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戏剧论文,文化论文,燕行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韩国近40种《燕行录》著作的整理和分析，论述了《燕行录》的作者们在著录清代戏剧文化所反映出的直笔、全面、完整等特点，指出该书是记载中国的同类外国史料所无法替代的重要史著。作者认为，《燕行录》作为同我国清代有着直接而密切关系的系列著作，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在中国戏剧文化发展史中，清代戏剧文化因其不断发展、高潮迭起而占有重要位置。由朝鲜使清官员撰写的有关《燕行录》的多种著述，以其亲身经历著录了有清一代的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情况。其中，关于清代戏剧文化是其著述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燕行录》的很多种著作都有当时清代戏剧文化的情况，从宫廷大戏到民间演出，从舞台、演员到剧本、观众，俱在其间，只是各自侧重面不同，文字多少不同，但重要史料不乏其例。笔者拟以在韩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所见到的近40种有关《燕行录》的著作中，选择其中8种，对上述内容从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和分析，进而证明其意义和价值，希望有助于我们的深入研究。
一
有清一代，帝后生辰庆典中的盛大演出，乾隆一朝是其一。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80诞辰，这是他一生中为庆贺自己生日而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庆典活动。是时，朝鲜使者在诗中记录了群臣祝寿和演出盛况。
“督抚分供结彩钱，中堂祝献万斯年。一旬演出《西游记》，完了《升平宝筏》筵。”作者在诗后注曰：“八月十三日，皇帝万寿节，各省督抚献结彩银，屡巨万两。和中堂珅主管料务，内务府笔帖式言之如此。两淮商献银二百万两，内务府奏之，皇帝初批不必再奏，以出于诚心，批知道了，见于塘报中。两淮如此，他又可知。皇帝七月三十日到圆明园，自八月初一至十一日所扮之戏《西游记》一部也，戏目谓之《升平宝筏》。……”[①a]
《升平宝筏》，源于《西游记》，10本，240出，张照主撰。根据《乾隆朝上谕档》中有关此次庆典的演出剧目、地点等记载，这位以副使从官身分随团使清的朝鲜著名学者柳得恭所言是实，并对此做了补充说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升平宝筏》，笔者在研读这部剧本时注意到，今天的京剧和其它剧种的很多剧目，早在《升平宝筏》某一本某一出中即已出现，如《安天会》、《闹天宫》、《沙桥饯别》、《双心斗》、《火焰山》、《盘丝洞》等等，其中，如《狮驼岭》即为这部大戏的第8本中的第16出，余者容另文详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剧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当《西游记》书成后约半个世纪，这部古典名著就已传到了朝鲜，“并且受到了相当的爱护，因此对韩国小说的影响，也就相当广泛而深远。”[①b]
柳得恭对本次盛大的庆典演出感触颇多，在另一首题为《扮戏》的诗中，作者则写出了演出的规模。诗曰：“清音阁起五云端，粉墨丛中见汉官，最是天家回首处，居然黄发换朱颜。”诗后注道：“清音阁者，扮戏（按：指演戏）所也。在正殿之前，上下层俱贮伶人戏子。戏子涂粉墨，幞头，袍带，悬假须，俨然汉官威仪，逐队绕栏而行，或举画幡，或捧彩幢，萧鼓嘲轰，歌唱酸嘶，悠泛空外，莫知其所谓也。回回王子有持戏目小帖者，取见之，都是献寿祝禧之辞，其中返老还童戏，曲名《黄发换朱颜》，其戏黄发老人渐换假面，变为壮年，以至童子。”[②b]此外，作者还在《结彩》、《假山》、《西直门外》、《西山宫殿》、《堪达汉》、《珊瑚树》等诗和注中记述了此次庆典和其它演出，如“自西华门至圆明园三十里，……又立牌书某戏、某曲，自某处起到某处止。”“及至八月十二日，皇帝自圆明园入京城，左右彩楼中千百妖童涂粉墨，曳罗縠，骑假马假鹤，一齐唱曲而望之……。”[③b]此等演出盛况，使笔者想起了当时之著名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中所描写的乾隆十六年庆贺崇庆皇太后60寿辰的场景：[④b]
“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即张照——引者注）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自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竸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其于内廷诸喜庆事，奏演祥征瑞应者，谓之法宫雅奏。其于万寿令节前后奏演群仙神道添筹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九九大庆。”[⑤b]这段史料提到的“院本”，泛指短剧、杂剧、传奇等等。《月令承应》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节令戏。是时，宫内的各种节日一年中近30个，每个节日都要演出相应的剧目，如七月初七的剧目有《双渡银河》、《银河鹊渡》等。属于这一类的戏，内容广泛，数量很多。其中，有些戏经过历代艺人加工修改，成为京剧等剧种的重要剧目，《混元盒》就是其中一例。《法宫雅奏》和《九九大庆》虽都属于《庆典承应》，但它们之间确含不同内容，乾隆四十五年，朝鲜使官、著名学者朴趾源在其著《热河日记》中开列出了清宫剧目80出，[⑥b]其中，属于《九九大庆》剧目的有《五方呈仁寿》、《司花献瑞果》、《百岁上寿》、《圣寿绵长》、《万寿无疆》等；属《月令呈应》的剧目有《广寒法曲》、《会蟾宫》、《玉女献盆》、《西池献瑞》等。另有些剧目还有待于同宫廷档案进一步核实、归类，互为补充，显然，上述内容都是我们研究清代宫廷戏剧文化的宝贵资料。
以上各类戏曲内容虽广，数量虽多，但均属承应喜庆，例行公事，远不能满足熟知中国文学与历史的乾隆帝等皇室成员的更高要求。于是，乾隆帝亲自命令编演的“历史大戏”，堪称是对当时、特别是后世戏曲影响最为深远的剧目了。
这些“历史大戏”包括张照主撰的《劝善金科》和《升平宝筏》，周祥玉主撰的《鼎峙春秋》与《忠义璇图》，王廷章主撰的《昭代萧韶》。此外，还有《封神天榜》、《平龄会》、《楚汉相争》等，以上这些剧目多数为10本240出，确属大戏。柳得恭的“一旬演出《西游记》，完了《升平宝筏》筵”即是明证。同时，由于乾隆帝酷爱戏曲，从而使不同年代的《燕行录》中既有对“庆典承应”戏的记述，也有对“历史大戏”的描写。柳得恭，朴趾源等朝鲜使官的诗文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乾隆朝的宫廷戏剧文化正处在鼎盛时期。
二
康乾盛世的百余年间，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民间戏剧文化也在蓬勃发展。前文述及的以正使随员身份使清的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在著录了宫廷剧目的同时，还记述了他在民间所见到的戏台与观众：
寺观及庙堂对门，必有一座戏台，皆架七梁，或架九梁，高深雄杰，非店舍所比，不若是深广，难容万众，凳桌椅几，凡系坐具，动以千计，丹艧精侈，沿道千里，往往设芦簟，为高台，像楼阁宫殿之状，而结构之工，更胜瓦甍，或扁以中秋庆赏，或扁以中元佳节。小小村坊，无庙堂处，则必趁上元、中元，设此簟台，以演诸戏，尝于古家铺道中，车乘连络不绝，女子共载一车，不下七八，皆凝妆盛饰，阅数车皆村妇之观小黑山场戏，日暮罢归者。[①c]
有些朝鲜使节在谈到民间舞台之时，广及其剧场、剧种、剧目、戏班、演员、观众及自身感受等。这里，笔者择其要者，以金昌业之著为例。
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业以上使军官之职使清，他就以上多项内容在其著《老稼斋燕行日记》写道：
戏屋之制，长仅三丈，广二丈许，上皆覆簟，去地六七尺，铺板为棚，分其前半为轩，后为室，室三面围簟为壁，室轩之间隔以帷，凡戏子共十余人，而惟登场者在轩，余皆在室中，每扮戏自室中出来，其换服色又还入室中，盖戏具皆藏室中也。其登场者，每到节拍换处，辄引声唱曲，室中诸人皆应声相和，丝管伴奏，声甚清婉可听但歌曲辞意不能解，殊无味，盖戏子所唱辞曲，惟此处人不能皆解，……盖其辞皆句语而或杂迷语故也。闻戏子皆从南方来，无远不到，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皆有戏屋，而其无屋处皆临时作簟屋设戏，多至十余日，小或数日而罢，又转而之他所，至男女奔波，或自数十里外来观，观者皆施钱财，费亦不赀，然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劝惩，……以此观之，戏子亦不可无也。[②c]是时，作者在永平府一带小住，他看的戏有《班超万里封候》《风波亭》、《姜女寻夫》等等。
这里所说的戏班来自南方，共由十几个人组成，阵容少而精，这就要求每一个人都须一专多能。他们以演昆弋为主，“凡州府村镇市坊繁盛处”，无处不到，当属跑码头性质，挣得几个辛苦钱。一个普通戏班不远千里，从南方来到北国，顶风冒雪，在各地尽力表演，很多观众奔波数十里，专程来看演出，说明了百姓的需求进一步促进了民间戏剧文化的发展。同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康熙、乾隆二帝爱好并提倡昆曲等剧种有直接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所说的轩、室，即我们今天常提的前、后台，前台自然以舞台为主。其所述剧种，应属昆弋。康乾之际，昆曲因其唱词过于高雅难懂等原因而越来越失去群众。其时，满汉等族的人民评论说：昆曲“今之阳春矣，伧父殊不欲观。”[①d]上引著述中的“殊无味”，即已含此意，“歌曲辞意不能解”者，不仅指使官本人，更包括当地的普通观众，这段记载和作者的评论为我们加深认识昆曲走向衰落而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此次中国之行，使金昌业和职为军官折冲的崔德中于沿途城镇乡村不断看到演戏之处，如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自宁远行，……至东关驿宿，未明发行，西门内有一采阁在路左，制如丁字，驿卒言是戏子屋也。自是，凡市镇热闹去处，多有此屋，而亦必在于寺观门前，雕梁画栋，照耀街路。”次日，“至两水河宿，平明发行城外，有一小庙，……庙门外有戏子屋，而金碧之丽，与庙埒。”[②d]次年三月初二日，崔德中记道：“朝站路左又设戏子之具，使行驻马，暂观而行。”“黑山北城外有小刹，刹前又设戏子台，方张弄戏，故余与某某人往见。”[③d]这些记述加深了我们对当时民间戏剧文化繁荣景象的认识。
“点戏”是清代戏剧演出中特有的习尚之一。乾隆中期，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在“东归至玉田县”时，对此有了亲身的体验和不同一般的感受：
（那日）见街上设簟屋张戏，乃与数两银，拈戏目中《快活林》以试之，乃《水浒》传武松醉打蒋门神事也，比本传小异，或谓戏场之用别有演本也，此其器物、规模视京场不啻拙丑，而既识其事实，言语意想约略解听，则言言解颐，节节有趣，令人大欢喜而忘却，然后知一世之狂惑有以也。[④d]
一出武戏令洪大容有“大欢喜而忘归”之感，说明他很喜爱中国的戏剧，同时，他还以此与京师的演出情况进行了比较，这同他于乾隆三十一年正月初四在北京前门外戏园看戏的体会密切相关。
作者在《场戏》一文中不仅详细记录了前门外戏园的数目、规模、舞台、观众席等情况，而且又生动描述了买票、找座、观众的服饰、反映等见闻，这些内容对我们研究清人社会生活、民间戏剧文化均很宝贵。下举一例：
凡欲观戏者，必先得戏主标纸粘于桌上，乃许其坐。一粘之后，虽终日空座，他人不敢侵，标座既满，虽光棍恶少不欲强观，俗习之不苟也。始入门，门左有堂，有人锦衣狐裘，设椅大坐，傍积铜钱，前置长桌，上有笔砚及薄书十数卷，红标纸数十口，标纸皆印本，间有空处，余就面致意，其人曰：“戏事已张，来何晚乎？”无已则期以明日，强面后受铜钱五十文，取标纸填书空处，曰：高丽老爷一位，又书钱数，余受而入中门，中门内又有椅坐者，亦辞以座满。良久，呼帮子与标纸帮子由层梯引余登楼，遍察诸桌，无空处，余请于帮子少坐，以待座主。盖余自初强聒，既大违其俗，乘虚攘座，……其戏主及帮子许之，若不欲拘以礼俗然也，同坐皆相顾避身，亦有厌苦色。
时过年才数日，一城衣饰既鲜，况观戏者多游闲子弟，是以楼上下千百人玄服红缨，已为戏场之伟观也。盖一场人山人海，寂然无
声，虽缘耽看，俗实喜，静至戏事浓奇，齐笑如雷。[⑤d]
经过这位朝鲜使官之笔，全场观众的看戏实况已跃然纸上！
三
道光年间使清的朝鲜使节们，对于这一时期的清代戏剧文化著录系统而完整，同时，他们以审视的目光在评价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戏剧之时，并与本国的演出、观众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应予借鉴学习之处。
道光九年（1829），正使从事朴思浩首先记载了当时的剧场和演出情况：
演戏厅设大阁三层，上层环以栏槛，下层铺以长杠，如鱼鳞排错，中层设戏台，口面（正面之意——引者注）设幔，幔中备置各种戏具，每设戏自幔出入，一戏才罢，一戏继出，外设一小门，观戏之人入门便收钱，钱多者坐上层，钱小者从下层。”
（演出之时）每设一戏，必先挂一牌，以示其名目。而形容当时之事迹，又杂以谐谑，以供玩笑。
初见宝座，如天高排宴，……击缶而歌；忽变为青油王帐，拥盾直入，撞破玉斗，剑舞翩翩；忽变为拔剑击柱，醉酒妄呼；忽变为宫妆细马，绣辇影从，唱清夜游曲；忽变为画布层城，麾兵斩关，或铁骑突出，刀枪齐呜，或楼舡扬帆，旌旗绕城，或沉舡破釜，横槊赋诗，或文人词客，临水赋诗，或美人拥搂，唱玉门曲，或羌笛弄春，红妆落泪，或马头弹曲，音调凄凉。大抵演戏之妙处，专在于驰逐回旋之际，言语酬酢之间。观戏之人，有时哄笑如雷。[①e]
是日，这位正使从事所看的戏目有“鸿门宴”、“赤壁大战”、“昭君出塞”、“琵琶行”等。
关于当时剧场的情况，时人张际亮（即华胥大夫——笔者注）的记述可与朴思浩之著录相互补证。他写道：
凡茶园，皆有楼，楼皆有几，几皆曰“官座”。右楼官座曰“上场门”，左楼官座曰“下场门”。……楼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座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座百钱，曰“茶票”。童子半之，曰“少票”。署曰“童子不卖少”。乐部登场，坐者毋许径去，署曰“开戏不倒票”。官座一几，茶票七倍散座。[②e]
与朴思浩同年使清的一位姓名不详的朝鲜使官阐发了他看过几场戏之后的感想和评价。他在七月初四的日记中说：
戏可观而语言解甚。宛然其交锋之戏，枪刀闪烁，非手法之精熟者未由如是踊跃！斤斗滚滚，交接之际，不觉怵然。[③e]
是日武戏演出的精彩、高超之状，令这位使官赞叹不已。
在了解中国戏剧文化之时，如何克服语言障碍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朴思浩则高于这位同行者。他强调戏虽好而“我国之人语音不通，坐如泥塑人，不识何状。余心生一计，招所亲邻铺人张青云，使之一一替传其语，又使一译译张也之语而听之，一边见其名目之牌，想像其事迹而观之，稍可领略而疑者阙之，竟夕而罢。”[④e]
朴思浩认为朝鲜应当学习清代中国剧场的规制。例如，剧场内“一无争坐之弊，或者起去，复还坐，处固自如。”再如，“上下层坐处尽满无隙地，则守门者不许人添入。”三如，“阁中井井有序，亦无喧哗纷还之弊，终日观戏，坐吃果糖酒肴之属，中国之人虽戏场也有规模，是则可法也。”[①f]
广德楼，这座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西口路北的戏园，历经嘉道咸同光宣六朝，跨越了3个世纪，至今仍存（即今之前门小剧场——笔者注）。道光间，“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指秦腔班——引者注）相杂适均矣。”[②f]《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作者在解释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时说：“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属于大栅栏内者五处：曰庆乐、曰庆和、曰广德、曰三庆、曰同乐轩。”
有趣的是，道光十三年，朝鲜使团之书状官金景善于正月初五日详细记录的就是在广德楼看戏的情景和感触。是篇全文多达近3000字，当属《燕行录》中著录清代戏剧文化周详者之一。这里，笔者以其对戏园的建置与经营、舞台规模与剧场实况、同本国戏剧文化之比较等五个方面做一简介与分析。
1.戏园建置与经营。
凡演戏之处必有戏台，其出财营建者谓之戏主；其创立之费银已七八万两，又逐岁修改，招戏子设戏，收息，上纳官税，下酬戏雇，其余则自取之，其收钱之多可知也。[③f]
上文曾提到朴思浩和一位不知名的朝鲜医员的著作，现在，我们将他们二人和金景善的日记综合判断，可知，他们每人所到过的戏园肯定不止广和楼一处，既然如此，“昔年戏班不专主于一园，以四日为一转，各园约各班轮流演唱。故观众须记某日为某班，在某园也。”前文述及，如广德楼之规模者，演戏必以徽班为主，而道光时，京师称三庆、四喜、春台、和春为“四大徽班”。[④f]三庆以演《三国志》等联台本戏见长；四喜“专工昆曲，其中旦角最好”；和春“专演联台彭公案、施公案中事迹，所谓短打戏也”；春台“亦以武戏见长，……当年此班称盛。惟嵩祝成虽非大班，能与四大班抗衡，而持久不衰，光绪初尚存。盖约脚人活跃，每日调整戏码花梢，能使观众趋之若鹜也。”至此，我们可以从金景善等三位使官在京师看戏的次数、对所看过的戏的描述和他们开列的剧目诸方面看出，他们分别看过“四大徽班”或其中几个徽班及其它戏班的演出当属无疑。所不同的是，金景善于道光十三年在京时和春班已报散。
2.舞台规模和剧场实况。
戏台之制筑辄为广厦，高可六七丈，四角均齐，广可五六十间，间皆长梁，就北壁下截九分一设间，架属以锦帐，帐左右有门，门垂帘子，盖藏戏具而换服之所也。帐前向南筑方坛，周可七八间，此则演戏之所也。自方坛前至于南壁下，叠置长凳，前者稍低，后者渐高，使观戏者鳞距便于俯观也，南东西三壁别作层楼，每一间各有定贳，南壁正中最上楼贳为白银十两云，南壁西隅只设一门，一人守之，观者到门先收钱，乃许入，观者之众寡，债为之低仰，戏事方始。
实际上，作者的记述不仅较朴思浩等人更加周详，同时，层次也很清楚，即：剧场、后台、前台、观众席（楼下、楼上），收费处。
3.比较中朝戏剧文化。金景善认为：①清代之“场戏者，既如我国山棚戏，自古有之。”②在广德楼等处，“观到剧处，齐笑齐止，无或喧聒，虽淫亵嬉慢之中，节制之整严，有如师律之不可犯，亦足见大地规抚之一端。东俗则凡系观光大
，阔衣簇立数匝，喧哗不止，加以饼饵酒草沽口之声，半之后来者无由观听，挤挨不已，甚至于投石相扑，视此岂不愧哉！”③舞台上，“又有二人，服饰如我国官服，从帐中出，分坐东西椅。”“又有戎装者，一队出来，其中四人，头戴小帻，如我国战巾样，身披黑色短后衣，各持双剑对舞。”
4.观后感和所录剧目。是日，金景善在广德楼看的是“地理图”、“金桥”、“杀犬”、“跪驴”、“英雄义”等五出，作者通过对上述诸戏的生动描写，表达了自己的观后之感。限于篇幅，仅举二例。首先，舞台上各持双剑对打，“始缓渐急，手势烂熟，芒锷闪烁，浑如梨花乱飞，或不见人形，踊跃击刺，真若有杀伐之气，诸乐工呜金鼓以助势，观者皆悚懔畏缩。”其次，“又有四个美女，亦出而舞剑，能与男子对敌，比向者剑舞尤为绝奇，观者不能正视，乃以筋斗角抵等戏杂之，使观者应接不暇。”上述这些对当时演出的直观而绘生绘色的记录，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徽班进京之后、京剧姓“京”之前的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除以上“英雄义”等5出剧目外，作者在《诸戏本记》内又记录了30出，他特别说明“自沿路至北京，见人家往往蓄戏本、杂录皆版本也，其名不可胜记，而撮录若干条，余皆仿此。”应当指出：在这35出戏目中，除节令戏、庆典戏、昆曲之外，当时徽班演出的一些剧目已很接近于我们今天常见的京剧剧目，如“黄鹤楼”、“盗令”、“星坛祭风”、“地理图”、“英雄义”等等。当然，作者以30个戏本而得出“余皆仿此”，系不够全面。
5.戏剧的作用。其一，“汉官威仪，历代章服，遗民所耸瞻，后世所取法者在于此，则非细故也。”其二，“且以忠孝义烈五伦全备等事，扮演逼真，词曲以激扬之，笙萧以涤荡之，使观者愀然如见其人，有以日迁善而不自知此其惩劝之功。”
关于如何看待清代戏剧文化的功效和作用，金景善所论同前文论及的“北学派”先驱洪大容在其著《湛轩书》所言不仅观点相同，而且其内容、文字也几近一致，显然，金景善之论源于洪大容，因此，他们的观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需要强调者，即金景善在中国由看戏等事而感悟人生世事，道出了“浮生万世无非戏剧”的感慨。
四
一部《燕行录》，多达数百种，直接而密切地联系着中国的明清两代。目前可见到的百种左右。这些在韩国列为同一名目下的著作全方位、持续不断地向本国介绍、评述着中国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诸多方面的情况，它们的直笔、全面、完整等特点，同样反映在他们著录的清代戏剧文化之中。
自1644年清廷入关，定都北京，每一届来华的朝鲜使团的成员，他们将其亲身经历的诸多内容，或整理成文，报告朝廷；或著录成书，刊行于世，他们虽然对满族建立的清王朝还有其传统看法，但在自己国内报告和著书时无需讳言，怎么看就怎么写，怎么想就怎么说。例如，洪大容、金景善等朝鲜著名学者在评述清代戏剧文化的内容、功效时就曾发出“惟陆沉以来”、“遗民所耸瞻”的感叹。是时，洪大容使清正值乾隆盛世，金景善则在洪使清70年代后来华。在此期间，清代已由盛而衰，可是，他们的感叹并未因清王朝的变化而改变。纵观已见到的多种《燕行录》，直笔、直言是其一大特点，正因为如此，他们留给我们研究的诸多史料就更加重要。
一般来说，戏剧文化是由剧本、演员、舞台、观众诸要素组成。结合本文之前三部分所述，可知，有些《燕行录》的作者很注意这四个方面，有些作者由于各种原因，虽然对以上诸要素记述得侧重面不同，但是，当我们对其著述加以综合、深入研究之时，尤其是当我们将目光注视到他们所记的戏剧文化、节庆文化、民俗文化、宫廷文化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文献，从而使我们对《燕行录》的全面性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其时，由于朝鲜与清代的不同一般的关系及他们在使清方面的有关规定，从而使其在《燕行录》中所体现出的朝代完整性同样反映在清代戏剧文化之中，如康熙朝、乾隆朝、道光朝等等，上述各朝在清代戏剧文化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当然，仅就目前所见到的《燕行录》，清代各朝之间尚有中断，然而，这正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明确了探索目标。
注释：
①a 柳得恭：《滦阳录》卷二，《圆明园扮戏》。韩国庆南大学校图书馆藏《辽海丛书》本。
①b 《中韩关系史论文集》第418页，台北南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1981年12月版。
②b③b 《滦阳录》卷一，《扮戏》；卷二，《结彩》。
④b 详见《檐曝杂记》卷一，《庆典》。
⑤b 昭连：《啸亭杂录》卷一，《大戏节戏》。
⑥b 朴趾源：《燕
集》卷十四，《别集·日记·戏本名目记》。韩国景仁文化社1974年11月版。
①c 《燕集》卷十二，《别集·日记·戏台》。
②c 《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七，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燕行录选集》，国译本1967年版。
①d 李声振：《百戏竹枝词》。
②d 《老稼斋燕行日记》卷三。
③d 崔德中：《燕行录·日记》，韩国成均馆大学校编：《燕行录选集》，1962年版。
④d 洪大容：《湛轩书》卷十，《外集·燕记·场戏》。
⑤d 洪大容：《湛轩书》卷十，《外集·燕记·场戏》。
①e 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②e 华胥大夫：《金台残泪记》卷三。
③e 未名：《赴燕日记》、《往还日记》。
④e 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①f 朴思浩：《心田稿·留馆杂录》。
②f 杨懋建：《梦华琐薄》。
③f 金景宪：《燕辕直指》卷之四《留馆录·中》。
④f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