保险手段。损失较小选择无视在于自己完全可以承担此种程度的损失，巨大损失选择无视在于保费过高，以致自身的价值函数不会有最优选择。同时，被保险人选择购买保险所能覆盖的赔款往往是其平均损失额度。 四、实证检验 为验证本部分内容的基本观点，本文遵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采取问卷调查获取实证数据，具体操作时参照Allais(1953)以及Kahneman和Tversky(1979，1992)问卷设计，主要通过调查人们面对收入不确定性、损失不确定时的选择以及保险消费决策，分别用以验证前景理论在我国现实中的正确性和本文所提出的保险消费最优决策模型。调查对象主要是特定高校经济类院系的教师和学生，还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经济类论坛用户。问卷通过网络发放，共回收问卷405份，得到有效问卷共368份。此次被调查者中共有男性193名(占比52％)，女性175名(占比48％)，被调查者的年龄和收入水平分布较为均匀。本文在主体问卷设计上具体结果详细分析如下。 (一)收入不确定性决策分析 对收入不确定性设计了5个问题，前提是如果现在有一个选择机会，在不同情况下有2到3个不同的选择，需要参与者从中选择，结果见表1。
前4个问题结果表明在面对收入时，人们往往都是风险规避者；但第5个问题的结果表明，人们变成了风险喜好者(调查显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0.01u(2000)＞0.02u(1000)；但对于风险规避者来说，0.5u(2000)＜u(1000)，从而有0.01u(2000)＜0.02u(1000))，与预期效用理论是相悖的。这说明，面对收入的不确定时，人们会人为增加或降低不确定事件的权重，以达到“心安”的目的，也就是“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而不是纯数理上的最优选择。这一结论和Allis(1953)以及Kahneman和Tversky(1979，1992)等人的结果一致。此外，相对男性来说，女性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 (二)损失不确定性决策分析 表2描述了人们面对损失不确定性时的决策情况。和表1的情况正好相反，面对损失的不确定选择时，期望损失相等的情况下，面对具有不确定性的损失和确定性损失两种情况，人们更偏好具有不确定情况的损失(问题1)；同样面对不确定损失的两种情况，如果期望损失相同，人们更偏好损失概率较小的情况(问题3)；当面临小概率损失事件的不同情况时，人们更偏好损失概率较大但损失数额较小的情况(问题5)。仔细观察性别差异可以看出，虽然男性和女性在不确定损失的决策上大体一致，但女性表现出面对损失更厌恶风险。 总体上来说，表2前面4个问题显示人们是风险喜好者，最后一个问题却表明人们是风险厌恶者，表明人们的偏好或者说效用函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对比表1和表2可以看出，面对收入和损失，人们的风险态度发生了反转，即在收入不确定性表现为风险规避者，面对同类型的损失情况时人们就变成了风险喜好者。这一结论和前景理论基本一致。
(三)保险消费决策分析 为了收集有关保险消费决策行为的证据，我们设计了表3和表4中的6个问题。表3的几个问题在于观察被调查者面对不确定损失时风险规避工具的选择，在面对较小的损失时(问题1)，保险手段并不占优，占比44.6％，通过风险自留等方式来规避这种风险的比例明显大于购买保险的比例。然而，随着损失额度的增加，人们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或者消除高额损失所带来后果的成本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考虑选择商业保险的手段来规避可能的损失风险，如选择保险手段的比例从问题1中的44.6％逐步增加到问题3中的77.4％。然而，当潜在损失增加到无法承受并且无法转嫁的程度时，人们将不再将保险作为首要选择。问题4中，购买保险的成本上升到20万(35)，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表现为风险自留、或者寄希望于获得政府救助。这一结论和本文行为保险学构建的理论结果较为一致，即人们在考虑保险消费时，面对小额损失以及巨额损失，会选择自留或者寄希望于外界借助，只有在那些额度能够通过商业手段以合理价格转移的损失区间，人们才会考虑购买保险(36)。不确定损失的决策在性别上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只有问题4显示，如果巨额损失发生，女性更希望能够获得政府的救助。
问题5的目的在于观察面对20万元财产损失时人们在风险自留和不同保险产品之间的选择。结果显示，在风险自留和购买保险之间，人们更偏好于购买保险，占比高达92.7％。在具体的保险产品选择上，没有条件的足额保险更受人们青睐，最不受欢迎的是具有免赔以及赔偿限额的不足额保险。这可能是因为选择规避风险的群体，更倾向于完全规避损失后果。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更青睐具有免赔并且保费较低的保险产品及无损伤退款保险产品，这再一次说明女性表现得更为谨慎。 问题6的目的在于观察人们面对未来非预期的死亡以及收入来源出现问题的风险时决策问题。结果显示购买保险的比重虽略低于面对财产损失风险的情况，但依然高达84.8％。在不同类型寿险产品的选择上，投资型寿险产品更受欢迎，最不受欢迎的产品是定期寿险。可能的原因在于，寿险产品具有长期性，给付本身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投资型寿险能够降低了通货膨胀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以通过领取红利降低保险给付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对消费者具有一定的心理安慰作用。对定期寿险的态度，说明在消费者的潜意识里，即便察觉到了未来死亡的可能，心理上也不愿意认可这种情况的发生；而且也不太认可在一定期限后没有任何给付的产品形态。在性别差异上，投资型寿险产品更受女性青睐，男性更偏爱两全保险和终身寿险。
总之，调查结果表明，人们的风险态度会随着不确定性大小以及收入或损失额度的高低等情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面对收入不确定性时，人们更多地表现为规避风险，面对损失时表现为喜好风险；同时，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会人为增加或降低相对应的风险水平，以符合本身的预期。其次，从保险消费行为来看，潜在损失过小或过大时，人们不会选择购买保险；对具体的寿险和非寿险产品，具有投资理财性质的寿险产品以及足额保险的非寿险产品更受决策者青睐。最后，从性别上来说存在细微的差异，女性表现得相对谨慎一些。 五、结论和建议 鉴于期望效用理论框架关于行为人假设过强的局限性以及对现实解释力的不足，研究者们已经广泛认识到，有必要从微观个体行为及其动因出发，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行为理论融入到保险学中，以新的保险行为学理论范式来研究保险消费决策行为。本文正是试图进一步丰富行为保险学的研究，完善行为保险学的研究框架。本文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经典的理性预期效用理论框架，行为保险学能够更为系统、全面地捕捉消费者的行为特点，其结论也能够更好地解释人们在保险购买中的各种行为。本文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些理论推论，也为中国的保险市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保险消费决策与被保险人意识到的自身风险大小有直接的关系，这进一步佐证了风险及保险教育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中国的保险经营模式主要是“单向”的，即借助拜访、劝说、引导等手段，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将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植入消费者的认知空间，将产品推销出去；未来，如果能更有效地传递保险消费知识和风险理念，关注用户反应，及时做出反馈、优化产品和服务，将更有利于刺激消费者需求。 其次，本文的研究表明，被保险人最优决策所需要的保险产品是分层保险赔付安排，即面对较小或巨大的损失选择风险自留，只有针对中间区间损失时才会选择购买保险；而“中间区间”是被保险人自身财富水平和价值函数而定的。相对于男性决策者来说，女性面对不确定性时表现得更为谨慎。这表明不同的人面对同样损失可能时会做出不同的决策，个性化保单设计和费率厘定是有理论基础的。 最后，带有投资理财性质的寿险产品以及非寿险中的足额保险产品更受消费者青睐。这也说明，在中国市场，寿险公司如果不关注自身产品的投资功能，不能交出让市场满意的投资收益答卷，就可能要承受市场萎缩的后果；寿险公司在打造其产品最为特殊、最为擅长的人身风险管理功能时，还需要强化产品的投资理财功能。对非寿险公司而言，非足额产品虽然有利于控制道德风险和逆选择，但如果能使用更为有效的承保和理赔信息收集手段降低信息劣势，提供足额产品更有利于刺激保险需求。这也为大数据技术应用于保险业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的注脚。 注释： ①Arrow,K.(1953).The Role of Securities i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isk Bearing[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4,31,91-96. ②Borch,K.The economics of uncertaint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③ALLAIS,M.Le Comportement de l'Homme Rationnel devant le Risque:Critique des Postulats et Axiomes de l'Ecole Americaine[J].Econometrica.1953(21):503-546. ④Loewenstein,George.,Preleo,Drazen.Anomalies in Intertemporal Choice:Evidence and an interpreta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573-597. ⑤Kahneman,D.,Tversky,A.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47):263-291. ⑥Yaari,M.,1965,Uncertain lifetime,Life Insurance and the Theory of the Consumer,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2:137-150. ⑦Fischer,S.,A Life Cycle Model of Life Insurance Purchas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73,14:132-152. ⑧Lewis,F.D.,Dependents and the Demand for Life Insuran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79:452-467. ⑨Browne,M.J.,and K Kim.An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Life Insurance Demand[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3(60):616-634. ⑩Outreville,J.F.Life Insurance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1996(63):263-278. (11)Beck,T.,and I.Webb.Economic,Demographic,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Life Insurance Consumption across Countries[J].World Bank Review.2003(17):51-88. (12)Li,Donghui,F.Moshirian,P.Nguyen and T.Wee.The Demand for Life Insurance in OECD Countries[J].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2007(74):637-652. (13)Atsushi Takao and Yamasaki Takashi.A Proposal to Construct "Behavioral Insurance Theory"[R].Discussion Papers.No 2006-03.2006. (14)Howard C.Kunreuther,Mark V.Pauly,Stacey McMorrow.Insurance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Improving Decisions in the Most Misunderstood Industr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5)卓志.人寿保险的经济分析引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16)陈滔，完颜瑞云.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保险业发展的现状探析：以民族和宗教因素为视角[J].保险研究，2009(12)：32-39. (17)完颜瑞云，陈滔.文化因素影响寿险消费吗？：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证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4)：57-64. (18)Johannes Spinnewijn.Insurance and Perceptions:How to Screen Optimists and Pessimists[J].The Economic Journal.2013(123):606-633. (19)卓志，邝启宇.巨灾保险市场演化博弈均衡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风险感知和前景理论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4(3)：194-206. (20)周伟.浅议保险消费动机[J].浙江金融，1994(11)：46-47. (21)Strauss,Jason.Return-of-Premium Endorsements for Living-Benefits Insurance Policies:Rational or Irrational?[R].MPRA working paper.2007. (22)Anat Bracha,Donald J.Brown.Affective Decision Making:A Behavioral Theory of Choice[R].Working Paper.2009. (23)Zimmer,Anja; Gründl,Helmut; Schade,Christian.Be as Safe as Possible: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Optimal Corporate Risk Strategy of Insurers[R].ICIR Working Paper Series,No.06/11.2012. (24)George Loewensteina,Joelle Y.Friedmanb,Barbara McGillc,Sarah Ahmadp,Suzanne Linckd,Stacey Sinkulae,John Beshearsf,James J.Choig,Jonathan Kolstadh,David Laibsoni,Brigitte C.Madrianj,John A.Listk,Kevin G.Volppl.Consumers' Misunderstanding of Health Insurance[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13,32(5):850-862. (25)田玲，姚鹏，王含冰.政府行为、风险感知与巨灾保险需求的关联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9)：70-81. (26)K.C.J.Sung,S.C.P.Yamb,S.P.Yunga,J.H.Zhoua.Behavioral Optimal Insurance[J].Insurance: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2011,49(3):418-428. (27)Andreas Friedl,Katharina Lima de Miranda,Ulrich Schmidt.Insurance Demand and Social Comparison:An Experimental Analysis[J].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2014,48(2):97-109. (28)Michael Hoy,Richard Peter,Andreas Richter.Take-up for Genetic Tests and Ambiguity[J].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2014,48(2):111-133. (29)Antoine Bommier,Francois Le Grand.Too Risk Averse to Purchase Insurance?[J].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2014,48(2):135-166. (30)Franziska Tausch,Jan Potters,Arno Riedl.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Risk Sharing and Adverse Selection[J].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2014,48(2):167-186. (31)Andreas Richte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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