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及其对“人民公社”失误的纠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公社论文,三农论文,其对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农村，是毛泽东一生始终关注的大问题。
“三农”问题的主体是农民。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把分散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改造成集体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培植新型农民。在解决前两个问题上毛泽东都有卓越的理论创造和取得了光辉成就，在后一个问题上，毛泽东做了有益的探索，获取了经验教训，对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有重要启示。作者对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三农”思想与他对“人民公社”中的失误的纠正做些粗浅研究。
一 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毛泽东阐述农业的基础地位，论述农业、农民、农村工作的重要性，是为阐明农业轻重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是同步进行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是“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时，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我们是按照苏联的建设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限额以上的156项工程全面铺开，有万马奔腾之势。在社会主义改造上，走自己特色道路，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全国城镇乡村都处在和谐发展变动中。
1956年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的汇报后，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需处理好。他提议，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加重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这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详细地阐明了农业的基础地位：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安定了。第二，农业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化学肥料、农药、各式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是要为农业服务的。第五，现在我国的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促进轻重工业的发展。第六，农业是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
他提醒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手中有粮，心地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毛泽东在这里阐述的农业基础地位，农业、农民、农村的重要性，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立足点不同。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为了说明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土地问题。在农业合作化中，是为农业合作化寻求理论依据，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只能建立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使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在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是要阐明农业轻重的关系，阐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也即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得很明确：“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需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条工业化道路，还有苏联模式的烙印。
不到两年，即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终于提出了我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二 “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决策，改变了“工业化带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初衷
合作化与工业化谁先谁后，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很多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较长时间存在着五种经济成份。在这阶段国营经济是主要成份，是领导经济成份，而国营经济主要是工业，包括重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因此，我们应采取“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先工业化后合作化”的战略。毛泽东最初也抱这种想法。他曾经说过：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先把工业发展起来，实现工业化，就可吸收农村人口，改变农村人口多于城市人口的面貌。
但在农业互助合作社在东北、山西等地崭露头角时，他就开始变动原有的观点。他研究世界现代化大生产的历史经验和中国实际得出结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方式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1]197-198毛泽东还说：“先建立政权，再改造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苏联是如此，西方国家也是如此。”[2]7
从1953年开始我国广大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和国家示范，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合作化道路。
1955年7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理由：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进行，只有农业合作化了，农业才能使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经营，工业产品才有销路。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部门——重工业，它生产的拖拉机、化学肥料、现代运输工具，才有销售市场。大规模的轻工业，也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此我国可以先合作化后机械化，至少合作化与机械化要同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应当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相适应。他设想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进行，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完成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我们可以说，土地改革是农业上的第一次改造，是农村第一次革命；农业合作化是农业上的第二次改造，是农村第二次革命，它们都是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铺平道路。
三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在农业合作化后，要迅速掀起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高潮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郑重宣布：“我们的总任务：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庄严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宣布了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
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毛泽东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三个“现代化”。1959年12月至次年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又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来说，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正式出现了。他号召全国人民一心一意，集中精力“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
毛泽东把“现代化”分成许多个层次。在他看来，半机械化、机械化，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自动化，电气化、信息化是工业化的高级阶段。他根据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先搞机械化，并认为“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计划4年内小解决，7年内中解决，10年内大解决。建议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各地各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提到机械化，毛泽东认为，用机械制造化肥、农药，必须包括在内。
1959年10月31日，他又指出“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他对农业机械化的要求很迫切，而且很有信心。
他提出的10年大解决，是低标准的机械化，是包括半机械化的农具改革在内。1960年初，他改变了这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10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1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的一种挖泥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措施。他在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中批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
1966年3月12日，他致信刘少奇，农业机械化，要以地方为主，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在原材料方面，对原材料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此事，还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
农业机械化要以地方为主，不仅是指省、地、市要搞农业机械化，县和人民公社，都要办农业机械厂，或农机修理厂，把农业上剩余的劳动力就地转化为工业劳动者，逐渐地将农村人口转为小城镇人口。
这是当时毛泽东对农业现代化初级阶段的思路。
四 反思“人民公社”：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应有差别，要遵循价值法则，坚持按劳分配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中批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必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需要，在有利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特别是毛泽东视察山东、河北等地时赞扬“人民公社好”后，各地盲目地将比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一夜之间，突然宣布按县、或区、乡的行政区划，合并为一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小集体所有制提升为大集体所有制，乃至全民所有制。随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年春已露头的“大跃进”，更是势不可挡，涌现了花色繁多的“大办”：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从而引出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而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性最大。
所谓“一平二调”，就是搞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所谓平均主义，就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否定这种差别，就是否定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就是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否定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无偿上调到公社来。这两种思想作风都是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约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察觉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号召同志们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授《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批评陈伯达等人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取酬等错误。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
他还指出，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就是商品交换。
当时有一些人民公社搞“大跃进”，强迫农民点燃火把，通夜奋战。毛泽东批评这种做法违背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人是要睡觉的，这是科学。”破除迷信，也不能把科学的东西当作迷信抛弃了。
他从各地的报告中发现高指标，高征购、重劳动，少休息，造成农民缺衣少食，出现水肿病，及时批示：任务不要压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生产、生活要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各级医疗卫生部门要面向农村，主办临时医院，或协助农村合作医疗，救治病人。
1959年2月到3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针对“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重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个人收入的差别，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否认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人民公社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此时，他指的“队为基础”，还是以大队为基础；后来在人民公社60条中修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
他还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他收回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过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话，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算账才能教会人民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从此，各地人民公社清算了“一平二调”中的财产，退赔给社员，并且建立了一年一清的财务管理制度。从此，农村人民公社内的贪污盗窃事件很少见到了。
五 总结失误教训，寻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
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与政治局常委们协商：经济建设，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改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赞成成立农业机械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
可以说，从1958年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确实在行动上，把农业摆在首要地位，努力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并且从理论上认识和阐明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存在的客观性，必要性。各地也开始在整顿“五风”，可是，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刚刚好转的形势迅速恶化，“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越刮越剧烈，使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
1960年6月，毛泽东开始自我反省，检查错误：“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 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会议同意了完成2 000万吨钢，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 650万吨。”承认高指标与他有关。同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永远不许一平二调》的文件中，确认“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
同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听取汇报时插话：“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的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认为“大跃进”与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是一对双生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他负有领导责任。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回顾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以来，“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
3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西南局、华中局负责人会议上谈调查研究：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
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谈高指标问题，毛泽东坦率地说：“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
6月1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庐山会议时，毛泽东说“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今天看来，这不仅是“传达到县以下”的错误，而是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
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从《毛泽东文稿》第七、八卷记载，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的自我批评，至少有9次。他从失误中总结教训，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寻求解除“三农”问题的困境。他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与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林业。”
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接见秘鲁议员团谈到我国经济建设情形，说：革命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8月作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开始的。这是一个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地学习。“正确的决策只能从实践经验中来，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他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协助他在广东、湖南、浙江省调查。他号召各省、地、市、县委书记都要蹲点调查，总结经验，寻找经济建设的规律。
毛泽东从失误中找到了一些规律，寻求到了一些解除“三农”困惑的药方：
(1)人民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中共六中全会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没有写明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从而刮起了穷富拉平，“共”各种“产”。
(2)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工农业要综合平衡，各种工业之间要综合平衡，农业之间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毛泽东痛感“大跃进”中的失误失在综合平衡。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就是遵循了经济建设中的综合平衡规律。
(3)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要反对两个平均主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的核心，实质上是回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反对两个平均主义，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主张按价值规律原则等价交换。
(4)要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建设，以“农”挂帅，工业要支援农业。农业问题，一是机械，二是化肥，三是饲料，这都是要重工业、轻工业来生产，支援农业的，用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促进农业发展。
(5)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必须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的落后状态。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革命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6)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改变生产关系。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农业现代化无法实现。
毛泽东上述观点，都是在1959年7月至1966年初形成的，是在总结“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也是他在洞察国际环境和历史经验中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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