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60年：从苏南之路看中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之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奋进60年，在我们原本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农业国的土地上，出现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中国以其举世罕见的伟大成就及其对世界经济越来越大的贡献，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成功开拓，“中国模式”为国外称道。在这进程中，作为我国沿海经济发展先行区之一的江苏省以苏锡常为核心的苏南地区，则开拓着一条既立足基本国情又具有区域特征、在全国具有领先优势的区域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苏南之路”。苏南之路正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缩影。从苏南之路看中国模式，回顾成就、前瞻未来，苏南之路将深化开拓前进，中国模式将走向成熟。
一、苏南之路的领先开拓及其对中国模式崛起的贡献
中国模式这个词，先由国外学者提出，而后国内议论趋热，按作者认识，其完整提法应是“中国特色的大国模式”。60年奋进中崛起的中国特色的大国模式，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也区别于西方的旧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指导下，包括遵循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实践中持续探索和不断奋进而形成的走向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上下一条心，从中国这个贫困落后的大农业国实际出发，实施改革开放，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模式在我们这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大农业国土地上孕育形成，其起点很低，而苏南地区则有其相对优势，这一带地处长三角核心部位，沿江滨海，邻近上海，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建国初期，苏南不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但苏南人没有等待、观望，而是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依托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多门类、多品种的中小型为主的加工工业企业，在自力开发推进工业化上主动闯路子。改革开放后，思想大解放的苏南人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区情特点出发，改革创新闯在前，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截至2008年的统计，苏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以上，30年里有28年两位数增长。由苏州、无锡领头，苏南到2007年总体上达到省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要求。事实表明：以苏锡常为核心的苏南地区在我们这个大农业国土地上走出领跑全国的“苏南之路”。
苏南人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借改革开放的东风，立足于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立足于破解在我国基本国情下遇到的诸如人多地少、长期停滞在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城市传统工业迟迟起步、城乡二元结构凸显以及行政体制关系不顺等各种难题，在超前创新、不断开拓下进行的。因之，这样的苏南之路就必然和我国的基本国情相符，必然和中国特色大国模式的形成有着本质上的联系；其多方面的率先开拓也势必在中国模式创立进程中起着多方面的领跑作用。其主要表现如下：
1.从推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上领先闯路。长期停滞在自给半自给经济状态下的广大农村，是造成旧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民穷国弱的最大经济根源之一。苏南农村基本上也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直到改革开放前，仍然是农业结构单一，农民靠体力劳动和简单劳动工具分散种田。改革开放以后，苏南顺应农民亟待摆脱人多地少、自给半自给经济的贫困窘境的要求，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抓住我国传统体制下放开计划外“市场调节”一块的机遇，大办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由此促成了农、工、商、建、运、服多行业的综合发展，促成了苏锡常原有一批农业县向工业为主的县级市迅速转型，并全部列入全国百强县，其中6个县级市多年来始终位居前十强。这样，苏南以农民办工业的伟大创举，带动了全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且在我国这个大农业国家里催化了传统农业的分解，在加速农村社会化分工分业的基础上，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大规模的商品经济加速变革、由农业社会向着工业社会加速转型，使我国找到一条从小农经济跨向社会化大生产的捷径。
2.从在市场导向下放开搞活多元化市场主体上领先闯路。建国后，我国经济管理采用原苏联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物资按计划调拨，商品由国营商业统一经营。改革开放后，由乡镇企业依托市场化改革而强劲发展所推动，苏南城乡经济率先从原来彼此封闭半封闭转变为商品、要素城乡双向流动；乡镇企业用市场化手段大搞“物资串换”的供销活动，从物资领域里为产品转化为商品打开“通道”闯在前面，引发了从商品到要素的各类职能市场及其多渠道流通格局在苏南超前萌发，大大激发了中小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农村企业运用市场化手段的成功实践，呼唤起苏南大中城市企业搞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意识，使之从诸如“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工不经商”等种种排斥市场的旧框框束缚中解放出来，和乡镇企业一起走向市场，并逐步展开市场化取向的产权制度改革。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通过产权制度的大面积改革，突破原来由乡办乡有、村办村有的历史条件决定而形成的“集体为主”所有制框架的束缚，转制为包括股份合作制或有限责任公司以及私营企业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使乡镇工业独立于城市工业之外的“第二工业体系”的局面随同解体，农村企业得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在城乡通开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跨出乡镇行政区划，同城里改制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一起，向大中小城市各类开发园区集聚，促成了以国资、民资、外资“三足鼎立”为主的多元化市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协同发展的格局在苏南较早形成。从苏南看全国：凡是城乡多元化各类市场主体在放开搞活下成长好、发展快的地区，一般都是和苏南一样，抓住市场化改革先机，在市场体系的发育与各类市场主体的成长互为条件、相互推动下出现的。
3.从借助对外开放、加速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上领先闯路。苏锡常和全国大多数省区一样，工业化靠“中小为主”的传统企业起家。我国对外一开放，苏南立即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以扩大出口带动本土工业快速增长；接着，以昆山自费兴建开发区和中新合作创办苏州工业园区为起点，各地借助国际工业资本，发展按照现代工业面貌建设和管理的各类开发园区，吸引、接纳城乡、内外以工业为主的企业，使园区经济成为企业集聚、产业链接的载体，成为直接引进外资（包括外技、外智）提升工业化水平的基地。跨入新世纪以来，依靠这些现代园区先行，苏南大中城市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高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并且走向高密度集群。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支撑，大批企业在提高工业规模效益的基础上变大变强变优，以IT产业为代表包括生物医疗和重化工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长足发展，集约化、节约型、低消耗水平得到提升，加快了传统工业向新型工业化转型的进程，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现代制造业为主体、大企业为支柱、现代物流为配套的现代国际制造业基地的构架在苏南逐步形成。多少年来，苏南领先开拓的这一条新路，对全国相对后发地区起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4.从统筹推进城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领先闯路。建国后我国强调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指导方针，苏南各市当时开始就注重抓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工作，乡镇企业的快速兴起，正是和苏锡常城市以其技术设备和智力向周围农村的扩散分不开的。为破除城乡互动的传统体制阻力，江苏省委、省政府在1982年提出“以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广大农村为基础，发展城乡经济、科技网络”的战略方针。苏南在实施这一方针以及不久又实行市领导周围县新体制的改革中都走在前面。随着城乡工业的纵深发展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这一地区在县（市）域经济崛起的同时，区域中心城市逐步成长，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城镇体系的功能建设逐步推进。2002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省政府决定，通过调整各市行政区划，理顺了市区与周边县级市的体制关系，苏锡常在江苏第一个启动实施区域都市圈的规划建设。由此，苏南各市跳出城乡分治的局限性，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依托现代城市的产业优势和科技力量，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促成农村增产增收。苏南的实践表明，突破城乡二元、走上区域协调，在我们这个大农业国有其艰巨曲折的必然性，先走一步的苏南一路攻坚克难，闯出了全国必然跟进的协调城乡的区域推进之路。
5.从兴工稳农起步到以人为本、注重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上领先闯路。支农扶农，是苏南从建国开始长期坚持的传统。发展社队工业，苏南又明确以“兴工稳农”为指导方针，目的在于“致富农民”。由此出发，除了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注重协调务农与务工人员之间收益矛盾外，还积极推进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出现了一批像张家港那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典型。新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导向下，扎深以人为本的理念，由昆山开始，苏南各市全面实施城乡对接的“富民工程”，支持农民开辟多元化增收渠道，帮助农民提高收入水平，包括规划实施让农民享受与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其积极效应突出表现为城乡差距相对缩小。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而苏南仅为2.1∶1。如今，苏南坚持经济与社会发展协调互动，坚持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这方面的一系列探索和创新都为全国同类型地区所借鉴。
由上可见，领先开拓的苏南之路每一步前进，都能和我国探索走自己特色发展模式的步子相合拍，惟其如此，能对中国模式的创立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二、苏南之路的纵深开拓与中国模式的健康成长
苏南之路不同发展阶段的领先开拓创新，其实质是在一定的体制安排下推动经济循序转型上赢得先机，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更见明显。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从领跑全国的苏南之路与中国模式相互联系上进行探研，其意义不只是总结苏南之路的成功与不足，更是有益于获取以体制转轨推进经济转型的某些规律性启示，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模式健康成熟的基本趋向。
1.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好提高城市化水平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推进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
苏南的实践告诉我们：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必须从转变传统的发展思路和克服重城轻农观念入手。苏锡常各市在经济发展思路上曾长期奉行“总量偏好”、“速度优先”的价值取向，与“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惯性思想行为相结合，加快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走着传统体制下剥夺农民、牺牲农业并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的城市化老路。各市正是在转变这种传统发展思路的条件下，才越来越着眼于城乡互动、工农互利，着力于突破城乡二元、协调城乡关系。新世纪前后，各市先后出台具体办法，解决了对非农建设征（使）用的土地实行经济补偿问题；近些年，又发挥城市的产业优势和科技力量，并动员民间资金下乡，助推农业产业化和高效农业规模化，帮扶农业改变低收益的弱势地位。这方面，苏南走在前面，但真正走到工农良性互动、城乡优势互补下的和谐发展，也还有距离。多年来城市里大拆大建、低价“圈地”造就城郊大量失地农民的历史旧债没有还清，而新的城乡关系不和谐的呼声仍然时有听闻。至于在对农村实施产业带动上，有些市县急功近利，热衷于搞观光旅游，过多挤占粮食种植业等高效规模农业的开发空间，出现过度的农田非农化、农业非粮化倾向，这些都需要多加引导，促其在思路创新下转变。
跳出苏南看全国，包括省内有些后发展地区在内，则应全面接受苏南经验，特别是要注意接受苏南曾走过弯路的教训，千万不能把推进城市化错当为变农田耕地为城市开发建设用地的“好”机会，一味从缩小郊县农区、“吃掉”农业农田上打主意。加快城市化进程一定要从破解“三农”难题出发，公平善待农民，一定要安排好非农化农民的出路，帮助其就业、创业。从城市化的本质要求着眼，加快城市化进程更应同增强城市对农村辐射功能、实施产业化带动统筹考虑，着力于推动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发展为主攻方向的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二元结构的一元化演变。让全国农村走上这一步，这是从落后的大农业国起步的中国特色大国模式走向完善的首要战略选择。
2.突破行政壁垒，统筹推进县（市）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成长，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我国从传统体制下沿袭而来的“块块经济”，以其行政壁垒的顽强性，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严重制约着城乡一体的区域经济顺利发展。这是苏南之路前进中遇到的又一难题。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苏南一批强县域经济脱颖而出，而原有苏锡常三个“明星城市”发展一度相形迟缓。这固然是“市管县”范围内市区创新活力不如县域、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反映，但也是沿袭传统体制下块块分割、各谋发展的制度缺陷所诱发，城市功能的严重退化最终也会制约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过多年持续探索，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苏南在省里统筹决策和安排下，按照市场取向改革的要求，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上，先后采取如撤并无序化布局的村镇、重点加强中心镇和县（市）级的主城区建设、撤销苏锡常城外县级市建制等一系列的调整创新，由此，既保持县（市）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加快大中城市的发育成长，使苏南跨越传统体制下城乡分治、“块自为战”的社区性城镇化的老路，开创了由中心城市为主导、与新兴城市相协调的区域性城镇群体整合建设的新局面，苏锡常才得以在较大区域范围内迈开城乡统筹发展的大步。
建立和发展城市—区域经济，这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农业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经一步。苏南在这方面起步早、进展快，但也仍有不足，表现在苏锡常相邻城市之间仍然在行政壁垒下摩擦多、合作少。其核心在联合，其功能在整体。建设中心城市，不是只求做大、做强、做优、做美中心城市本身，更要注重联合县（市）域经济，整合区域化城镇体系，统筹推进城乡产业布局，优化区域资源配置。而要走上这一步，又必须通过管理体制上的深化改革，在突破城乡二元分治和块块分割的行政壁垒上下深功夫，在进一步推进大市场发育成长的条件下促使破“壁”合作的突破性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展开，竞建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不同层次区域经济综合体的态势早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形成。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大都市圈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太原经济圈、皖江城市带以及昌九工业走廊等都在相率积极打造中。苏南在组建城镇体系、发展城市—区域经济上领先一步，不论其正面或反面的经验，都可资推进全国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不同层次区域经济的发育成熟所研究和借鉴。
3.统筹利用内外两个市场，以扩大内需为基础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又成功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
对外开放前，苏南依靠“供销两头”在“外”，加快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步子，那主要是走向省外。对外开放后，苏南从“五湖四海”的国内市场跨向“五洲四洋”的国际市场，而且持续跨大步，从以扩大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到以引进外资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再到以接受产业转移为导向的经济国际化，苏南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及时把握机遇，做足“外”字文章，在不断扩大运用外资的同时，也越来越成功地开拓利用国际市场，有效推动了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苏南实践在这里提示了一个问题：在我国外贸依赖程度较高的背景下，像苏锡常这样具有开放型经济明显优势的地区，该如何既能最佳利用国际市场，又能有效贯彻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0％－70％，江苏外贸依存度已是104％，苏南更高达153％。国际经验包括我国实践表明，过多依赖外需，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就会严重拖累我国经济增长。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国就把扩大内需作为一项战略方针提出来了。应对近年国际金融海啸，中央更是明确强调：扩内需，保增长。毫无疑问，如果我国对外需的依存度适当，城乡居民消费投入相应增多，内需的支撑力量加大，那么，我国受到外部的冲击就会小得多。但扩大内需，不是靠一句口号、一声号召可以解决的，对其成效也不是全国统一用一个对外依存度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因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既决定了不平衡经济增长空间的客观存在，又导致不同地区境外市场开拓力高低悬殊的必然性。像苏锡常这样超前融入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地区，外贸依存度应该明显高于中西部。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外需百分比的高低，而在于能不能以扩大内需的战略导向，使内需支撑与外需拓展相协调，推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也推动开放型经济本身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从投资、出口驱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驱动转变。
因此，绝不能把扩大内需看作只是对冲出口萎缩压力的临时应急措施，它是从完善大国模式的运行机制出发，让过度依赖外需向扩大内需为主转变的战略抉择。
三、从统筹推进经济转型中完善中国特色模式
苏南之路的开拓，是从我国国情和苏南实际出发，经过“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攻关突围”的过程，是从“发展是硬道理”的持续实践到落实科学发展观，逐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苏南人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在这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也包括曾经走过若干弯路、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区别于过去，苏南之路今后要在纵深开拓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已不能再是“摸着石头过河”，停留在暴露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的阶段了，而应当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自觉把握客观规律性，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关系”的论述，真正从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出发，自觉运用“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掌握深层推进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主动权。
苏南之路只是中国特色大国模式的一个局部。全国则更应以宽广的视野和探求中国模式走向完善的战略思维，统筹推进经济社会的转轨转型。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建设成就之大，是值得骄傲的。但是，我国为这种经济成果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诸如用世界最低价的劳动、廉价输出不可再生的资源、以普遍污染的生态环境换取经济高速增长，其教训值得长远记取。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条件下，我国从沿海发达地区到中西部地区，近些年来都在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转换传统的“快”字当头、总量取胜的发展思路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化解以往经济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深层矛盾，以转变发展模式为方向，走上调整和转型的历史阶段。正在这个当口，我国自身经济的内在矛盾还远没有化解之时，遭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和挑战，使我们备受内外矛盾交叉的压力。高兴的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的决策部署下，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已见成效，经济呈现回暖向上态势。
毋庸讳言，全国各地接受历史教训、创新发展思路的努力参差不齐，科学应对金融危机的认识并不平衡。有些地区本来对转变发展方式还没有从全局意义上很好理解和接受，在全国保增长的强烈氛围下，错认为转变增长方式“不合时宜”，把应对金融危机看做可以重走依仗高投入、大项目加快总量增速老路的机遇，在争项目、赶数据、赛增速上下工夫，出现新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甚至放低节能减排门槛，采用例如优惠电价一类的办法，使一些停产和歇业的落后产能，或公然恢复生产，或换地再生，导致污染反弹。更多的是对应对危机的成效满足于增长数字的回升上，也就难免使“扩内需”的口号停留在口头上而落实不到行动上。
必须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深刻反思在传统发展方式下长期积累起来的深层矛盾的严峻性，弄清我国在金融危机下面临困境的性质和由来。这样，才能让大家客观全面看待国际金融危机在给予我们冲击和挑战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化危为机”的好机遇——它倒逼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加紧开拓发展新思路、转换发展新模式，在经济转型发展中大大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这样，才不至于让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干扰走向科学发展的新路，促使我们从外来挑战中看清我们这个大国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有利于明确和把握在经济转型中完善中国特色大国模式的方向。
经济转型作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具有阶段性、多重性，并随不同发展阶段、发展领域而异。就我国而论，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紧相联系，因此也包括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如今，我们立足于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国模式来论转型，那就必须提高看待经济转型的着眼点，全面把握我国现阶段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转型的内涵。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彻底打破以总量取胜的传统发展思路，创新发展理念，紧密环绕破解在传统发展思路下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内在矛盾，转换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相互协调，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大提升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水平。
这样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谋划，协调推进。改革30年来，我国实际上已在体制转轨的同时，不断探索并逐步走上这样的经济转型，问题是还没有进入经济转型的系统推进。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了我们大国模式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这正好从反面帮助我们提高对经济转型的着眼点，得以自觉地而又有针对性地推进经济的系统转型。要深入研讨的问题很多，这里着重强调者有二：
其一，经济转型的系统性决定了：推进自主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在相互割裂下各自孤立进行，那样做不会有合乎科学发展观的成效，因而必须以突破粗放型经济的传统发展方式为关键，以推进自主创新为着力点，以科技创新带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推进了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回过来更有效支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这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着方向引领性的作用，中国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的变革都要由此开始，带动和促使系统转型。与此同理，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就不能孤立地就保增长而保增长，而必须与调结构、扩内需相协调；而调结构，又必须从转变发展方式着手，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结合，这样统筹协调，系统促进经济转型。
其二，中国特色大国模式下独立自主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以扩大内需为基础，实现繁荣国内市场与开拓国际市场的协调推进。繁荣国内市场首先靠增加居民消费，而不是主要靠扩大投资；而外需的扩展一定要以有利于我国经济的自主性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为度，以便为我们这个大国造就拉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这就又要求我们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在做好国内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善于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提高，又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更加主动地吸纳运用全球资源，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并争得主动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推进经济转型必须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国模式自身的运行机制，使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与理顺行政管理上横向、纵向关系的改革措施相配合。大体而言，在横向关系上，分区域引导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以大中城市为主导、县（市）域经济为基础、小城镇为纽带的城乡一体的经济区（带）、都市圈或大城市连绵区的建设；加快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的实施，采取区域布局差别化方略，分别情况支持东中西部包括东北老工业地区的开发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分层扶持有较强集聚、辐射、带动功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成长，推进城乡一体、工农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倡导以市场为导向、跨越行政壁垒的区域合作，相应形成共建共赢的“破壁”合作机制，推进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互动。在纵向关系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职责权限，坚决攻克财税改革难点，调整以总量为基础的财税分配格局，使地方的事权与财力相匹配，同时，必须建立有力有效实行依法监管的机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亟待改革，要调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提高近些年还处于继续降低趋势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另外，推动地方政府彻底摆脱传统发展思路下“赶超型经济增长”的政绩追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正确发挥政府服务型职能，处理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科学调控经济两者的关系。最后需要提及，通过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还要接受美国从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给予的某些有益警示。正如温家宝总理2009年2月4日在剑桥大学讲的：“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必须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储蓄与消费的关系。”
中国特色的大国模式以自己的影响力在国际上已引起热议，我们相信，中国特色的大国模式一定会在经济转型的系统推进中增强大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呈现更加鲜明的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中国特色，同时，也一定会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互动而加快成长和提升。中国从影响世界到引领世界必将成为历史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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