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方言中成语的性质_方言论文

论汉语方言成语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成语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从古今汉语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书面语的研究比口语的研究更深入，通语的研究比方言的研究更深入。这是基本事实。正因为如此，尽管汉语方言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可在学科内部不少方面的研究还是赶不上汉语通语的研究。比如，在汉语通语词汇研究领域，不仅建立了“汉语词汇学”，而且建立了“汉语熟语学”“汉语语汇学”，专门以汉语通语中的熟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等）为对象展开深入研究，可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针对方言熟语进行研究的论文却较少见诸报刊文献，有关的专著和教材中也很少论及这方面的问题，①当然更谈不上有“汉语方言词汇学”“汉语方言熟语学”乃至“汉语方言语汇学”的创立了。本文拟对汉语方言成语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正是想在汉语方言熟语的研究方面尽一点心力，希望能为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一点有益的资料。

本文所谓的“汉语方言成语的性质”，是指在汉语方言学的视角下，汉语方言中的成语区别于汉语方言中其他熟语（如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的根本属性。②我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在目前汉语学界对汉语方言中是不是也有像汉语通语成语那样的语言单位，以及这些单位是不是也可以称为“成语”等等，存在不一致的意见，有必要对汉语方言成语的性质进行进一步的审视、做出新的鉴定。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是，借助现代汉语通语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对汉语方言成语的性质展开考察，并对汉语通语成语和方言成语的性质进行比较，确立对汉语方言成语性质的明确认识。

1 学界对汉语方言成语性质在认识上的分歧意见

随着汉语方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研究触角已经由对方言的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延伸到了熟语的领域，开始对方言中的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熟语展开研究。比如对方言成语的研究成果就越来越多。可是，这里面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方言成语的性质进行鉴定和认识，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的学者认为既然方言中的成语不具备书面语色彩，就不该用以书面性为特点的“成语”来命名它，有的学者则认为，方言成语和通语成语很相像，可以称之为“成语”，还有的学者则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把方言成语径直称为“四字格”等。为了便于更好地展开讨论，下面把我们所见到的材料列举如下。

其一，认为方言成语不能称作“成语”。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材料有：

刘洁修《成语》(1985)认为，“大多数的俗语，尤其是那些方言俗语，都不应看作成语”。[11]18

王立和《吉林方言中的四字格俗语》(1994)认为：“这种特殊的四字格语言单位虽与成语相似，但还不能称其为成语，更不是什么方言成语。”认为“吉林方言四字格俗语与成语的共同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的定型化”，二是“意义的整体性”。认为“吉林方言四字格俗语与成语的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成语源远流长”，“或出于史书经传，或来自于口头流传，除新成语外，都具有历史性”，“是有据可查的”，而“吉林方言中的四字格俗语则不然，它是现代人创造的，是广大劳动群众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习惯用语”，“查不到出处”。二是“成语具有书面语特点”，吉林方言四字格俗语具有口语特点。三是“成语具有通用性”，吉林方言俗语具有地方性。[23]

蔡文婷《浅谈东北方言四字格的结构及修辞特点》(2006)认为：方言四字格“因为其语义的浅显俗白未能进入成语的行列”。蔡文还认为，东北四字格自身具有数量大、结构固定、意义整体的特点。[2]

就我们所见，反对把方言成语称作“成语”的，材料不是太多，但正如上文所示，反对者的态度是很明朗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这说明言者对方言成语不是“成语”的感觉是十分清晰、真切、肯定的。

其二，认为方言成语可以称作“成语”。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材料有：

靳雨《忻州方言四字组俗语的构成方式和修辞特色》(1986)：“忻州四字组俗语是忻州人口头上常用的成语，它和一般俗语一样，具有群众性、口语性以及结构上的相对固定性等特点。”“忻州四字组俗语数量多，应用范围广。它在修辞上最明显的特色是同义现象丰富，表达十分细腻。”[7]

张文轩《兰州方言中的成语——兰州熟语简介（二）》(1986)：兰州熟语中有四字格形式的熟语，“这类四字格熟语都是由几个词组成的，但都表达了一个整体意义，同词一样，在句子中被整体使用，充当某一个成分”。“这类熟语的结构形式是固定的，里面的字词不能随便增加调动。”“很明显，这类四字格的熟语具有成语的基本性质。我们从历史文献中往往难于找到其来源，它们活跃在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它们是兰州地区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成语。”“兰州四字格成语的构造形式基本上和普通话中书面来源的成语是一致的，不过也有它的特点。”“总之，兰州方言中四字格的成语从结构上来看，同普通话来自书面语的成语一样，联合式的最多，联合式中动宾关系的又占绝对优势，叠字式和衬字式的数量较少，地方色彩较浓，外地人不容易理解，因此，要之进入普通话，也必然会更加困难一些。”[38]

郭建荣《胜溪俗语·第三章四字组成语》(1991)认为：“在孝义方言语汇中，有一类由四个音节按照一定的规律搭配起来的结构，如‘撇眉擞眼舞眉弄眼’、‘蛆心搅肚存心不良’、‘悠悠昏昏头晕眼花’等等。这种形式类似于普通话中的成语，不过它口语性更强，我们管这类俗语叫四字组成语。”“孝义四字组成语是孝义人口头上常用的俗语，它和一般俗语一样，具有群众性、口语性以及结构上相对固定等特点。”[3]

邢向东《神木方言四字格的结构和语法、修辞特点》(1992)认为：“方言四字格是方言区人民口头创造、口语中运用的成语，它们结构定型，意义凝炼，运用灵活，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口语表达。”[29]

吕世华《包头方言四字格成语的构成方式》(1991)认为：“包头方言四字格成语的构成方式和普通话四字格成语相似，一般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动，但也有其不同之处。其结构方式主要包括相加式、单一式、重叠式、交错式、附加式五种形式。”[14]

汤志祥《广州话四字格词语研究》(1993)认为：“作为粤方言代表的广州话和普通话一样，有着一大批由四个汉字组成的‘四字格词语’。这些词语的结构、语用和语法功能和普通话成语有不少相同点，充分显示了方言和民族共同语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广州话四字格词语的语源和词素构成有着鲜明的地域和人文色彩，使其表情达意甚为生动传神，幽默隽永。”“这些词语言简意赅，生动传神，一直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以及日见增多的广州方言小说、戏剧中。”“因此可以说，这些‘四字格’词语是广州话中的‘成语’，是汉语宝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值得琢磨研究一番。”“和普通话的四字格成语一样，广州话的四字格成语也具有结构固定，寓意凝聚的特点，字眼不可经易改换，语意也不能光从字面上去理解。”“仔细观察一下这类词语的构成，不难发现，其结构与普通话成语之构成有很多共通之处。”[22]

姚勤智《平遥方言成语例释》(1999)认为：“平遥方言无论是音系还是词汇，都比较特殊。就词汇而言，平遥方言中的词语十分丰富，其中四字词就特别多，作用和普通话中的成语相当，本文姑且把它叫做成语。”“本文记载的是平遥北部农村一带的方言，收词以当地老百姓的口语为主。”文章认为平遥方言成语具有五方面的特点：（一）意义相对完整。（二）结构相对固定。（三）带有很浓重的口语色彩。（四）地域色彩浓重。（五）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古代成语。[34]

姚勤智《平遥方言四字成语的构成方式》(2003)认为：“平遥方言中有非常丰富的四字格成语，常用的有一千多条，其构成方式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复合式、重叠式、附加式、‘圪’字式四大类”，“山西中区方言（包括太原、清徐、平遥等21个县市）（侯精一，1999）中的四字格成语非常丰富，其构成有较大的一致性，这也可以说是晋语的特点之一。平遥方言中的常用四字格成语约有一千多条，这些成语绝大多数是普通话中所没有的。但有些成语在古典文献中可以找到例证，举个例子，‘花马掉嘴’一词，现在一些词典，包括现在使用比较广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没有收录，可见这个词在现在已经不用。但在《红楼梦》中第六十五回就出现过。因此研究这些成语对晋语词汇的研究，乃至于与古近代汉语词汇的渊源关系的研究无疑是有好处的”。[36]

任志萍《四川方言中的类成语短语分析》(2001)：“本文主要分析四川方言中的一种由四个字构成的短语。”“这些短语是四川方言中的短语，为四川人历代相习沿用。一般为四字语，从形式上看，它们有一定的格式，结构比较固定，总是作为现成的单位来使用，一般不能拆开，很像成语。可是严格地说，它们又没有成语那样的凝固、定型，内部某些成分有的可以变换。从意义上看，其含义大都可以根据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与成语意义的整体性不同。从来源和使用上看，它们主要来自民间，而且一直活跃在民间大众的口头，这与成语也不太一样。因此，我们把这样的四字短语称作‘类成语短语’。”[18]

徐波《舟山方言俗成语修辞考察》(2002)认为：“俗成语也可称‘四字组俗成语’，属于熟语范畴。文中所谓俗成语是指：在某一区域惯常通用的，具有固定的结构、整体性的语义和形容词性语用价值的四字组词语。这种俗成语一般通过比喻途径，描摹、形容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由于这一种语言形式来自群众的日常生活，故方言中的俗成语确实更能反映其全貌。俗成语与成语之间的差异大致有二：一是来源差异。汉语成语大都有出处，诸如来自神话寓言，或历史故事，或诗文语句等，仅一部分来自后世口语；而方言中的俗语恰恰相反，仅一小部分来自当地民间传说故事，而大部分源自民众的日常口语，是某一地域民众沿用日久后习以为常的口头四字组成语。二是界定标准上的差异。汉语成语大都结构齐整，而且凝固性强，不能任意变动词序或抽换、增减其中的成分，可以说其界定标准相对严格些。而俗成语的结构则有如下特点：首先是结构形式更灵活，如不仅有实语素与实语素、实语素与虚语素（语缀）构成的，还可以是全由语缀构成的（称‘全缀式’）。其次是部分俗成语的结构可以变，而且有的俗成语本身就是由双音节形容词扩展而来的，如墨擦铁黑／墨黑、蜜得斯甜／蜜甜、落落直直／落直、体体汰汰／体汰等等。由于这两个原因，俗成语的界定标准就比成语要宽泛些，只要是四字组相对固定的形容性短语均可罗列其间。”[31]

林华东《闽南方言成语简论》(2006)认为：“汉语方言成语是汉民族共同语地域方言词语的组成部分，它体现着区域语言文化特色，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之下的区域性传统文化生活的表现。”“闽南方言成语是闽南方言熟语中的一类，依据汉语成语的通常看法，我们把方言成语也界定为四字组特殊词汇。闽南方言成语体现了闽南人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反映了闽南人的语用背景和审美情趣。闽南方言成语与普通话成语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一些不同点。”“从闽南方言和普通话成语的比较看，至少有两个不同点。其一，成语的来源不同。”“其二，成语的使用场合不同。普通话成语主要在书面语中使用，只有少量源自口头俗语或较口语化的成语才经常在日常口语中出现。”[10]

以上材料显示，主张把方言成语称作“成语”的学者不少。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各位学者在这一学术观点上的态度还是存在细微差别的。细分当是两种情况。一是观点鲜明、态度坚决、身体力行者，文中能直接使用“方言成语”这样的称说，如张文轩、郭建荣、吕世华、姚勤智、林华东。这其中还有“类成语”（任志萍）、“俗成语“（徐波）的叫法，说明这些学者体会到方言成语和通语成语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二是观点已经亮明，认识到方言成语就是成语，但行文中不这样称说者，如靳雨（称“方言四字组俗语”）、邢向东（称“方言四字格”）、汤志祥（称“四字格词语”）。这里应当特别关注的是，汤志祥在《广州话四字格词语研究》一文中认为，广州话四字格词语是广州话中的“成语”，可有趣的是，此文的标题是“广州话四字格词语研究”，到了文中几部分的小目却分别是这样的：“一、广州话四字格词组的构成”“二、广州话四字格成语的语源和语用”“三、广州话和普通话的四字格词语”。这说明作者在行文时对这类语言单位还是没有一个很稳定的认识。理性地认为应当称作“四字格成语”，可在行文中却又不由自主地称之为“四字格词组”或“四字格词语”。这些情况显示，这一部分学者在认为方言成语应当称作成语的态度上还不是十分肯定和坚决的。

第三，认为方言成语是“四字格”。这方面的代表材料有：

侯精一《平遥方言四字格例释》(1980)：“本文收录了平遥方言四字格近四百余条，这些条目大都是北京话不说的。”[4]

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四字格俗语的构成》(1999)：“四字格俗语在口语中使用的非常多，常用的条目约在一千条以上。其中并列四字格俗语条目最多，约占整个四字格条目的半数以上。因此，平遥方言的四字格俗语突出给人以对仗工整的感觉。”“有些四字格俗语虽然比较接近书面语，听起来文绉绉的，但也都是口语中常说的。”[5]339

邢向东《神木方言四字格例释》(1993)：“方言四字格的大量存在和复杂多样是晋语的词汇特点之一。本文例释属于晋语的陕北神木方言四字格一百六十余条，比较全面地反映其结构、句法、语义和修辞特点。”[30]

寿纪芳《绍兴方言中的四字格》(1998)：“绍兴方言中拥有丰富的词汇量，其中有很多以四字格出现的‘口头禅’，大都是修饰性的固定词组，颇为引人瞩目。其中有些已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进程，通过了千百年口耳相传、世代因袭，积沉至今的；有的则是随口的即兴式创作。”“绍兴方言中四字格隶属于汉语词汇的次范畴——俚语型熟语。”[20]

马文忠《大同方言四字格释例》(1999)：“大同方言里存在着大量的四字式熟语，内容广泛，结构凝炼，人们在日常交际中经常使用，它使话语更生动，更风趣。本文收录了七百余条流行于大同一带的四字格，每一条先作简要的解释，然后举出例句。”[17]

李淑珍《山西方言四字格的语义特点及其认知研究》(2006)：“在山西方言语汇中存在着大量的四字格，‘常用的大概在一千条左右’，它们同谚语、歇后语、惯用语一起记录了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研究山西方言和民俗的重要资料，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与普通话中的雅成语相比，方言四字格在表达方式上较为直白，多直接描写事物，较少有历史文化积淀，但也有部分四字格与当地人文地理环境紧密相关，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9]

这一类学者把方言成语称为“四字格”，对“方言成语是成语”的观点采取了“中立”态度，不肯定也不否定，这显示了学者们严谨治学的态度，不愿轻易下结论。从时间上看，从1980-1999的20年时间里，侯精一先生一直持“四字格”的观点，邢向东先生则从1992年开始就认为方言成语是成语，可一直到2002年出版的《神木方言研究》里仍然以“四字格”立目，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了言和行的相对独立性。

2 对汉语方言成语性质在认识上产生分歧意见的原因

综合起来看，上述三方面的观点就是针对汉语方言中类似汉语通语成语的那类熟语，有的认为具有成语的属性，应当也称作成语，有的则认为不具有成语的属性，不能称作成语。表面看来，这两种意见是针锋相对的。其实，这两种意见的判断依据却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参照汉语通语成语的性质对方言中这类熟语的性质做了一种判断。所不同的是，在做判断时所强调的方面不同，所以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下面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双方做判断时的思路，从而揭示意见分歧的原因。

我们先看现代汉语学对汉语通语成语性质的认识。

“成语”作为一个汉语的普通词汇出现较早，至今应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③可是它以现代汉语学术语的身份出现，用来称说一种语言单位，应当是在百年之内的事。正像对其他许多事物的认识一样，对成语性质的理解和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且，至今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不过，对成语性质的认识，还是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具体说，大致有如下一些。

其一，认为具有很强的书面语色彩，是成语区别于其他熟语（如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的一个重要属性。所谓书面语色彩，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数成语来源于古代的书面语，二是成语通常在书面语中使用。比如，在教学界影响巨大的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就很有代表性，教材认为，“成语是一种相沿习用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惯用语是指人们口语中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歇后语是由近似于谜面、谜底的两部分组成的带有隐语性质的口头用语”。④

其二，认为四字结构是成语结构的常态。《现代汉语词典》认为“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这是很具代表性的。温端政先生《汉语语汇学》还主张：“所谓成语，实际上是四字结构的描述语加上四字结构的表述语”，成语就是“二二相承的描述语和表述语”。也就是说，温先生主张四字结构是成语结构的唯一形态，认为成语是由四字构成的熟语中的一种。温先生的这一观点虽然显得比较“极端”，但实际是极有见地的。因为，这种观点在熟语内部的分类中极为有效，并且与汉语使用者的语感也是很吻合的。⑤

其三，认为成语结构具有很强的固定性。现代汉语学认为，成语属于熟语的一种，也就是说它是固定语（词组）的一种，与自由词组相比较，结构本身具有“固定”的特点。不过，和其他熟语（如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相比较，成语结构的固定性显得更强。通常情况下，定型的成语在使用过程中不能随意改变其结构，成语的内部结构成分不能随意更换、易位，成分与成分之间也不能随意添加另外的成分。

其四，认为成语语义具有很强的整体性。研究表明，多数成语的意义不是其字面义的简单相加，而是整体具有比喻义或引申义。比如“伶牙俐齿”，通常不是说牙齿好，而是形容口齿伶俐，能说会道。又如“杞人忧天”，通常是比喻不必要的忧虑，而不是真的在讲述古代杞国的一个人扣心天塌下来而寝食不安的故事。

其五，认为成语运用具有很强的通用性。由于成语本身具有书面语色彩，大多数情况下是在书面语中使用，使得成语难以产生地方变体，正如孙维张先生所言，“一个成语总是以自己的固定形式和意义通行全国的”。

很显然，主张方言成语不能称语的观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方言中类似于汉语通语成语的那种熟语，不像汉语通语那样具有书面语色彩，通行范围也很小，所以不宜称作“成语”。而主张把方言成语也称作成语的观点是在强调：方言中类似于汉语通语成语的那种熟语，在构成形式（四音节）、结构的固定性、表义的整体性等方面都和通语成语一样，所以应当也称作“成语”。

至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两种分歧意见都有能够自圆其说的严密逻辑，不存在逻辑推理上的问题。其分歧的根本原因不在对判断对象有无某种性质的认识上，而在对判断对象某些性质的看重和强调方面。而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两种意见的持有者都是从汉语通语学的视角来看待被判断对象的。在相同的视角下看问题，只要强调的重点不同，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都是正确的，当然，也就很难做到谁说服谁。

3 从汉语方言学视角看方言成语的性质

3.1 汉语方言熟语自成体系，方言成语与方言谚语、方言惯用语、方言歇后语相对当。

本文在开篇就说过，汉语通语学的研究要比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更加充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方言学是参照汉语通语学而建立的。也正因为如此，既然汉语通语学认为汉语通语中存在熟语系统，那么，汉语方言学就会顺理成章地根据汉语方言事实认为汉语方言中也存在自身的熟语系统，认为汉语方言中存在方言成语、方言谚语、方言惯用语、方言歇后语。也就是说，方言成语是与方言谚语、方言惯用语、方言歇后语相对当的，与通语中的熟语没有直接的对当关系。所以，在考察方言成语等各类方言熟语的性质时只在方言系统中进行就足够了，只要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性属性，就可确认为性质，也正因为有这些性质，所以就可确认各语类的存在，而没有必要去依照通语熟语的性质妄断方言语类的有无。

3.2 汉语方言成语和汉语通语成语相比，确实具有不同的属性。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汉语通语成语具有书面性、由四字组成、结构固定、表义整体、全民通用等性质，这些性质都是与通语熟语中的其他语类（如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相比较而言的。把汉语方言成语放到方言熟语的体系中进行比较，方言成语也具有由四字组成、结构固定、表义整体、全民通用（本方言区内的“全民通用”）等性质，但确实没有书面性。这是因为，所有的汉语方言都缺乏像汉语通语那样发达的书面语，通常只用于口语。汉语方言的使用和传承都是靠口语来完成的。为此，所有的方言词语都不具备书面性的先天条件，其中的成语也不能例外。以广州方言为例，正如汤志祥《广州话四字格词语研究》(1993)所说，“广州话四字格成语和普通话成语的一个很大差别是：由于方言文学作品的相对不发达，广州话四字格词语几乎没有源自某些文学巨制或古典寓言、故事的，大量的四字格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因此，有很明显的口语性和通俗性”。[22]

3.3 从汉语方言学视角看，“书面色彩”不是汉语通语成语最重要的属性。

局限在现代汉语通语学的范围内看问题时，总觉得汉语通语成语的“书面语色彩”特别显眼，正如本文附注④所列举出的那样，大家一致认为书面语色彩是成语的一大特点。其实，只要把观察范围稍微扩大，从汉语方言学的视角来看问题，就会发现书面语色彩并不是成语相对于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其他熟语类的最重要的性质，方言成语并没有因为它不具备书面语色彩而丧失了与其他熟语语类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随着汉语通语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现代汉语通语成语其实也存在“雅成语”和“俗成语”的区别。⑥所谓雅成语，就是那些来源于古代书面语的成语，如“四面楚歌”“亡羊补牢”“老骥伏枥”“大谬不然”“形影相吊”“惩前毖后”“捉襟见肘”等等。所谓俗成语，就是历代口头创作、口头运用的口语色彩很浓的成语，如“乱七八糟”“婆婆妈妈”“改天换地”“土洋结合”“轻描淡写”“实心实意”“说长道短”等等。诚然，说雅成语具有书面语色彩是恰当的，但说俗成语具有书面语色彩就显然不合适了。应当注意的是，俗成语的数量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有限，仅收录到刘玉凯、乔云霞编注的《中国俗成语（语海第四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版）中的俗成语就达8千条，可见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很明显的是，不断产生的新成语大多是来自民众口语的俗成语，俗成语的数量会越来越大。为此，我们有理由说，就汉语成语的整体来说，“书面语色彩”不是其最重要的属性，而且，随着语言的发展，全民文化素养的提高，现代汉语通语成语的口语色彩会加强，书面语色彩会逐步趋向淡化。

3.4“四字格”是一个所指宽泛的概念，用其指称通语成语不合适，指称方言成语也不合适。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最早对汉语“四字格”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是陆志韦先生的《汉语的并立四字格》，[13]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吕叔湘先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一文的有关内容。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姚殿芳、潘兆明《说“四字格”》[33]和马国凡《四字格论》[16]发表。姚、潘文认为，四字格是“由四个音节组成的词或词组。包括四音节的单纯词、复合词、成语、熟语、固定词组和临时搭配的四音节词语结构”。马文也认为，“四字格有的本身是一个多音节词，如‘慌慌张张’‘糊里糊涂’‘堂堂正正’羞羞答答；有的是一个词组，如‘八面玲珑’‘迥然不同’‘喝西北风’‘秘密结社’；有的是结合紧密的固定词组，如‘明目张胆’‘剑拔弩张’‘一成不变’‘袖手旁观’；有的是一个内部结构松散的一般词组，如‘赔礼道歉’‘捏一把汗’‘耍嘴皮子’‘文化教育’。从构词法的角度看，这些外部相同的四字格会产生词与词组的区别问题，即同样是四字格，甲在构词上是词，乙可能是大于词的词组，由此产生四字格的构词属性问题”。很明显，在语言学家们的心目中，四字格是一个指称范围相当宽泛的概念，完全不是成语的等义词。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用四字格来指称通语成语是不合适的（好在很少有人这么做，大约是大家都感觉到了这种不合适），同时，我们也因同样的理由认为用四字格来指称方言成语是不合适的。大名小用，指代不明，极易引起误会，理当避免。如果一定要说成语和四字格的关系，那就应当说成语是四字格大家族中的一类成员。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前文所列的材料中把方言成语称作“四字格词语”“四字格俗语”“四字格结构”等都应是不合适的。

3.5 把方言成语称为“俗成语”也是不合适的。

正如前文所述，汉语通语成语因其来源和运用等方面的情况不同而分别为“雅成语”和“俗成语”，这是合理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雅俗的分别是在通语成语内部比较而产生的，无论雅成语还是俗成语，都是通语成语，它们的分别是雅成语的书面语色彩浓些，俗成语的口语色彩浓些。有人把方言成语称为“俗成语”，显然是与通语成语相对称的，是把通语成语当成了所谓的“雅成语”。这就改变了“雅成语”和“俗成语”本来的含义，人为造成了指称上的混乱。所以说把方言成语称为“俗成语”也是不合适的。

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认真审视一下。人们常常把“方言”和“俗语”连起来用，说成“方言俗语”，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方言”和“俗语”是一回事。其实，在语言学里这两个概念是不应当混淆的。“方言（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本是和“通语（民族语言的共同语）”相对称的，而“俗语（口语色彩浓的词语）”和“雅言（书面语色彩浓的词语）”是在通语内部相对称的，无论雅言，还是俗语，都是通语。俗语并不是指地方方言（民族语言的地方变体）。所以，所谓的“俗成语”不能指代“方言成语”。也就是说，把方言成语称作“俗成语”是不妥的。就方言本身来讲，像汉语这样的方言，其内部本质上并不存在雅俗之别的问题，所有的方言都以口语形式世代传承，自然会口语色彩十分浓重，难得有一丝的“雅”韵（书面语色彩）。因而在方言内部就不存在“雅”和“俗”的对立：无所谓“雅”，也就无所谓“俗”，既没有“雅言”，也就没有“俗语”。所以，在方言内部的成语，也就没有所谓的“雅成语”和“俗成语”的分别。也就是说，若要用“俗成语”指称方言成语中所谓“俗”的部分，在理论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方言成语，就是方言中的成语，它和通语中的成语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分属于两个语言系统，彼此独立，各成体系。

3.6 对方言成语性质的理想表述

在汉语学中，对成语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对成语性质的认识和描述也有各种各样，但多数描述并不是很令人满意。比如富有权威性、代表性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成语是这样解释的：

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一般都有出处。有些成语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如“小题大做”、“后来居上”等。有些成语必须知道来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等。

细究起来，用“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来解释别的熟语（如惯用语）似乎还是可以的。而且，“定型词组”或“短句”，应当是两个概念。“定型词组”，似乎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固定词组”“固定语”，而短句则不知该如何准确理解（该词典本身没有出“短句”词条），似乎可以理解为“简短的句子”，也就是说成语是一种句子。再有，“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也就是说也有非“四个字组成”的成语，即汉语中不仅有“四字成语”，而且有“二字成语”“三字成语”“五字成语”等等。总之，这种描述，不能给人以概念明晰的感觉，总觉得对成语的性质和范围还是不好把握。

对于成语性质的表述我们认为还是温端政先生的观点最为妥贴。温先生认为，成语就是汉语语汇（熟语）中“二二相承的表述语和描述语”。⑧这个定义，言语简短而切中了要旨，抓住了汉语成语性质的核心部分，对于汉语语汇（熟语）内部语类的划分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我们认为，这个对成语性质的表述，既适合汉语通语成语，也适合汉语方言成语。汉语方言成语，就是汉语方言熟语中“二二相承的表述语和描述语”。

4 结语

总之，分析汉语方言的问题，虽然不应当无视汉语通语学的视角，但也不能以汉语通语学的视角代替汉语方言学的视角，最重要的还是要用汉语方言学的视角来分析汉语方言的问题。从汉语方言学的视角看，汉语方言中的成语，虽然和汉语通语中的成语，在属性方面有一些差异，但它在方言自身的体系中与方言内部的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等熟语相对当，理应称作成语，没有必要另立名目称作“四字格（组）词语”“俗成语”之类。当然，若与通语成语对举时，可以称作、也理应称作“方言成语”。

注释：

①比如近年来出版的具有相当影响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李如龙所著《汉语方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版）和中国高等学校文科21世纪新教材游汝杰所著《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版）中就很少论及汉语方言中的熟语问题。

②所谓性质就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528页）

③请参见温端政先生《汉语语汇学》（284页）：“‘成语’一词始见于唐·姚思廉《陈书·陈传》：言为心使，心受言铨；和合根尘，鼓动风气，故成语也。”

④对于成语的书面语性质，现代汉语学界似乎特别关注，不少重要的著作都很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问题在本文中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这里不惜犯“堆积资料”之忌，把一些重要的论述迻录于此。

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教材（1991版）认为“成语是长期习用的定型的固定语”，“跟惯用语、歇后语相比较，成语具有较强的书面语体色彩”，“惯用语是结构比较定型、意义有所引申、具有浓郁口语色彩的固定短语”，“歇后语是由近似谜面和谜底两部分构成的生动俏皮的固定短语”，“歇后语多来自民间，口语色彩较浓”。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教材（1993版）认为，“成语大多是历史故事、古代寓言的概括，或是书面语言中的名句形成的”，“还有一部分成语来源于古代白话写的语录和文艺作品，也有来自民间流传的成句的……”。并且认为，“谚语和成语都是精炼的语句，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成语书面性强，谚语口语性强。……第二，成语比谚语更定型化”。邵敬敏主编《现代汉语通论》（2002版）也认为惯用语和成语的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惯用语口语色彩浓，成语书面语色彩浓”。邢公畹主编《现代汉语教程》（1994版）认为“成语是固定语中的重要类别。在言语中，尤其是在书面语中，成语广泛被运用着”。马国凡《成语（修订本）》（1983版）认为，“成语”应和“俗语”相对称，俗语包括了谚语、歇后语等，“俗语以谚语为主体，口语性极强”，“成语所用的语言成分，带有强烈的书面语性质，像前面讲过的那样，成语中还保留许多书面语言（或文言）成分，一些成分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单独使用。谚语则相反，谚语中的成分更接近口语，通俗易懂，毫不晦涩”。刘洁修《成语》（1985版）认为，“书面语为成语，口头语为俗语”。孙维张《汉语熟语学》（1989版）分析，成语具有“骈体性、凝聚性、书面语性、习用性”等重要特点。认为“成语的风格具有浓重的书面语色彩。这种风格色彩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与成语形成、发展的历史，成语的结构特点和语义特点是分不开的”。“很多成语来自古代的文献典籍，保留了古代语言的风格特点。秦汉时期尽管言文一致，但那时的书面语也是口语加工形成的，加上语言的发展，现在一般人很难读懂那时的语言。因而那个时期形成的成语，今天的人看来自然有一种文雅、庄重甚至深奥的感觉。自魏晋以后，汉语的发展出现了言文分家的现象，宋元以后更加明显，但书面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上古汉语的结构特点。所以，尽管产生于魏晋、宋元时期文献上的成语，仍然保留有秦汉时期的语言风格。即使那些产生于当时人民门头语言中的成语，也多半是从古代书面文献保存流传下来的。这些成语，一则因为当时的口语同今天仍有很大距离，二则因为经过书面加工，也保留了较为浓重的古代书面语的风格。而今天新产生的成语，则在语言类推规律的作用下，仿造古代的格式和组合规律，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古代书面语的风格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成语，在风格色彩上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这就是文雅、庄重、严肃的古代书面语风格”。王勤《汉语熟语论》（2006版）认为，“成语大都是来自古代文献，其语体风格至今仍保留着书面语的庄重、典雅、文绉绉的风貌。在构成上大都保留着古语词、历史词和古代语法结构。如，退避三舍、明正典刑、被发缨冠、唯命是听、亡戟得矛、高文典册、不稼不穑、瓦釜雷鸣等。这与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俗语具有通俗、平易的风格迥然不同”。

⑤温端政先生的这一观点已为不少人接受、采纳。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版的《中国成语大辞典》(2006)就放弃了前一版的主张，把原版中“非四字”成语全部去掉了，整部辞典所收的成语都是四字结构的。

⑥温端政主编《汉语语汇学教程》（67页）认为，汉语通语的成语有雅俗之分，“成语里除了雅成语外，还有俗成语”。雅成语有三个特点，一是“来源于书面语系统”，二是“多文言成分，包括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三是“通行范围上，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俗成语来源于口语系统，有的来自古代口语系统，有的来自近代或现代口语系统；在构成成分上多白话成分（如‘三长两短’、‘一穷二白’、‘千秋万代’等）；多通行在群众的口语里。俗成语属于俗语”。

⑧请参见温端政《汉语语汇学》第一、二章。温先生认为，词是概念性的，语（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是叙述性的。汉语语类的划分，首先应“根据语的叙述性特征分类”，把语分成表述语（谚语是典型的表述语）、描述语（惯用语是典型的描述语）、引述语（歇后语是典型的引述语）三类，其次再分析成语的性质。认为成语在形式上具有二二相承四字结构的特征，但在内容方面没有自身的特征，有的成语具有表述性（如“唇齿相依”），有的成语具有描述性（如“唇枪舌剑”），所以，成语就是“二二相承的描述语和表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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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语方言中成语的性质_方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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