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情的发生机理、活动主体及其认识论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机理论文,主体论文,含义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移情”的两层含义
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想要对他人或他物有所了解并进而做出判断时，经常会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以己度人，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或认识活动。这种心理或认识活动在理论上被称为“移情”（德文写作Einfuhlung，后来被译为一个英文的专用名词Empathy）。
“移情”本指一种审美心理，即在审美过程中，当审美者全神贯注地观察、欣赏某一事物时，由于情感和想象的强烈作用，而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赋予对象，从而达到物我一体的境地。我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者、开创者之一朱光潜先生曾把这种“主体将情感移置灌注到客体”的移情现象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①，并列举了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移情现象，如“自己在欢喜时，大地山河都在扬眉带笑，自己在悲伤时，风云花鸟都在叹气凝愁。惜别时蜡烛可以垂泪，兴到时青山亦觉点头。”② 这是“移情”的本义，也是它的第一层含义，即以己度物，经过情感的移置，化物为人。
但是，“移情”还有它的第二层含义，这主要是美学移情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美学家里普斯提出来的。他说：“这种向我们周围的现实灌注生命的一切活动之所以发生而且能以独特的方式发生，都因为我们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其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移置到在这种事物身上发生的或和它一起发生的事件里去。这种内向移置的活动使事物更接近我们，更亲切，因而显得更易理解。”③ 在这里，里普斯不只是指出移情活动是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客体中去，而且还可以使得客体对于主体“更易理解”。在这层含义上，移情已不仅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情感灌注，更主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正是移情的目的，即移情是主体为了认识客体，这种认识不但包括主体对于自己以外的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也包括主体对于自己以外的人的认识和理解。朱光潜先生也曾经指出：“严格地说，每个人都只能直接地了解他自己，都只能知道自己处某种境地、有某种知觉、生某种情感，要想知道旁人旁物处某种境地、有某种知觉、生某种情感，就要把旁人旁物看成自己，或是把自己推到旁人旁物的地位。”④ 这种心理活动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通过将心比心，我们可能理解他人的情感或处境，可能读懂他人的思想、意图。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解读他人心灵的普遍潜能。
事实证明，人们不仅在审美或一般日常生活中通过“移情”方式认识和理解他人、他物，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是通过“移情”方式认识和理解他人他物的。例如，著名的瑞士哲学家、心理学家皮亚杰也对此做过类似的论证。他在揭示认识过程的本质时，提出了“同化”概念。他说：“同化概念是指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存在的结构之中，或者甚至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的一个新结构”。⑤ 他认为，“智力在一切阶段上都是材料同化于转变的结构，从初级的行为结构升华为高级的运算结构，而这些结构的构成乃是把现实在行动中或在思维中组织起来，而不仅是对现实的描摹。”⑥ “早先存在的结构”或“按照基本格局形成的一个新结构”，都是指认识主体用来“同化”或“组织”他的头脑从外部“摄入”的“材料”或“事实”的观念结构。这一认识理论特别强调事实只有在被主体同化的时候才能为主体所掌握，而主体只有凭借自身现有的结构去同化、改造外来刺激，他才能察觉这些刺激中所包含的客观属性。因此，在认识发展的任何水平上，事先形成的认识结构（或图式）是认识进行的必要条件。那“早先存在的结构”或“按照基本格局形成的一个新结构”，都是认识主体用来“同化”他的认识对象的“图式”，其中包括自然界的“图式”，社会的“图式”，甚至历史的“图式”。那些“图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世界观或社会历史观。人们就运用他头脑中储存的那些“图式”去“同化”他们所遇到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经过“同化”形成对那些现象的认识。从实质上看，皮亚杰所说的认识主体对客体的“同化”，与里普斯、朱光潜所说的“移情”没有本质的区别。
再如，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曾指出，人们在历史研究中也运用移情领悟方法：“举例说，假设他（这里指一位历史学家——本文作者注）正在阅读狄奥多修斯⑦ 法典，而且在他面前有着皇帝的某一赦令。仅仅阅读这些文字并且能翻译它们，并不等于懂得它们的历史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看清楚这个皇帝正在企图对付的那种局势，而且他必须看它就像皇帝看它那样。然后，他必须为他自己看出这样一种局势如何加以对付，正好像那个皇帝所处的局势就是他自己所处的一样；他必须看到各种可能的选择以及选定这种而不是另一种的理由；这样他就必须经历皇帝在决定着这一特殊办法时所经历的过程。因此，他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那个皇帝的经验，而且只有在他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才对那个赦令的意义具有真正的历史知识。”⑧ 不难看出，这种历史“理解”模式实际上是对“移情”的第二层含义——主体通过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实现对他人他事的认识理解——的一种发挥。
简言之，“移情”的两层含义是主体对客体的情感投射和主体通过将心比心实现对客体的认识和理解。情感投射可以说是认识和理解的萌动阶段，而认识和理解则是情感投射的进一步深化。作为主体的人将自己的情感移置灌注到他人、他事上，其实也是一种认识活动，只不过这种认识是初浅的、单纯情感性的。随着主体的亲身经历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强，主体对他人、他事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也会不断增强。
“移情”发生的生理机制
那么，移情活动是怎样发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要回答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因为移情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意识活动。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神经生理学家和侧重从生理现象研究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家所做的回答，同哲学认识论学者所做的回答，可能是很不相同的。
随着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力图从大脑神经生理组织特性求解各种意识产生奥秘的途径，激发了相关学科研究者们的兴趣，而一些用于观察人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发明、改进和应用，则为人们从大脑生理结构研究意识发生机理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PET（正电子发射成像仪，也被称作正电子断层扫描仪），FMRT（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SPEC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仪），以及OCT（光学相干层析成像仪）等等。应该说，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一些心理学家、神经生理学家、技术物理学家把这些技术应用于研究人的意识发生的生理机制，确实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英国伦敦大学神经学研究所教授克里斯托弗·弗里思通过对志愿者的脑部进行电子扫描，探测出人脑中负责解读他人心灵的区域是一组位于人眼上方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人类解读他人的情感、意图的时候显得特别活跃。他由此认为，人类普遍具备解读同类情感和意图的能力（the ability to mentalise [or mind read] ）。伦敦大学的另一位神经学家塔妮亚·辛格尔和她的同事们则利用核磁共振成像仪对志愿者的大脑进行扫描，力图弄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对别人的痛苦和快乐感同身受。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对几对志愿者夫妇进行了实验观察，他们先对妻子们进行电击，使她们产生一定的痛感，同时成像仪记录下了她们大脑感觉区和情感区的活动。然后，研究人员再对她们的丈夫进行电击，这时妻子们坐在丈夫们的身旁，但她们只能看到丈夫们的手和电脑屏幕，屏幕上显示出电击的强弱度。核磁共振成像仪显示，当丈夫们受电击时，妻子们虽然只是通过电脑屏幕而非亲眼看到，她们大脑的痛感区也会被激活，跟她们自己被电击时的反应相似。实验表明，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妻子们大脑中活跃的部位是相同的。
当代著名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在他先后发表的两本著作⑨ 中阐释了意识的“微管假说”。他认为，意识起源于神经元中特殊的蛋白质结构（微管）的量子物理过程。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德尔曼则认为，心智的产生在于神经系统内部形成各种集群，在外界的不断刺激下，这些集群不断竞争、淘汰，类似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以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神经达尔文主义（Neural Darwinism）”。⑩ 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弗兰西斯·克里克的观点更加引人注目，他在科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用自然科学的办法可以解决意识产生问题，并在他的著作《惊人的假说》中，把复杂的意识问题“还原”成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
可以看出，上述几位神经生理学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关于意识产生问题的研究聚焦在一个中心问题上，那就是怎样在大脑中找到专门负责产生意识活动的特定区域或特定的神经细胞组织。应该肯定的是，这几位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确有所突破。但是他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确定产生“将心比心”意识的大脑生理机制这个层面上，也就是说，只是找到了执行“启动‘将心比心’意识指令”的器官所在，并没有揭示出是谁在发出那样的“指令”，因此也就无法解释：既然人的大脑生理结构都是相同的，为什么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他人”或“他事”做出的“以己度人”或“将心比心”的“移情理解”的真实程度或失真程度却各不相同，即有的人通过“将心比心”，确实达到了“知人知面又知心”的效果；有的人却陷入“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尴尬处境，有的则遭到“狗眼看人低”的怒斥。而要对这两个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只能求助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移情认识”的主体及其对“移情”认识能力高低的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作为认识活动主体的人的认识活动同执行那种认识活动“指令”的大脑神经组织的关系，只不过是生命活动主体和它的器官之间的关系。这里的问题在于，是生命活动主体的活动需要及其发展、演变决定了器官的生长及其发展、演变，还是反过来，即器官的生长及其发展、演变决定了生命活动主体的活动需要及其发展、演变呢？科学实验和实践观察证明，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例如，在忧郁症的成因问题上，一些神经生理学家和药理学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传统的既定观念是将其归因于脑内部的生化不平衡。史丹佛神经内分泌学家沙波斯基认为，忧郁症是因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Serotonin）短缺所致。 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研究人员研制出了“百忧解”和其他所谓的“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SSRIs），用以提高大脑中血清素的量。然而，加州大学精神科医师、药理学家瓦柯维兹却另有主张，他认为忧郁症的生理机能根源可能在于“压力荷尔蒙”。他和其他研究者指出，当人面临压力时，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荷尔蒙，一旦脑中的压力荷尔蒙作用于血清素与其他的神经传导物质时，就会引起生化变化，从而使人发生忧郁症。那么，到底哪种压力荷尔蒙会引发忧郁症？研究者首先将焦点指向了皮脂醇分泌量的变化，他们发现，皮脂醇的高分泌量与忧郁症的成因有较强的关联，因为皮脂醇会减少脑中血清素的活动。针对这个发现，瓦柯维兹和其他学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让九名忧郁症患者服用一种可降低皮脂醇分泌量的抗真菌药物“酮康唑”（ketoconazole），并观察其变化。结果发现，六名皮脂醇分泌量未偏高的患者服药后病况并未改善，另三名皮脂醇分泌量高的患者则在一个月内病情出现好转。可以看出，这种药物确有效用。但是当瓦柯维兹检查这三名患者的皮脂醇分泌量时，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皮脂醇分泌量并无明显的降低，而去氢上男性酯酮的分泌量却有改变。这使得瓦柯维兹把注意力从关注皮脂醇，改为去关注去氢上男性酯酮分泌量的长期偏低是否是发生忧郁症的主要因素。
尽管对到底哪种压力荷尔蒙是引发忧郁症的关键仍在探索中，研究者已经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即为什么某些人的压力荷尔蒙值会偏高？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有早期不被关爱的经历的人，比如曾有情感被剥夺经历的罗马尼亚孤儿，毕生都会出现压力荷尔蒙值偏高的不正常的生理效应。另一导致压力荷尔蒙分泌量长期偏高的原因，可能是某些痛苦的生命事件。
所有这些探讨已经表明，压力荷尔蒙值的偏高与人们的亲身生活经历有关。如果说压力荷尔蒙分泌量偏高可能是发生忧郁症的重要前兆，那么人们的亲身生活经历就可能是引发患忧郁症的最终原因。实际上，在神经生理学家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对忧郁症患者进行的这些实验研究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忧郁症患有大脑中的一部分神经组织必然出现紊乱，或者是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短缺，或者是压力荷尔蒙分泌过量。这就说明，忧郁症患者由于早年的生活经验而经常把自己置于孤独的处境，很少与他人交往，由此导致大脑中的那部分神经组织发育不平衡，甚至出现紊乱。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如果通过适当的治疗途径，比如鼓励、帮助患者坚持正常活动，增加与他人的交往，同时辅以一定的药物治疗，治好了患者的忧郁症，那么他大脑中的那部分紊乱的神经组织势必会逐渐发育正常，并恢复其活力。
可见，是人类的生活实践活动的需要决定了人体意识活动器官组织的发育进化，而不是相反。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就已经指出，劳动对人的发音器官和大脑的发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促成作用。他说道：“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人类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一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在谈到由猿脑逐渐地过渡到人脑时，恩格斯认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这些论述已经得到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实。
由此我们可以说，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不但决定了意识的产生、发展，也决定了人类意识器官的生成、发育和进化，人们的生存实践活动以及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各种需要构成了“移情”认识发生的动因，并不断推动着人类“移情”认识能力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在任何时候，人们的移情认识所反映的认识对象的真实度或失真度，取决于人们自身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如果人们实践活动的广度越大、深度越深，他头脑中用以“同化”他人、他物的那些“图式”——也就是他的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就越可能在较大程度上符合自然界、社会和历史事物的真相，否则，就越有可能背离认识对象的真相。
实际上，里普斯早在他的关于“移情作用”的阐释中就已经触及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这种向我们周围的现实灌注生命的一切活动之所以发生而且能以独特的方式发生，都因为我们把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的力量感觉，我们的努力，其意志，主动或被动的感觉，移置到外在于我们的事物里去，移置到在这种事物身上发生的或和它一起发生的事件里去。”“我们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或愿望，要把类似的事物放在同一个观点下去理解。这个观点总是由和我们最接近的东西来决定的。所以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件的类比，即按照我们切身经验的例比，去看待在我们身外发生的事件。”他还进一步指出，“使我们感到愉快的并不是‘力量’、‘努力’、‘活动’这类一般观念所指的那种一般性的生气灌注。每一件机械的事件都有它的特性或特有的完成方式。它可以比较容易，较少障碍地完成，也可以比较难，要克服较严重的障碍才能完成；它所要花费的力量或多或少。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回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与它虽不同而却相类似的过程，使我们回想起自己发出同样动作时意象以及自然伴随这种动作的亲身感到过的情感。”里普斯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这种向审美者周围的对象灌注生命的活动之所以能发生，原因主要在于审美者自身的亲身生活经历，审美者正是通过回想起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而回想起自己发出同样动作时的意象以及相伴随的情感，并把这种情感灌注到审美对象中，从而达到物我一体的境地。应该说，这里已经揭示出了“移情”发生的根源和驱动力，是来自于审美—认识主体自身。遗憾的是，里普斯未能将这个观点贯彻到底，相反，他在《论移情作用》的结尾总结道：“移情作用的意义是这样的：我对一个感性对象的知觉直接地引起在我身上的要发生某种特殊心理活动的倾向，由于一种本能（这是无法再进一步加以分析的），这种知觉和这种心理活动二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裂的活动。”(13) 这样一来，他就把移情得以发生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一种“无法加以分析的本能”。
马克思早就指出过，无论作为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客体的自然界，都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劳动对象化的产物。主体之对象并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界，而是人的劳动所改造过的“人化自然”，这种人化自然就成为人的认识的现实基础和实际对象。因此，“在人类历史中即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4)。“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人的劳动不仅改变着对象世界，而且创造了人本身，随着劳动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展开，对象日益成为人化的自然，与此相适应，人占有和认识对象的能力也不断增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探讨了“移情”的两层含义，它的第一层含义就是主体通过对客体的情感移置，化物为人，即，使物具有人的属性。其实，这正是马克思说的将“自然”加以“人化”的过程。人通过实践活动，促成了主体对客体的情感投射，使“自然”获得属于人的性质和意义。“移情”的第二层含义——即主体通过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实现对他人他物的认识和理解——则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作为实践—认识主体的人通过自身能动的实践活动达到与客体——人化的自然的统一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切认识实际上都是一种“移情”认识。这样，“移情”就不单仅指一种审美心理，而且还是一种普遍的认识活动，具有了认识论的含义。
必须始终牢记的是，在任何时候，人们的移情认识所反映的认识对象的真实度或失真度，取决于作为实践—认识主体的人自身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前面提到的柯林武德的那种解读历史人物心灵的领悟法，作为一种设身处地式的移情感悟或想象的方法，应该说，它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事实上，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以至情感的了解，并不单纯是根据有关的史料去机械地了解，而是在解读那些史料的含义时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进行了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移情领悟或想象。例如，司马迁关于鸿门宴的历史情境的描述，特别是对项羽、刘邦、项庄、樊哙这几个历史人物当时的心态、行为和表情的脍炙人口的生动描述，显然灌注了司马迁自身的移情领悟和想象。因为他描述的历史情景的发生时间距他写作时已有近一个半世纪之久，他如果不进行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移情领悟或想象，他掌握的史料再多，也不可能做出那样生动的描述。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司马迁根据自己的移情领悟和想象所描绘鸿门宴历史情景的真实程度呢？显然，我们会想到，司马迁与那个历史场景发生的时间已经相距近一个半世纪，时过境迁，决定了他对那个情景的移情想象不可能完全真实地重现那个情景；但我们同时会想到，司马迁自己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同楚汉相争时候相去不远，而他自己对那时的社会各阶层、乃至许多行业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都有相当深度的了解，特别是，他本人还到当年楚汉相争的许多战场做过现场考察，并对战争亲历者的后裔做过访问，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他对鸿门宴情景的移情感悟或想象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信的。运用同样的尺度，我们也可以对某位历史学家对狄奥多修斯大帝的思想、情感的移情领悟或移情想象的真实或失真程度做出衡量。也就是说，我们是根据移情主体自身的生活实践体验同他的移情客体的“情境距离”（不是单纯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的“远近”程度来判断移情主体对客体的“移情理解”或“移情想象”能力的高低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柯林武德的“移情领悟”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家之所以对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具有移情感悟或移情想象的能力，是“由于思想有跨过这一（时间）间隙的能力”，而且，“并不只是由于现在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它自己。”(16) 这样一来， 柯林武德就把历史学家设身处地重演历史行为者的思想解释成了历史上的人和现实的人的思想之间的一种神秘的“互相唤醒”能力了。由此，他的史学认识论就只能是一种强调主观领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17) 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既肯定了主体的能动性， 又强调了人的认识、意识对实践活动的依赖性，并通过确立认识的社会实践基础，找到了把认识的客观性和能动性统一起来的中介和纽带，从而获得了科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只有这样的认识论才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历史和“解读他人心灵”指引了正确方向。
注释：
①②④ 朱光潜：《谈美书简二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111页。
③(12)(13) 里普斯：《论移情作用》，朱光潜译，载《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1—842页。
⑤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页。
⑥ 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傅统先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⑦ Theodosius I(C.346—395)，古罗马皇帝（379—395年）， 又称狄奥多修斯大帝。在位时残酷镇压人民起义，严禁异教信仰。于392年正式承认基督教为国教。临死前将帝国分给二子，长子Arcardius分得东部，次子Honorius分得两部，从此罗马帝国分裂为两个国家。
⑧(16)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0、332页。
⑨ Roger Penrose,The Emperor's New Mind,Oxford Univ.Press,1989; Shadows of the Mind--A Search for the Missing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Oxford Univ.Press,1994.
⑩ 汪云九、杨玉芳等：《意识与大脑——多学科研究及其意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376—37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8页。
(1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17) 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