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素质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素质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置疑，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分不开，同他所处的环境和诸多的外在因素分不开，但就其个人作用而论，邓小平所具备的非凡素质又是这一理论形成的真正的关键性因素。
这些素质主要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具有始终不渝的理想和信念；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善于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
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别离故乡，远涉重洋，到欧洲求学。在巴黎公社的故乡，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久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踏上革命的征途。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邓小平开始建立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这种理想和信念既不是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也不是心血来潮、空中楼阁，而是同共产主义、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1926年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写的一份自传中所郑重表示的那样：“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注：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的一生，正是为实践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既波澜壮阔，又充满坎坷和磨难。但是，即使是在他认为最困难的10年动乱时期，他都没有消沉革命意志，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他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正是靠着这种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邓小平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成为举世闻名的“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成为20世纪的世界伟人。
邓小平的理想和信念，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实践中，而且还体现在他晚年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动力源和指引方向的作用。
第一，正是这种理想和信念，使邓小平不但挺过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且在粉碎了“四人帮”，党和国家急需他再次站出来领导的时候，他以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觉悟，义无反顾地担当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历史重任。在思想混乱、人心迷茫、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艰难时刻，邓小平顶着种种压力，从中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出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把一艘迷失方向的巨轮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
第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正是他的政治理想和信念在现时代的具体体现。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坚信：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和开放，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既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又充分体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密切结合。
第三，邓小平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成为不断探索和丰富邓小平理论的动力源泉。中国的改革是在经历了10年动乱和人们的思想极度混乱的基础上起步的。这个改革，既是一个破旧的过程，又是一个立新的过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和大党来说，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创造未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页。）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风险。当党和人民需要邓小平出来承担起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这副重担的时候，邓小平不是没有想法。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说过，坦率地讲，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1980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对全党同志，特别是对老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历程证明，邓小平如果没有始终不渝的理想和信念，就不可能带领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牢牢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的邓小平理论，其产生、丰富和发展就是同这样一个伟大实践息息相关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个理论又指导了这个伟大实践的进程。在这两个过程中，都凝聚了邓小平的理想和信念。
二、具有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扭转颓局，开创新局面
邓小平是从在法国油印革命传单开始自己的职业革命生涯的。为了他立志献身的革命事业，他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从地下工作者到武装暴动的发动者，从党的县委书记到中共中央秘书长，从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到“刘邓大军”的统帅……他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从一个幼稚的川娃子，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者、军事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从50年代即进入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等要职。他参与了党和国家在五六十年代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了一切职务。但是，在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他又被毛泽东启用，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段非常时期，邓小平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整顿。虽然1976年春邓小平终因毛泽东的错误而再次被错误地打倒，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代表了党心民意，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邓小平曲折不凡的经历，在政界是少有的，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党曲折的历史。邓小平的这种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经验。当人们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是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相比照的时候，特别是想到中国是个有12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百废待兴、理论和思想极度混乱的基础上起步的时候，人们就不能不惊叹邓小平的领导经验和才能。这些，对他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际领导核心，创建崭新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历史性的转折，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第一，在经历10年动乱和失去了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之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关系现代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邓小平以其丰富的经验，清醒地抓住了中国时局的关键。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团结多数，顺应民意，坚决“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深刻地检讨了我们的历史，提出解放思想，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几年里，他坚决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等重要思想；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他的思想和主张，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其后，他又亲自指导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对毛泽东的功过和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就基本上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实现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开始形成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把一个历经10年动乱，20年以阶级斗争为家常便饭的中国，引向一条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转折。
第二，邓小平的非凡经历和丰富经验，使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过世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的最有权威的解释者。邓小平说过：“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这一点对形成邓小平理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诚然，光有经历和经验是不成的，关键是能否从历史中总结出有用的东西，真正获得历史的启示。或许这是一种历史的有意安排：邓小平在“文革”之初就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发配到江西劳改。正是这种特殊的处境，使他在长达数年的闭门思过以及和普通百姓的接触中，凭藉他的经历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新角度的、反复的、深刻的、彻底的思考。通过这种长时期的深刻反思，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更清楚了我们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进而更清楚了我们为什么必须进行全面改革，必须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后来，邓小平对外宾多次讲过：“那件事（指“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确实，没有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总结，就不会有后来的新思路、新政策。
第三，邓小平的非凡经历和丰富经验，使他不仅善于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开辟新局面，还善于通览全局，深谋远虑，抓住机遇，把握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不只一次地说过：中国的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试验，是一场革命”，“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这场极其深刻的社会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效法，也绝不会风平浪静。事实上，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曲解、非难和攻击。一些人从一开始就认为邓小平发动的这场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大方向，另一些人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借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邓小平理论的一次严重考验。邓小平沉着应付，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我们度过了新中国历史上那场少有的政治风波。20年的改革实践，使邓小平理论得以丰富和发展。
三、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既坚定地信仰，又不拘泥于本本；既善于继承前人，又勇于开拓创新
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坚定不移的信仰，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深刻独到的理解。在长达7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始终采取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囿于教条，拘泥于本本；既善于继承前人，又勇于开拓创新；既坚定地遵循着社会发展规律，又善于唯物地辩证地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在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在中国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有了一系列新的体会和认识。这种体会和认识的升华，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之一。
第一，邓小平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出发，提出必须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自从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先进的中国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前途命运的思想武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多次出现了如何理解、运用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种情况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在处处讲马列主义，天天读毛主席语录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达到了一种十分混乱的地步。邓小平在“文革”之前就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文革”期间，他更看清了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嘴脸和庸俗化的危害。因此，邓小平在“文革”二次复出后，在政治思想领域首先提出的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他十分清楚，中国要从“文革”及其长期存在的“左”倾中摆脱出来，必须首先从破除思想僵化、教条和个人迷信盛行开始，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入手。他在许多场合都讲这个问题。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7页。）“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事实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坚定地认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新局面的开创，必须从这里入手。他的思想终于为多数同志所赞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才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重新立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上。
第二，邓小平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且要一百年不动摇。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之上。1954年，毛泽东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向世人庄严宣告：“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绝非易事。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从国民经济的调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尽管对社会主义建设投入了极大热情，但直到70年代末，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底，不少地区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是不该搞社会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的路子不对？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循着旧的模式，囿于教条主义，按“两个凡是”办事，当然走不出历史的怪圈。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磨难的邓小平，出于对人民的高度负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大胆的反复的深入思考，终于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这些观点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涉及到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涉及到现时代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的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等等。这些观点和结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基础。
四、具有博大的胸怀和世界的眼光；善于把握时代脉搏，把握大局，把握机遇；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
早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对刚刚走出狭小圈子的中国共产党人说：我们要“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历史表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一群有着远大政治眼光和理想抱负的革命政治家。他们成就了改天换地的伟业，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52年后，即1989年5月31日，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即将退位的时候，对他的后继者和接班人作了这样的“政治交代”：“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299页。）他语重心长地嘱咐：“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301页。）在这里，邓小平讲的眼界要开阔、胸襟要宽阔，既是指对外，又是指对内；既是指长远，又是指眼前；既是指整体，又是指局部；既是指决策，又是指用人。他强调这是一个大国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个人：既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理想抱负，又有非常宽阔的视野和宽阔的胸怀。这一点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涯中，在他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中，成为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第一，邓小平理论中最基本的命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体现着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国与世界的结合。它要求不但要保持和发扬中国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第二，邓小平理论中所确定的现代化目标和发展战略，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它着眼于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着眼于在中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的基本发展战略就是实行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邓小平曾反复告诫我们：“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
第三，邓小平理论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赶超精神，它瞄准的是世界最高水平。邓小平提出：中国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他不只一次地告诫我们：“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9页。）中国人要振作起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他特别强调：“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0页。）
第四，在内政方面，邓小平理论强调的是坚持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一切能够联合起来的都联合起来”（注：《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59页。）、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健全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理论提出的是对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这些，均体现了容忍各方、团结各方的气度。
第五，在处理国际关系中，邓小平理论确定的原则是：“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对短期不能解决的国际争端，可先搁置起来，留待以后乃至后代来解决。邓小平1989年在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阐述上述国际关系准则时强调：“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第六，在选拔干部、选人用人方面，邓小平理论强调的是坚持“四化”和德才兼备的标准，强调也要眼界开阔、解放思想。邓小平说：“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他强调：“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选择干部，要“抛弃一切成见”，选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选人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视野要开阔一点。”要“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1页。）。
总之，在邓小平理论中，在邓小平的著作中，人们处处可以感触到一位伟人容纳五湖四海的胸怀，感触到他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深邃目光，感触到他与时代俱进的思想脉络。正是这种博大胸怀和世界眼光，把一个封闭的中国带进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使中国成为当今乃至新世纪一颗耀眼的明星。
由上可见，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与邓小平本人所具备的这些优秀素质分不开的，是这些素质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邓小平的这些素质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活、斗争、工作和考验中铸成的，是他本人不断学习、进取的结果，也是党和人民抚育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时势造英雄，是时势造就了这个世纪伟人、杰出领袖。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能在党和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危难时期站出来，扭转乾坤，另辟蹊径，开创新局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当之无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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