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应对：如何看待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理论声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如何看待论文,声音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和应对批判中诞生的，也是在批判和应对批判中成长的。马克思曾明确宣称：我们的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列宁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②。“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③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可避免地要与各种相异的声音打交道④，这就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声音（进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希望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则性讨论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厘清各种相异声音的不同性质
当代西方很多理论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言说了马克思（主义），甚至相当一部分学者直接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但细究起来，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的言说或借用关系却又纷繁复杂，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因而，能否以及如何对各种各样的声音做出区分，将直接决定我们审视某一相异声音的立场、态度、方法和可能获得的启示。
首先，要厘清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对象还是批判的要素。
在形形色色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理论声音中，当然有抱着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这一明确目的的“御用文人”，但也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力量的“知识分子”，以及试图以纯学术的观点、将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来研究的“学者”，等等。从他们是如何建构批判的这一角度进行梳理，可以将各种各样的批判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批判对象，要在政治的或者学术的层面颠覆马克思主义；另一类是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社会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客观地构成其论证的一个关联性要素。
例如，卡尔·波普尔的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激烈地批判了马克思（而且这种批判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误读），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他与西德尼·胡克⑤ 等人的巨大不同：波普尔的学说“首先是一种如何改变事物的哲学”⑥。因此，在他那里，重要的不是批判的对象，而是批判本身；他所强调的不是批判某种理论的迫切性，而是批判一切理论的迫切性。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波普尔理论的核心和主要旨趣，而只是整个理论体系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环节。由于波普尔把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首先都看作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由于问题的解决需要大胆地提出试验性的解决方法，并且使这些解决方法接受批判和消错，所以他需要这样一种理论环境和社会形式，它们允许自由地提出不同的方案，允许对这些方案进行批判，允许通过批判而引起变化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在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并在现实中实践着的理论，其既定结论尤其是所导致的现实社会必然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波普尔要求不断否定的理论不能相容的。又如一直以来被人们讨论的萨特的“人学空场”的命题，也是他建构抽象的“生存”、“自由”体系的必然逻辑结果。
其次，要厘清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批判还是外批判。
理论的批判，可以是站在某一理论的外部，用另外一套逻辑话语进行；也可以是在某一理论的内部，从它可以接受的原则出发，使用与它相同的逻辑话语进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可以区分出这样两类。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构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外在背景，以“宏观语境”的方式起作用；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一个内在环节，以“微观颗粒”的方式起作用。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言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分歧，因此，在做这方面的区分时，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下两点：一是不能因为某个理论标识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将其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内批判。由于西方学者的政治倾向、文化素养、知识结构等各不相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迥然相异。有些在马克思主义名分下进行言说的学者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更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基本观点，甚至在一些学者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没有什么基本的东西。于是，他们或者随意处置马克思主义核心的、根本的理论观点，或者将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挂搭在马克思的名目上，以创新和发展的口号行“不要马克思”之实。当然，那些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宗教的思想家，不论多么“虔诚”，也并不是真正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只会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二是不能因为某个理论责难了马克思主义，就将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外批判。我们不能“唯我独马”，先验地和人为地划定一条马克思主义和“非”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应当具体分析各种理论表达相异声音的历史传统、思想文化以及现实社会背景，探讨不同背景下起着实质性作用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从而判定其是否遵循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取向、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这样，我们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域就会广阔得多，结论也会跟原来有很大差别。
我们理解、判断某一批判是否内在于马克思主义，应主要看它：是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否强调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是否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奋斗目标。
第三，要厘清是对马克思主义“硬核”的批判还是对“保护带”的批判。
这里借用的是著名学者拉卡托斯的概念，所谓“硬核”就是构成一个科学理论的基础理论部分或核心部分，它是坚韧的、不许改变的和不容反驳的。如果硬核招致反驳，整个理论体系就受到反驳。所谓“保护带”就是一系列的辅助性理论，这些理论的任务和功能是保卫硬核，尽可能地不让硬核遭受经验事实的反驳，从而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可反驳的硬核。
的确，作为一个系统理论，马克思主义有其不可动摇的真理性基点，如实践的观点、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历史的观点，等等；但更多的具体论述是充满时代针对性的，是需要与时俱进的。⑦ 因此，不论是作为对象还是要素，不论是内批判还是外批判，我们都必须清醒地解读出其批评的矛头所触及的是什么——是试图（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彻底颠覆在现时代依然深具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身，还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现实，抑或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工具化，反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就是我们必须要厘清批判的指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建构还是消解。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通过与批判者的对话，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紧密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个方面的区分，其视角是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的。因此，任何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都同时具有这三重视角，这也正是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厘清的重要性之所在。
二、尊重相异声音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事事如意，但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不惧怕任何善意甚至恶意的批评。对于试图将脏水泼到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言论，我们不应该迁就，更不能为其“正名”，应该针锋相对地进行不懈斗争。但任何事物都不是单方面的，由于时间和实践公正而强大的力量，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理论声音不可避免地与其宣扬者的意志有所脱离，客观地产生出一些他们初衷之外的效应。⑨ 我们必须理性地对这种效应加以认识、尊重和利用。
首先，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理论声音是马克思主义持久影响力的一个证明。
衡量一个思想家的影响，不仅要看受其鼓舞的追随者的数量，而且还要看那些提出批评和指责的人的多少。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回避马克思而终于不能回避，千方百计抹杀马克思而终于还要同他对话，这些恰恰都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持久影响力的存在。这种影响力不但体现在当代学术阵营中始终有一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旗帜下的小队，而且更多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后来者有形无形的引摄上。
而且，客观地来看，其中大部分西方“马克思学家”的言说还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正如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人们如此活跃地讨论马克思，这是因为他存在着，而且不能被抛弃，甚至连反对者也做不到这一点。而这也正是德里达等人论说“马克思的幽灵”的根据和意义之所在。
其次，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理论声音是促使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剂”。
相比较而言，解剖别人要比解剖自己来得容易一些。虽然我们不否认使自己潜心于马克思主义而又不丧失批判的敏锐是绝对可能的，但是，我们更深切地意识到，一个人越接近于参与者的地位，那么他就越有困难去履行批判者的职责。
一方面，社会实践是一个一天也不停顿的日益扩展和深化的过程，它使得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决定着人们在对自然、社会的思维认识过程中不断地形成许多新的表象。大部分表象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同新的社会实践的高度一致性，但也有一部分表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冲突。马克思主义者往往由于善意的尊敬之情，即使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也不愿意承认，承认了也常常寻求各种借以辩护的说辞，更谈不上解决。于是出现了一种危险：信仰要么成为迷信，要么只是形式上的口号。
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虽然经常是并非事实的夸张、误读甚至歪曲、捏造，但也不乏一些现实的根据。由于他们的批判立场，所以他们更注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矛盾⑩，因此，在新的理论视野中，他们可能更容易看到、看清传统理解中看不到或看不清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至少他们的言论常常可以提供一些我们尚未掌握的现实资料和需要解决的新问题。(11) 这有助于我们及早了解、分析和处理新情况、新问题，也有助于提醒我们对走过的道路回头看一看，加以反思，避免前进中不必要的弯路。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12)。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声音常常起着这样一种“清醒剂”的作用，不仅不容回避地展示出人们不易看到或者不愿承认的现实，而且也鞭策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生存的唯一答案就是思考和行动，从而促使我们抛开感情层面的绊缚，克服传统思想的阻力，让理论面对现实，在实践中检验、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第三，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理论声音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发展具有“掘进”作用。
来自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它们往往从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系统地借用某些范畴、命题和思想创见，虽然这种“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所造出的往往是四不像的“理论混合物”，但至少包含了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二是它们常常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片面地在一个理论上钻下去，但至少都是在深入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来进行言说的，而这种被选中的理论点常常就是我们较难发现的理论与现实矛盾的症结所在。
这样，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找准症结，而我们在其偏激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给予彻底揭露和有力的反击，马克思主义就可以顺着正确的方向更迅速地走下去，把原有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很多重大发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比如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西方学者批判地言说马克思主义时恰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因为他们总是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为其逻辑前提的，这些反思和批判涉及现代消费主义、日常生活、工具理性、文化霸权、生态危机等诸多层面，而且不失其深刻性。
第四，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的理论声音必将锻炼队伍，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机制。
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主义、一个党甚至一个革命者的磨练和发展往往不是在顺境中，而是在逆境里，理论和实践面临的困难越大，越能检验人们的立场是否坚定，眼光是否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探讨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和路线中不断推进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会在一次次理论的、实践的战斗洗礼中更加成熟壮大。
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而是吸收了前人的优秀思想，在同各种思潮的竞争中由弱到强，取长补短，由平凡的一家之言而一跃成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都是在竞争中增添新鲜血液，摆脱困境，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与其他思潮的斗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再加上我们的主观努力，这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这一机制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利于我们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启迪我们不断探求马克思主义新的生长点：一是与当代各种思潮的对话和交融，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批判主题，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更具时代性；二是与当代各种思潮的开放式对话，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更为开阔的理论视域。
三、掌控对相异声音的回应
历史证明，教条式地回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不可能成功的，并常常陷自己于被动。我们必须克服“躺在马克思主义上”的教条主义，积极主动地掌控对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理论声音的回应，在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有效的旗帜鲜明的斗争中认清实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不能停留于对相异声音的“知道”。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学术界不断反思，要求更进一步摆脱苏联教科书模式的“紧箍咒”，彻底冲破传统解读模式。于是与“以苏解马”相对的“以西解马”的模式作为对立面产生并发展起来。应该说，我们对待相异声音从否定性批判到肯定性借鉴的这一总体研究逻辑转换，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隐藏于其中的中国学者自身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进步：从对一种话语的简单重复走向多种话语的参与式对话，从对结论的评论走向对提问方式的质询。
但一个潜在的问题（甚至危险）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对话范式中，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掌控对批判的回应。或许我们不需要杞人忧天地担心所谓“学术的西化”，即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来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依据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以与现代西方理论的同质性来论说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从而造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退场和边缘化。然而，近年来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翔实地介绍西方学者以及他们所从事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这至少说明，在新的对话范式中，我们的确还没有更多地深入到“回应”的层面，而只是停留于对批判进行了解和介绍。当然，这存在一个过程，了解和介绍是回应的前提。但如果我们不能谨记：“知道”是为了回应，回应是为了发展，这个过程本身则可能现实地成为目的。(13)
其次，要避免落入“意识形态陷阱”。
所谓“意识形态的陷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沉浸于自己建构的乌托邦而不能自知或者不能自拔。批评一种我们不喜欢的声音或社会现实状况时，很容易把它的实际活动与我们愿景中某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相比，而不是与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相比。结果所有的比较和对话都只能是无碰撞焦点的自说自话（或者是无焦点，或者是无碰撞）。二是跌入到反对者的逻辑体系中而不能自知或者不能自拔。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理论对话尤其是对批判的回应，比较容易导致这一点，甚至越是激烈地反对什么，就越容易被它所引领。(14)
当代中国，我们正在渐渐克服第一种倾向，因此，更需要警惕的是第二种倾向。这里所要强调的不再是上一点中讨论到的：我们许多自诩为重大的理论创新，不过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道路；而是我们的许多看似回应的论说，实质上是在放弃自己的话语权，甚至正在为他人的进一步批判预设靶子和提供子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对一些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学者越来越接近，到处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看似独立的认识和思考，却实际上是寄希望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得到阐释。因此，对批判作出主动的积极回应，必须要有自己坚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和话语系统，而不能“为了对话”跟着人家不自觉地去构造这样那样的体系。
第三，最有力的回应是搞好中国自己的实践。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世界、尤其是当代中国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对于各方面批判作出有力回应的真正立足点。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的确不易。在当前的实践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化进程中两个普遍原则（“丛林法则”和“后发优势原则”）在中国的渐渐退场：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但也得益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后发优势”，而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后发优势”已渐趋耗尽；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具有较强的“防御性”(15)，即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丛林法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已经逐步树立起来，正在客观地成长为一棵“大树”，甚至是一些人眼中颇具威胁的大树。那么，“退场”之后等着我们的是什么？抑或是我们应该建构些什么？(16)
因此，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与马克思主义相异理论声音的回应的根本任务决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以及世界发展趋势很好地结合起来，提炼出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问题，在实践中探寻自己的独特道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有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我们才能真正维护当代中国的世界形象、社会主义的世界形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形象。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1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1页。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82—83页。
④ 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对这种相异的声音非常敏感，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德鲁兹、齐泽克、高兹、哈特等在今天的中国引起一轮又一轮的热潮，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借助他们以另一副面孔吸引着当代国人关注的热情。
⑤ 胡克虽然也有自己实用主义的理论立场，但他的兴趣点不在于继续建构实用主义的大厦，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对批判对象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了对“批判”本身的关注。参见《对马克思的理解》、《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⑥ ［英］布赖恩·马吉：《开放社会之父——波普尔》，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9页。
⑦ 这种认识不应该只是原则性地说说，而是实实在在，也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去继续思考、研究和推进。比如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他的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述中剖析了东方社会，这种剖析也的确坚持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用社会系统的观点分析社会的方法。但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虽然意识到了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却在研究中将自己框入了已经存在的西方社会的解读模板中，甚至有一种根据西方已有的思考和示范去“合理”改造东方社会的努力。
⑧ 比如，阿尔都塞和德里达都在各自的立场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所运用的基本逻辑线索都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论）阐发了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当代性，但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侧重的是提供一种解释；而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则意在批判和解构。
⑨ 这里所说的“效应”以及“积极意义”更多的不是主观价值判断层面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不论其批判的初衷是什么都现实导致的客观结果。
⑩ 有些学者认为，西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言说的主要是一批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没有把探索一条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更多的是“脱离实践”地来阐释世界。但事实上，他们的研究中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他们更注重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科学技术的当代发展、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他们是以理论的方式参与现实实践的。
(11) 甚至批判的立场越极端，越想驳倒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材料越具有冲击力，而这些材料中有益的信息也要比教条主义多得多。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页。
(13) 目前学界有些人将科学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盲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国际接轨”，其成果才有学术价值，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14) 关于如何“发出中国自己的理论声音”，笔者将另撰文讨论。当前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当代中国，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风格、一种话语体系，比如当前比较热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而言说党的理论创新是另一套话语体系和风格，比如当前普遍关注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都是复杂而深刻的，远远不是如目前普遍认识的那么简单和容易。（目前一个相对的共识是，原因主要就在于学术界热衷于象牙塔中的晦涩理论研究，因此，重要的是学者们改变文风。）
(15) 这种“防御”首先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如调整制度和生活领域的关系，维护业已达到一定程度但又不断受到攻击的社会保障，等等。
(16) 因为，这里所谓的“退场”是就中国本身而言，并不是全球化性质和原则的改变，也就是说，规则本身还是在的，只是中国在规则中扮演的角色将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